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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随即改变战争策略，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高级领导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最终演出一场叛逃重庆，向日本投降的丑剧。谁能想到，那个于1910年潜入京师，刺杀清廷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的热血男儿,30年后，在民族存亡危难之际，竟甘心认贼作父，做出了天怒人怨、丧心病狂的卖国之举！谁能想到，一个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多职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以其职位至尊，竟然会去扮演一个万人唾弃的"汉奸"角色。汪精卫投敌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汪精卫投敌一案中为什么会有一些令人费解的疑点？汪精卫投敌是不是有人刻意为其挖掘的陷阱？下面本文将对以上疑问作以下一些肤浅的分析。

一、对汪精卫投敌原因的研究回顾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汪精卫投敌原因的分析主要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展开：
1、外部原因：汪与日、蒋以及共产党之间的三种关系
第一，汪与日本的关系。汪精卫的投敌是其不断受到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而逐步酿成的。⑴（具体内容略，下同）
第二，汪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反共"是汪精卫卖国的原因之一。汪精卫仇恨革命，仇恨共产党到了疯狂的程度，为了反共，他不惜卖国。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汪精卫之所以出走"投日"，实是犯了"恐共"之病。当国共再度合作时，汪精卫的"恐共"病又再次发作，这也成为促使其投日的因素之一。⑶
第三，汪与蒋介石的关系。汪精卫投敌与蒋介石之间倒底有无关系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汪精卫的出逃乃是国民党政府运用的缓兵之计，是汪蒋二人合唱的双簧，目的在于麻痹日方，为战争准备争取更长的时间。此观点论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接受以下两种说法：一是汪蒋之间的政策分歧，汪企图夺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是其通敌卖国的主要原因。⑷二是蒋介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此说法较含糊，具参原文）⑸。
2、内部原因：汪氏个性心理
对汪精卫投敌内部原因的分析在90年代以前较为简单肤浅。主要认为汪的投敌是其民族失败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⑹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其性格的懦弱自卑方面。不过，对汪氏性格与其投敌关系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在90年代以后。
9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相关史料被不断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也由于心态史学的兴起，人们更注重对汪精卫性格的研究，注重探讨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⑺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汪氏投敌案中一些疑团的浮现，一些学者将汪氏投敌与蒋汪关系联系起来考察，进而提出所谓"陷阱"说，即认为汪之投敌在很大程度上缘与蒋介石为其挖掘了陷阱，是蒋介石玩弄权力，打击政敌的结果。
综上所述，对于汪精卫投敌现象，人们作了种种解释。毫无疑问，反共、媚日、对抗战缺乏信心以及个人权力欲望的恶性发展等，这些都是促使汪精卫走上叛国之路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一些官方秘密档案的不断出现，以及其他史料的重新发掘，人们仍有必要对汪氏投敌案中的某些疑点重新加以审视，有必要对汪精卫其人的个性心理与投敌动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二、汪精卫投敌一案疑点纵览

在汪精卫投敌案中，存在许多令人费解、扑朔迷离的疑点。这些疑点无疑是澄清历史真相的重要环节。
1、汪精卫叛逃重庆时，蒋介石是否知道此事
冯玉祥在《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到：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座谈会召开之际，当在座的人议论起汪精卫出逃一事时，就有人嘀咕："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唱双簧。"
冯玉祥就此提出他的疑问："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往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交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的到的。所以汪精卫到南京组织政权，说蒋介石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蒋和汪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⑻
揆诸有关史实，可知冯玉祥的回忆有不准确之处。如：陈璧君是与汪精卫同机离渝的，而不是提前两周先行启程的。另外，他所提到的"那时重庆的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控制"也不准确。其实，当时国民党政府尚未建立民航检查机构，部分航空检查业务由航空委员会承担。当然，是否因此就能断定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此事？显然不能。因为此时戴笠的军统局虽然还未控制重庆交通，但在战时期间，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忽略掉航空这么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而事实上军统在机场一直布置有"暗桩"。这一点在周佛海的回忆中也曾提及："那天，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鸣等赶到了，仅携着简单的行李，一到机场立刻登机，派在机场负监视责任的保密人员，平常照例要查验搭客渝手续，但是他们对汪先生尽管感到突兀，不敢问，也不敢阻止，飞机飞航在即，连保密人员向上级请示的时间也没有，起飞时间到了，汪先生很从容的脱离了重庆。"⑼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汪乘飞机离开时，蒋介石是不知道的，因为汪来的突兀，保密人员没有时间请示上级。但是飞机起飞后，军统的暗线照情理是会向上级报告的，尽管如此，他们难道丝毫不感到奇怪吗？张庆军、刘冰在《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汪等上飞机甫始，戴笠就接到了情报，他找到蒋介石近辰唐纵。唐纵即打电话给蒋介石（当时蒋仍在重庆），但是蒋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没有做任何指示，仅在喉咙里咕嘟了一声，表示知道了。"⑽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家在写《汪精卫如何能逃离重庆》一文中曾提到周佛海的回忆，其中有一句是"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了……"有人即以此作为蒋不在场的证据。其实此处与事实有误。汪精卫一伙原先将出逃计划定在12月8日，原本是根据蒋介石行动日程安排的，因为那时蒋应该在桂林为策划华南战事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但是后来蒋介石突然回渝，召开自迁都重庆以来第一次国民政府首脑会议，这样一来，汪不得不改变叛逃日期。后获知蒋将于18日区西安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汪即将日期改为18日，拟与蒋同时出重庆城。但是，不巧，蒋介石18日去武功的计划，因陕西方向天气原因，飞机无法起飞。蒋是在20日才由重庆出发到达武功的，而汪18日离渝，19日离昆，蒋都在重庆。按理说将是知道了汪离开重庆这件事的，可为什么态度又会如此冷淡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从汪精卫18日到达昆明，到19日下午两时半左右，素来老谋深算的龙云连续向重庆发去三封电报，说明汪的情况。据国民党官方记载，蒋介石是于21日在陕西武功才接到龙云的电报的。这么重要的消息，竟无故耽误了几十个小时，这又非常令人费解。因此，一种合理的推测是：蒋介石故意延误知道的时间，好让汪精卫能够顺利逃离，并制造其不知道的假象。否则，蒋介石完全有能力阻截汪。
2、扑朔迷离的"和内刺汪"案
以前史学界一般对刺汪案没有什么疑义,但近年来已经有人提出疑问,下文就此略加陈述,并给出笔者的分析。
其一，刺汪行动的特务组人员复杂，来自全国不同的区的特务组织，互相不了解，配合不默契，属于"临时编组"。这样一个重大的行动，作为军统头子戴笠何以派出如此阵容？
其二，戴笠最初下给特务的工作任务是：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多方侦察汪派的活动。1939年元月中旬，戴笠与行动组长陈恭澍等人已到达河内。他再三叮咛："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⑾但综观此次行动，倒让人有雷声大，雨点小之感。戴笠走后一段时间内，特务们根本摸不清汪精卫在河内住的地方，当然也就谈不上监视了。不久"戴先生自重庆打电话来，说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经径去欧，是否有此迹象，速即速报。"⑿但特务们却一筹莫展，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说："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谈话，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⒀
戴笠走时，交代陈恭澎单线与一位"特殊人物"联系，特别嘱咐："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请办理。"⒁这位特殊人物，"带着几分神秘色彩"，陈恭澎始终不知其底细，甚至不知道他姓什么，只是假定他姓"徐"。经"徐"先生介绍，又有一位魏春风居间联络。魏春风的女朋友有一个亲叔伯哥哥是警察局的，恰巧就被派在汪宅附近巡逻。陈恭澎等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特殊人物"安排的。而陈恭澎自己却不清楚是巧合还是事前安排好的。
其三，特务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汪宅，多日监视，但对其中众多的男女老少都不认识，只知道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至于汪和日本人的活动，还是通过"徐先生"从"法国朋友"那里打听出来的。据说有两名代表日本军方的军官，与汪精卫联络，但这种情报来源都不是直接侦察来的。 其四，戴笠后来又陆续派到河内的几位特务，其中担任侦察任务的唐英杰，是个"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的角色。以后"一口咬定汪精卫夫妇住在三楼那间的"正是此人。提到此人，笔者认为其大有可疑之处。在刺汪计划执行期间，唐英杰曾无故溜出去。去哪儿，别人不知道。责备他不该私自溜出去，他却满脸痛苦的说肚子疼，刚才是出去买药的。附近没有药房，因此误了时间。笔者大胆假设，唐英杰出去乃是向戴笠汇报情报。不是说戴笠那时不在河内吗？据陈恭澎回忆，戴笠只去过河内一次，而且是与他和王鲁翘一块去的，并且只呆了两天。但事实上，河内刺汪案结束后多年，有人披露戴笠曾数次赴河内指挥调度。不过，当时陈恭澍一口否认。后来国民党撤离到台湾，陈恭澍与当年行动组成员曹师昂遭遇，从他嘴中，才知道戴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确实去过河内，而且还不止一次。 另外，河内刺汪计划的"失败"关键是唐英杰寻错了房间，这么重要的人物唐也会失误？这实在让人费解。 戴笠的重要助手沈醉曾撰文说："河内行动组出动的当夜，因曾仲鸣的老婆临巧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件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一房间内去了。"⒂ 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况，可以推断出有不合情理之处。曾做过汪伪中央委员会的金雄白50年末以朱子家的笔名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对当时的住宅进行了真实的描写。"高朗街27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邻的后面两大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室的中央部分。中层：向北两大间，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楼梯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右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微女士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的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一室相毗连，而曾仲鸣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丈之遥。"⒃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27号楼座南朝北，也就是说三楼西南的房间才是正房，条件与采光也是最佳，三楼有四个房间，朝南的两间之间有门相通，右面一间既让与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那么隔壁者，自然汪氏夫妇最合适。而且此房带有晒台，面对花园，理应为主人居住。如若汪与曾换房，则应该是汪住北屋而曾调至南屋才合乎情理。
还有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汪住北面，曾住南面，据沈醉说："恰巧曾妻于头天到来，两人故换房。"⒄而据陈璧君在大陆解放后，在监狱中供称："我与曾妻在三日前，刚由香港前来看望他们"，⒅河内刺汪行动发生在1939年3月21日（原定为3月22日夜间11时，因魏春风报告说汪突然偕同全家准备到，故陈恭澍提前改变了计划），如换放房应是三天前的事（以陈璧君的回忆较为真实），即从3月18日起，北房即是曾住，而唐英杰出动侦察日期是3月19日和3月20 日两日，为什么会把曾当作汪呢？ 汪精卫的近侍、亲信萧南文称："寓河内时，汪昼夜曾仲鸣房间看书写字（曾房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为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⒆这样来解释找错房间的原因也是牵强的。因为唐是夜间行动的，且亲自登上楼顶，双足勾檐，倒挂卷帘向内窥探，汪夜间不在曾的房间，唐又怎么会认错人呢？ 无论如何，看错人是没有理由的，除非是唐英杰故意搞错。也就是说，这次河内刺汪的主谋并非真想让汪死。 其五，笔者认为3月21日的刺汪行动，实际上有两组人马实行。据陈恭澍回忆：他坐在车上等待接应时，只听见两回开枪，第一回为三枪，其中后三枪应是王鲁翘刺杀"汪"所放的枪。但据陈璧君回忆："我与曾妻子在三日前刚由香港前来看望他们，是夜全家伤的共有六人，曾中数十枪，方也中三枪。"⒇朱子家也有回忆："其（指曾仲鸣）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曾的夫人方君璧也身中数枪"21那么曾身上多余的子弹从何而来？方君璧那三枪又是由谁而击的？自第二枪响过后，到陈恭澍接应王鲁翘上车，期间不过几分钟，加上延误时间，也才十多分钟，陈即驾着车子离开高朗街，而汪宅上下是在刺客走后30分钟左右才出来报警，这中间，是否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一切的一切未免太蹊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整个行动。有人提出：河内出现两批人马，是因为戴对陈不放心，因为刺汪毕竟是大事。但是，当戴发现陈杀错了人，为什么没有将计划进行下去，将汪杀死，而是将半死不活的曾及其妻刺杀死呢？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似乎汪不该死，其不该死是蒋让其不该死。其理由是什么呢？很简单，汪逃至河内，发表《艳电》，但与日本还没有更多的勾结。倘若蒋秘密暗杀了汪，恐被人说成"不仁"，公报私仇。故蒋向汪进一步拱卒，让起尽快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到那时，不用蒋亲自动手，汪早已湮没于人民的声讨中，他再想翻身就难咯！ 3、高宗武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上面的分析还不足以断言汪精卫的投敌是蒋介石有意设计的陷阱的话，那么考察一下汪蒋之间的关系，当能够证明高宗武确实是蒋放出的诱饵，是一个具有复杂背景、身负多重使命的多面间谍，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更清楚了。 高与蒋的关系之深不亚于汪。作为僚属，他在汪手下仅干了两年，汪于1935年在南京遇刺后，双方几乎就断了联系。而蒋领导他的时间还更长一点。 西安事变以后，汪回国，位虽高而无实权，高的直接上司是张群，行政院则由孔祥熙执掌，他们姓蒋不姓汪。在行政关系上，高与汪毫无纠葛。 高与蒋的关系还有一点可以作证，作为一名外交部中上层官员，还算不得天子重臣，又不是近侍，蒋却亲自为其操劳亲事，月老作伐。单从这点看，已属不寻常了。 抗战以后，高尊蒋命与日展开交涉，与蒋的联系较汪更为频繁。从现存材料看，他多次受蒋接见，接受任务。相反，与汪的联系似乎并不多。汪陈虽然主和，却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而蒋汪矛盾激烈，精于事故的高在最初自然也避免与汪多接触，以免嫌疑。 蒋对高的信任是无庸置疑的，否则，蒋不会选他担任此重要使命。可是，为了遮掩痕迹，蒋又常常放出风来，阻止高离开汉口，似乎高与日本交涉与他无关。而事实是：高每次出行，也都蒙蒋批准，堂而皇之，甚至夫妻联袂。当有人汇报高行踪时，蒋又都不置可否。如高属私自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有相当职位的政府官员私赴敌战区，甚至敌国首都，这也属叛过之举，蒋为何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甚至还开绿灯，私下照拂关注备至。 再退一步讲，假若蒋早真想脚踏两只船，对求和抱有某种希望，而高又确实背叛了他的初衷，明修栈道，为汪牵线搭桥，这将是从根本上损害了他的意愿和利益，却为何在明了这些情况后，还依然听任高恣意妄为呢？而高究竟又有多大的胆量，特别当他去日本活动的结果已大白于蒋介石面前，居然还敢再临汉口，面见蒋介石吗？ 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高所作所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会有恃无恐，所以才故弄玄虚。 以前很难找到直接材料能够证明蒋介石有逼汪精卫落水之嫌，这丝毫不奇怪。对于胜利者来说，或者更明确地说对于以儒家正宗传人自居，标榜"仁"道的蒋介石，能让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存在吗？现在我们只能从现存材料中分析，找出疑点，找到答案。有一点可以指出：再将汪精卫投敌认为是汪精卫本人一相情愿是不客观的；另外，蒋介石极力想表现出对汪投敌一事的无知，惊讶，但很多材料却能间接直接证明蒋与此事脱不了干系，蒋在汪投敌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从新考量。笔者以为，蒋是有意掘陷阱让汪往里钻。
三、蒋介石设计谋汪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并非一开始就有意设计谋汪。这套谋汪计划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及汪精卫的一意孤行，蒋介石将计就计而最终出炉的。 1、"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蒋汪二人的共同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的侵华行动日趋嚣张，把一再妥协退让，委屈畏 的国民党集团，逼上了悬崖绝壁。于是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谈话，表明了态度："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解决的最低立场是："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害，华北的监察行政组织不容改变；中央所派官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等等"。22汪精卫也发表讲话，声称"国难如此严重，救国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23
二人都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但很可惜，二人均表里不一，各自心怀鬼胎。蒋介石明战暗和，"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他看来"和"固然于国于民均有好处，但"和"的条件是明确的，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有失民族尊严的事，他是不会去做的。而汪精卫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始终一心向和。九一八事变后，他公然宣称："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也幼稚不完善。"24虽然在庐山上他也做出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姿态，但那不过是碍于群情民愤不得已而为之。但在暗地里他却依然畏敌如虎，对抗战前途摇头叹气。可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虽然是二人的共同理念，但二人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就预示着在抗战道路上二人所走的方向有所不同。 2、陶德曼调停失败后的国民党政府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这给中国求和派带来了幻想，也给蒋介石带来了停战的希望。他明确表示：德之调停，不应拒绝。但后来终因日方开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而遭蒋拒绝，调停归于失败。此时在国民党政府内泛起了不小的涟漪，使"战""和"两派之间的政策分歧趋于明显化。当周佛海从陈布雷那里得知调停也无希望时，顿时跌足捶胸，汪精卫也无限失望，认为痛失良机。这才出现周佛海向蒋介石建议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并推荐高宗武负责收集日本情报的那一幕，实则是派高宗武收集私人情报。其实，高种武何尝要周佛海推荐。高宗武这匹千里马，虽然是汪精卫旧相识，但他的亚洲司司长一职，却是蒋介石破格提拔的，因而高对蒋有感恩戴德之情。就这样，高这个"人才"被蒋挖了过来，且秘密受命打探日本虚实。从表面上看，是汪派骗过了蒋，但究其实却是蒋将计就计，从汪派手中抢夺了"和谈"的主动权，原因是高宗武向蒋告密了。据《陷阱》一书称，蒋介石也希望这场战争不要打久，打得伤筋动骨，让共产党的势力得到壮大。但是日本人的条件又太苛刻，只怕答应了立刻就要被国内浪潮推翻。如若讨价还价，以目前的形式，以他的身份也势难实行。如果暗中交涉真能获得意外的成功，只要将高宗武握在手里，到时他蒋介石再出来坐享其成，可笑汪精卫、周佛海则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空劳一场。
3、日本提出不以蒋介石为对手，高推汪出马，蒋将计就计
1938年5月26日，日本近位内阁改组，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声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野心，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日本愿考虑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名。
6月，高宗武秘密去香港，后来又由香港秘密赴日，这是奉谁之命呢？据周佛海日记中记载：6月5日："晚，武兄来，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25
可见，此翻高宗武的赴日活动仍然是蒋安排的。这次赴日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近卫声明的情况，且表示目前需要日本做的只是稍加忍耐，修正近卫声明，和平仍然是有希望的。因为在此前的近卫声明中，日本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使蒋感到不安，故蒋介石派高宗武打探近卫声明虚实。
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消息：中国方面的"和平派"正在聚集着力量，特别是周佛海与汪精卫已开始联手。如果说蒋介石的态度稍有含混，汪则无可置疑地趋向和谈。
有人认为，高向日推出汪精卫，乃是蒋故意让高这样做的，这正是其将汪推上"汉奸"道路的第一步。笔者则认为此论不确。蒋介石虽然一开始就和汪玩把戏，只不过也仅仅停留在坐收渔利这一层。其布置陷阱，将汪推向叛国之路的计划此时还未想到。这主要是因为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确实令蒋介石政权感到不安，这势必会使蒋的江山产生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下蒋是万万不可能想再将汪推向日本的（当时中国战事连连失败，国民党内"主和派"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将汪介绍给日本，无疑会增强其影响力）。
这是高宗武塞进的私货，一方面他一直游离于汪蒋二人之间，另一方面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其内心更希望从外交"和谈"上来解决中日问题，正是在此情况下，他推汪上马了。
日本对汪产生兴趣，立即写信给中国国民政府，汪得知此事后，暗自高兴，但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说要将此信给蒋看，目的是向蒋施加压力，促使其与日和谈。可见，这时虽然汪在秘密派高与日交涉，但叛逃之念还未有。蒋介石看完此信，确实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真的看上了汪精卫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立刻计上心来，既然如此，不如将计就计。蒋介石清楚的看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其开出的条件，蒋是不可能答应的，和谈之路已无法走得通现在抗日虽然连连失利，但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是正确的，战争前途还是乐观。既然汪精卫仍一意孤行，违背民族意志，何不利用其民族失败主义，使起走上投降之路其必然会受到人民的声讨，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蒋介石是很清楚的。这个政坛上的宿敌不废一兵一卒就消灭掉了，何乐而不为呢？
蒋介石打击政敌的陷阱由此形成。以后便是故弄玄虚，搞德汪精卫忽喜忽悲，让其一步步走入这陷阱中，最终酿成了汪精卫叛逃重庆的那一幕。
4、汪精卫进退两难，蒋又拱一卒，逼汪投入日本怀抱
汪精卫逃到河内后，一直蛰伏不动，与日本人也没有进一步的勾结，所谓叛迹未显。所以蒋又拱一卒，逼汪投入日本怀抱，这就是扑朔迷离的河内刺汪一案。

四、历史所留下的思考

汪精卫终于如蒋介石所愿投入了日本的怀抱，而日本也正如蒋介石所认为的，根本不讲信用，和谈条件越来越苛刻，倘若有民族骨气的中国人，当毅然归国，向天下认罪，总之绝不能接受这些出卖国家利益的和谈条件，可汪精卫缺乏民族骨气，缺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他默认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已伦为名副其实的汉奸，其以后的倒行逆施，种种暴行更不为世人所容忍。
垂钓饵、挖陷阱、设圈套，蒋介石一步步将汪引上了叛国之路，但我们不能将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完全归于蒋介石的陷害和逼迫。一个是有意设计，一个是一心向往，魔由心生，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假若汪精卫身正心端，晓民族大意，辨奸贤之分，又岂能让蒋介石牵着鼻子走呢？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向前，然而汪精卫的投敌给后人以不断的思考。汪精卫的可悲下场启示人们任何时候民族气节都不能丢，在国破家亡之时，也要记住于谦的这两句话："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注释
1) 黄美真，张云：《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982年第６期
2) 沈家善：《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探讨》，《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3) 柳蕴琪：《汪精卫通敌卖国原因初探》，《贵州大学学报》
4) 同1）
5) 同2）
6) 肖书椿：《试析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7) 转引自冯玉祥：《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刘华明《汪精卫出逃探微》，《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8） 、9）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页
10）张庆军，刘冰：《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1）、12）、13）、14）、15）张庆军，刘冰：《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版第259 页
16） 转引自朱子家：《汪精卫的开场与收场》，张庆军，刘冰：《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中国 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17）、18）张庆军，刘冰：《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19） 张庆军，刘冰：《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 页
20） 同17）
21） 朱子家：《汪精卫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 ，香港春秋杂志社１963年1月第21-24页
22） 苏宗辙：《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23） 转引自《申报》1937年7月17日，黄美真，张云：《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982年第６期
24） 《国闻周报》第９卷，第13、16页
25） 转引自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26页，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

参考书目
1)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朱金元、陈祖恩：《汪伪受审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何卓：《汪精卫集团沉浮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张庆军，刘冰：《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网载 2015-05-03 12:3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