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界名人专访录尹定邦：设计无所不在实践是我的设计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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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定邦：设计无所不在实践是我的设计哲学
人物简介与采访背景
尹定邦 1940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历任系副主任、主任、设计学院院长、美术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荣誉委员，中国科协五届委员，广东工业设计协会会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同时受聘于武汉大学等三十所大学的教授或博导。

“中国现代设计之路——尹定邦师生作品展”继2004年9月至10月在深圳举办后，12月2日至10日又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尹定邦教授是中国现代设计的开拓者。上世纪70年代末，他就大胆引进西方的现代设计理论，以广州美术学院为教学基地，并向全国各大美术学院全面推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他是我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尹定邦教授又积极倡导并亲自参与现代设计的行业建设和市场开拓，他是我国现代设计“产、学、研”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尹定邦教授很会讲故事，那些商战中充满了智慧和博弈的风云和波澜，经他描述出来都胜似闲庭信步。正如他很推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数十年的设计教学和设计实践中他开辟和引领了中国现代设计的新思维，而他在不同场合呈现的个人魅力也让人注目。下面是采访实录。

您提出设计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这么说？
尹定邦：让我们单从设计教育来看。全中国的美术院校是都有设计学科的。目前全国的大学合并之后有800多所，一半以上开设了设计学专业。

这都是这十年的事情？
尹定邦：对。突飞猛进的是国家鼓励办职业高等技术学院，有七八百所，都开办了设计学科。总的来算中国大学有1200多所都开了设计学科。从另外一个数据看，广美原来有5个系，有一个系是学设计的，现在有设计的系比原来传统美术的系要多得多，大概招生的总量和教师的数量都超过70%了。巴黎美术学院，还有美国的纽约艺术学院，包括列宾美术学院，学设计的占90%。数字上可折射出一个情况，就是社会需求量，哪方面需求的人才多，专业才如此受欢迎。

社会上衣食住行、生产需要制作，而生产制作的第一位是设计。设计完了才谈得上生产和制作。我们所见所接触所用的一切几乎都是经过设计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设计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设计师的社会地位，在中国设计师的地位还不高，这个历史过程还需要时间。中国在往前走，1200所大学都在培养设计师，好像是很恐怖的数字。如跟美英法德等国相比，设计师占人口比重我们还差的远。正常的发展，再发展个二三十年，这些院校培养的设计师未必能满足社会的要求，所以说无所不在的设计其实不是个错误概念。

于是您提出设计是为未来的消费服务，还有一句话是设计是创造未来的文化。
尹定邦：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舆论的东西从来是滞后的，还是社会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满足是实在的东西。因此设计师先有社会需求，然后有社会待遇。社会经济待遇重要了，社会政治待遇和其他待遇也就跟着来了。我想关于设计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看看大学教育的变化，看看较发达国家的现状，就心中有数了，过去我们很担心中国设计界太落后太不成比例，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力量的影响，1200多所大学就办起设计学科来了。

这是“市场的手”在起作用。
尹定邦：对，市场在起作用。

您最早是从教学切入设计的，但很快您就将教学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并深入到实践的前沿。在教学和设计实践这两方面你在不同时期是否有所偏重，还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尹定邦：我这几天也在想设计实践观的问题，这是个非常要命的事情。昨天跟两个香港学者也在讨论这个事情。他们问我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我说走上这条路是有方方面面的原因的。第一，我年少时曾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了若干年。看社会的角度，虚的东西少，实的东西多。所以我说设计是个专业，更重要的是个职业。在职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它是一门事业。要靠它有个维持生计的基本收入，要用自己的劳动与社会去实现交换，而保证自己的生存，我觉得这是非常基本的。

所以想问题做事情这个基本点是个很要命的，大家都想要上金字塔尖，我的概念是把金字塔基础工作做好，否则哪来的塔尖。也有人认为你做了基础，塔尖不会收容你。恰好相反，塔尖收容了我。其实我在学画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很优秀的画家的，而当时我选择了设计，因为设计最大的可能性是不会挨饿。

您最初的选择是因为这个出发点？
尹定邦：对，当时在中南美专附中学画画时，我还是班上的尖子。我选了设计，当时大家都觉得设计是最没有出息最没有地位、最落后的一个专业。

不把它当作一个未来的艺术家应学应做的事情？
尹定邦：对，后来我来负责这个学科的事情，包括做系主任和院长，我都是这么考虑的：先安居后乐业。先把大家的房子安排好，衣食住行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解决了，才去考虑伟大的事业。

先有物质基础。
尹定邦：对，当时很多院校不解决物质基础，后来在专业上就看着我们飞吧。广州美术学院，名家名师出的多，在省里在国家影响很大。但是对于学校里的设计学科当时叫工艺美术专业来讲，它是最不起眼的，地位也最低的。

您是说二十年前吗？
尹定邦：对，二十几年前，那种情况底下，很多机会我们是没有的，比如说留学进修。按潘鹤先生的话，那里是箩底橙的教师、箩底橙的学生。是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以面对新的时期和新的发展的要求，我们既缺教师，也缺教材，缺资金缺设备。同时还缺优秀的学生。

好学生都报别的专业去了。
尹定邦：对，当然现在不是这样了。

中国现代设计真正发展起来也就在这二十年，你作为开拓者和奠基人，内心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尹定邦：当时我们走什么路，到哪里去学，哪里都没有方向，哪里都是传统的工艺美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设计搞出来？这种情况谁能解决问题？只有一个人，毛泽东。他解决的问题比我们解决的问题复杂一万倍。在那么强大的帝国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在政治压迫军事威胁下，把最落后的农民组织起来，把最强大的敌人打败了，他的实践论思想，了不得。没有将军，他就把农民培养成将军。拿着大刀长矛，把最强大的日本人赶走。把国民党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的军队800万军队全部赶跑。

实践，只有以广大老百姓的最迫切需求做后盾，把这一点调动起来，就把一个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复兴一个专业做不到么？做得到。但是要用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一下，谁需要谁？没有需求就没有创造，我们在广东，广东的老百姓需要，广东的商人需要。广东的企业需要，离开了这个需求，就没有我们的活动天地，有了这个需求，要什么有什么。

是唯实践论的力量。
尹定邦：为什么毛泽东要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啊？他就是要发现革命的动力。有着最强大革命愿望的力量在哪里，紧紧依靠他们。那么我们需要设计的力量在哪里，紧紧依靠他们。跟这个力量脱节，玩什么都是假的。1989年美国的一家广告公司想收购白马，给1200万人民币，白马没干。1991年同样这家公司提出给1200万美金，白马仍然没干，如果我们变成了美国的企业，谁替中国企业做广告？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如果没有长期为中国企业服务建立的感情，没有提升起来的一种觉悟，1200万美金，四个干将每人分300万美金，在91年那个时候就富裕了。但他们情愿自己艰苦奋斗，这是和自己国家的企业联系非常密切的一个设计群体和企业，就有这种觉悟。

三个出神入化的设计案例
我知道你推崇在设计实践中学习设计，这也是你设计哲学观的根本出发点。
尹定邦：我觉得这条路是非常有效的，我可以举些例子给你听听。比如说现在搞一个一千人的食堂，厨房怎么设计？请问学院里有人教吗？都不教的。可是我接到这个事，该怎么办，很简单，我找了五家厨房用品厂家，告诉他们我现在要买300万的厨房设备，买谁的？你们给我提供设计方案，而且这一千人吃饭，就是粤菜。要多少蒸锅，多少煮锅，多少焖锅，多少汤锅，红案多少，白案多少。厨房要多大的面积，设计清单报价拿过来，五家的图纸拿过来，然后一家家派自己最优秀的工程师来说服我，我只要请教一个大厨就行了。五个方案，谁的好，大厨一说，两下子，我们的设计师就学会了。

另一件是我们做广东美术馆的灯具设计，我是把世界上最好的卖特殊照明的三大灯具公司都找到一起。告诉他们我们要买1000万的灯具，三家来比赛，展示你们的灯和设计方案。我从美协要了60万块钱，做了五个展区。他们三家在我的五个展区里擂台比赛。我就派了我的一个光学工程师，买了一台测光仪。三家都认同我这台是合格的，是够格检测他们灯具照明的。然后是每一家拿出东西来，三家跟我们一起测，测出来的各种数据谁的最优秀就用谁的，当时省里说你这个必须超过香港美术馆。我说那好，把香港美术馆馆长请来做我们的顾问。结果他来了一看，感叹了一番，同样的标准他们花了17个亿，我们花了2个亿，还比他们做的好。因为我用国际最先进的标准，国际最优秀的三个机构为了他的商业利益在我这里打擂台。那么我们的人学到的是一流的知识和技术。因此到目前为止，广东美术馆的灯光是全国最好的，我们比一般的专业人士还要专业。可是我懂吗？我什么时候到物理系学过光学，没有啊。我就是在实践操作中很迅速的把我们的人培养成一流人才。

听说在做星海音乐厅的设计时，你也像太极高手，运筹帷幄挥洒自如。
尹定邦：做星海音乐厅，省里对我们的要求是要做全国最好的。我说音乐厅的传统在欧洲。要做好得到欧洲去学习。当时省里给的设计费只有150多万。我说行了，这个学费已经足够了。去之前通过外交部和文化部联系当地的大使馆和文化参赞，把那边有名的音乐厅包括有名的音乐家、建筑师，事先联络了一下，我们这边派了八人代表团去访问了欧洲众多音乐厅。其中大家一致认为德国的某个音乐厅是最符合最接近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现场达成共识。这也是在大学里没办法学到的功夫，可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都学到了，我利用社会机制、市场机制，同时也利用了政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