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亡国三恶因》的睿智与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时势应有基本的洞察力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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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读一文《满清亡国》（作者吴小丁）感触颇深。在谈到满清的昏庸腐败之时，文章讲了一个晚清知识分子、同盟会员于右任的故事，真是耐人寻味。在历史的关键时候总会有清醒与睿智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来感知社会，预知未来，从而献身到全民众和国家救亡的行列。于右任如此，谭祠同、梁启超、严复如此，孙中山、黄兴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如此，胡适、鲁迅、林语堂、毛泽东、蒋中正、周恩来、朱德也如此。

几千年来的华夏史和人类史都在演绎着一个故事，讲述着一个真理：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时势应有基本的洞察力与责任感——睿智与良心。

清朝举人、做过记者、被人誉为诗人、书法家、政治家的于右任，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着名的报刊活动家，跨越政学两界的着名学者。他一九0五年加入同盟会，任长江大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先后任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务。内战后随蒋去了台湾，一九六四年去世。

于右任料判时局恰如身受，于民族沦亡之际大义凛然，而身系天下安危，说出来比体察到还要可贵；其睿智与良心，都是时下的知识分子很难企及的。今天，我们读一读于右任的着名短文《亡国三恶因》，应该感触于他的远见卓识。

于右任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当时的《民立报》上，时近百年，全文仅百余字，论列大清必然灭亡的三大原因：“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于右任说的是老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呈衰落败象。老百姓为什么贫穷？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国富民穷，利益分配不照顾普通民众，国家与民争利。财富归权贵垄断或私有，贪官污吏糟蹋和出卖国家资源。劳苦大众勤劳而不能致富，两极分化严重。

于右任以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深深的感悟到：善人的善行得不到褒扬，而恶人的恶行不受惩制，社会道德崩溃。官灾泛滥且作恶滥权，吃喝嫖赌、贪贿无度，非法敛财暴富，因而“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却把好人变坏。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实，这些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与“使”两个动词用得生动又精当，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的原因。

于右任清醒而深刻地揭示腐败政权只能用欺民与卖国勾当来维持其统治。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财富聚于达官贵人之家，才会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社会不公不义。“外人”指列强，他们“窥伺”中国大地，掠夺国家和民族的财富。“霄小”指内奸，他们翻云覆雨、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或卖国外交“助纣为虐”，以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或汉奸渗透华人社会，“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言行及升迁，都以金钱来驱动──如此恶劣统治，岂有不败之理？

于右任以他的睿智和良心真切地看到了一个政权必然灭亡的趋势。他的这篇《亡国三恶因》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塌了。虽然满清政府曾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来挽救颓势（那时候的“改革开放”叫“洋务运动”），然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任何治标手段都无法支撑腐朽的国本。岂止清王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它多么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决然逃不出灭亡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