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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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３０〕“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３１〕，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３２〕，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３３〕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３４〕，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１９８１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１９８１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３５〕把毛泽东１９５６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脬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３６〕。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３７〕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１９６９年４月以后形成的，到１９７１年９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N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３８〕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