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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0节 抗战以来自述（21）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表方先生（澜）、光明甫先生瘅等各位，亦都参加。又参加的，固以参政员居多数，而非参政员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党派而论，则凡在参政会中有人的，全在内。不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三先生参加，而张君劢先生却没有在内。
　　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极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场。蒋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点，我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5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9月19日）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常亦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者？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其事见前第一节，可不再叙。
　　说2、3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梁漱溟 2014-07-03 14:3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