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之劉文典

簡體傳統

刘文典
　　
　　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气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返沪，参加于右任等创办的《民立报》，从事翻译，并采写了大量鼓励革命、倡导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遭查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没有大碍，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贴身秘书。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刘文典迅速回国，却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他悲观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意专心研究学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着书”，逐其迁居。
　　刘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当蒋介石来到安大那天，预料中的彩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碰到的也一脸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驾到。蒋介石心中很不高兴，可还是强撑着冷冷清清地“视察”完安大。
　　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当然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
　　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一说当时刘文典躬身将脑壳撞向蒋介石，一旁侍卫急忙挡住；还有一说是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事后曾撰文，对党国政治的专横做过抨击：“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逸事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着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空白处满是刘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发现有一张是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请教刘文典。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的是为讨生活是一样的，就不必相残了，于是只是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时正值日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躲飞机而藏身一处防空洞。空袭警报拉响后，沈从文与刘文典正好挤在小山防空洞的一侧。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正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在日机未到昆明上空的时候，刘文典与沈从文聊天，他对沈从文说：讲庄子，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刘文典不及陈，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从文，我看你的所谓的现代文学，最多值八元大洋，这还是我抬举你。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可以值六十元。说真话，你沈从文根本不配当大学老师，只是胡适之洋博士抬举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学当上教师。你那些所谓小说，连小学生都比你强，小学生也不会写出你那乡下人男男女女的伤风败俗的故事。对面的沈从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语道：“听，飞机声！”沈从文这么一说，刘文典便不再讲话了，他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很爱护这位她的导师，索兴用手把怀里的刘老教授护住。而沈从文却不屑一顾，他抬头看着洞顶，这时洞顶掉下来的砂土直往众人头上撒落，刘文典也惊慌地从那女教师怀里伸出头来看着洞顶…… （注：在二三十年代，刘文典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号 ( 第四级 ) 的名人时说刘文典“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来，刘文典用的大概是“国骂”了。张中行先生说刘文典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指的就是这些。
　　
　　刘文典讲课时，大学者吴宓也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自己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何如 ? ”吴宓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治学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在西南联大时，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讲《文选》，一年只能讲其中两三篇文章，这其中又必讲《文赋》。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这么表白：“《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狂狷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单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事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论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还有他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着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坚守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但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真诚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好在刘先生承认自己吸鸦片，也认识到吸鸦片的危害，因此都劝告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曾有所悔悟地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到了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着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
　　
　　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吸食鸦片，刘文典更加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到云南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离开了联大一段时间。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而且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于是清华将刘文典解聘。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评价
　　
　　刘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着《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学界普为重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足见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所以在后来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啬地把《淮南鸿烈集解》写入其中。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有人评价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