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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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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
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梁实秋
清华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五四
狂妄
为政
无畏
论断
情史
在王右家之前，罗隆基还爱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罗隆基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不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毫不寓目。罗失望之余，怀疑是因为自己有发妻的缘故，遂决心摆脱，却又不甘心付赡养费，于是每天对发妻长舜琴大打出手。张小姐本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张幼仪仍对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1957年时，史良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章罗。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红卫兵拉章诒和去批斗。章去后发现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
评说
归去
1913年，罗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罗隆基不但看“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也得到了“罗疯子”的外号。
罗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学生领袖。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一直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
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龙仔”，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罗隆基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29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新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罗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罗隆基以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
罗隆基的导师就是着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他告诉浦熙修说，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写的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对拉斯基的推崇。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剧场看戏。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他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戏了。
一次，章诒和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她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当时，罗已经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几日后，罗隆基对她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罗隆基曾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
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罗隆基是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他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写道：“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罗隆基大骂之下，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祗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
1933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对报馆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之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但报馆和罗隆基不予理睬。蒋介石遂派４名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子欣。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于是从中协调，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对罗谅解。罗隆基以为事情了结，还是照常工作，结果一日路遇枪击，罗和报社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933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无奈之下，罗隆基同意报馆意见，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此时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罗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罗隆基经常骂人，故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着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这里面谈到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1957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指责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有趣的是，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跑到章伯钧门前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题字里，罗隆基与章伯钧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期间，因为要着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
关于罗张夫妇的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对于罗隆基和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里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把王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罗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便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于是抗战间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要员开始远走高飞。但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那时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约了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调解而平息。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到一个美貌少妇，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紧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罗隆基的女朋友还有刘王立明。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细条。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与杨薇见面时，问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写罗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杨薇这样回答：“不，我很高兴。”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让章诒和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爱上过罗隆基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罗凤仪一生未婚，会六国语言，但罗隆基对罗凤仪却并不爱恋。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给章伯钧，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章伯钧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是罗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罗隆基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于是赶紧向章伯钧讨计策来了。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这位兄长是位非常着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仪凤听说后，伤心落泪至黄昏。
后来，罗仪凤对章诒和说：“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章诒和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嫌他脏，肮脏。”
对于罗隆基的评价，罗隆基的朋友梁实秋最为中肯，他说罗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当时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
罗隆基去世后，章伯钧说罗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丝”。
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
章诒和说罗隆基：“父亲（章伯钧）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罗隆基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
同为清华校友的潘大逵，对罗隆基尤为推崇：“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胡适日记》中也就有了关于罗隆基的一段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着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着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吴宓说罗隆基不大忠厚。
储安平说罗隆基“德不济才”。储安平说：“大约在1937年春天，我那时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社长，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在英国读书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有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储安平给罗隆基晨报的稿子，都被发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罗隆基死于心脏病突发。据说，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
杂谈 2013-11-28 20: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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