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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寿彝先生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始于民族危亡时刻，旨在唤起人们觉醒，鼓舞“青年一代反对中外反动派的斗志”（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1页。）。解放后， 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着手开拓民族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十年浩劫，他“从国家、民族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困难中，才逐步地理解到历史对现实的重要，也认识到现实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并在八十五岁华诞庆典上“着重谈了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认为这是与现实社会有紧密关联的两个理论问题。”（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635、638页。）先生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对研究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旨趣与投入，除了出于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国史学发展理论的探索之需外，可能还有自身民族成分的因素。如果说，“我搞了一辈子历史，晚年了总想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456页。）， 能够显示出对本民族深厚的感情，那么，“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下文引同书者，仅随文注页码。），根据社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及时代的需要，适时对民族问题作出反应，对民族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指出国家、民族的美好前途，更能反映出民族感情来。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我并不会像少数民族那样作出这类的反应，原因是在我是汉族”，“我对他们的友谊和同情并不等于感受到他们的感受。”（注：《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第251页。）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已成为困扰许多国家的紧要问题。不少热点地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大都与民族政策失误或外部势力插手民族纠纷有关。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我们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国家保持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1999年国庆前夕，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处理民族问题也是最成功的。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大家应该百倍珍惜。”（注：1999年9 月30日《人民日报》。）显然，符合国情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处理民族问题成功的关键；各族人民努力发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则是解决好民族问题，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证。作为少数民族的知名学者，白先生的民族观颇具代表性。了解他的民族意识，探索他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是对其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助于从一个角度探讨多民族国家人民团结进步的根由所在，因此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对本民族的热爱
　　这是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一个前提。上述白先生的民族感情，正是源自对本民族的热爱。有了对本民族的挚爱与关心，才能产生对民族前途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牙含章先生说得好：“白寿彝同志的民族成分是回族，他从小热爱本民族，关心本民族的历史与发展前途，24岁时就发表了研究回族历史的论文，这是非常可贵的政治品质。”（ 696）白先生生于回族家庭，自幼随老人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饱受民族传统教育。当列强在华激化民族矛盾之际，满怀穆斯林英勇奋斗精神的年仅16岁的白先生，毅然参与发起回民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26岁时即已深感民族重托，着手办刊撰着，逐步迈向系统地、开拓性研究本民族历史的道路。作为象征第一步的论文《中国回教史料辑录》中，先生代表广大回民发出心声：“然中国回民非不憧憬于其已往之历史，非不依恋于其祖宗先贤之故迹”（340）， 又指出应担负的职责是“中华民族的复兴”（77），表达了通过发掘历史唤醒同胞共同对敌的强烈愿望。在为本民族正本清源的激情鼓舞下，先生历经战乱风雨，东西流浪，奋力搜集整理史料。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欢呼摆脱了凌辱与压迫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以“说明我们回回人民对这个大时代的喜爱。”（93）十年浩劫后，先生对民族史学的研究如日中天，硕果累累。六七十年代，曾多次代表中国穆斯林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亚非欧12国，其民族学者、代表的身分早已名闻世界。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可见为本民族历史和尊严而奋斗之壮心始终不渝。积近七十年的辛勤耕耘，先生对本民族的贡献，主要是开拓性地总结出：
　　回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既有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外来民族的血统，又有中原土居民族，包括发达的主体民族的一部分，而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
　　回族的历史，曾是一部受迫害和反迫害的历史，至新中国成立，回族才获新生；
　　回族和伊斯兰教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把二者等同起来是不对的，把二者说成互不相干也是不对的；
　　宗教信仰，特别是长期受压迫、屠杀及生活艰苦的环境，炼就回民忠诚、团结、勇敢、刻苦的品德，形成以团结互助和勇敢奋斗为民族心理状态的显着特征；
　　回族具有追求学问的精神，学习中刻苦钻研和善于吸收他人的长处；善于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合作，共同开展生产；反对封建压迫，积极参加反侵略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传统，以及对远方传来的学问，对伊斯兰教经典、文献和阿拉伯语言文学及对中国学术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
　　历史上涌现一批杰出的回族政治家、经济家、科学家、军事家、哲学家、艺术家，在中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从《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到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其间白先生大量的着述，都包含了上述本民族问题的主要思想和见解，反映了他渊博丰厚的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知识基础和多种语言的功力，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回教社会情况、碑刻与记载的经历，和对伊斯兰教精神与民族人心高度理解的能力。由于他的论着符合回族问题的实际，代表了广大回族人民的心愿，基本观点早就和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因此“说他是回回民族的杰出的史学家，是当之无愧的”。（698）
　　　　　　二、对主体民族历史地位的确认
　　这是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对本民族热爱之情，固然能促使民族责任感的产生，助长人们为其努力奋斗的激情，然而，仅凭民族感情办事是不行的。“民族感情可以发展成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发展成主义，就严重了。”（40）还必须对其他民族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才能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多民族国家里，有一个比较发达的民族居于统治地位，其余不大发达的民族则在政治上以至后来在经济上都受统治民族支配。”（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毛泽东将斯大林这一论断中国化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同），第278页。）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受主要是汉族反动统治者迫害和反迫害的历史。尽管回族更多的是受满汉联合政权的民族压迫，但也饱尝大汉族主义之苦。因此，如何超脱本民族的局部范围，正确评估汉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处理好同他的关系，是避免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全民族团结的首要因素。白先生的观点是，一方面跳出本民族利益的局限，对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大汉族主义则予以坚决的反对。
　　关于汉族是主体民族问题，先生指出汉族由先秦时期各民族经历史陶冶、融合而成，其特点是人数最多，生产、文化水平最高。承认汉族始终是国家的稳定力量，即使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时期也不例外。强调中国历史保持几千年的连续性，首先要归功于汉族。“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57）因此，先生主张：“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注：《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 第98页。）回族使用汉语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反动政权就是以“回回没有自己语言”为借口否认回族的存在的。对此，白先生针锋相对地提出：由于回汉人民长期友好杂居，“恐怕只有汉语，可以代替原来几种不同的语言而成为一种新的共同语言，成为构成一个新民族的重要原因。”（89）然而，就在涉及语言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点问题上，白先生曾有过自己的想法，直至80年代初，他才跳出本民族的视野，正确地解决了问题。以前曾认为回民用汉文写诗文不算回族的贡献，也没有回族的色彩，反倒有儒家思想，但“现在看，这个想法有些狭隘。”“从理论上说，以前只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特点。现在我看，不能任何事物都这样要求。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特点还应该发展，但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现不出民族特点却对各民族都有好处，这也是很好的贡献嘛，有什么不好呢。”（61—62）后来，他进一步阐明：“回族之普遍地使用汉语汉文，减少了语文上的民族色彩，同时也减少了学习汉族文化的困难。后者对于回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49页。 ）对于一个对本民族怀有深厚感情的人，能够跳出本民族的视野和利益界限，接受削弱本民族特点并为主体民族作贡献的事实，应该说是在民族思想上的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另一方面，白先生对历史上已形成为恶劣传统的大汉族主义予以彻底、公正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同为古代后裔。边远地区民族的祖先，和由内地周殷夏戎蛮狄夷濮诸族融合的汉族的祖先，是兄弟关系，亲戚关系，人多的主体民族不可能“天赋独厚”，汉族不比其他民族更聪明。第二，汉族得天独厚，在形成过程中占有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在农业社会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良好的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使汉族迅速发展。尽管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先生还要人们注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56—57）说明主体民族依靠地利占了便宜，是没有理由歧视吃了亏的其他民族的，何况他们也并非十全十美，绝对先进。第三，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各方面支持。先生认为：“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57）“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56）这也是毛泽东早就指出的：“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4页。）少数民族为边疆的开发和巩固国防及反对内外共同敌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少数民族向往中原。历史上弱小的民族被排挤到边远地区，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他们仍有吸引力，常通过朝贡与和亲甚至战争反映向往中原的心情。这种心情不仅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在未来的年代里，人们心情依旧，“在所有向超工业化过渡的国家，在未来的人的中间，迁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摆脱过去的束缚，是向更富裕的未来迈进一步。”（注：阿尔温·托夫勒： 《未来的冲击》，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1页。）白先生的观点同那些把和亲看作是皇朝屈辱的事情、把民族战争“只做简单化的解释”的大汉族主义相比，可以看出先生了解少数民族，视野开阔，民族思想充满平等友好，而且“符合历史的发展”（59），是民族史学思想的更新。第五，全面、系统和最精彩的批判，集中在《中国通史》先生亲自撰写的第一卷第一章中的第一节。如何将民族史融入中国通史，以打破汉族皇朝史、中原皇朝史的中原汉族正统论和轻视甚至排斥少数民族史论的大汉族主义传统，是白先生长期思考的问题。因此，《中国通史》既写好了汉族史，又能安排好各民族史。作为开宗明义的首章首节，必须总结性地论述几千年中国多民族史研究的得失，也就必然涉及对几千年居统治地位的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尤其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其中包括：“圣人”孟子骂“南蛮ｊｕé＠①舌”的话，表示了对其他民族的歧视；班固的《汉书》反映了对南粤、西南夷及朝鲜等民族的鄙视态度，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对少数民族极为恶劣的态度；《后汉书》忽视民族友谊，强调少数民族对皇朝的威胁；江统不愿羌氐自身发展，不愿平等看待这些民族；明清以来数百年间，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桐龄等的《中国民族史》实际上只是汉族形成发展史；魏源《圣武记》有爱国思想，但大量地颂扬了镇压少数民族的胜利；章炳麟等革命家同时也是大民族主义者；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但认为元清的统治是中国二次亡国等等。应该指出，白先生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在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不等于否定汉族的主体的优势地位，而是通过回顾与总结中国民族史，以史为鉴，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促进民族大团结。当然，他也批判少数民族因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压迫而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指出“他们强调本民族利益，不考虑别民族的利益；怀疑族外的人，甚至是善意帮助自己的人；拒绝接受新事物，甚至是对自己有益的事物。”（32）他还反对作为大民族主义尾巴的、否定本民族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但根据众多弱小民族和一个强大的主体民族并存及大民族主义长期盘根错节的国情，为维护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重点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
　　　　　　三、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伟大复兴作贡献
　　作为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本着对本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仅要将视野顾及主体民族，更要拓展至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只有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看问题，才能认识到本民族的存亡取决于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真正做到将各民族的局部利益服从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摆正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江总书记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注：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白先生正是为了加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着眼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出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以各民族友好合作为主旋律，不断谱写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新篇章，鼓舞和教育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先生的有关撰述似可大致归纳为一个中心思想，两个主流说和三个理论。
　　一个中心思想，是指民族友好与统一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于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一系列见解、理论和着作。他早年审时度势弃文从史时，即主张民族合作、振兴中华、共抗外侮：在“日本的大陆政策给我们以最严重的压迫”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吁清族内外人“造成合作的大事业”。“我们不想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则已，否则必不该卸却这方面的时代责任。”（77—80）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先生考虑的不是单个民族的存在和作用，而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并把中华民族的团结视为单个民族的时代责任，表明其民族观始终处在民族友好合作与团结统一的高度上。也只有在这一高度上，才会在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之时，纵情欢庆自己民族的新生，代表本民族表达对置身其中的民族大团结的大时代的喜爱。在新的大时代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政策无疑是对先生民族友好思想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像阳光雨露滋润着这一思想的飞跃发展。他热情赞颂各族人民亲爱团结的历史传统，强调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兄弟情谊，主张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结合少数民族史、宣传少数民族史和社会情况，以“建立友爱合作的民族思想”，即：“汉族人民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是汉族人民的弟兄，是汉族人民的手足；必须大家都进步，中华民族才能有全面的进步；必须大家有深厚的友爱和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有真正的巩固和发展。”（34—35）前述关于语言民族色彩和民族特点问题上先生曾检讨自己认识上的狭隘，这不仅是冲破本民族利益局限的体现，也是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的具体反映。而这一中心思想更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理论方面。
　　关于中国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的理论。这是批判大汉族主义的皇朝疆域观和汉族皇朝史观的必然结果。反映了疆域问题同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强调了各民族共创祖国历史的事实。在当今国土的大舞台上回顾各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客观反映历史原貌，拨乱反正，而且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乃至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先生这一科学论断最终被普遍接受，确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长期排斥在外的少数民族史，争论多年的民族归属、战争性质、和亲态度等民族关系问题，终于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内一一得到应有的安排和结论性的阐述，并实际上圆满地解决了1980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完整地、系统地描述出来的历史。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部历史，哪怕是画出一个比较简单的轮廓也好。”
　　关于历史的分期问题的理论。它的一个核心，是历史分期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分期与民族关系问题分不开的思想。根据先生的理论，民族关系成为各历史发展时期的重要因素、最大的标志。他主张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四个时期，论述封建社会成长、发展、进一步发展及衰老时期各民族的融合、组合、重新组合对封建化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记述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反映了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发展趋势，其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十分明显。本理论指导了《中国通史》的撰述，并实际上解答了世界史坛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这样一个古老而又非常现实的问题。
　　关于多民族的统一理论。这是前述各民族共创中国历史理论的深化与再创新，是民族友好中心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先生提出，中国各民族依循单一民族内部统一、地方性多民族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到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四种形式渐次发展，从而精辟、准确地描绘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构架的层次与规模，令人信服地看到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和巩固大团结及伟大复兴的扎实的根基。这一理论涵盖了当今国土上现有和曾有过的民族对国家形成的贡献，再次批判了大汉族主义。四种统一规模表明，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才达到今天的空前团结统一，对这来之不易的果实必须珍惜，民族友好更为重要。统一过程中有过分裂、割据，但不影响全局。由于统一意识这一历史传统的能量的作用，暂时的分裂、分散又为更大规模的统一作好了准备，统一始终是个历史发展的方向。
　　先生从统一的多民族理论引申出两个主流学说，即关于统一规模主流和民族关系发展主流的见解。关于前者，他认为秦汉实现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后，“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92页。）关于后者， 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95页。 ）前者不认为各民族始终保持全国性的统一，后者不认为各民族关系始终保持友好，又都不隐讳统一过程和民族关系中的种种曲折的事实。但更强调自孔孟起形成的统一意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的巨大作用，使得历代皇朝都拿统一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使分裂的割据政权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而民族间不和与战争则基本上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造成的。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民族统一采取一个态度时，可能会对民族关系持另一种看法，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情况：“民族友好的历史发展和多民族统一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这二者是同步前进的。”（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98页。 ）只有各民族人民得到了新生，真正处在当家作主的大时代，才能实现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与统一。
　　以上理论与学说都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在民族友好的思想指导下，先生以绝妙的史笔，在清算统治阶级的责任及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危害之后，努力“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和“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情”，恢复“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即使民族战争，除前述有向往中原的心情因素外，还有“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和个别争吵“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的情况。先生打破旧史突出民族矛盾的传统，有意淡化民族战争的火药味，一方面为了还原民族友好在历史记载中的本来地位，同时表明了“我们抚今追昔，应该特别珍重历史的主流”（注：《中国通史》第1 卷，第95—96页。）的民族友好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可从江总书记的演讲中得到验证：“中华民族历来珍惜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从古代开始就在华夏土地上劳动和繁衍，经过长期的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注：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四、白先生民族观的动力所在
　　先生上述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和理论表明，他半个多世纪对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不断创新的研究成果，是在以民族和睦为特点的热爱本民族、尊重大民族、维护全民族团结统一的民族观指导下取得的。关于这一点，1994年中央统战部李生玉同志曾作了高度的概括，称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也关心本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进步，重视各民族的团结，并把这种高尚的政治品质融入了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第638页。）显然， 在各民族经过长期交融组合、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少数民族知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观及研究成果，对于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是有重要意义的。而这一科学的民族观的动力、深层次的思想，大体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先生是回族人，但首先是位爱国主义者。列宁的名言：“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8页。）在白先生身上非常明显。对民族和人民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赋予他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民族观具有无比的坚定性。除了幼时受到良好的爱国启蒙教育外，在先生的世界观形成之际，大量国家主权和领土横遭蹂躏的事实，无疑对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起关键性的强化作用。他积极参与维护祖国尊严的活动；在学术研究中指出民族动态“处处和我们的社会及国家命运发生了密切联系”；提出并强调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在增加人民对民族的认知感的同时，也增强了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共存意识。爱国主义是先生的民族友好思想发展的潜在动力，在它的推动下，先生以其开拓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论，为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爱国主义又是先生推动民族大团结、民族复兴大业前进的力量源泉。他提倡通过历史教育发扬中华民族爱国和革命的优良传统，主张大力宣传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提高伟大民族的自豪感，特别是要强调结合少数民族史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中作出过特出的贡献，各族人民有亲密团结的历史传统。贯穿《中国通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论学说，更显出推动民族团结统一、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威力。
　　二是民族平等思想。白先生民族观的正确性来源于符合国情的民族平等思想。由众多民族共创中国悠久的历史，在民族压迫的制度下，长期被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地视为汉族史、中原皇朝史。少数民族史被置于中国史外，他们对中华民族形成与统一的贡献被排斥。因此，渴求民族平等，还原历史真相，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只有在推翻民族压迫制度后，民族平等政策实施时，这种愿望才能最终实现。白先生在“贯彻着民族自由平等的原则”的新宪法刚一诞生即欢呼：新宪法草案“这样适合于我们的实际情况，适合于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要求，这真是杰出的多民族国家宪法。”（3）先生在民族新生的大时代中，从民族平等思想出发， 对民族不平等的恶劣的历史传统进行了批判，揭示了古今各族共同创造中国史及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客观真理，从而再现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恢复了少数民族的尊严，促进了各民族的了解与团结。先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主体民族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要求写好汉族史，同时将少数民族史融入中国史而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先生以统一的标准评价各民族的历史，做到公正、客观，实事求是。《中国通史》从中国历史的统一、分裂角度进行分卷的设计，“不仅能更充分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总的进程，也体现了白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第397页。）
　　三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是先生民族观科学性的来源。众所周知。运用辩证法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是先生学术研究中的一贯作法。特别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先生更有意识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工作，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成了认识在研究的实践中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如同史学领域其他重大理论问题，在民族问题上，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而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对许多争论已久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问题作出解释，使问题得到了重大的突破和圆满的解决。先生通过分析和综合的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总结出新宪法的一大特点是在民族问题上的辩证处置：在国家组织上，统一的国家和多民族相结合；在建设过程和改造过程中，一般和具体相结合；在关于民族特点的问题上，领导的帮助和群众的自愿相结合。在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上，他用发展的观点，既看到民族斗争一种运动形式的存在，也看到民族友好的另一种运动形式的存在，并在此认识前提下指出民族矛盾运动形式的物质基础即地区社会发展不平衡性造成民族斗争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各民族都朝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的规律，实事求是、全面地反映了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以越来越团结友好为发展主流的历史。在多民族的统一问题上，先生对“一”与“多”的关系也辩证地强调一个方向问题，即统一是社会方向，社会历史发展前途的方向。发挥“多”，使各民族对历史多作贡献，可以更丰富“一”，使“一”更丰满。他不仅以此阐述了统一和多民族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还将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鼓舞了各族人民向全民族大团结统一的方向奋进。关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先生指出了汉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汉族的发展又离开少数民族的支持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上，他强调的是“要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61）要从横和纵两个方面看问题。关于民族英雄的评价问题，他反对用局部的民族的观点去肯定，而要“从全局看”，“从全国眼光看，他们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对全中国的发展有利。”（44）先生从唯物辩证的科学历史观出发，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看到地理条件对各民族历史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至心理状态变化的重要影响，找到了汉族的形成、成为主体民族及少数民族向往中原和靠拢汉族的主因，同时指出中华民族在重新组合过程中利用自然条件发展成为先进的民族，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在边远地区的经济、军事上的特出贡献。先生又根据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原理，精辟地论述了统一意识问题。他认识到统一意识在中国成为历史传统坚强地发挥影响，是因为社会意识这种精神力量可以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足以摧毁任何分裂、割据的存在，取得更大规模的统一，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用爱国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民族观，把对本民族的感情同全民族共同命运紧密相连，努力还原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真相，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定的基础，这大概是白先生的民族思想的脉络，也是对中国史学思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体现。在新世纪，民族意识和凝聚力等发展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趋激烈。先生这一思想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无疑是个积极的贡献。同时，他的先进的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对当今“台独”、“藏独”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有力的批判武器。再者，先生作为中国穆斯林知名人士，他关于民族团结统一的论说，可向外界表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确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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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为鸟右加快的右半部
　　
　　
　　
史学史研究京15～23K1历史学海涛20002000白寿彝先生热爱本民族，确认主体民族的历史地位，以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贯穿三个理论和两个主流说，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与伟大复兴作贡献。他的民族观的动力源自爱国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唯物辩证法。他的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思想和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科学理论的建设，并从一个方面诠释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最成功的原因。白寿彝/民族观 作者：史学史研究京15～23K1历史学海涛20002000白寿彝先生热爱本民族，确认主体民族的历史地位，以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贯穿三个理论和两个主流说，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与伟大复兴作贡献。他的民族观的动力源自爱国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唯物辩证法。他的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思想和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科学理论的建设，并从一个方面诠释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最成功的原因。白寿彝/民族观

网载 2013-09-10 21: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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