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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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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很多人大概并不了解章太炎，但提起章的学生，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黄侃、刘文典、曹聚仁、吴承仕、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
章太炎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说起章太炎，首先认为他是着名的国学大师，但是鲁迅先生给老师章太炎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家训》，其中有一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1897年章太炎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
1906年6约29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1920年，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1921年，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1923年9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篡夺北伐军领导权。4月，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他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同年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1927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立场
论断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章太炎曾作《逐满歌》：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他的老祖努而哈，带领兵丁到我家。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胯下。后来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他的孙子叫福临，趁着狗运坐燕京。改元顺治号世祖，摄政亲王他叔父。叔嫂通奸娶太后。遍赐狗官尝喜酒。可怜我等汉家人，却同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福建又遇康亲王， 淫掠良家象宿娼。驻防清妖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滑头最是康熙皇，一条鞭法定钱粮。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名为永远免丁瑶，各项当差着力敲。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驱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 礼仪廉耻忘记了。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 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当初清妖破南京，尔父被杀母被淫。人人多说恨洋人，那晓满人仇更深。兄弟你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1904年，慈禧70大寿，章太炎写下一副对联，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着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于是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悔之莫及。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章太炎还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孙中山死后厝棺的碧云寺，而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扩建碧云寺的庙宇，再次建坟，准备死后葬此。崇祯初年，魏忠贤自缢后被戮尸，也不能再葬于此。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1644年随清军入京，将魏之衣冠葬在墓中，成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中山堂。金刚宝座塔下，成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加以讽刺：“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着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章太炎1935年7月立下遗嘱：“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评论当时流行的新诗：“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在杭州讲学时，章太炎常感肠胃不舒服，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太炎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竟达百余人。章太炎讲学三天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章太炎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当时播为名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
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追记“从章先生学”的情况时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起听课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事，逐次记载了这年讲《说文》的进度，最为详尽：“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季刚先生是太炎先生《说文》学的直接继承人，而且终身追随太炎先生研究“小学”，并有《说文同文》补足《文始》，以《蕲春语》回应《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受业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三十一期）评述了太炎先生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当年在东京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学生有百数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报社特别班的几位。许寿裳记道：“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许寿裳《章炳麟》）太炎先生这些弟子，不论是新学派还是国故派，后来多成为大家。太炎先生对这批弟子有如下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之时，他再次做起了国学讲习事业，自己说是“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家书》），实则所讲内容都是有所为而发。当时袁氏当国，谋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乌烟瘴气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评孔教作为讲习的重要内容，《驳建立孔教议》就写于这个时候。讲堂的墙壁上张贴着《国学会告白》，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的人数比已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曾提及这次讲座说：“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演讲。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系列演讲，前后共十讲，并有《申报》为之配合，规模影响超过已往。首次开讲在是年的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有三四百人。第二次4月8日，续讲前题，听讲者也有约四百人。第三次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第四次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第五次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第六次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第七次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第八次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第九次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第十次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持续一个半月，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此次系列演讲的记录。另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是另一个听讲版本。
太炎先生演讲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报》，特地刊出《省教育会通告》，对国学讲演的缘由作了说明，其中说：“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可见“深惧国学之衰微”是邀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的原因。而太炎先生演讲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国学大师讲国学，有传媒配合，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学会。成立时间为1933年1月，并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太炎先生为之撰写宣言。后来太炎先生认为《国学商兑》在词义上雷同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建议以“商榷”代替“商兑”，最后遂改作《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在国学会的名义下所作的，地点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有二十多次，有时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演讲，盛况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之间，有不合之处，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国民政府最高人物蒋公且于1935年3月，派员到苏州看望章氏，“致万金为疗疾之费”，太炎先生将此款项悉数移做讲习会之用，同时也使讲习会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暂的经费支持。
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提到章太炎，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定是“疯子”、“神经病”这样的字眼。原因就在于他日常为人处事，平常人很难理解，再加上他喜欢骂人，所以“章疯子”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过了他的本名。当代学者刘逸生在《艺林小札》中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
被人称作“疯子”，一般人的反应好不到哪儿去，但章太炎却是个例外。据传记文学作家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中华民国成立后，凡是章太炎不合时尚的话，大多被人指为“疯人呓语”。对于这件事，鲁迅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章太炎十六岁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章太炎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后，章太炎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北上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太炎古文造诣，聘为主笔。不想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轿夫把章太炎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太炎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就不语了。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龙泉寺，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并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民国四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1902年《苏报》案发，预先传出消息，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但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他在狱中招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毅然主动入狱，因体弱，瘐死狱中。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三年后，章氏出狱，于1907年3月作《邹容传》，其中多处涉及吴稚晖。他在给烈士撰写的传记中公然告发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在巴黎读到《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氏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他于是写信给章太炎，说自己当初与俞明震见面，本是他探监时亲口告诉太炎，而太炎“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与事实不符，要求太炎“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章太炎立即回信，开头就很有意思：“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 ”章太炎意在暗示不管你吴稚晖改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吴氏看到这封公开信，岂肯善罢甘休，又作书一通反诘，章氏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1898年秋天慈禧政变之后，章太炎力主革命，当时，蔡元培常请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在《苏报》上发表，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恰巧当时邹容写了一本《革命军》，请章太炎替他润色。于是，章太炎在《革命军》的序中便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里面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当时清政府所要缉拿的共有六人，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外出避难。蔡元培去了青岛，吴敬恒跑去欧洲，陈梦坡去了日本，宗仰则躲在哈同花园。但章太炎竟哪儿也不去，他甚至还劝邹容也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所以当巡捕到爱国学社抓人时，章炳麟指着自己的鼻子前来抓人的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就跟他们去了。邹容虽然成功地从后门逃出，但章太炎在狱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自首。结果第二天，邹容真听了章太炎的话，前去自首了。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两人虽不住一起，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且工种一样——都是裁缝。由于近视，章太炎缝补动作稍不敏捷，巡警拿着棍子立刻就招呼上了。起初章太炎还稍作反抗，但几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一气之下绝食七日，最后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邹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革命青年一年后就猝死在狱中。因为邹容的死，让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大为改善，直到三年期满出狱。
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章太炎因此声名大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为《民报》的主角。章太炎一接手《民报》，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禁了《民报》。1908年10月20日，章太炎被抓入警署。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东京地方法院对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才被放出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刚刚新婚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收拾包袱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都劝阻他，章太炎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冷的天气，他只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就已粉身碎骨。“章疯子”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骂个不止，看守他的卫兵都已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受虐的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可真有幽默感，舆论的压力太大，他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是凶宅，翌年（即1915年），章的长女即在此自缢身亡。
开始，章太炎并不知道自己被软禁。有一天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回来时也如此。章太炎一问才知道，这些宪兵是来“保护”他的，一气之下，他抄起棍子把这帮宪兵打得抱头鼠窜。
章太炎在被软禁期间曾想过逃跑，但从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越狱”，谈何容易。跑不成，章太炎就想与袁世凯理论。关于这个情景，版本较多，最有名的是说章太炎在新华门破口大骂三天不止。实际情况是这样：一开始，章太炎是想通过正当途径见袁世凯的，为此，他在进总统府的时候，还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袁世凯一直不敢见，就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他还把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当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这才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并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龙泉寺，从此，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禁锢在这里，后转至钱粮胡同。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警方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也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了。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大名士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章太炎居处，未敢面见章太炎。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即入室点香烟，把被褥烧成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后来，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就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前去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来就把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晴斥责道：“给我滚！”秘书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被囚禁后，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然而，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被囚期间，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一直到袁世凯去世，章太炎才被释放。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章太炎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着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说当时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胡适着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章太炎《章氏业书•原学》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而为胡适《诸子不出於王官论》所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这话给透露到康党门徒耳中，“康党衔次骨矣！”这一天，“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直接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有为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不过章太炎给友人信中犹不忘从笔墨上讥讽康圣人一回：“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字仲由）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则老拳相向，于是，孔子“恶言不入于耳”，没人敢说他不是。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全化作嘻笑怒骂之词倾泄而出，让保皇党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不止如此，章太炎以后只要有机会就嘲弄康有为这个“圣人”，而且言语诙谐，绝不下流，让旁观者忍俊不禁。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一“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国之“妖孽”，是“贼”。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逝世，其子伍朝枢过上海，一日来拜谒章太炎，谈及乃翁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尴尬一笑，只好无话找话说，又谈及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还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此外，章太炎讥讽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在谐谑风趣上也不逊于挽伍廷芳一联：“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章太炎还喜欢改诗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时候，章太炎改唐诗讥之：“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元洪入京谒见隆裕太后），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章太炎被杖出武汉后，心中对张之洞这个始乱终弃的大僚积着一鼓怨气，于是改唐诗来讽刺张之洞：“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而今梁上无君子，中古文昌唤卖茶。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纱。” 原诗是杜诗，但一经章太炎改头换面，并掺入诸多关涉张之洞的典故后，知道内情的人莫不读来大噱。
有一次，上海有人选定近世文人名家笔语五十家，章太炎当然列名其间。可是章太炎闻得这一消息，却大发其牢骚。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将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自己的“浅露”之作。接下来，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之文章列在一起，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也降了自己的身价！
有人和他聊天的时候，问起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意气风发地议论道：“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有人还专往他枪口上凑，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氏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章太炎一生自负，至死依然。其临终遗言曰：“朴学从此中绝矣。”
混沌
嗜好
逸事
师徒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五十号不只是简单的开班讲习，实际上已经办起了自己的私人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学校在章太炎花园住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又购地建房，以作教室和学生宿舍用。以章太炎为主讲，另有多名讲师，并由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这个国学研究的“重镇”，后来还办了附属中学。按张昭军先生的描述，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本人也极重视讲学，生命末期坚持带病上课，并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童年章太炎却是个“书迷”，不谙嬉耍。那时，章太炎的母亲常与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尽管环境闹，他总是读得旁若无人，津津有味。一日，小章太炎在天井里专心致志地看书，天色渐暗，气温转低，其长嫂连唤三声，叫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太炎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到天井借光读书。殊不知竟穿上其长嫂的一件“花马甲”，众人见状，大笑不止。而太炎却茫然不知，抬起头问家人笑什么?让我知道了也乐一乐……众人越发乐了。
章太炎在逗留上海其间，王氏不在身边，无人浆洗衣裳。于是他的衣服干脆就不洗。因此他的衣服都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更加令他的衣服可以“垢上加霜”的是，他鼻子有鼻息肉（他死因就是鼻息癌变），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当鼻涕大龙蜿蜒而出有“或跃在渊”之势时，只见他大袖一挥，“截断众流”，一条大龙“见龙在田”，于是衣袖上斑驳陆离，气象万千。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据说，衣服被褥从来没洗过！
初渡东瀛，章太炎还闹过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氏也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里地面都铺着木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是一定要干净可鉴的。章氏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地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章太炎在上海剪了辫发，当时看到朋友一件西装，穿着西服没有辫子还不太扎眼，所以借着这件西服穿了起来。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乃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又复废黜了清朝年号，这大清朝的长袍马褂是不想穿了。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截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接而不牢，缚而不紧，于是只见他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他上张园演讲，大庭广众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从日本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日本衣冠文物犹有盛唐遗迹，于是他回到上海后衣装一变: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因为剪了辫发，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这和服还有些来历。因为日本当时刚脱离封建时代不远，有些世家还在和服上绣着家徽，章太炎仿效日本家徽，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而不是满族奴隶。这件衣服他一直穿着。革命成功后亦着装如故。1913年八月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章太炎一度以为自己性命不保，次年五月决定绝食，安排后事的时候特意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居家上海的汤国梨，以慰其思念之情，大概想着自己如果尸骨无存，至少还有这一件革命故物可作衣冠冢吧。”
章太炎的辫子也是一大景观。因为出了租界之后无辫仍然有被抓之虞，于是他就不得不在帽子里装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是他又不愿效通常做法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就不免常掉下来，更加引人侧目。有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倒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没人敢赌。
章氏居处有一大室，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批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行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秋，房东吵上门来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夫人潸然泪下，章太炎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章夫人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好友董康 (绶经)；董康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送回。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搬家时章太炎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作为大师，章太炎成绩卓着，但作为普通人，他却有许多“不合格”之举。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不认得回家的路，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极其搞笑，只有六个字：“我的家在哪里？”
据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有一次章太炎从孙中山家里回家，一出门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太炎说：“家里。”车夫问：“你家在哪里？”章太炎说在马路上的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纸店，结果车夫只能拉着章太炎在马路上兜圈子。后来孙家打电话问章家，才知道章太炎并没有回家，“遂由孙家再派三人，协同原来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艺声前马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着送回家中”。
还有一次，章太炎从南京回上海，他的家人记错了班次，他就自己下车雇了一个车夫，又在马路上兜起了圈子。“他的家人接他不着，焦急万分，派了二十余人在市内分头找寻，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从此，他老人家出门，非有人陪伴不可”（薛慧山《国学大师章太炎》）。更离谱的是，有一次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摸到了回家的路，竟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而且倒头就睡。这本是邻家一个少妇的卧室，她早上出外购物，回来一看一个大男人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左右邻居都认识是他是章太炎，就把他叫醒，并护送回家。章太炎一时搞不清楚状况，竟然不高兴地问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不仅不认路，对钱也一点儿没概念。他晚年靠卖字为生，却根本不知道钞票有什么价值。据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还是在上海爱国学社的时候，因为章太炎老不洗澡也不理发，有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钞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然而有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913年四月的时候（三月宋教仁被刺杀），章太炎弃东三省筹边使之职，南来抵京晤袁世凯，袁世凯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和章太炎说“体己话”：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章太炎踌躇再三，接了下来。但袁世凯深知章太炎有点迷糊，明明白白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等于白送，结果他还是没有拿到手。原来，他拿着这四万元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刚回到上海，南通的张謇状元就直奔他而来，开门见山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最后还是支支吾吾拧着脖子将此款交予张謇“充公”，看得一旁的汤夫人心疼已极。
据说晚年章太炎寓居上海，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就在苏州居家，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深深点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也不看后面了，就和人家议价。人家觑得他这样满意，因而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已经超过时价很多了，本还有还价的的余地。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觉得还可以加一点，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等到汤国梨闻讯赶来，大势已去，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而且，房子还不能住，原来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就有机器轰隆隆开个不停。这房子卖也卖不出，租也租不出，结果只好空着，还得雇人看守。于是他们只好买地再造新居。
章太炎嗜好是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抽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
章太炎先生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革命元老冯自由（冯玉祥）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冯玉祥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玉祥致送了润笔墨银20圆大洋。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些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章太炎生于书香之族。1875年初春，章太炎才6岁，那天时值下雨，父亲章浚在家邀请了10余位文人、亲友，边饮酒边吟诗词。内有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情趣盎然，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 “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震惊四座!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这首十分珍贵的“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16岁那年，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而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其他考生，有的仍在咬文嚼字，有的还在挖耳搔头，有的……惟独这名考生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里“哗”地引起一阵骚乱。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知道小少爷闯下大祸，将殃及老爷仕途，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
陈存仁对章师说起现在白话文运动中，忽然来了一股妖风，有一位法国留学生名叫张竞生，在北京《京报》上征求性史，就是要各人写出对性欲的经验之谈，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这本性史原先是在北方印的，寄到上海数量甚少，上海书商立刻翻印，每天可销一两万本，弄到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其中内容最好的一段，是署名“小江平”写的一篇《初次的性交》，写得淋漓尽致。(按：小江平正式的名字叫做金满成，是法国留学生，在里昂曾与陈毅同居一小室。)章太炎听了陈这段话，为之大悦，要买一本给他看看；后来章太炎把这小册子看了一阵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时，章太炎十分孩子气地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让人扛着先导，以壮行色。章太炎一点不曾留意这两面大书着他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的旗帜,在规模上超过了唐继尧帅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他对钱实在是在乎的。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氏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章太炎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上海当时有一家着名的笺扇庄叫做“朵云轩”，老板时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每次总是留下“润笔”50银圆。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章太炎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朋友求墨宝，向来不要钱。笺扇庄朵云轩来，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章夫人出面，索价每件100银圆。有时银圆收了之后，章太炎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家住在上海，经济窘迫。但章太炎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章夫人调度。章夫人常出去张罗钱财，有时打了包裹，到当铺去典质。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太炎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后来有人到章太炎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来人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就把它送到杜宅，当时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 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夫人。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
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的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枝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一百余张，而章太炎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一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以为结识与笼络章太炎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在问题解决后，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言谈热烈。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作为对章太炎的馈赠。在杜月笙走后，章太炎才发现了这笔重礼，又不好推谢不收。杜月笙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对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境况与心理特点真是了解到家了。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自此以后，二人开始订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章太炎在杭州，每日报纸都有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章太炎对此并不重视。一天，当地沈氏带了两个少年来拜访。说二子国学已粗有根底，求章太炎收为门生。章太炎即问沈氏二子，平时所读何书? 二子应对得体，且能背诵诗经。章太炎认为孺子可教，二人即跪地拜见老师。沈氏当即交给章夫人“贽敬”（听讲学费）200银圆。于是报纸盛载章太炎在杭州收了门生，引起许多人来投章氏门下。“贽敬”以40银圆者为众，100银圆者亦不少。一时有二十余人赶来杭州听讲。估计共收入至少10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章夫人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获。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诓到峨嵋山剃度，头顶还灼了两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谋葬地，信中说：“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
章太炎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章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章太炎的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章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却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章太炎晚年专程到过杭州，第二天晨起穿了礼服马褂长衫，命随从带了一副香烛及水果数件，慢慢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曲楼”，去凭吊他的老师俞樾（字曲园）故居。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世人皆不齿黄侃之私生活，认为他“有文无行”“无耻之尤”。而乃师章太炎则对其种种行为表示极大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至为放荡不羁。不论黄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93岁的姚奠中老先生一提起章太炎先生，立即显得肃严。姚老说章太炎老师对其学生要求甚严，一丝不苟，这也为姚老以后治学授业打下良好扎实的学风基础。当谈到章太炎老师的晚年，他讲到章太炎老师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讲解《尚书》时，实感胸闷，萎顿于教室之中，俄尔即仙去。此时姚老已黯然泪下，哀叹嘘余，豁然起身，直至书案提笔写下，“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接着说道：“这就是我老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科学界着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有家学背景，不过他们的父辈都偏重国学。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曾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一同在日本留学，亦列章太炎门墙；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公子；而钱伟长是钱穆的侄子并由其加以培养。
刘半农曾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 陈存仁把刘半农的情况告诉章太炎。章太炎听了很感兴趣，听说常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看到刘的文章，章太炎便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着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陈存仁便将报纸上连载的《赛金花本事》给他看，章太炎看了这些剪报后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不久，刘半农到上海，报纸上的新闻说他要访问章太炎。陈存仁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师，师母汤国梨女士也在旁边，她对老师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师点头微笑，并指定陈存仁相陪。
这天，刘半农同三个人来访，并带了附有镁光灯的三脚架照相机。章太炎衣衫，甚为整洁施施然缓步而下，坐定之后，很客气地与访者寒暄，他说：“我鼻部有病，闻到镁光的气息，鼻病必大发，最好请你们将照相机收好。”刘半农本想和章师同拍一张照，经章师这样一说，陈存仁立即着他把照相机收拾起来，刘半农不得不从命。
接着刘半农就问章太炎对白话文的见解如何，章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半农侃侃而谈说：“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
章太炎就以质问的口吻问刘半农：“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半农呆着无词以对。章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就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番话说出，刘半农更呆住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太炎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这时，刘半农已听得呆若木鸡，这一问他倒振作起来，便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他说得好像振振有词的模样。
章太炎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接着他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太炎在这时，像老师训导小学生一般问他：“中国历来有种种科学发明，都是用文言文来记述的，我先问你天文知识，中国有些什么?”
刘半农想了半天，他的同来者也都面有难色，不敢插嘴，知道今天的访问有些下不了台了。他果然答不出一句话，便低声下气地请教章师。章太炎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家祖冲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着《周髀算经》，精确地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率是3.1415926，与一千年后德国渥托发明地球圆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刘半农在旁唯唯倾听。
接着章太炎又说：“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讲讲地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谁?”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当然是哥伦布。”章师击桌大笑说：“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从未听到的。”刘半农又无词以对，只说：“愿闻其详。”
章太炎说：“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记述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充实自己。”刘半农只得点头称是。章师又按着桌子一拍说：“请你查一查，《章氏丛书》别录之三，有篇《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知道一切了。”刘半农听了这几句话，好像大大的受了一顿教训。究竟后来刘半农回去查不查过《章氏丛书》，我可不知道了。
刘半农倾听章太炎的话，一句也插不上嘴，同来的人与刘氏面面相觑，想快快脱身，不料这时刘半农却又说了一句：“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坠简等。”想借此掩饰自己，夸大北方学术界的工作，来平抑章师的气焰，一面就起身想走。章这时勃然大怒，说：“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发现，第一个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国得爵士勋位)，他从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窃去几百箱文物。后来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文物，直到他们在英法两国发表之后，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这时他又把手杖在桌上拍了一下。刘半农面孔红到项间。章说：“你知不知道近年来还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发掘了许多文物，究竟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事？所谓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着吗?”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的是活的。”当时刘半农不出一声，就是不敢答应这一件事。
章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这时已超过午餐时间，刘半农同来的人就出来向章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章太炎老师只说一句话：“如果刘半农要写访问章太炎的话，我就要叫我的学生，写一篇章太炎接见刘半农谈话记。”接着指着我说：“就是要他写。”刘半农就说：“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太炎让陈存仁代送，送出了门之后，章太炎坐在藤椅上纵声大笑，好像其乐无穷，认为这次骂人是很得意的事情。
婚姻
归去
评说
附：章太炎的“文革经历”：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章太炎的夫人是汤国梨，之前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是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 “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阶级，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本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止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关于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有几种记载：
一、《岑村笔记》上的一段记载，题为“章太炎婚事”，内云：“朴学大师章炳麟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和汤国梨在上海爱俪园举行结婚礼，介绍人张伯纯，证婚人蔡孑民。章生平论文，盛推魏晋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诗文，多古色古香。” 《岑村笔记》的按语中说：章师在爱俪园结婚之前，大闹笑话，当然一位国学大师，不喜欢俗礼的束缚，他最不讲究这一套，时人就说他大闹笑话，其实这些笑话，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常事。
二、陈大络的一段记载：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生虽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以上情况，有两点记载不同，一说介绍人是张伯纯，一说介绍人是蔡元培。在冯自由着的《革命逸史》中，记录介绍人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三、日本人高田淳着的《章炳麟传》。他写出章太炎结婚时，是在章太炎四十六岁，汤国梨是三十二岁，介绍人是张伯纯。章太炎放弃以湖北省女性为限的条件。
汤国梨女士是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毕业生，曾经在神州女学执教鞭，结婚那天，孙文、黄兴、胡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交换金指环。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
四 、《民立报》六月十六日登载，题目是“唱随新诗”：
文前又以“名园微雨燕双飞”为次题，当时结婚宴会上新郎新娘即席赋诗，六月二十日北京《顺天时报》详细记载，题为“章太炎君结婚记盛”，述及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按：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氏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我自知对日本文并无根底，能看不能读，也不会译。所以译出来的文字，不但不够信、达、雅，而且错误难免，所以将原文影印如下，请识者指正。
五、许福的口述：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洽借场地是否姬觉弥所介绍?他说那时姬觉弥尚未当权，是由一个叫做乌目山僧和园主洽商的（按：后来查出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一名中央。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总统熟得很，有一个时候黎元洪大总统的玉玺，就由他作主寄在爱俪园中。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
许福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许福说还有一件事，园主哈同先生，本来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氏期期以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辆马车，直趋“一品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落车之后，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姓徐的老板掏出腰包了事云云。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八十四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了夫妇的热情禁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为了劝阻袁世凯身败名裂起见，就在新婚后约一个月的短时期，从上海动身，黎元洪特地设宴款待。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其女自缢身死，章太炎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之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李根源（民国元老、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据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认为：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中华民国”这个名称乃是章太炎首先提出建议的。
徐复观：看过他（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着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绝路上去了。所以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在一条黑巷子中混战。……指出章氏对中国文化之实无所知，因而他是一个极为有害的国学大师的偶像，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值得提出来的。
袁世凯推章太炎为文圣人。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着《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鲁迅评价老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先生回忆章太炎师的时候，却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而鲁迅给老师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以学问闻名的黄侃则不同意老师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刘梦溪：所以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曰：“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曹聚仁先生《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曹先生的老师单不庵先生曾经想请他讲学，但被拒绝（正是他为袁世凯所忌，马通伯请他莫问政治，以学问成千古业的时候），“他不愿意政治上的大才略局促于虎皮交椅上”。
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辛亥革命的元老冯自由为章太炎书写挽联一首，对其革命功勋大加褒扬：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萃，伤心重作汉遗民。
昔日北洋军阀的大将陈宦也亲作挽联，寄往苏州，联曰：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明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上联称赞章之学问堪与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相媲美，下联则认为章之铮铮铁骨丝毫不让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章门众弟子中，属钱玄同的一幅挽联写得最为精彩：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着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文革”10年浩劫中，章太炎的墓地也难以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对章太炎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又拨出专款为其修建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杂谈 2013-11-28 1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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