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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识君按：共识网联合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期线下读书会——“重思胡适”圆满结束。读书会现场，高全喜、许章润、任剑涛三位嘉宾做了相当精彩的发言。现摘录部分，以飨读者。全文请戳最下“阅读原文”。

胡适先生

任剑涛：胡适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

1980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化热、传统文化热、现代文化热，持续不断，但到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化究竟会有个什么出路的问题，心里还是没有数的。

尤其是我们在座的三位，在1970年代末进入大学，亲历了整个改革过程。但是我们骨子里流动的文化基因，严格说来是文革的东西。不同于现今的极左派，我们三位都是在与自己文革文化基因战斗的学者。

为什么有些夸张地使用"战斗"一词呢？原因在于，我们骨子里流动着的，实际都是文革的血。我们不与之战斗，就会轻而易举地陷进极左的泥淖而难以自拔。

我们成长在一个唱红打黑的时代。我们的小学、中学都在唱红打黑，唱红不用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国际歌》，都是红得不能再红的歌了。打黑打谁呢？打地、富、反、坏、右，比现在打黑的范围广泛很多。

我们骨子里流动着的都是红色血液，充满着斗争精神。但我们深知，中国是无法用这种斗争精神来解决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等种种问题的。对之，必须用胡适精神加以超越，才能促使国家走上健康的现代发展轨道。

许章润：适之先生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惟微惟危，给我们今天处理学术与政治、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纠葛，提供了一道足堪借鉴、还算赏心悦目的亮丽风景。

台湾，胡适与蒋介石

我曾经讲过，蒋、胡二人，生值一个青黄不接、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看，既非传统政治中的君臣，却又分明是君臣；另一方面看，既非真正共和新民与元首，却又是新时代条件下共和国里的总统与公民。这样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难乎其难。

在此，可以说，他们二位把君臣之道做尽了，做到极致了，做到了那个时代条件所能准允的完善的地步了。

刚才剑涛讲到蒋介石心中恨他，于日记中发泄，不难理解。毕竟，这样一个专制、极权的总头子，官僚资本和权贵阶级的寡头代表，对于自由主义旗手、新文化的"领班"适之先生看不惯，或者，雅不欲其另立山头，素王也，而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却终身容忍，基本恪守界限，后者也才终于万里归适，死而后已，这才叫佳话。

适之先生没有滑到左翼激进革命暴动那一脉，亦非以"国师"自恃，只管立场，不问价值，毋宁，以在朝为国却不丧失信念，在野治学却永葆批判精神这样一种艰难的立场，维持着二人的关系，其实彰显的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学术思想和现实的政治势力、以及君臣之间等等诸如此类关系中的张力，不仅得力于自家的定力，也获益于对方的雅量。

各位，他为我们今天如何处理读书人、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榜样。所以，在这一点上，适之先生一生行宜，昭示着并且较好处理了刚才我所讲到的君师关系、德位关系和理势关系等二元紧张，一个过渡时代的动人图景。

各位知道，过去讲知识分子、读书人、士大夫代表了"德"，而现实的君王和官僚体系代表了"位"。位者，世俗之势力也；德者，超越精神与人类理想也，用中国老话来讲，就是经史义理、诗书文教和王道伦理。

因此，以德抗位，从道不从势，君与师两分，是古典中国一以贯之的精神理念，也是中国文化秉持超越精神而巧妙调理世俗政治的一种能力。我相信，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适用。

东林书院：明末东林党人的大本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在政治势力面前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姿态，不失批判立场，恰恰洋溢着传统读书人的气节。

与此相反，新儒家群体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出现讨好现实政治的趋势。至于新左派，特别是理论左派，仿佛从来都是"别动队"。我想，他们要好好向适之先生学习，好好在此汲取精神养料才是啊！

主持人：谢谢许老师。接下来有请高全喜老师。

高全喜：在此，我想说一个问题，即我们要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者做出重大的区别。

新文化运动那一拨学人，以胡适为代表，他们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这样一条道路，他们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一点，我们今天在台湾就可以得到印证。去过台湾的，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生活属于一种古典的现代性生活。有传统，有古典生活，但是确实又是现代的，洋溢着现代精神，科技、文明、伦常，政治也是的，现代政治、民主政治，立宪政治。

我近来一直在文章中使用"古典的现代性"这个词汇，我觉得，通观英美和中国的台湾，还有日本、韩国，他们都属于这个现代性的谱系，现代性融汇了古典性，所以至今也都是生机勃勃。中国今天似乎是已经沦陷了，还好我们还有台湾，现在应该是重新恢复传统的时期了。

但是恢复传统，究竟是以何种精神来恢复传统，显然，不能采取复古主义的反现代方式，只能是通过现代性来恢复传统，有人以一种保守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很多所谓的新儒家，他们通过拒斥西方现代性来恢复传统，对此我是不赞同的。

我认为胡适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现代的精神，尤其是现代的自由精神。

所谓现代性，主要的是指自由、民主，这是一个现代生活最根本的根基，也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没有一个自由的政体，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哪有现代精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胡适所开辟的这样一个古典的现代性，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新传统，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可以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抗拒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想意识的坐标系：

第一，拒绝红色的激进主义的所谓现代性，因为红色的东西是苏俄的现代性，那是一种走向极权主义的现代性逻辑，时下一些政治理论家跳出来还在为这种专政主义的政治辩护。而胡适先生不媚于权贵，自由人格，坦坦荡荡，这是做人的基本风范。

第二，对那些企图在旧伦理中义理的原教旨主义，也是一个警醒，传统中的有些东西死掉了，因为它们没有生命力，古典的现代性，其发扬的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是活出的传统，对于这个传统，我们不但要心存尊敬，抱有同情，而是它们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是水乳与共的。

胡适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自由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义又拒斥激进的革命主义，它在一个基于现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汇了传统，继承了传统，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变，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思想的正道。

主持人：谢谢三位老师。下面的时间交给现场的读者。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对胡适之前是崇拜的，后期是批判的，胡适眼中的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任剑涛：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简单归纳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一个政治家跟一个学问家的冲突和交汇的关系。

毫无疑问，当年胡适作为五四或者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是毛泽东非常崇拜、敬仰的人物。在北大有所交集，但相交不深。毛泽东当时对胡适的景仰自不在话下，而胡适当时对毛泽东的扶持也相当明确。

许章润：他一个北漂青年，一个月拿八块多钱，适之先生是文科学长，风云人物，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北漂青年到人大想跟剑涛你勾兑，你能跟他勾兑吗？（笑）

任剑涛：这是毛泽东跟胡适的早期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屌丝"和一个"领袖"的关系。

到了后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0年代后期，毛泽东作为威震中国的政治枭雄，有一小天下的气概。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处理的核心任务是，树立作为新的政党政治权威以及建国的思想权威。胡适是民国的现代思想权威。两种不同权威的遭遇，正好与两种国运的走向叠合，走向不言而喻。

话分两头。首先是1948和1949年阶段，当时中国政局发生剧烈转变，毛泽东曾经圈定的一个挽留重要统战对象的名单，胡适赫然在列。但胡适没有接受毛的挽留。

当时国民党也开出了一个类似名单。但胡适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前往台湾。作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胡适拒绝成为政权转手的政治符号。

试想，胡适留在大陆，一定会增加知识分子批判运动的戏剧性。那些留在大陆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像陈寅恪那样的人没有接受洗脑，大部分人都悲壮的变成了新政权的思想奴隶。

知识分子批判运动

1949年以后，胡适恰成政治认同的反面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当然会从早年的崇拜者，变成晚年的敌对者。不幸的是，胡适1962年去世，没有机会继续观察事态的演变。

不过，这里是很有趣的是，中国现代合理化政治即立宪民主政治乏善可陈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政治取得中国基本权力面，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却将自己思想的衬托者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大致是因为激进主义者如毛泽东想"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中国问题。当他认为自己"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了中国问题的时候，当然对曾经在思想上敬仰的胡适，就会变成在政治上的仇视对象。

这一重大转变也是合乎逻辑的。至于毛本人和胡本人的相互评价，意义不大。在某种意义上，与其欣赏他们的相互爱怜、惺惺相惜，不如看到其间蕴含的是建国选择的两条道路、两种品格。

历史的书写很简单，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中国道路，以及他们晚年所寄居的两个政治实体的走向，已经呈现了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问题的答案，这多少有些让人冰凉的感觉。谢谢！

高全喜：我先说为什么胡适先生最后没有留在大陆，你刚才说胡适"聪明"，这是你随口说的，我觉得这里不是胡适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一种本质认识，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必然选择。为什么呢？

因为对社会主义苏联，他30年代还有一点欣赏，但是很快就不赞同了，相对来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乃至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抱有赞赏的认识时，在中国学者或者中国文人里，只有徐志摩有过非常清醒的判断，就是苏联的道路不是一条好的道路。

适之先生从欣赏很快就转向了否定，由此他曾经写过文章，专门论述甲乙两种不同的政党。他指出，一般的现代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但是那种政党政治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政党，这种甲党，与苏联的乙党，虽然都是政党，但却是两种政治事物。

由此，我们看到胡适对于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建国，有着清醒的认识。四十年代很多所谓民主人士都到过延安，胡适从来就没有去看看的想法，他已经认识了这个本质。

到共产党三大战役取得了胜利，在大陆建立了政权，对此，他是必然要离开的，因为这不是他认同的政治。

但是回过头来看，胡适的这个选择显然是正确的，至少，他的一生，保持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我最敬佩胡适先生的，也在于此，他的人格尊严从来没有被羞辱过，这对于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有多难得。

网载 2015-05-14 21: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