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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上偏重于现实主义而浪漫主义精神体现不足
　　优美的湖湘文化特别是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屈原精神所构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酿造了我省文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理想，并基本上形成了他们的精神特质。关切现实，忧患人生，抒发真情，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成为湖南当代小说创作的主旋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湖南文坛的政治型小说十分发达，乡土小说随之发展，题材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高度集中。由于政治文化的潜在制约及受历史的现实的影响，重视国家命运、社会治乱、政治得失的政治型小说成为了创作主流，尤其在革命现实主义旗帜下得以高速发展。周健明、王以平、谢璞、任光椿、孙健忠、刘勇、张行、萧育轩、向秀清、叶蔚林、鲁之洛、古华、胡英、张步真等一大批新生活的歌者，目睹了新旧政权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在５０年代的文坛上站了起来。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湖南老作家的影响和辛勤培养下，在现代文学的基础上，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表现革命历史、革命战争，歌颂新政权、新制度、新生活、新人新事和新风尚，自觉地把时代的脚步声带进作品。老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铁水奔流》、《山乡巨变》、康濯的《东方红》、《春种秋收》、柯蓝的《秋收起义》、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作品就都是政治型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湖南当代小说从题材内容到形式也出现了转折，题材由政治型转向社会型，主题由单向性向多向性发展，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小说、改革题材以及道德、伦理、爱情、风俗等文学主题，主旨却仍然趋向集中，即就是：表现社会问题，坚持现实主义。８０年代初，是湖南当代社会政治小说的高峰期。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将军吟》、《芙蓉镇》以及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谭谈的《山道弯弯》、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作品联珠喷涌，以深刻的政治眼光、强烈的政治激情和勇敢的胆识，真实地反映生活，表达人民的愿望，声誉日隆。同时，在沈从文、周立波等乡土文学宿将的熏陶、影响下，湖南当代乡土小说逐步繁荣。彭见明、刘舰平、何立伟、孙健忠、萧建国、杨克祥等，都有优秀乡土小说问世，以写实为主，但又不墨守现实主义的陈规，容纳了许多新潮手法，使其在艺术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当代小说的发展。
　　“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了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撤。”［①］在全国的“大气候”及湖南实地环境影响下，湖南当代小说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是必然的。尤其是湖南人的国家民族情结、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历史意识都较强，无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使其艺术指向从生活出发，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湖南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背后，也有不少作家执意追求创作的浪漫个性，以浪漫情怀和气质审视现实人生。首先应该例举的是孙健忠、残雪、萧建国、蔡测海四位。他们从１９８７年以来，立足现实而又鲜明地表现出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孙健忠的《死街》、《倾斜的湘西》、残雪的《突围表演》、《山上的小屋》、萧建国的《血坳》、蔡测海的《楚傩巴猜想》等都是优秀之作。其次应例举的是韩少功、何立伟、聂鑫森等。韩少功用神话与半神话的形式去表达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理意蕴，作品中表现出迷离恍惚的非理性特点，创作了《飞过蓝天》、《爸爸爸》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寻根”文学。何立伟以悠远、淡化的艺术方式来寄托对社会某种现象的批判、谴责，小说注重文章之美，带有一股淡雅的哀愁，重视感觉与意境，并用写诗的思维进入小说天地，通过锤炼有独特风致的语言来实现作品中的意蕴、情致、氛围与旋律，有着《白色鸟》、《小城无故事》等好作品。聂鑫森从写诗转入到写小说，用诗的语言去捕捉小说的光环，作品意蕴深含，写法灵活，轻巧而凝重，大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某种特质，既有丰富知识性，又有较强趣味性，作品常以小见大、虚实相生，现已出版有诗体小说《夫人党》等。但是，问题就在于，严格讲起来，这些小说只是对“浪漫精神”的一种引申与发展，呈现出枝叶薄弱、后劲不足的创作状况，还缺乏独特的“浪漫气息”和创新精神，缺乏天马行空式的玄想和凌云健步笔意纵横的叙事风度。虽然这些探索是可贵的，极富文学意义的，但还没有形成流派，充分表现出浪漫的艺术风格，没有以群体形式自觉推进。这是成就之后的不足，是文学湘军所应该努力探索的。
　　众多作家的创作与西方文化的交轨和融合缓慢，甚至表现出淡漠的态度。
　　诚如一位湘籍前辈所言：湖南“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独立自由之自思想，有坚强不展之志节。”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于８０年代中后期大量引进，以及多种探索性的创新艺术手法如潮涌来之时，因为诸多因素影响，湖南作家群体中的不少成员明显地呈现出难于适应的窘状，并从而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我省当代小说创作的缺陷。
　　“亘古绵延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决定民族心理素质的‘基因’，是对吾国吾民作精神构建和心灵塑造的框范。”［②］湖南当代作家的思想气质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而对西方新潮文化产生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斥，很难从异域吸取新鲜汁液，也从而使湖南作家群中不可能出现格非、苏童、洪峰等先锋派作家，也不可能出现王朔等“玩文学”的“侃家”。“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阴，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③］刘禹锡也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人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环境影响了作家的风格。湖南作家的风格一直倾向于清新秀丽，自然淡雅、平易朴实。这种传统风格也难与西方文化交融。
　　但是，在文学走向世界的时代，只有中西文化兼容并收，方能使文学真正达到“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④］而在湖南当代小说作家群中，只有那些涉世之初即置身于多元文化辐射和浸润的年轻作家，较少接受传统文化的直接影响，对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能够接收，并反映在作品中。这一方面的代表得数残雪与韩少功两位。残雪是较多与西方文化交轨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人为地紊乱地叙述和错乱的感知形态，自然带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⑤］她在运用荒诞派作品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兼收意识流、黑色幽默等流派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采取非理性、非逻辑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语言，把大量表现同类意象的细节、感觉、言语、行为、表象、幻象反复堆砌和随意拼接拢来，突出和强调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感受、情绪和认识，即从荒诞的形式来凸现荒诞的内容。”［⑥］但她的小说偏重于捕捉事物的丑态和消极心理，削弱了其艺术魄力。而且，由于她的作品中非因果性、非连续性、非确定性成分太多，人为地增加了阅读中的艰涩，缩小了读者面。尤其是其作品题材狭窄，格局小，难以产生振奋和激励人心的力量。所以，从这些方面看，她与西方文化的交轨还需深入。韩少功在１９８５年，从沉稳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转至“寻根”文学中来。他的新作品充满一种“真诚与智慧”，把现实主义传统中厚实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现代主义幽深奇渺的哲学内蕴结合在一起，对作品进行非理性的整体意象构思，从文化的角度对历史、对人类作宏观的观照，对现实与人生作更深刻的穿透。他把丧失理智的痴呆疯癫者作为构思的中心人物，将梦写成一面照见历史的镜子，体现作者对民族历史、现状、未来的深沉思索，表现其忧患意识。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吸取了西方营养，开阔了文学视眼，活跃了创作思想，“但也存在着创作与理论的脱节和理念色彩过重，思想大于形象的毛病。”［⑦］虽然残雪、韩少功等在与西方文化交轨上作出了有益探索，但由于当时文艺界特别是理论界支持不够，其作品优秀之处透射出的光芒甚少，影响波及不远，因而在这一方面继续作积极探索的人数与层次都甚少。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省当代小说创作存在一些局限，但其老中青三级作家群阵营仍然整齐，不可等闲视之。例如：作家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套高水平文学丛书《当代小说文库》的十多部长篇小说中，我省独占三部——谭谈的《桥》、孙健忠的《死街》、彭见明的《大泽》；历史长篇巨着《曾国藩》、《傀儡梦》、《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太行风云》等也都有广泛的轰动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湖南文学的生力军——中青年作家群日超活跃。他们创作阵营庞大，吸取着丰厚的文化传统，底气与潜力十足；且讲究语言锤炼，于各种文体都进行实践，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同时，湖南当代小说存在的这些局限，也正是其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特点，只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才能找出根源。只要作家们摆脱文化上的艺术保守性，调整社会文化心理，在传统文学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创作道路，必然会使我省小说创作再上新台阶。
　　①丹纳：《艺术哲学》Ｐ３５。　②谢海泉：《“文化造型”初论》，载《理论与创作》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③孔颖达：《礼记·大庸》④恩格斯：《反杜林论》Ｐ１１１。　⑤⑦康咏秋等主编的《湖南新文学七十年》。　⑥吴慧颖：《表现丑冷的新路与偏执》，载《求索》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益阳师专学报127-12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龚军辉19951995 作者：益阳师专学报127-12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龚军辉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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