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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6)02-0041-08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通史理论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为学术界所瞩目。他在民族研究方面的理论建树亦有广泛的影响，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①。本文试就其有关论述进行梳理和分析，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阐述，进一步揭示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特点与理论风格，以及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一、关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
　　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白寿彝先生特别重视民族问题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统一和多民族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地位、民族差异和民族意识等问题的研究，他有许多独到见解。
　　（一）正确把握统一和多民族的关系
　　撰写中国历史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第一章，开篇就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对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的概括，即统一和多民族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点。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白先生有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见解。比如，他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各自的特点[1]。他指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统一：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地方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多民族的统一[2]。这四个类型的划分强调了统一的规模和阶段性问题，可以说是他对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问题的具有创见性的理论认识。将少数民族的统一考虑在内，从全局的和多民族的角度，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是白寿彝先生看待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发展进程的卓识。
　　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关系，白先生说：“全中国的统一，与各民族的统一分不开。没有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全中国不能统一。”[3]阐明了全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内部的统一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上，他说：“在统一的发展过程中间，‘多’不是削弱了‘一’，而是丰富了‘一’。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点，都有他们对历史上的贡献，都有可能对历史上作更多的贡献。”[2]他还讲过：“统一和多民族之间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而是辩证的统一，这就是任何民族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到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单从一方面去理解。”[1]这些论断是白先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运用辩证的方法而得出的理论认识。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也反映了白先生作为史家的深刻历史感和鲜明时代感。
　　（二）正确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问题，白先生肯定了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的看法②，认为他说出了历史工作者在民族问题上应持有的正确态度[4](P32)。白先生主张，“一方面既要平等地对待各民族，无论大小、历史长短、人口多少、文化水平高低，都应该一视同仁。但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影响，不同地位也要说出来，这也是一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科学的，只要一个方面是不够的”[5]。显然，对于如何处理民族平等和如何看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不同贡献和地位的问题上，白先生所坚持的是进步的民族思想和历史主义的科学原则。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对我国各民族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说：“对我国在历史上的各方面的贡献，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们研究得很不够。”[4](P96)因此，他着力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贡献和地位的问题。概括说来，其理论见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关于汉族是我国主体民族的看法。白先生根据我国的历史实际，指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虽然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更重要的是，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而且这个稳定的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6]。这里，白先生主要抓住两点论证了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的观点。一是汉族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是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二是汉族是各个历史时期国家的稳定力量。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讲“多民族的统一”时，他还阐述了主体民族在多民族统一中的重要作用[4](P91)。
　　需要强调的是，白先生也分析了主体民族的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因：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他认为，在文化水平发展不高的时候，自然条件起的作用很大。历史上，因为汉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得到了最好的自然条件，土壤、气候、水利都比较好，所以汉族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在历史上变化很大，气候、土壤也有变化，因而形成各个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可以以有余补不足，但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有些地区确实占了便宜，有些地区就吃了亏。汉族成为主体民族，跟这个情况有关系。他用了一个词，叫“得天独厚”。由于这些分析，白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这个观点符合历史的发展；汉族成为主体民族，需要有各个民族各方面的支持，同时还要有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6]
　　可见，白先生对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而是从主体民族的作用、特点和形成的原因等多重角度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的，他突出地反映了白先生对我国历史的科学认识，也使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认识。白先生非常赞同范文澜关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创造了我们伟大国家的说法，并提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7]。他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到，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的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白先生的这些论述阐明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贡献中，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对促进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他还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进而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6]值得重视的是，白先生的言论中不仅承认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而且他佩服一些少数民族在开发和建设边疆方面的突出贡献。如对藏族在高山地区建设几千年，他就很佩服[3]。对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边疆的贡献，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他主张“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扞卫我们的边疆”[8]。
　　我国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存在，也由于民族杂居，汉族的贡献和少数民族的贡献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白先生在研究回族的贡献时发现了这种情况。他说：“回族人在历史上的创造，在历史上的贡献，往往是跟别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是为别的民族的成就所遮盖，回族自己的成就不容易被看见。从文化上讲，回族人在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儒家‘经学’方面、科学方面，都有它的成就。但是，很难说哪一种成就单独是回族人搞出来的。当然也有，但在记载上不多见。”[9]在《中国通史纲要》中，白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更深刻、更明确的表述：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出过力，也都跟国家的命运同呼吸。在长期的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各民族总是并肩作战。无论在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方面，每一个民族都从兄弟民族中吸收各种营养以丰富自己。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影响。甚至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组合、分化和融合的过程，总是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成员，也不断地有自己的成员参加到兄弟民族里去。[10](P13)
　　因此，他强调：“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8]
　　（三）正确对待民族差异和民族意识
　　怎样认识民族差异的问题？白先生指出：“差异就是不同。有民族，就有民族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民族。有民族差异，就有民族感情。不管哪个阶级都有民族感情。”[3]那么，民族感情怎样理解？白先生认为，民族感情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民族友好。你尊重我的差异，我尊重你的差异；你尊重我的民族感情，我也尊重你的民族感情。而且，各有特点，你以畜牧为主，我以农业为主，可以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另一种是民族矛盾。彼此不尊重民族感情，在民族间往往能发展成大问题。他列举了历史上因为回民的吃饭问题和清初的带不带辫子的问题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应该说，白先生对民族差异的看法，视角是独特的，他突出强调了民族感情问题，把民族感情看作是处理民族差异的问题关键，实际上抓住了民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与对民族差异的看法相似，白先生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间进行区别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我国各民族的形成很复杂，是否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很难说。共同语言一般说都有，但我们有这种情况，即同一个民族也有不同的语言。地域，有些民族是集中的，有些就不是。比如回族，就没有共同地域，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但在经济、语言、地域三项要素上，不管有何不同，各民族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是某某民族，你要说他是别的民族，他不干。这就是民族意识[2]。可见，白先生联系我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产生的这个认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都是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在众多的民族差异因素（语言、地域、经济、意识等）中，白先生唯独强调了思想意识的差别，而且，他的分析是合乎逻辑和颇具合理性的。从白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大概可以触及到他理论上时时出新的原因。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都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作用。”[11]立足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白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深刻见解，理论意义是重大的。从其所涉及的内容看，是处理现在民族问题和撰写中国通史、民族史都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从其所采用的方法看，全局的角度、历史主义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人们学习和研究民族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关于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白先生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先生对民族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研究回回民族史开始入手的。此后，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多民族中国史和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关于单一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的历史
　　如何看待单一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中国史的关系，白先生对回族史的专门工作者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搞回族史研究的人员，对中国史要有研究，至少对中国史要有点必要的了解。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不可能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9]。
　　对于回族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白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从他1935年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开始，到2000年2月他去世前的一个月，口授《中国回回民族史》的题记为止。60多年不懈地努力，他在回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他的着述要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回族史的研究既有史料整理，又有史书的编撰，还有理论的探索。《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1935年）、《咸同滇变见闻录》（1943年）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1948年）、《回民起义》（1952年）为回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中国回教小史》（1943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回回民族底新生》（1951年）、《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958年）、《回族人物志》（共4册）（1985- 1995年）则阐述了回族的历史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回族人物传记。这些回族史的研究成果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具有奠基作用。对此，李松茂评价说：“建国前，白先生研究回族史，以扎实的史学功力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坚持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于回族族源的形成，回族在历代的发展以及人物评价、反压迫斗争等方面，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表述。建国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回族史，在回族史诸问题的探讨上更臻完善和成熟，为使回族史成为一门较完整系统的学科奠定了基础。”[12](P99)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赢得了民族史学界同仁的尊重和敬仰，牙含章称他是“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13]。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白先生60年来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论述汇编成《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出版。内容包括国家与民族、民族史、回族史、回族史料序录、伊斯兰教史、行纪和地方史话、民俗学记闻等7编。书中有回族史料，也有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更有关于民族、民族史和民族史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所发表的理论见解。因此，这部《论集》也反映了白先生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建树。
　　白寿彝先生对民族史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这本书的编撰成功，完成了白先生的一个心愿。他在《题记》中说：“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编写一部新型的回族史，在好多场合曾经呼吁过，总是力不从心，没有动手。后来《回族人物志》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四册出版了，这是为新型回族史的开路之作。现在多卷本《中国通史》也已完成并且出版了，于是旧事重提，仿照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编写一部新型回族史的设想见诸行动了。我请两位比我年轻些的同志（马寿千、李松茂）帮忙组稿编排，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现在书稿已经完成，即将送交中华书局出版。我想在有生之年‘为回回民族历史事业作点贡献’的夙愿可以实现了。”[12](P1)《中国回回民族史》从体裁和内容上贯彻了白先生的民族史的编纂思想，是一部综合体的回族史。全书共分四编：序说、综述、专论、人物传记。白先生认为《中国回回民族史》是用新的体例编写回族史的一次尝试，是回族通史的版本之一。正是这种不断的开拓和创新精神，使白先生学术领域不断扩大，理论探索不断加深。他对回回民族史的研究是这样，对多民族的中国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白先生对中国多民族历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通史中多民族历史的研究上。与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征的把握和对各民族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认识相关联，《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都把民族史作为其重要内容。《中国通史纲要》在《叙论》中列有三个问题：一、960万平方公里；二、50多个民族，十多亿人口；三、170万年和3600年。用醒目的数字点明了中国历史演进的空间、时间和创造中国历史的主体——50多个民族和发展至今的十多亿人口。虽然限于篇幅，还不能充分阐述这些问题，但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是明确的。而且在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的问题上，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讲封建关系的发展和继续发展，特别强调了“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其重要意义所在，一方面是如实地说明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从根本上正确回答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问题，从而改变了一般历史着作讲封建社会发展时只偏重讲汉族地区的发展的倾向。这与白先生重视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是分不开的[14]。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首章即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多卷本《中国通史》总的指导方针是撰写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从其他各卷的编写看，把各民族的历史都放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加以阐述，充分肯定了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二）关于民族关系史
　　由于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关于我国境内民族关系的研究，是任何时期的史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古代的史家就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资料[4](P1-26)。近代以来，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史学界关于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上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斗争的问题，学者之间展开了争论。许多文章涉及到了这些问题③。概括说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友好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矛盾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前者强调民族友好，后者主张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因而主要是民族矛盾斗争。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和平往来，也有矛盾斗争。但是二者哪一个是主流，各有各的证据，难以达成共识。对此，老一代史学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为提高人们的认识，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吴晗认为：“片面强调和平共处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样，用相反的方法，不讲和平共处的一面，只挑战争、压迫、屠杀的一面，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成是民族相斫史，那就更是错误的。”[15]翦伯赞讲：“过去的史学家在论述民族间的关系时，一般都把战争作为主题，甚至只有讲到战争的时候才提到民族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民族之间的正常的和主导的关系应该是和平相处。只有在民族矛盾发展到和平相处的关系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才爆发战争。……和上面的情况相反，解放后又有人为了避免引起各族人民之间不愉快的回忆，主张少讲或不讲战争，只讲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不强调战争是对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历史上所有的疮疤都揭露出来。但如果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可以不讲，那就是因噎废食。主要的战争是要讲的。因为战争不是历史的偶然爆炸，而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并且是民族矛盾最集中的表现。”[16]白先生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1981年我国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作《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时，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我们知道，白先生并不是回避争论而提出上述看法的。他只是看得更开阔一些，他认为，从一个历史阶段看，民族之间可能友好合作比较多，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可能民族间打得难解难分。纠缠于这些历史现象中解决不了问题，最重要的是从整个历史发展去看问题。白先生的这些认识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赞同。翁独健先生在大会的闭幕会的总结发言中说：“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17]在后来由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中仍然延续了这一说法[18]。
　　当然，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斗争问题，白先生也有过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应该看到，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也应该看到，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像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逐步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还是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4](P95)。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辩证地和发展地看问题，白先生就是这样将一些复杂的问题阐述清楚，并提出新的有创见的认识。
　　（三）关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有撰述民族史的优良传统。客观地说，中国民族史撰述起步很早，但一度重视不够。白先生在其论着中从多角度论述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出发看民族史的重要性。白先生说：“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研究各民族的起源，了解这些民族历史上的根源是怎么回事，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6]他还说：“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不能丢开民族关系的发展，丢开没法讲。”[3]白先生不仅在理论上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在他的治史实践中也有切实的体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民族史就被置于中国通史的首位。翻开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题记和总目的后面有4个插页：一页是影印的毛泽东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另外3页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蒙文版书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藏文版书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文版书影”。在一套多卷本的大通史的首卷最为显着的位置作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有深意的。联系该书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安排反映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对民族史的重视。《中国通史》导论卷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所讲的三个问题（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也都是紧紧围绕着多民族史撰述的历史、现状和几个理论问题展开的，显然是把对各民族历史的撰写看作是中国通史所要反映的主要内容。基于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认识，白先生对民族史重要性的理解是准确而深刻的。
　　其次，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和民族团结的角度看民族史的重要作用。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白先生就对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的必要性作了论述，他认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作用，更宽广、深刻和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同时，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也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7]。这些认识不仅把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且对历史学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也表述出来。白先生对回族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更加具体地表达了他对民族史研究的看法。他认为，加强回族史的研究，可以教育回族人民，鼓励回族人民继续前进，让回族人民懂得过去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对祖国文明创造的功绩，加强自己对维护祖国、建设祖国的责任感。这是他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出发而阐发的见解；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着眼，他认为，回族史的研究，可以让兄弟民族，包括汉族，增进对回族历史的了解，让大家更多地知道回族的历史跟全国各民族的历史分不开，回族跟全国各族人民的密切关系，从而增加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9]。
　　从对回族史的研究到多民族中国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从民族史的视角到历史教育、民族团结的视角，白寿彝先生以其恢弘的视野，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使他跻身于民族史着名学者的行列④，成为民族史学界具有深刻个性特征的史学家。重视理论研究，提倡开拓创新，主张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色在他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关于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是白寿彝先生力主发展的一个学术领域，多年来的治史实践和理论探索，使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整体的把握，他的通识也使他对民族史学的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有准确的定位。同时，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角度，他建议发掘民族史学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一）对民族史研究工作的认识
　　关于民族史研究工作，白先生特别重视研究方法、总结工作、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建设工作。
　　怎样研究民族史？白先生认为，最要紧的是放开眼界，发掘潜力，不断综合新的研究成果。放开眼界，就是要能提出新问题，不要总是拘束于过去已经提出的老问题。多提新问题，重要的是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6]。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问题，是白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重视总结工作，更是白先生所提倡的学术不断出新的基础。
　　1988年10月，白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作题为《关于民族史的工作》的讲话，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总结问题。时值建国40周年即将来临，他有对40年来的民族史研究工作作总结的强烈意识。他说：“总结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值得我们下力气去搞。我们把这件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民族史的研究进一步开展，会有很大的好处。”[19]他建议民族史的总结，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按照民族去总结，或按照地区进行总结。在总结过程中，要注意到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等等。
　　重视总结工作，是史学史意识的体现。总结工作是继承与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总结前人的成果是使我们的研究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这样看来，白先生对民族史总结工作的重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实际上他也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的撰写中作了示范。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便是对建国前（从先秦的典籍到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中国民族史撰述的总结。在总结的最后他所提出的看法，对民族史的研究，对民族史学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说：
　　以上，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汉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两三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他们接触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机会比较多，因而汉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记载比较多，也相当重要。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下的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很不相同的情况。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历史记载，还处在初步阶段。我们急需加紧努力，使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得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使我们多民族祖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4](P32-33)
　　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是重视总结史学遗产的做法，使白先生对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对多民族史学的发展状况有更准确的把握，对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使他对中国多民族史学的发展所作的预测更具有前瞻性。
　　在民族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中，白先生还强调了资料和理论问题。他指出，当前的民族史研究，尽管面对着复杂的历史情况，但需要有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需要大量地搞资料，没有材料是不行的。搞材料，是无穷无尽的事情[8]。在《关于民族史的工作》中，他说：“这些年，我们的资料工作做得不少，但重视得还不够，还不能摆在应有的地位上去看待。有些单位把资料工作看成是简单的工作，这是不对的。资料工作中，有比较简单的，有相当复杂的，有时比写论文还要困难。”联系白先生的治史实践，我们不难理解这段话所蕴含的意思。白先生本人研究回族史就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从事资料工作和从事理论建设工作相比，白先生对后者的重视程度更高。他说：“史料可以成为史学理论的依据，而史学理论的科学成就，则虽极为丰富的史料也无可与之比拟。”[20](P20)他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可以说体现在他所研究的各个领域。就民族史研究来讲，他认为，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地发掘。就是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还是可以重新提出来进行再认识的。他还说：“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须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19]结合前面所述白先生对民族史研究的贡献，我们可以明了白先生所说的“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这句话的分量。实质上，它说明了理论的价值，也说明了理论的要求。让民族史工作者认识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促进民族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史编撰的理论与实践
　　白先生讲：“搞历史最大任务是写历史书。”[6]把民族史研究的成果表述出来，就涉及到了民族史的编撰问题。
　　对于民族史怎么写，白先生指出：“民族史的写法不要千篇一律。不一定都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形式，体裁可以有多种。否则很多东西不易写进去，要不拘形式。按照各民族的材料，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要写得太呆板。不要只引用经典着作。经典着作的结论，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具体的。比如说，某个民族是哪一年形成的，不好说。这都有个长期的过程。写书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传说。汉族的历史就有很多传说嘛。写明它是历史传说就是了。有的传说可能失真，但不能说完全无真实性。它总有个历史的影子嘛。提供材料、讨论，需要人多一些，但写书时无需太多人。人多了不好办，改也不好改，总得有拿主意的人。学术问题不能投票，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写成的书稿要保证有一定的水平。”[8]显然，白先生对于民族史的编撰有过比较认真的考虑，从民族史编撰的体裁、形式、具体内容，到材料运用和编写人员的组织等都考虑在内，应该说，这些意见包含了白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经验。
　　白先生在《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针对回族史的编写，又具体分析了民族史的体裁问题。他指出，目前写的史书，多采取一种综合论述的体裁，就是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把某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分别写出来。这种体裁的好处是能够把历史发展过程中间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展示出来。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即各种制度不容易完整地表述出来，人物传记也缺乏记载。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史学传统给丢弃了[9]。他主张，新的回族史应该克服这两个缺点，可以设想写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回族史有关的基本资料及回族史研究的过程。把已有的回族史研究所经历的行程以及达到的水平、提出的问题都写出来。第二部分，用现在所流行的体裁把回族的历史发展的整个面貌按照历史顺序写下来。第三部分，写回族的各种制度。第四部分，写人物传记。同时，白先生对新的回族史的编撰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科学性，要写得确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注意民族感情的问题。二是资料性，有些原始性文件，各种重要的议论，可吸收进去，使内容更充实。文字上要讲究，一个一个字要有分量，有分寸。三要生动，让人爱看，吸引更多的人看，让书发挥更大的效果，有更多的社会效能。现在看来，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设想已经实现。《中国回回民族史》就是按照他的设想编撰的。
　　（三）加强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白先生对民族史编撰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使他对民族史学的研究有一种紧迫感。
　　1985年3月5日，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提出了加强多民族史学研究的问题。他说：“就中国史学讲，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逗留在汉族史学史的研究阶段。有的书里，也讲了《契丹国志》、《蒙古秘史》，那太有限了，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不能说每个民族都有它长久的史学，但有不少的民族确实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积累，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壮族、白族，历史储藏很富，研究还很不够，现在还刚开始。”[21]白先生的这段话指出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多民族性体现得还不够充分，主要是用汉文的史料研究汉族的史学，少数民族的史学涉及得太少了。他认为这有各民族史学的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们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不够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22]。可见，加强对民族史学的研究是白先生完善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宏伟设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有更准确的表述：
　　史学史的工作，是很艰巨的科学工作。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兄弟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20](P178)
　　综上所述，重视民族问题，关注民族史研究，提倡发掘民族史学，是白先生在民族研究领域的主要特色之一。从他对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见解看，三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民族问题的研究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民族史的研究也成为提升民族研究理论的基础，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为进一步开展民族研究指示了门径。白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全局的器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对民族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所反映的理论风格和学术特色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民族问题的理论看法所具有的影响力，他关于民族史研究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所产生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以及他对民族史学发展及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种种建议和设想所带来的民族史学的长足进步[23]，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5-11-20
　　注释：
　　①参见刘先照：《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代开拓者》；陈连开：《开拓·创新·富于启发的理论成果》；马寿千：《回族史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以上均见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285-321页。武尚清：《科学的民族史观的重要成果》；陈振：《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李松茂：《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杨怀中：《积累四十年终成四册书》；以上均见于《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381-456页。王东平：《白寿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②吕振羽认为：“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的贡献，而其主要创造者也是汉族。决定全民族命运的伟大抗战事业，‘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的统治完成全民族解放的伟大神圣事业’，主要也由汉族在担当。但同样不容否认，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对神圣民族抗战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解放战争也都有相当的功绩。”见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3页。
　　③参见《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条目分类目录”［民族史学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回族研究银川41～48D5民族问题研究吴凤霞20062006
白寿彝/民族/民族史/民族史学
白寿彝先生在民族研究方面，涉及民族、民族史和民族史学等领域，其特点是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研究相结合、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相结合、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突出反映了白寿彝先生民族研究的学术特点和理论风格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作者：回族研究银川41～48D5民族问题研究吴凤霞20062006
白寿彝/民族/民族史/民族史学

网载 2013-09-10 21: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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