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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1-0091-08
　　对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历来有许多评议。大体上说来，先前的论者较多地从认定其“相类”或“近于甚至等于”唯物论方面给予评价。（注：参见曾纪宪《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新党编《中山先生思想概要》，爱知社1926年出版，第33页；叶青《三民主义底哲学基础》，时代思潮社1942年出版，第59页。）后来则长期传衍一种意见，即主要是从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681页。）上去立论，并逐步形成一种“一些合理因素和唯物主义成分＋历史唯心主义本质”的总体评价模式。（注：参见萧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82-191页；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18-522页。）时至今日，重新审视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似宜走出以往的一般纯哲理性的争议，而更多地重视和注力于对其真实本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本文谨就此谈一些意见，祈识者不吝赐正。
　　 一、“民生”是一个“社会经济”性质的词语
　　识者对民生史观之所以有唯心论或类、近唯物论等种种议论，除各自所依据的理论规范和评价模式有别所致外，也由于往往是从一种单一的视角去衡定“民生”一语的内涵，未能把握孙中山对民生和民生史观的表述具有一种庞杂性的特点。
　　要正确把握“民生”一词的含义，应首先了解孙中山正式提出民生主义和形成民生史观的历史过程。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一生都十分关切民生问题。早在1896年伦敦蒙难后考察欧美社会现状时，他洞察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极端贫富不均，社会革命思想由此发萌。1903年他提出“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纲领，1905年将其正式规定于同盟会章程中。同年11月，在讨论撰着《民报》发刊词时，为将平日所提倡之革命“以一民字贯之”，鉴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定名为“民族”、“民权”，经过商议，“遂以社会革命定名民生”，（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2页。）贯彻“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的精神。（注：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75、75、76页。）于是，“民生主义”一语首先在《民报》发刊词中出现。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中最富特色、最具创意的部分，他历来为之宣传和解说也特别多。孙中山认为，按近代“欧美进化”的历史来看，随着18、19世纪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潮流先后兴起，“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扬之时代”。他主张革命党人应以前瞻性的眼光，“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注：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75、75、76页。）1912年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在各地演说中一再作实行民生主义的鼓吹，强调“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注：孙中山《在湖北军政界代表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335页。）同年10月，他《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人类之在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亦人类之经济主义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显然，孙中山所说的“生计”是属于“社会之经济”范畴的一个术语。他所表达的“生计”关系人类“生活”、“生存”，实为“人类之社会”的“主动力”的思想，是他日后民生史观的萌芽。
　　1924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以“民生”为社会历史发展原因和动力的理论，并成为他社会历史观的核心。民生是什么？对这一词语的本义和本质属性如何理解，确是评定孙中山民生史观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孙中山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什么‘国计民生’……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但是今日科学大发明，在科学范围内拿这个名词来用于社会经济上，就觉得意义无穷了。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显然，孙中山对“民生”一词的释义是很清楚的，他是将旧词新用，在“科学范围内”“用于社会经济上”。因此，他所说的“民生”及其具体解释全当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
　　孙中山不仅在释义上强调他所说的“民生”是“社会经济”性质的词语，而且他在解释“民生问题”之所以发生时，也是从近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变迁方面予以说明。他指出：“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因为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着实言之，就是由于发明了机器，世界文明先进的人类便逐渐不用人力来做工”，“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这种大变动，外国叫做‘实业革命’，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痛苦。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这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孙中山并未停留在这种比较直朴、粗犷的解说上，他又进一步说：“现在欧美的工商业进步到很快，资本发达到极高，资本家专制达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会党想为人民解除这种专制的痛苦。”（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从而从近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较为完整地说明了近代“民生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显示他所说的“民生”和“民生问题”是“社会经济”性的词语。
　　孙中山对自己的民生主义如同对他整个的三民主义一样，是非常自信的。他说：“‘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自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所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注：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112页。）观照孙中山的有关论述，应该认为，他的自我评价大体上是切实的。有的论者忽视孙中山用一种大历史的眼光使中国“民生”这个旧词焕发科学新义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他们从中国古书中征引“民生在勤”、“唯民生厚”和“民生国用”等旧有表述，证明使用“民生”一词古来有之，便责备孙中山“这句话未免言过其实”。（注：萧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第170-171页。）事实上，前已言及，孙中山再三强调自己是在“科学范围内”将旧词新用，并历史地从近社会经济大变动上论述近代“民生问题”的产生。我们可以认为，孙中山首以远大的历史眼光撰写近代中国“民生”科学的大文章，确是前无古人。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历史的原创精神。
　　 二、一种力图“在经济学中去寻找”“终极原因”的历史观
　　孙中山出于对民生主义学说的高度自信，有时在某些表述上存有不很严谨之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民生”作多义性的发挥。他在讲述民生主义时，往往把“民生”同“民生问题”、“民生不遂”、“民生主义”、“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生活问题”、“生存问题”、“吃饭问题”……等术语混同使用，从而使他所用的“民生”一词的概念在外延上作了很大的展伸。但我们如果对之作全面而客观地评析，当可认定，孙中山所讲的“民生”一词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概念，其内涵的经济性、物质性是确定的，但又有很大的包容性，我们应区别其经济性、物质性的基本内核和由于其包含性所展现的种种不很衡定的外延。有的论者不察，说“孙中山的‘民生’的概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用之于社会经济上’，或‘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它本身不就是‘社会经济’或‘政治经济’，而是一种‘学理’。”（注：萧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第171页。）在这种逻辑推断下，将“民生”一词内核的经济性质一笔勾去，使之成了一种如同“民生主义”那样的学理式的概念，以为“民生史观就是唯心史观”的立论建构前提。再之，孙中山在阐述作为“社会经济”问题的“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时，多次说及，“人类求生存”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应该承认，这种极言“民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地位重要的言论带有一种泛经济色彩。尽管其有不很严谨、不够确切之处，但孙中山痛切地感到“中国今日是患贫”，“中国现在正是民穷财尽……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饭吃”，并主张：“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因此，如果我们全面考查孙中山的“民生”论，当会在其泛经济色彩的背后，看到如同现今我们把“脱贫”（温饱）、“小康”和“发达”规定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同一的本意。有的论者未着力对这种关切民生和重视经济发展的本意的揭示，又用“民生”一词某些不很衡定的外延削夺其基本内核的“社会经济”性质，锁定“民生”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断言孙中山“在事实上就把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生’，说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而否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注：萧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第173页。）进而把民生史观、所谓“民生”决定论判定为“历史唯心主义”。显然，这种判断和推断同孙中山的“民生”论和“民生史观”的本义和真实性质差之甚远。
　　孙中山是20世纪初期中国变革潮流的最伟大的代表，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注：刘学照《“从同”和“超越”：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张磊、王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02页。）历史变革潮流需要适应和推动其发展的变革思想。但近代中国是一个走后发型近代化道路的国家，民族屈辱、社会患贫、政治衰败的状况，使近代中国历史变革具有一种急迫性的特点，几乎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走完人家几百年的路程。因而近代中国变革思想难以从容不迫地经过长期的书斋里的缜密思辨而产生，往往是跟随历史变革潮流的实践需要而急速显现。孙中山如同近代中国许多变革思想家一样，是变革运动领导者兼思想家的一身二任的人物。这种情况就使得他的言论每多带有宣传的性质，采取的亦是使中国民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表达方式。为了“贯彻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的精神”，使人们易于了解他的社会经济主张，他从中国历史上拿来了“向来用惯的‘民生’这两个字”，说明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大道理。他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看作社会基础和历史动力，从历史观的高度阐述民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把高深玄奥的历史哲学变为一种生动浅显的大众哲学，这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意义，而且随着历史步伐向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猛进，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32页。）在人类历史从20世纪向21世纪前进的时代，“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生存”这种一般而永恒的问题愈益显得突出，人们不仅要一般地发展和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要改进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还要急切地考虑和改善人类整个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这样，曾被讥讽为“抽象的所谓‘民生’和‘人类求生存’的问题”反而变得具体和细致起来。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恩格斯又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425页。）孙中山深知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应在实现政治变革后大力进行“实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为此，他不仅借用“民生”这个中国人所习见的用语论述社会经济问题，力图使自己的“民生主义”“包括一切经济主义”，而且还浅显地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问题去解释历史进化，提出一种切实生动的历史动因论。虽然，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在一些学理的说明和表述上仍不够严谨细密，如当年“戴季陶曾说过：‘中山先生有些天才卓然处非常人所及，然有时发起议论来竟无常识’。”陈独秀也曾指出过“中山先生在经济学上的缺乏常识处”。（注：《孙中山集外集补编》补编补语。）但孙中山的“民生”论和民生史观，却能表现出一种自觉地“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终极原因”的真诚努力。
　　 三、应具体评析民生史观的哲理性层面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是一个包涵“民生”论、“民生主义”纲领和民生史观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自称“民生主义这个问题”有“学理”和“办法”两个方面。他明确地说，其“办法”是指民生主义“纲领”，而“这种学理，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恐怕演讲理论，越讲越难明白”。（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显然，孙中山自称“难明白”的“理论”，是指“民生”论，特别是其哲学部分，即民生史观。因此，可以说，民生主义“办法”和民生主义“学理”互为表里，民生史观是民生主义纲领的哲学基础，民生主义纲领是民生史观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层面。我们论析民生史观时，应分辨它的哲理性层面和政策性层面，并将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评析。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虽然形成得很迟，但仍显得比较粗犷。加之论者的理论规范和评价模式有异，因而对它有着种种不同的评析。一般说来，如果侧重从“民生”是一个经济性、物质性的词语去立论，可能会得出民生史观近于或类于唯物史观的评价；反之，如认定“民生”及其“生存”、“求生存”等衍义是一种精神性的概念，则会将民生史观断定为历史唯心主义。笔者对这些意见缺乏深究，无意深入辨析，只是在再读原着以后，觉得对抱定“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看法的论者所持的论据和所作的一些论析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其一，笔者前已论及，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及其包涵衣、食、住、行和“人类生存”、“社会问题”在内的种种衍义，都是经济性、物质性的词语，民生史观实是一种“从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尝试，不再累述。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有的论者征引孙中山在1918年所说的“心”为“万事之本源”的话，作为“民生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这个论断的旁证，笔者以为这是曲解了孙中山的原意。如所周知，孙中山像中外历史上许多革命家一样，非常重视革命思想的宣传。（注：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283、430页。）事实上，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屡遭挫败，实与革命党员“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有关，遂深感加强“心理建设”的重要，乃于1918年力撰《孙文主义学说——知难行易（心理建设）》一书，在序中慨言：“夫心也者，万事之本原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注：《孙中山选集》，第116、117页。）显然，我们仔细观照前后文，当知这里所说的“心”是“人心”、“党心”、“民心”的意思。实际上，孙中山重视“宣传”，强调“用人民心力”，“心力与兵力”并行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主张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灌输”（使之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和用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等原理有某种相同的用意。我们对孙中山这番检讨革命策略思想的言论和努力，原宜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去评析，以显现其重视“心理建设”，以革命思想“改造人心”（注：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72页。）的本意。似不宜将不同范畴和不同场合的言论均上升到哲理性层面作为“唯心主义”说的佐证。但有的论者却将孙中山1918年强调“心理建设”所说的这几句重视革命思想宣传的话与他1924年形成的民生史观联系起来，作出这样的论断：“‘心也者，万事之本原’这个观点，是孙中山社会历史观的‘纲’”，“他认为抓住了‘心’一切社会问题都得到说明和解决。这是典型的社会意识决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注：萧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第153页。）笔者以为，这种论析和上“纲”表面上似可言之成理，细究起来实相当牵强。
　　其二，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里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包括社会问题”，“归根到底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这段论述曾被说成是民生史观应定性为“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要论据。笔者也觉得孙中山这个论断并不很准确，他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和他所作的批评亦有欠妥之处。尽管如此，即据以作“唯心”的定性，似亦可商榷。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未直接说过“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的话，而历史唯心主义也未直接将“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作为基本原理。分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其理自有另在，似不应单以在不同场合运用的某一个字眼作为主要评判标准。
　　其次，在哲学上与“物质”相对应的概念是“精神”，但对物质与精神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与同辈的中国人相比，孙中山所持的观点最为正确和鲜明。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指出，“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二者“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为用？即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2页。）可见，孙中山明确哲学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但是，他在批评浯中为何将“物质”与“社会问题”相对应呢？在笔者看来，孙中山在这里主要不是谈哲学问题，而是谈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们不应从他不同意“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的一句话，便用一种“是是、非非”的逻辑推断此见解是“唯心史观”。
　　事实上，孙中山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是专注重物质的。要讲到物质，自无［然］不能不注重生产；没有过量的生产，自然不至有实业革命”。因此，“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而孙中山不同意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思路和论断，他坚持社会经济发展上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所以他批评“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是倒果为因”。（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
　　从上述引文并结合前引孙中山从近代发生“实业革命”说明近代民生问题产生的有关论述，可知孙中山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即他认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专注重研究物质生产，而近代欧洲正是有“过量的生产”才有“实业革命”，才有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便发生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战争”，马克思遂更加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乃主张“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主张不与资本家调和”。孙中山则强调，“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批评语中的“物质”实即“物质生产”之谓，而不是与“精神”相对应的“物质”之义。他所说的“社会问题”实为“社会民生问题”，是“社会经济性质”的术语，不是与“物质”相对应的“精神”性的概念。孙中山这段言论表现出一种自负，他认为他重视社会民生问题比马克思“专注物质（生产）”含义深广。因此强调“社会问题才是历史重心”、“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究其批评的大旨，则归论于主张用社会改良方法（特别是他所说到的“四种方法”）改进资本主义生产，“反对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认为，“对于资本制度只可逐渐改良，不能马上推翻”。（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因此其本义不在从哲理性层面阐发“唯心史观”，而实际上是从政治和政策层面宣释作为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民生”论和民生主义。
　　其三，孙中山一般地否定“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实际上有悖于“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这当是民生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别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对一个革命党、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党来说，一概地“反对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显然是不足取的。但是，当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经济问题”最终还要靠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来解决。这当是我们今日重新审视孙中山这番论述所应得到的启示。
　　 四、应将民生主义作为民生史观的政策性层面加以研究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最初倡导者，他用三民主义思想引导人们为“建立民国”和“扞卫民国”而斗争，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1页。）这种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社会国家的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国家思想。民生主义作为实现“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革命纲领，是民生主义学说的主体部分和政策性层面，以往学术界论析很多，随着历史步伐的推移，我们对之研究亦宜改善理论思维和转换研究思路。
　　其一，民生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学说的政策和“办法”，实包括发展近代生产力和“预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弊端”的两方面含义。孙中山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即表示，“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后又说，“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自行管理海关，“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注：孙中山《复鲁赛尔函》、《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323、560页。）民国初创的1912年，他在多次演说中提及“振兴实业”问题，（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321；《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在上海社会党的演说》，《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6、499页。）他在1918年撰着的《实业计划》中，更构绘了欲充分利用战后国际市场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蓝图。另外，孙中山在1905年正式揭橥民生主义后，即明确提出了“预防”资本主义弊端”的思想，欲“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76页。）后来，一再表达这样的看法：“我国将来实业发达，资本专制亦当不免，欲求幸免社会革命，莫如思患预防”。（注：孙中山《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96页。）“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3页。）这样，“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作为一种历史悖论被包容于民生主义思想中。以往学术界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研究，存在一种“唯生产关系”论的倾向，重视于“预防”“资本主义弊端”思想的研究，偏好讨论“平均地权”问题，造成一种“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的错觉。（注：“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这种认识偏误看来产生已久，早在1929年，当年以积极宣传民生主义着称的冯自由即曾作过辨正：“故以同盟会章程而言，则平均地权四字，只是民生主义之一部，不得谓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也“。（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第132页））相对来说，忽视对孙中山开展产业革命、振兴实业、拓展市场经济思想的研究。这种情况直到近些年才有所改变。显然，只有改变这种比较单一的研究思路，克服“唯生产关系”论、特别是“唯生产资料所有制”论的影响，加强对孙中山“振兴实业”、发展近代生产力和富国富民思想的研究，才能完整显现民生主义作为民生史观政治和政策层面的意义，从而全面焕发民生史观作为一种“从经济学中去寻找”“终极原因”的历史哲学的真实本义。
　　其二，孙中山把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纲领的民生主义称作是社会主义。他在民国成立前后，又多次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以往我们在研究中，对既要“发达资本”又要“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是“主观社会主义”这种简单结论上，未能洞悉这是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思考。
　　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走上了一条屈辱依附的后发型近代化道路，也就是所通称的半殖民地道路。进入20世纪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时代”和所谓“后工业时代”，而“未经产业革命”的中国还处于一种“半工业”、甚至可以说是“前工业时代”。中外在社会发展上出现的“时代差”，使“企强以比欧美”的中国，在社会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两难的抉择。孙中山是一位富有时代意识和前瞻性眼光的思想家，他对近代中国发展“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注：孙中山《与马君武等的谈话》，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7页。）有明确的认识，但又深知“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注：孙中山《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0页。）“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注：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页。）表现出对中外发展上的“时代差”的深层思考。事实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一个经常性规律。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近代化，必然要讲速度，要考虑迎头赶上和避免重蹈覆辙。孙中山在表述取法西方谋求中国发展时，常用“并驾”、“突驾”、“迎头赶上”、“后来居上”等词语，含有一种“超越”的思想。早年，他在创立兴中会后，曾有过“使中国越过殖民地化的危机”的表述。（注：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121页。）1905年，又曾向第二国际书记处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求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注：《附：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这更是用明确的语言表达“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愿望。以后，他在提出“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主张的同时，又一直抱有一种“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的“思患预防”（注：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8页。）思想。显然，我们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研究，如能突破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种单纯定性分析的局限，将一种单一的、单向的思维定式改换成一种辩证综合的复合性思维，当不难发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包容“振兴实业”（“发达资本”）和“防于未然”这种历史悖论式的内涵，正是孙中山正视中外发展的“时代差”，为“振兴中华”探求一条既“循常”（“从同”），又“超越”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设计。循此研究思路，当有助于全面洞悉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真谛和民生史观的现实意义。
　　其三，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教民真理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始终站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潮流的前列，我们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时，还应加强对其外国思想渊源的辨析。一般论者在分析孙中山民生主义、特别是其平均地权主张时，都着眼于其受到美国亨利·乔治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孙中山自己也承认。但据笔者看来，问题不尽于此，“实际上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多源的，特别是与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和认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有关。而这一点过去往往被论者所忽视。
　　众所周知，孙中山是进化论的信奉者。但他反对把物种进化规律机械地运用于人类社会发展。他早在1906年就强调“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5页。）1908年他批评严复所译《天演论》一书的书名“应译为‘进化’乃合，译为‘天演’则不合；以进化一学，有天然进化、人事进化之别也”。（注：孙中山《复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5页。）辛亥革命后他又多次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到20世纪，欧洲诸国先前发明的“生存竞争之新学说”已成为“一种野蛮之学问……盖共和之国，首重平权，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之所宜用”，而“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注：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507、508页。）由此可见，对进化论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恶痛绝，使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寄于同情。
　　孙中山固然批评过马克思，但他对马克思也作过许多称誉和赞扬。早在1912年，他讲到社会主义源流时，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着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他批评“其主脑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亚当·斯密派是“旧经济学派”，而称赞马克思派是“新经济学派”。并指出，旧经济学派之“分配法，纵资本家之垄断而压抑工人”，已“不适用于现社会”，而亨利·乔治和马克思“二氏之学说”，“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515、516页。）他在1924年《民生主义》演讲中，于称引亨利·乔治的同时，又盛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但他强调，“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孙中山谈论民生主义时始终怀有马克思和亨利·乔治“二氏”的情结，他多次将马克思与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并提，且说后者是“马克思的信徒”，“深究马克思的主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真正了解。撇开孙中山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不论，他强调可“师马克思之意”，则说明他的“节制资本”主张受到了马克思“资本公有”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声明“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他认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办法”方面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相同的“目的”和“相同的目标”，这“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他指出：“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页。）从这种比较和联系中可看出孙中山“求同”的真诚态度，这正是他强调可“师马克思之意”的思想动因。以往我们对民生主义研究中因见孙中山反对“用马克思之法”即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从而忽略孙中山所受到的“马克思之意”的影响。今日看来，只有将孙中山对马克思主张“师”“之意”和反对“用”“之法”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全面揭示民生主义的性质并窥见其在改革、开放时代所仍有的现实意义。
　　 五、结语：民生史观丰富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思想的宝库
　　综上所述，孙中山所说的“民生”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词语，其基本内涵是经济的、物质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借“民生”这个习用的旧词论述社会经济问题，言近旨远，较少书斋味。它力图从群众日常生活问题去解释历史的进化，提出了一种切实生动的历史动因论，这是一种自觉地“从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有意义的尝试。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孙中山的“民生”论和民生史观从酝酿到形成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中国历史早已走出动荡，进入一个用“渐进方式”全力发展现代化的新时期。时过境迁，重新审视孙中山民生史观，实感到有改善对其研究的理论思维和评价模式的必要。宜将一种单一、单向的思维定式改换为一种辩证综合的复合性思维，将从概念出发改变为从现实生活出发，克服满足于堆砌原理公式和以上“纲”、定“性”为指归的唯“理”论和唯“性”论的倾向，使对民生史观的评议走出一般纯哲理性的讨论，更多地重视对其真实本义和现实意义的考察。
　　对民生史观的研究，固应看到它与“马克思之法”的根本差异，更应切实地辨析其与“马克思之意”的同一性，凸显其在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其一，民生史观是一种深入浅出、扣人心弦的历史观，其“天才卓然处”与某些“缺乏常识处”斑驳杂陈，它把“社会之经济”、“人民的生活”、“人类的生存”提到“历史活动的中心”的高度，反映了孙中山对人类的挚爱和始终真诚“为多数之民众”的伟大的民主主义精神。其二，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历史进程来看，孙中山这种力图“从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努力值得肯定，其高度重视民生的思想有助于克服曾长期流行的所谓“唯政治”思维以及“唯生产关系”论、特别是“唯生产资料所有制”论的消极影响。其三，民生史观是民生主义纲领的哲学基础，民生主义是民生史观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层面。“平均地权，只是民生主义之一部”。民生主义思想包涵了一种“发达实业”和“防患未然”的历史悖论，它体现子孙中山对进入20世纪后中外发展存在着“时代差”的一种感悟，是从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沉思考，从而开创了“循常”和“超越”的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之路。
学术研究广州91～98K3中国近代史刘学照20022002“民生”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词语，其基本内核是经济的、物质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借“民生”这个通俗常用的旧词论述社会经济问题，言近旨远，较少书斋味。民生史观是民生主义纲领的哲学基础，民生主义是民生史观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的层面。时至今日，重议民生史观，固应看到它与“马克思之法”的根本差异，更应切实地辨析其与“马克思之意”的同一性，凸显其在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孙中山/民生/民生史观/民生主义刘学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 200062 作者：学术研究广州91～98K3中国近代史刘学照20022002“民生”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词语，其基本内核是经济的、物质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借“民生”这个通俗常用的旧词论述社会经济问题，言近旨远，较少书斋味。民生史观是民生主义纲领的哲学基础，民生主义是民生史观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的层面。时至今日，重议民生史观，固应看到它与“马克思之法”的根本差异，更应切实地辨析其与“马克思之意”的同一性，凸显其在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孙中山/民生/民生史观/民生主义

网载 2013-09-10 2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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