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拗相公”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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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宗时代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徽钦二帝的“靖康耻，尤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时间。而这份亡国的罪状书，很久以来，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了。

直到近代，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180度的转变。梁启超说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他和他的改革，真相到底如何？

最好的士大夫

王安石首先是个文人，一个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

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20岁的王安石给父亲守满了三年孝，从江宁出发，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

卷子送到仁宗那儿后，发生了意外。

一句“孺子其朋”，让仁宗皱了下眉头。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你这年幼的王啊，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区区一个王安石，竟敢用这种口气对答天子考题？再读下去，觉得文笔冷峻峭拔，很不对胃口，便降到第四名。

第四名就第四名吧。关键时候，人品立显。王安石没有酸溜溜地说状元本是我的，也没有矫情地说我本才疏学浅，总之，他严肃而平静地接受了平生第一个职务：淮南签判。

从这一天开始，他在地方上一呆25年。他喜欢《周礼》，卷不离手，但他看的不是文学，而是政策，那些上古的朴素政策，有哪些可用于眼下的政务。

到鄞县当知县时，王安石走遍了14个乡，兴修水利、兴建县学。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尝试把官粮低息借贷给农民，秋收以后再还给官府——这是日后“青苗法”的第一次实地预演。正是试点的成功，让王安石坚信以《周礼》为蓝图的改革是可行的。

于是，王安石给仁宗写了一封万言书，情真意切，告诉皇帝他对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御书房内，人到中年的仁宗，翻开了这卷沉甸甸的奏折。久违的王安石风格扑面而来，冷峻如昨，犀利如昨。

然而以温文尔雅着称的仁宗，正因后宫无子，整日被包拯、韩琦一干老臣催问继承人问题，恨不得撞墙才好。万言书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他冷冷地将奏章放回原处，仿佛王安石从来没有递来过。

得不到回应的王安石，心里也很清楚，变法时机还没到。他继续埋首自己的改革试验田。朝中不少大臣如欧阳修、韩琦，都非常赏识他，几番邀他入京，却被他一一回绝。

钦差把入京的圣旨带到了王安石家门口，他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还给了钦差。

在北宋这样一个崇尚文士精神的社会里，王安石无疑成了士大夫的领袖、精神的贵族。

最超前的改革家

直到1067年，神宗继位，年方20。

20岁，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上网聊天、结伴出游的青葱岁月，但是在940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夹击。《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清明上河图》画的市井繁华，都是脆弱的表象。国库没有一分钱，一年挣了多少，也就花了多少，一子不剩。那么多官僚、那么多军队、那么多佛寺道观，一张张嘴在等着钱；辽、西夏、金，侵之掠之，无一日安宁，开战也好，求和也好，还是系于钱。

20岁的神宗，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他想创造一个比仁宗更好的时代，他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也能收复山河、堪比汉武。他还是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万言书推崇备至，现在，他急不可待地召王安石回京。

那一夜，仿佛是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刘备遇见了诸葛亮。

神宗急切地问：天下怎样才能大治？

王安石答道：先要选对施政的策略。

他又问：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样？

王安石肃然正色：陛下应该效仿尧舜，何必要学唐太宗。

神宗的1069年变成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慧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宰相职），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五个宰相里，除了王安石，曾公亮年迈管不了事，亲历过范仲淹改革的富弼告病假，唐介没多久就死了，剩下一个赵拚叫苦连天。当时就有人讽刺说，我们这五个宰相，正好是“生老病死苦”。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皆为定数”，财富不藏于民，就藏于国。王安石变法，本质上就是国家干预经济，达到聚富于国的目的。青苗法，官府是粮食的借贷银行；市易法，衙门做起了垄断生意；均输法，朝廷要进行中央采购；甚至唯一得到众人赞同的募役法，就是劳役的货币化经营……你不得不惊叹，王安石，他的思想，他的政策，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几百年，甚至1000年。

超前，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独的伟大者，宣告了他的改革将惨烈失败。

最“拗”的人

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

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范仲淹改革旧臣。

不仅仅是他们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远，更大的悲剧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谁人不知，王安石浑名“拗相公”？

他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时随手抓到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仁宗设宴，王安石面不改色吃掉了茶几上一盘鱼食。难得请客的包拯招待同事，不胜酒力的司马光都喝了几杯，王安石却死活不举杯。

变法开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比方说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夸海口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全其美。

但结果呢？一个农民敲开了县衙的大门，官吏说，借粮？可以，先填申请表吧。农民是个文盲，花钱请了书吏，交了表，石沉大海。一咬牙，掏钱，给官吏好处费。到了还贷时，一算利息，好家伙，竟是原定两分利的35倍！王安石改革至此成了一场黑色幽默。

老天也不作美。熙宁七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郑侠画了《流民图》献给神宗，哀哀哭泣：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变法，十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

这就是“宋朝第一忠谏”。神宗无奈，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

三日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