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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另立中央”的非常事件。分别是1931年罗章龙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人称“第二中央”），以及1935年红军长征时张国焘在马尔康卓木碉宣布自行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另立中央行动。最早搞“另立中央”的罗章龙其事，许多人尚不知晓，一些人甚至不知罗章龙其人。罗章龙第二次来找唐宏经时，已经发生了何孟雄、林肖南等被捕事件。罗章龙当时对唐说：“我们认为很可能是王明一伙告密。”

1924年2月，毛泽东、罗章龙等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一张鲜为人知的合影，其中有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大员。左起第一排：一邓中夏、六为胡汉民、七为汪精卫、十为向警予。第二排：四为叶楚伧、五为王荷波。第三排：二为毛泽东、四为沈泽民、七为罗章龙、八为恽代英、九为邵力子、十为戴季陶 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新民学会” 其实，罗章龙是中共早期很有名的领导人之一。其之所以有名，在这次“另立中央”行动之前，就可举出若干点：其一，毛泽东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也是着名的“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二，“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的几个为首参与者;其三，建党前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就是由他与李大钊一起介绍入党的;其四，着名的“开滦大罢工”和“二七”京汉大罢工的领导者。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原名罗敖阶，字仲言，又名“纵宇”、“晕云”等，因其写文章时最常用的笔名为“章龙”，故人皆呼之为“罗章龙”，后干脆废原名用此名。 罗章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其实两人在中学阶段即已相识并成为朋友。据罗章龙回忆，他与毛泽东的相识颇有色彩。 其时，毛泽东就读于“一师”，罗章龙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两校相距4里。“一九一五年在我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湖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很象润之(毛泽东)后来写诗词的字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早期笔名，取自“毛泽东”繁体字共有28笔画。罗章龙看了启事，颇有感触，觉得“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遂按启事内容地址写了一封回信，希望能约见。 “我的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他在信里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言，蛩然色喜。’意思是说，发出的启事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兴。”(同上) 毛泽东在回信中约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因彼此不识，约定“来时毛持报纸为记”。这个星期天，毛泽东与罗章友在“定王台”院子里，从上午9时谈到中午12时图书馆休息为止，整整3个小时，颇为投契，主要内容为以下5个方面：一、当时青年头脑中存在之问题;二、怎样处世做人(亦即革命人生观问题);三、人生的价值;四、宇宙观问题;五、社会改造问题。可以说，这天“定王台”谈话已经孕育了“新民学会”的思想基础。 “新民学会”1917年进入具体筹备阶段，1918年4月正式成立，其时，罗章龙已转入湖南一师。第一次成立大会有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子升等14人参加，地点在长沙周家台蔡和森家里。设了个干事会，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年龄最大者为何叔衡，近30岁。罗章龙说：“新民学会成立后，名义上萧子升是总干事，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 “新民学会”的活动，主要为三项：一、思想革命;二、身心锻炼;三、革命实践。会上还讨论通过了会章。对于“会章”，当事者之一的李维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之父)回忆：“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气。’”(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新民学会”活动前期领导中心在湖南长沙。后期分为三处：长沙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主; 北京以罗章龙及后来亦赴北京的毛泽东负责;巴黎以后来留法的萧子升、蔡和森、李维汉为主。“新民学会”鼎盛期有成员70多人，中共一批着名人物，如以上提及的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李维汉、何叔衡外，还有夏曦、谢觉哉、向警予、蔡畅、易礼容等，皆出自这个“新民学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新民学会”就停止了活动。 “五四”运动为首“火烧赵家楼” “五四”运动爆发时，罗章龙是北京大学文学学院的学生。罗章龙是1918年秋与毛泽东等20来个“新民学会”的会员从湖南长沙乘火车赴京的。他们北上赴京的目的是想争取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这批“新民学会”会员大都去了法国，蔡和森、肖子升等，只有毛泽东和罗章龙留在了北京。本来，在争取到的赴法留学“公费名单”中，有毛泽东和罗章龙两人的名字，但两人都没去，“把公费让给了别的会员”(罗章龙语)。为什么他两人留下，罗章龙说，这是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当年若走出国门，亲眼看看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或许对中国和他自己都是大好事情)。 罗章龙对此回忆说：“后来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润之(毛泽东)和我两人留在北京，为什么呢?开始准备都去，后来详细商量，润之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我们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二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此，罗章龙考入北大文学学院本科就读。毛泽东没考上，则通过在北大任教的湖南籍教授杨怀中的关系(杨在来北大之前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湖南高师任教，算是毛的老师)，进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 1919年春，没有大学学历文凭的毛泽东自认被胡适等北大教授瞧不起，“受了教授的气”，每月8块大洋的薪水也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决定打道回湖南。临行前，毛还对已是北大学生的罗章龙告别赠言：“我们的工作今后一定会发展下去，望努力前进，多多通讯，注意身体。”北大就此成了毛泽东的“伤心地”。报考连个预科生都没考上(毛从此终生痛恨考试，“文革”中干脆把高考取消，让“工农兵学员”直接上大学)，“走关系”进北大图书馆作个地位低微的助理员，却还要受那些拿高薪的教授们的气。北大留给毛泽东的心理阴影，可能也是“文革”开始，毛泽东首先拿北大开刀的原因之一。 5月4日当天，以北大为主的北京各高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学生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着黑色学生制服，手持“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标语的白布旗。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行至东交民巷使馆区，遇巡捕及军警阻挡队伍遂退回原路，经东单直奔“赵家楼”。“赵家楼在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一进去，里面有很多持枪的军警，他们一看队伍汹涌而来，就把铁门关了。于是，我们几个人用人梯的方式，后一人搭着前一人的肩上去，把曹宅临街的窗户打开，有四、五个人从窗口跳了进去，这几个人里有我，有匡日休。院子里面有一排军警，他们没有开枪。我们跳进去的同学首先把铁门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象潮水一样冲了进去。”(《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其时，曹汝霖不在家(实为在家，躲藏在箱子间)，学生们意外擒获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将其痛打一顿。“痛打卖国贼的目的达到了，我们的气出了，感到非常痛快。这时有一个同学把屋里的纸拢在一起，放火烧赵家楼。点火的就是北京国立高师的学生匡日休。”(同上) 错失出席“一大”机会成终生遗憾 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却没能出席1921年7月1日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一大”(也有“一大”是7月23日召开的说法)。因之，他也没成为出席“一大”而列为13名“创建者”之一。反而是，与他一起创建“新民学会”的同学毛泽东，以及后来才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2人，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这次关键会议。而且，还有被他介绍入党的北大学生刘仁静，也作为北京代表之一，出席了“一大”。这不能不说是让罗章龙感到遗憾，甚至遗恨终生的事。其实，他是有资格并且也有机会出席“一大”的，但他却无由来地自己放弃了。 按刘仁静的说法是，“有的同志对‘一大’认识不足，以无暇分身为由谢绝充当代表”。刘仁静这是说的“有的同志”，其中就包括他入党介绍人之一的罗章龙(不过，近年有学界人士及研究中共党史专家另有说法。说是中共建党的“一大”不该是那一次，而是更早的一次。中共后来为了尊毛是“建党创始人”之一，才将1921年7月1日那次会定为“一大”。是否真如此，笔者无深入研究，待考。) 刘仁静也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1918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物理系。“五四”运动当天，他手里拿着棍子，“但没打过任何人”，后来却被人举报，于是与其他高年级学生一起被捕。在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最后无罪释放。受“五四”影响，刘仁静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O年九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我是这个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后来，经过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4辑)。 中共建党时北京地区推选去上海出席“一大”的代表，也是由这个“共产主义小组”产生的。具体推选经过，刘仁静回忆说，1921年暑假，“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第二集209页) 刘仁静后来在另一次访谈中，将罗章龙、邓中夏不愿去上海出席“一大”的原因，归结为“对‘一大’认识不足”，恐怕也是当时实情。其时，刘仁静比罗章龙、邓中夏都小，是低年级学生，入党时间也更晚，算是“小弟”(当时刘仁静被戏称为“小马克思”)，他最后被推选为出席“一大”代表，按他自己的说法也确实有些“偶然性”。罗章龙、邓中夏当时并没什么特别事由，先后都推说“不能去”。深究起来，恐怕确实有其时对出席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这层原因外，还有是不是这次会真是“一大”，恐怕也是其原因之一，否则肯定会去。两人都没被列为中共的“创建者”。 六届四中全会的分歧和矛盾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罗章龙即担任中共北大支部负责人。1921年8月至1922年7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委会书记部北方部主任。在此期间，参与领导了开滦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1926年3月的“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局委员，以后的中共“四大”、“五大”、“六大”均为中委或侯补中委。罗章龙曾代表中共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其后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当选该会的“中国书记”，是中共资深的领导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回湖南不久，即担任中国劳动组委会书记部湖南省负责人一职，就此成了罗章龙的直接下属。不过，两人仍保持着相当友谊，彼此通信不断，据罗章龙回忆：“一九二四年我出国工作时，我所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部长的两部分工作，移交给他(毛泽东)负责代理，我们互相约定经常通信。他告诉我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出国每到一地随时告诉他我的工作情况。这些信中公和私的问题都有，谈工作兼谈私人生活问题等。”(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 1931年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时，罗章龙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主任等要职。 罗章龙与其时王明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层的矛盾，起于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928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图，在苏联召开了中共“六大”，改组了中共领导班子，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共第三任总书记。但无论从能力、理论水平与实际工作经验而言，中央实际权力掌握在李立三手里，并逐渐形成了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由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对向忠发、李立三两人对共产国际所持对抗态度引发强烈不满，共产国际领导人指令中共中央(那时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并提供经费)连续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主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即停止并批评“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则主要解决组织问题，也就是对中共领导机构进行清洗和大换班。 为实现彻底改组中共领导班子，并将自己信得过并一直看好的“后起之秀”王明等扶上台，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乌克兰籍犹太人“米夫”(原名迈克尔·费尔曼)不惜路途艰险，于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来到上海(其时，中共中央等重要机关均秘密设于上海)，亲自督阵，筹划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过一个月的活动及分别找人谈话，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召开。 会议地点在上海定武路修德坊6号，一幢有着青灰色德国尖顶的小洋楼。这是中共中央的一处秘密机关，由中央特科属下的“红队”负责现场警卫。米夫为保证全会按其预想轨道进行，事前作了一系列精心准备。他抵达上海仅几天，就以“太上皇”身份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强行通过了《关于取消陈绍禹(即王明)、秦邦宪(即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正式为王明等人“平反”，为其今后上台奠定基础。政治局会议上，在米夫高压下，中共中央被迫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副标题是《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其内容不仅夸大“立三路线”错误，而且将几个月前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也一起予以否定。米夫还一手包办，代中共中央拟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不仅如此，米夫还亲自圈定出席四中全会与会者名单，以及新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令人吃惊的是，米夫圈定出席四中全会的37人名单中，一些现任中委和候补中委(其时均身在上海)，不在其列。而包括王明、博古、沈泽民、王稼祥、夏曦、柯庆施等在内的15人(均不是中央委员而是所谓的“莫斯科派”或“王明派”骨干)却赫然出席。更为荒唐的是，米夫决定，王明等15人作为“列席代表”，也享有表决权和被选举权。由此，也开创了中共党内凭借手中权力，可以任意玩弄组织原则的恶劣先例(与“文革”时期那次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极为相似)。 会上交锋激烈，罗章龙差点“拂袖而去” 当会议开始，已成“傀儡”的总书记向忠发宣布：“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多数被蒙在鼓里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都大吃一惊。向忠发又说，这次中全会只开一天，今天必须结束时，更让与会者觉得不可思议，纷纷提出异议，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要的会议，事前不通知，让与会者作准备，又如此匆忙闭幕，简直视中央全会为儿戏! 因之，会议尚未正式开始，就争论激烈，反对、质疑、诘问，要求会议延长会期甚至改期者，不在少数。其中，尤以罗章龙的发言诘问最有代表性。罗章龙发言不仅质问了向忠发的开场白及宣布的会议议程，而且强烈主张停止四中全会，并立即改组中央领导。罗章龙那天之所以反对最力，是因为他那一派的中委和候补中委，有好些人根本没被通知与会，全部被排斥在外。 罗章龙在党内资历深，而且是一派首领，他的发言具有一定号召力。会场当即就乱了，主持会议的向忠发不知所措。米夫见状，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前台，并抬出共产国际这杆大旗，压服众人。他立起身来，声色俱厉地声称：“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并马上就召开!谁反对四中全会的召开，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其话声刚落，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等事前被他授意过的这些列席者。纷纷发言支持。米夫当即决定现场表决。高压下，米夫的决定及主席团名单被强行通过。会议按米夫的意图得以继续举行。向忠发作了米夫等为他准备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王明及其小宗派那些人，也相继发言。王明发言的时间很长，他在发言中不仅攻击了李立三，也攻击了瞿秋白，还不点名地指责了观点与他对立的罗章龙、何孟雄等。 王明发言后，米夫即要求其他人发言要短，并规定会议必须于晚上10时前结束，以此压制不同意见在会场上的表达。 最后的矛盾冲突，发生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及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上。米夫事先拟订的名单一宣布，立即遭到罗章龙等人的坚决反对。罗章龙说：“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造!”之后，罗派的骨干成员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除顾顺章等少数人外，几乎将原来的政治局成员全部排斥在外。此后，另有人又提出了第三份名单。如此，当天的会上一共有3份中央政治局成员名单。罗章龙等人在反对“立三路线”上，虽然与王明是一致的，但他显然想趁机争夺中共中央领导权，也是其心思之一。在得知王明等非中央委员也有表决权时，罗章龙差点拂袖而去，被人拉住才没走。会场上又是乱作一团。米夫不得已又亲自出面干预，他警告罗章龙说：“章龙同志，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在米夫的操纵和高压下，最终选举结束，通过的是米夫那份名单，其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张国焘、陈绍禹(王明)、任弼时、周恩来、王克全，卢福坦等9人，候补委员为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徐锡根等7人。此前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在表决时，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争执不下时，破例对周进行了单独表决。结果多数人不同意周退出，周恩来才勉强留在政治局内。按米夫提议，向忠发仍留在中央总书记位子上，但实权并不在他手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结果让年仅27岁的王明从此进入中共领导层，并逐渐掌控了中共中央实权。 事件当事者的李维汉(他在这次全会上，连中央委员也给撤了)后来评价说：“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我认为：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到支持;三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政策还浓厚地存在着，容易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所迷惑。”又说：“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它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8页) 成立“第二中央”——“中共非常委员会” 六届四中全会的这种结果，自然遭到党内一片反对之声。其中反对最激烈的，要数何孟雄和罗章龙。他们分别采取了行动。罗章龙于1月13日召集王克全，徐锡根(徐、王二人为四中全会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王风飞、史文彬、张全保等13位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举行名为“反对四中全会代表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会上不仅发出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而且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不仅如此，会上还推选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王风起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又称“中央非常委员会”(即人们所称的“第二中央”)。 罗章龙不仅将带有分裂性质的《报告大纲》铅印成小册子，通过自身掌握的全国总工会系统向全国各省市散发，而且派人去中共各地的省市区委“夺权”。如若强行“夺权”不成，便另自立门户，分别筹备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省市组织。除就近的江苏、江南省委外，罗章龙先后派出张慕陶、韩连会等到顺直省委，唐宏经到满州，李震瀛到香港，争夺那里的领导权。据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当时，他就亲历过“另立中央”和“另立省委”的夺权事件。 李维汉(当时化名“罗迈”)自1927年“五大”起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是三位被撤掉政治局委员的领导人之一(另两人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与此同时，他还被撤掉了担任的江苏省委书记之职。他对米夫四中全会上扶持王明等人上台的一些做法也非常不满，但是也不赞同罗章龙等人的过激举措，认为那是“分裂党”，甚至是“背叛党的行为”。他说：“但罗章龙等一些人搞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他们还派人到其他地方搞分裂。”又说：“党内斗争，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9至330页)李维汉当时他虽被撤掉江苏省委书记一职，但尚未离开。罗章龙派徐锡根、王克全等人来江苏省委“夺权”，并要他们让出省委机关。李维汉等坚决不让出，徐、王等人还与他大闹一场，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徐锡根、王克全等，后来还是搞起了“第二江苏省委”、“第二江南省委”等，与党分庭抗礼。 另一位当事人的回忆，也提供了罗章龙“另立中央”的一些情况。大连工人出身的中央候补委员唐宏经(又名唐韵超)。其时在东北任中共满州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1930年12月，他正在哈尔滨组建临时特委，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让他急赴上海开会。在上海约定的接头地点四马路“日升客栈”等了5天，却没人来接头。第6天早上，来了位交通，才对他说是叫他来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会已经开过了。这位同他联系的交通人说，会开得不好，“出了两派”，一派反四中全会，一派赞成四中全会，并告诉他赞成的是哪些人，反对的是哪些人。唐想到王明、博古等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他们怎么能参加这次会呢?”因之，思想上亦持反对态度。这位交通临走时说，明天有人来再给你详细讲一讲。 “第二天，罗章龙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讲，王明耍了阴谋，借反立三路线爬到中央，将来他比李立三还左，书本理论比我们读得多一点，但他在莫斯科学习，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一点都没有。”“王明上台到处受到反对，上海、武汉都反对四中全会，苏区的毛泽东也反对四中全会，大家都认为王明上台，会比立三还左，中国革命将遭到更大损失。”唐长期在基层，对“立三路线”深有体会，因此当时即对罗章龙表态反对四中全会。(唐韵超：《回忆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载《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罗章龙第二次来找唐宏经时，已经发生了何孟雄、林肖南等被捕事件。罗章龙当时对唐说：“我们认为很可能是王明一伙告密。”(用向当局告密的手段来打击清除党内异己，王明一伙人还真干得出来。据说，“左联”诗人殷夫、作家柔石等着名“龙华五烈士”就是遭党内同志告密而被捕被害的。可见中共党内所谓“路线斗争”既残酷尖锐，且无底线，是有悠久传统的。)又告诉他说：“王明是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把王明拿下来不易。你回东北去，给你配备一个人。今后的斗争是长期而艰苦的。” 不久，罗章龙即派徐文亚与唐一起返东北，并给了二百元大洋做活动经费。两人回哈尔滨后，即写了一个反四中全会的声明，以唐宏经的名义发表。唐宏经还在回忆录中说：“罗章龙反四中全会，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是其中成员，东北反四中全会时间很长，在哈尔滨有不少人反对四中全会。” “第二中央”草草收场罗章龙等被开除出党 对罗章龙等人的这些活动，米夫、王明等经与共产国际汇报后，商议之下，即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措施。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的决议案》。几天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将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韩连会等“罗派骨干”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中共各省、市、区委也纷纷采取类似打击镇压行动。2月13日，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作出决定，将蔡博真等11人开除出党籍。一些省、市也相继将李震瀛、鲁铁成、吴雨铭、钱静安等罗派干将开除党籍。 经此反击，尤其是有共产国际这个“后台”，罗章龙等“另立中央”的行动受到重大打击。罗派成员阵脚大乱，许多人纷纷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中央非常委员会”。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罗派非常不利的突发事件。六届四中全会后仅10天的1月17日，当初与罗章龙观点一致并在四中全会上坚决反对米夫、王明的何孟雄，在“东方旅馆”召开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时，被王掘夫告密，先后有20多人被捕，并于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龙华监狱。其中，不仅有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王明等不仅不设法营救，还以其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为由，当天即下令开除了何孟雄等人的党籍(直到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何孟雄等才得以平反)。 对此，连亲历了整个事件的张国焘后来也感叹：“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即王明)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哪里能坐得稳。”(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74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1版，内部发行) 大势如此，罗章龙等人的“另立中央”的分裂行动，仅仅维持了一个月，不得不草草收场。罗章龙被撤职后，由女工出身的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对高压之下众叛亲离的局面，张金保也难以支撑。被迫于2月13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由张金保支持下，通过了一份《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说： 中央非常委员会经2月13日全体会议决定宣布解散。特此通知。希望即派人前来接受。 同时，张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但王明本是搞党内斗争“残酷打击”的专家，他决心要将所有“罗派”人员致于死地。他宣称张金保的“悔过声明”是“向党发起新的进攻”，立即将张开除出党(这也很有点“文革”味道)。 罗章龙遭此重大一击，对中共及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从此脱离政治，改研学术。

王锐 2015-01-21 13: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