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王安石与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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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的命运与苏轼一样，也是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到熙宁九年（1076）这六年的时间里，王安石因为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两次被拜为宰相，又两次被罢免宰相职务。在此期间，他亲手提拔的亲信背叛了他，三十三岁的儿子又不幸早逝，王安石悲愤交加，万念俱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归隐江宁（今江苏南京），住在钟山附近的半山园，从此不问世事。

　　平心而论，王安石为了大宋江山社稷，励精图治，排除万难，施行革新变法，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政治思想家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他本人也遭遇了不幸的悲剧结局，这不仅是王安石个人的悲剧，更是北宋王朝的悲剧。

　　实事求是地讲，刚刚离开黄州的苏轼还是一只惊弓之鸟，“乌台诗案”在他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难以抹去。而此时的宋神宗才不过三十三岁，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他还将决定着自己的政治命运。王安石虽然两起两落，但是只要神宗皇帝在位，谁又能保证他不会第三次就任宰相呢？即便王安石不再就任宰相，但是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王安石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还意味着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派别。

　　苏轼虽然在诗文中借滔滔江水臧否风流人物、千秋功业，借皎皎明月笑傲古今沉浮、往来是非，表现超逸旷远的精神境界，但他毕竟不是可以自由飞翔的仙鹤、肆意遨游的扁舟，他是一个生活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非常具体的人物，一个处在政治弱势中的小人物。在这样一个对自己尤其不利的政治环境中，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生活前途，为自己妻儿的前途严肃认真地考虑、谋划与计算。

　　苏轼从黄州北上汝州，最直接的路线应该朝西北方向行走，但他却一路沿着长江东行，打算从长江进入运河，然后转道淮河、汴水，再设法去汝州。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其中当然有种种考虑，居住在江宁的王安石不能不说是兜圈子的一个重要原因。饶有趣味的是，如果说苏轼来江宁与王安石会面，在主观上曾具有某种现实政治的考虑，那么当他真地与王安石朝夕相处一个多月后，却从心底里对这位昔日的大宰相有了更为深入、更为真实的认识。

　　六月底，苏轼的船到达江宁。他们这一对昔日的政敌、文坛的好友终于又见面了。当苏轼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穿着便装，骑一头小毛驴，慢慢朝他走来的时候，他感觉王安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昔日雷厉风行的大宰相，现在显得神情落寞，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此情此景让苏轼心里边既是酸楚，又是感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赶忙迎上前去，两个人紧走几步，四目相对，一时间真是感慨万千，竟然不知从何说起！

　　在江宁的日子里，苏轼深深感受到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老宰相身上的巨大变化。一次，苏轼与王安石谈论起朝廷的是是非非。事后，王安石不无忧虑地再三叮嘱他说：“今天这些话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切不可对他人提起。”（语载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这哪里还是以前那个雷厉风行、顶天立地、创榛辟莽，声称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苏轼在诗中感慨地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晚年退休在家的王安石，满面病容，骑着小毛驴默默行走在荒野中，如何还能想见他当年雷厉风行的风采？老宰相劝我在江宁买上几亩田地安家，我们如果能够早十年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

　　的确，这次江宁的会面，使得苏轼对王安石、对王安石与自己的关系都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对自己成见甚深，处处与自己过不去，处处为难自己，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现在想来，其实不然。

抛开复杂的政治分歧，王安石其实非常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当初苏轼在黄州，王安石时常关注他的创作情况。每次有人从黄州来江宁，王安石总是止不住问：“苏子瞻近来有什么妙语啊？”一次，有人乘船自黄州来江宁，那人对王安石说，苏轼住在临皋亭，夜晚喝得大醉，梦中醒来后写成一篇一千多字的《成都圣像藏记》，抄本现在就在江边的船中。王安石听后赶紧派人从船上取来文章。此时正值月上柳梢，树影在地，王安石等不及书童点灯，立刻站在屋檐下，借着微弱的天光读起来，一边读，一边高兴地称赞说：“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看罢文章，又忍不住评论说：“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不过也有一个字用得不大贴切。”来人连忙请教，王安石说：“文章末尾处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贫。如果改为日胜日负就更准确了！”后来苏轼听到这个评论后不禁抚掌大笑，认为王安石的确是自己的一字之师，遂欣然提笔改“贫”为“负”（事载宋?释惠洪《冷斋诗话》）。苏轼离开江宁后，王安石还曾不无慨叹地对身边门客说：“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有苏轼这样的人物出现！”（语载宋?蔡绦《西清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