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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2)04-0046-07
　　　　　　一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往来”于这个刚刚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正像人们所言，这是一个“实践的时代”，还未真正到达“反思”之时。因此，社会的转型对哲学发展有其很大的影响。
　　哲学虽是一种较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最终还是由经济来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因此，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基础上发生了裂变。计划经济时期价值导向的“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和市场经济下的“自我实现”、“个人奋斗”日趋分化。这也是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所经历的必然。
　　产品经济是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特征，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个人的劳动融入到社会劳动之中，生产出的产品不需要交换而通过直接分配所得。因此，社会、集体占主导地位，突出了共同体意识，人们相应的价值取向就是“无私”、“无我”，只讲“奉献”，不讲“报酬”。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产品经济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实现运行的。而我们却在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实施，那就只有靠每一位社会成员高度的严于律己，用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要求个体，形成了生活上的“苦行僧”和精神上的“富有者”的强烈反差，人们渴望进入美好的社会，此时，把政治、伦理、意识等奉为本位，哲学也确实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按恩格斯的观点来说，这并没有真正上升到社会史的水平。
　　商品经济，一是直接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和内容。它不再以血缘、地域、民族、语言为界限，通过商品交换，能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建立起了人们之间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它淡化了共同体的意识。二是商品生产以交换价值和追求利润为对象，人们的社会关系普遍为商品化，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和在利润的追求中努力实现着自身价值，相应的价值取向就是“自我实现”，人们力争把自身的价值物化。商品经济给人类活动和社会运行注入了活力，促使生产、交换及科学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商品经济导致了产品经济时期维系社会体系的价值观出现了裂痕。
　　商品经济生活渗透到政治、伦理、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人们的价值观迅速演变，并趋于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追求服从市场的价值导向，得到了市场的承认才说明了“我”存在的价值，“我”就是要按市场的要求来塑造自己，以自我价值实现为本位，人的价值“物化”了。个人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他的命运，荣辱毁誉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有其自己的主动掌握权，人们主动地把握机会，不断进行新的选择。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和资本，社会上一时出现了浮躁之气，急功近利，“知识”遭受到冷遇，崇高的哲学更是“高处不胜寒”，“爱智慧”之学却不被智慧所爱，因此陷入了危机。人们对于生活中的明智和知识的实用的选择排斥了哲学这一“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无用之学”，人的智慧落到了对某些功利和实际生活的盘算和筹划上来。人们对“物”的追求和对自身价值物化的实现，使人文精神衰减，还一时不能出现“纯正的理念”上升为民族精神，社会“真正的”秩序还未井然。所以，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哲学还未被“真正地”得到“仰视”。
　　　　　　二
　　在社会转型时期，从哲学角度来说，出现了这样一些矛盾：
　　1.功利和崇高。有人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现代，是一个功利型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强化，人们急于寻求功利的价值取向更加突出。人们对往日的“理念”发生怀疑和动摇，因为它脱离了今天的社会实际，那些“古老的原则”在今天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很难有说服力，人们需要适应社会去生存、去发展。在这个“行动”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处于迷惘、混乱、漂浮的状态，“理性支柱观念”处于极大的动荡期，而“经世致用”的观念却成为某种信条。因此，“哲学的崇高”不能解“渴”，人们自觉到对世界“终极关怀”的哲学似乎距离“资本”太远，也过高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1](第4卷，p.249)它并非是功利之学，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技巧。哲学本是“爱智慧”的学问，是对于自然、人生和社会历史等一般问题进行理性的沉思和探索，它是对真理及其意义的无限追求，这便是哲学的本性，也是它崇高的表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熟悉的领域，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可以分享的。凡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2](p.35)黑格尔还把哲学称为“最高尚的东西”。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推崇“哲学王”，“爱智慧”的研究者是第一位的。在古希腊，哲学被奉为最高的学问，乃是使人崇高起来的学问，自然“哲学王”就是最大的学问家。他认为，人们最高尚的需求是爱智慧。这种“智慧之爱”本身就是一种崇高。
　　哲学以理性的姿态出现，对现实和历史及其认识进行反思，不是计较一时的得失，而是运筹于宏观和长远，它的博高而深远的“气度”把人们从“精神的计较”中解脱出来，使人们不断地追求真善美。然而，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3](第1卷，p.1)人们都忙碌于日常生活之中，还未在内心深处腾出精神活动、哲学沉思的空间，“功利”和“崇高”的矛盾在此时便尤为突出。
　　尽管在社会上，人们过于强化功利，淡化崇高的理念，可就在对“功利”行为的追求中，实际上已蕴含着对于崇高理念的呼唤，因为“人们没有‘形而上学’是不行的”(爱因斯坦语)。而为人们找到可归的“精神家园”，正是哲学的崇高使命。
　　2.现实中的“小我”与理想中的“大我”。相对于理想境界中的“大我”而言，现实中的“小我”在此是指生活于社会中的有独立行为的个人主体更关注自我利益、“理想淡然”的那一面。
　　市场经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活动受到商品经济规律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市场需求的瞬息万变，多样化的竞争，各种利益的相互冲突等等，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决定着个人命运，使得人的行为更加主体化、个性化。这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迷信”，那就是“机会”和“运气”，当然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另一种“崇拜”，就是个体的参与和竞争，“自我实现”，“个人奋斗”，这更加突出了主体性，也伴随有功利性。一时间，似乎“大而无当”的“理想”、“信念”远激不起人们的豪情，反而使人感到疑虑和惆怅。
　　诚然，个人在社会上所参与的平等竞争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的“合力”有所贡献和影响，但在这一过程中，过于偏执现实中的“小我”一端，时之过久，就会使人茫然，这只是人生境界中的低位层次，充其量只能作为“穷者”，“独善自身”，而这个社会更需要个体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中的“大我”的气魄和胸怀。
　　相对于现实中的“小我”而言，理想中的“大我”之“理想”是指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想中的“大我”就是对宇宙人生有着“觉解”(即“自觉”、“了解”。＜冯友兰语＞)程度的个体。“大我”可有双重含义：既可指“个体”，相对于“小我”而言的那一面，因在个体中包含有“小我”和“大我”两个方面；又可指群体、社会。笔者在此指前者，意在强调个己的“崇高”、境界升华的一面。
　　哲学之所以能使人崇高，使人境界升华，在于它不懈地对宇宙、人生的真理进行探究，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中的“大我”也可指处于哲学“最高思维境界的我”。
　　哲学的生命之根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在其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它生命延伸的指向是无限的理性求索，其生命不竭在于对理想的追求，通过理想反观现实，通过理想超越现实。哲学使人们超越功利层次，进入到精神、理想的更高境界，不要仅注意“小我”而要更注重高位层次的“大我”，“大我”包含着“小我，又超越着“小我”，由“大我”来反省“小我”。哲学能使人们在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探寻中，思想更深邃，视界更高远而开阔，人的境界随之“觉解”程度的提高而升华。所以，“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确立一理想人生”(冯友兰语)。它显示出了理想主义精神，也是人类本性的最高体现。
　　我们每一个体应超越“小我”和“大我”的对立，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人对宇宙、人生有高层次的“觉解”，依次进入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
　　3.“实用之学”和“无用之学”。在现实的竞争中人们意识到竞争的背后需要知识支撑，但人们更注重的是“实用”知识。在科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倍受重视的今天，人们集中精力投入了“实用之学”，而冷漠的是“远离生活”的像哲学这样的“无用之学”。
　　在科学林立的知识世界中，确实有许多学科对生活实际有其重大的“实用性”的指导作用。相对而言，可以“学后即用”，因此，只要是市场急需的专业，人们就会蜂拥而至。哲学专业经济效益极大不足，社会效益见效缓慢，所以门庭冷落。有的大学哲学系迫使自身生存而进行“改革”，开设了非哲学专业或课程，这样就失去了哲学的本性和特性。哲学有其自身的属性和内在逻辑发展的规律，它总结各门具体科学之成果，探讨宇宙、人生之理念，强调的是批判性、反思性、超越性，也正是它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崇高”，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无用”。
　　哲学所探讨的是非经验的进入思维中的“事物”，其“观念、命题和推论多为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冯友兰语)它与科学中的命题没有同等的实用效力，科学中的命题可较直接地统治自然、实际，而哲学不能有此用，哲学只能起最高意义和原则上的指导作用。科学既有理智，也有经验，有可操作性，是具体的；而哲学靠思辩、靠言说，是抽象的。科学解析宇宙间一部分、一方面；而哲学则把握宇宙全体。哲学是“以心观物”，不是“以目观物”，冯友兰先生认为，“最哲学的哲学”、“形上学”不对“实际”有所肯定。哲学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是在人身上潜移默化的体悟的东西，就这一方面来说是不切实际，不合实用的。
　　哲学的“无用”是由它研究的对象、范围及特性等所决定的，哲学的“无用”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乃“无用”之“用”。它不只是单纯的知识，而是在培养、提高人的素质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哲学不仅能使人深化认识，强化心智，领悟方法，教你深刻，而且还能给人以品格的塑造，给予人生理想、信念的支持，使你“崇高”，这正是哲学的重要功用。哲学之用在于它思想性之用，而不是生活琐事之用，这正是哲学之“无用”，也是哲学的“无用”之“大用”所在。如老子所言：“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然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为以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4]应把“有”看作是“无”的功用带来的利益，把握“实用之学”的深层蕴意还要靠“无用之学”的功用。正是“无用”之中寓于“大用”，哲学的“大用”在于使人终身受用。
　　当前，这些矛盾突出了对立一面，还未很好地达到协调、统一。这些矛盾也正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凸现出来的，时势使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出现一些偏激，在精神、理性的追求上缺乏认真的态度。黑格尔说过：“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也是哲学的真正基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为没有活动的余地。”[2](p.32)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浅薄时期，哲学的贫困时期，它不是使哲学能造就出伟大成就的时期。但哲人们也并非默然视之，正在努力为哲学复兴而奠基。
　　　　　　三
　　某种学科、理论受到冷遇原因之一是它未能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而不断成长，或成长缓慢。哲学要走出低谷，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需要自身的“调试”与创造，真正地从智慧中新解“爱智慧”，使“智慧之学”站立得更稳。
　　1.时代感。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第3卷，p.465)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反而言之，也可以说哲学应“选择”与之相应的时代。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5](第1卷，p.121)“最哲学的哲学”或说“纯哲学”有其永久存在的价值，以致我们现在还从古希腊哲学中追寻着智慧的光芒，但这是起用旧者而维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哲学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发生着变革，尽管它远离经济基础，但它最终根植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沃土中，这就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的原因。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提炼，时代又改变着哲学。
　　哲学不仅是对“终极关怀”的理论，而且也必须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
　　一方面，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黑格尔语)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它所面对的是时代的现实，而不是生活琐事的罗列，它与现实密不可分，但与之又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它是从思维中把握现实，是“思想中的现实”，是理性中的具体，它以理论的方式表征着自己的时代。在美国“新美世界文库”的《导师哲学家丛刊》中，哲学家们以这样的标题论证不同时代的“现实”哲学及哲学家，即《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理性的时代》(十七世纪哲学)；《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思想体系的时代》(十九世纪哲学)和《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哲学)[6](p.1)。这进一步说明哲学是从思想中把握时代的现实。
　　另一方面，哲学虽是思想中把握时代的现实，但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思辩”，哲学需要思辩，但不能离开现实中的人和世界。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的缺陷时认为，“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宇宙本体的“终极存在”，是脱离了人及其活动的“宇宙本体”，这样的“宇宙本体”以及“人本身”都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世界消失了。而马克思认为，哲学应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世界。研究哲学的过程是一种精神的“耕作”，靠人的思与辩，但是，它是以实践为基础对经验的理性升华，以实践为中介建构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图式和理论，因而，哲学不应只是哲人之间的晦涩“对话”，而是思之现实，与现实“对话”，不要在思辩与现实中人为地划一道鸿沟，因为时代要求它们必须内在相联，这样才会使哲学理论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每一时代的哲学理论是“时代的现实”造就的，反过来，哲学也必需“选择”“时代的现实”。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的时代、“实践的时代”，哲学要走出贫困的阴影，就要进入到这一时代的现实中来，不是简单地附和于现实，失去其独立性，而是以它特有的反思性和批判的精神研究、回答我国社会实践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着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形成民族理念支柱，使哲学成为新时代到来的“先声”，奏出时代的“强音”。
　　2.特色化。哲学不但要扣住时代的脉搏，还要形成自己民族的特色哲学。为本民族提供核心理念。
　　首先，哲学要民族化。哲学应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一个民族的站立，需要有其理念的支撑，这正是哲学所提供的。所以哲学要关注本民族的特点和发展，为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提供价值观念和精神支柱，以作为判断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准则，使本民族的精神有所归依，这也正是民族化的哲学力量之所在。
　　在哲学的民族化道路上，前辈们已做过许多尝试，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哲学；或从东西方哲学比较的相互碰撞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给西方哲学思想充进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又给予中国传统哲学以新解。另一种伟大的尝试就是毛泽东思想，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我们说，在俄国又不同于中国，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有效地解决本国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7](p.534)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7](p.534、707)实践证明了这一“结合”理论的真理性。
　　毛泽东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7](p.707)那么，中国哲学也应有自己今天的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抽象的、空洞的哲学论争或简单地搬用现成的哲学结论已不适宜本民族与现时代，已不能足以支持人们的精神和被人们普遍接受，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及人们的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需要有哲学理论的深层支持。目前，我国哲学研究正在加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进一步探索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道路，在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定位，为中华民族提供核心理念而做准备。
　　其次，哲学要“个性化”。个性化和民族化紧密相联，但这里所说的“个性化”主要是就时代发展的纵向而言。每一时代的哲学思想都应充分反映“时代的个性”。如此便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哲学个性。
　　古希腊哲学“包罗万象”，融科学与哲学为一体，奠定了“形而上学”的根基，崭露了含融宇宙的“大气”之个性；中世纪“经院哲学”，其个性之“烦琐”；近代十七世纪以英国哲学为代表，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开展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交锋，关注“认识”领域，更加突出了“理性”的个性；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反映出了“启智”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显示出的则是“思辨”的个性。中国古代哲学更加关注的是“社会”、“伦理”，形成了自己的“入世”的个性。各民族哲学个性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基础，同时这些具有不同个性的哲学又为当时的社会和本民族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渗透于民族的思维行程中，形成了民族理念。
　　哲学个性化的实现还需有哲学上的百家争鸣。哲学家各自从不同的方面、角度去探讨、论证“哲学问题”，其“个性化”只代表哲学家个人的观点，哲学家的个性化只在哲学“领地”。各种观点只有相互合理的冲突中、批判中才能得以显现，同时凸现出有新见地的、适应时代的哲学与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一个时代虽不能有全新哲学，而可有全新的哲学家，较新的哲学。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之哲学，不是全新的，所以是‘上继往圣’。但其哲学是较新的，其力量是全新的，所以可‘下开来学’。”[8](p.148)哲学家上继以往哲学的观点，又秉持各己所见，给新时代以全新的力量。所以在哲学“领地”中“所允许”的多种观点相互冲突与批判为哲学家的个性发挥提供了条件，也是实现哲学“个性化”不可或缺的土壤。
　　作为一个时代的“个性化哲学”的成立，应需要有较大程度的普遍性、认同性、可验性，把“人民的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含于其内，上升为这个时代的民族理念。
　　中国现时代需要这种“个性化”的哲学，它的基础在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是人类空前的、别具特色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等都发生着变革，这就需要哲学理论表征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形成我们这个时代有特色的哲学理论，竖起人们精神所依托的支柱。
　　　　　　四
　　哲学的“自我调试”过程本身就已蕴含着哲学的“创造性”，就此可以说，社会转型时期也是哲学新的创造时期。
　　哲学的创造，一是以巨大的时代变迁、转换为背景，以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为基础，从而创造出适应时代的新的哲学思想。二是它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哲学家应时代的需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古人的文本重新解读和“注脚”。“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必是将其自己所见，以当时的言语说出或写出者。因其所见，不能完全与前人不同，所以其哲学不是全新的哲学，但其所说或所写，是其自己所见，所以虽有与前人同者，但并非转述前人”，所以异于“专转述别人之见”的“注疏家”。[8](p.147)这是在解释学范围内的一种创造。另一种就是关注“时代的现实”，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关注的是“现存世界革命化”，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时代”，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而不是以封建的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的独立的时代”。这种创造首先是依据时代的现实，提出时代的问题，并作出了回答，进而正确地指导社会实践。
　　上述可见哲学的“创造性”蕴含在三种基本关系之中：
　　1.历史与现实。每一时代的哲学都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前人的哲学思想总要渗透于后人哲学之中，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今天从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智慧，获取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所以才呈现出哲学思想的“沿流”。然而，古典哲学中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好像是“无与伦比”，以致后人竞相为他们“注脚”，但他们的思想不会解决现实的新问题，古典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思的训练，但这不能规定出今后哲学思想的固定格式和观念的传统格局。我们思考原来的哲学问题，是为了研究今天的现实问题，我们研究以往的哲学是为了创造现时代的哲学，既置于深远，又站在前沿，了知思维的历史，奠定哲学的“现实”；关注“时代的现实”，发展思维的历史。每一时代的哲学都要通过“后观”，驻足于“现实”，创造出“时代的现实”的哲学。所以，研究哲学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现实感。这是我们“哲学创造”的思路所必需的。
　　2.不可变与可变。各时代反映自身“现实”的哲学思想随着哲学的发展而化为“历史”，但哲学中“最一般的东西”，并不随着哲学的发展而消失于现时代。哲学有其研究的特定对象、方法和语言，比如，哲学是对宇宙普遍本质的穷底探究；哲学对真理及其意义追求的本性；哲学为人们提供一般的思维方法及其训练；哲学特有的认识、反思、批判的功能和衡量真理尺度的价值功能以及哲学始终运用的“反思性语言”和逻辑的观念等等，其中包括“不着实际，即对实际无所肯定的理论”、概念，如“名理”。(冯友兰语)这些相对来说，具有长久的存在价值，是不可变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古代的哲学，其最哲学的部分，到现在仍是哲学，不是历史中的哲学”。[8](p.147)他所说的“最哲学的哲学”是指古今之人皆有的思之能力及其所运用和依托的工具，如语言文字，以及“不着实际”的那部分理论、概念。因此，哲学最一般的方法、功能和语言等由古传人至今仍有其效力。
　　但哲学随着各时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研究的主题也不断地变化，各时代的哲学都运用其相应的新的哲学术语，或给予古老的“术语”赋予新的含义，形成各时代“较新的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其内容源于现实生活，高于现实生活，是对经验的上升和提炼，与时代相应，不断地提出时代的课题，并研究回答时代的问题，从而形成由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连接起来的“哲学发展链条”，即“哲学发展史”，这又是它可变的一面，也正是哲学的创造性所在之一。
　　就在哲学的“不可变”和“可变”的对立统一之中，使哲学既古老而又创造出新。
　　3.继承与批判。要追溯哲学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恩格斯语)今天的哲学渗透着古代哲学思想，因为它们蕴含着许多真理性的认识和创意，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性观念，为后来的哲学发展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以致后来哲学的发展都是不同程度地对以往哲学的继承和延续。但这种继承不是包容以往哲学的全部，而是以“批判”的精神论之。
　　“爱智慧”的学问不是固定、封闭的一套理论和术语，无人质疑，循古守旧便是对智慧的损害。哲学的智慧在于寻求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哲学就是在路途中。(雅斯贝尔斯语)在哲学的“路途”中，不断发现真理，在这种“批判地继承”中，哲学得到发展，其中表现了哲学的创造性。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就是“在对现有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1](第2卷，p.218)哲学的批判性决定它反对接受现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且带着具有肯定的否定性思维去面对以往哲学所占有的理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哲学是一种批判的智慧，同时也说明了这是一种创造的智慧。马克思就是在对整个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过程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哲学。
　　因此，在处理这些关系中，哲学的创造性已寓于其中了。
　　在我们这个“实践的时代”，“爱智慧”虽陷入了危机，但也正是需要我们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解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之时，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哲学的创造时代。
　　中华民族不是浅薄的民族，有五千年出品“文化”的历史，但目前在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处在一个浅薄的阶段，哲学——“密纳发的猫头鹰”除了“黄昏”前的等待，还要不断地为“起飞”，即“理论时代”的到来做自身的准备，让“爱智慧”的魅力重现，让“智慧”来填充我们的新时代。
　　收稿日期：2001-12-06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46～52B1哲学原理魏博辉20032003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实践的时代”，“无用之学”的哲学一时陷入了危机。哲学要走出困境，除了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哲学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试”和创造，以适应时代，为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迎接“理论时代”的到来而做好自身的准备。社会转型/哲学/时代/特色/创造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社科部，北京　100083　　魏博辉(1957-)，女，北京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哲学硕士。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46～52B1哲学原理魏博辉20032003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实践的时代”，“无用之学”的哲学一时陷入了危机。哲学要走出困境，除了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哲学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试”和创造，以适应时代，为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迎接“理论时代”的到来而做好自身的准备。社会转型/哲学/时代/特色/创造

网载 2013-09-10 21: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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