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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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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着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泰然
温和
狷狂
爱国
厌离
佛缘
思虑
教育
直言
论战
逸事
文革
立场
婚恋
归去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着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鸿寿写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
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梁漱溟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头，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想跑却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都沾满了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因此，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时，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并且也不许他的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梁漱溟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饮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自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着作”，胡秋原认为该着“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总结的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无时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学问题，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梁培宽、梁培恕。梁漱溟给其子起名，可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宽恕之道属于儒家精神内核。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因此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他还说：“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诸一炬，手稿、钱物亦被抄走。最后，造反派把他关进一间小屋里。梁漱溟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书。后来他呆在家里，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先后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梁培宽说：“在他（梁漱溟）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梁漱溟还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经常劝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边的好友说：“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梁漱溟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认识。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国报》做记者。梁漱溟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说，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梁漱溟对生死看的很开。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漱溟一字一顿问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他平时用餐，除了鸡蛋、牛奶外，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但他并未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朋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见他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梁漱溟1988年去世，时年95岁。
梁漱溟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先生常说他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问题没解决前，他比什么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梁漱溟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梁漱溟的脑子一开动起来，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二十四岁。过去梁漱溟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 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于是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于是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认为他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梁漱溟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儿子们。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他。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有几位演说，说的话大半都是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先生听到几位都有此种言论，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胡适先生、陶孟和先生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 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曾自书一联：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不赞成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大家都批孔时，梁漱溟却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择其精彩论述整理于后。……”
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有关方面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开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顾罗隆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梁漱溟晚年和冯友兰见面时说：“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至今让人记得的是他与毛泽东的论战。在很长的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可能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谈话8次，其中2次谈了通宵。后来梁回忆说：“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为了落实党的政策，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当有人向梁漱溟转述毛的话，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梁漱溟20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经说过自己一生中有四件始所未料得事情：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间依年齿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到兴头上，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很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但梁却不善于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据说，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得彭基相、余光伟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旁人解释去听课的原因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也不以为忤。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因为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文革遭遇时，他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其实，文革中梁漱溟也受过苦，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有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漱溟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文革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
梁漱溟先生“文革”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谈此事时，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他每会必到，认真聆听。他泰然处之，会议的间歇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九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当支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 后来，梁、冯有了一次会晤。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梁漱溟一直倾慕佛家出世思想，长年吃斋茹素，年近三十仍不娶妻。梁父屡屡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1918年11月9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一个清新宁静的早晨穿戴整齐、带着对世道的无奈跳进了北京的净业湖（即今积水潭）。父亲的自杀，极大地刺激了决心从佛以求避世的梁漱溟。加上曾路过湖南时看到军阀烧杀掳掠、荼毒生灵的悲惨现状，梁漱溟在北京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慷慨之叹，并于1921年5月，宣布要献身于儒学，走进世俗的生活里。于是便有了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不过，梁漱溟认为，对他来说，寻求婚姻之乐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漱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有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此事，伍伯庸问他的择妻条件，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原来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黄靖贤年届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见一面，伍伯庸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上，黄靖贤小组的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又像个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显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是，婚还是马上订下来了。如此容易的订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当然，依梁漱溟的修养，对待如此大事断不至于没有一番考虑。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订婚当年，两人便成亲了。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两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识得字。梁、黄二人婚后起先几年磨合欠顺，越往后越生出爱意来，属于那种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因为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儿，因此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妊娠，最后死于“前置胎盘”的难产，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说起黄靖贤时说：“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因此，在婚后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磨合的加深，有了认同与了解后，梁漱溟开始认识到自己妻子的优点，“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不仅看到自己妻子身上正直、忠信的性格品质，而且从妻子默默为自己操劳家务的奉献精神，更感受到了那份夫妻情分。“婚后１４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尤其在黄氏去世前４年间，夫妻间感情弥笃。梁漱溟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中是这样充满深情厚意回忆这段生活的：“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对于妻子的去世，梁漱溟感到非常哀痛：“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为了哀悼亡妻，梁漱溟还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决定，以后不再续娶。“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踏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
“中年丧偶大不幸。”晚年梁漱溟对美国的学者艾恺谈起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与陈淑芬女士在桂林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梁、陈的婚礼场面颇大，桂林各界名流欢聚一堂，据说梁漱溟的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夫妇两人的年龄合计起来，大约正当百岁。有人以“百年好合”祝贺，好像有嘲笑的意味。陈小姐是北大毕业，新娘的一位北大的同学送给他们一副结婚的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同学变为师娘”。陈小姐是师范大学毕业，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
梁漱溟首先在庆祝仪式上发言：“婚姻是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请教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年高望重的龙积之先生。”于是，龙积之老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就婚姻的意义引经据典地做了一番高论。梁漱溟的旧友李济深先生也作了道贺式的讲话。来宾中的作家白鹏飞的讲话声音宏亮又不乏幽默。他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话一说完，大家就大笑起来。
在来宾们的要求下，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们的恋爱经过。“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却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恋爱的故事讲得细致动人，惹来宾朋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讲完了恋爱故事，梁漱溟还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剧《落马湖》的窦尔顿：“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
有文章说，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6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梁漱溟自与陈淑芬女士结婚后，一改过去严肃显得有点古板的性格，从此竟然也谈笑风生，幽默了许多。但也有说陈小姐，个性强烈，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太太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漱溟尴尬。两人一直在不甚和谐中过日子。1966年“暴风骤雨”降临，梁漱溟说，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打得很厉害。于是梁漱溟晚年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笔者认为，陈女士性格暴躁应当是正确的说法。梁漱溟在某晚辈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像我结婚的时候，我对她是非常恭敬，她对我也十分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会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她的太太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陈淑芬女士晚年患歇斯底里症，于1979年去世。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这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吧。
梁漱溟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
缅怀
1988年6月，梁漱溟去世，冯友兰亲撰一文《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在文中，冯先生为梁所撰的挽联更是充满了对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钦敬之情：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赵朴初说梁漱溟：“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杂谈 2013-11-28 19: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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