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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就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对五十年前的这场战争也许已没有什么感触了，然而约占人口三分之一多的中老年人，对这场战争还是记忆犹新的。他们有的曾在战争的烽火中，为保卫家园，赶走日本侵略者，出生入死，英勇抗战。也有的，虽然没有直接与侵略者面对面地搏斗过，但在自己特殊的工作岗位上，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燕平先生的这部近３０万字的《抗币风云录》记述的就是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亲人，不畏艰险，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交给了这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其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动容、感慨和敬叹。这部作品，以史话的形式，对当年的战争生活作了忠实的描写与记录，是一部有关战争、有关民族解放运动及新四军暨华东解放区革命货币史的生动、形象的教科书。它在展现战争年代革命生活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理想与追求、充满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工作的敬业于献身精神。生动细致的描写、逼真的生活画面与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对我们今天如何进行有效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精神文明教育，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这也是作者将一个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与一个小说家的娴熟的艺术技巧完美结合的成果。同时对于我们记住历史、防止法西斯主义的沉渣泛起，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抗币风云录》虽然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解放区的货币印制历史，但作者并未将眼光局限于印钞史上，或者说，作者始终将新四军暨华东解放区印钞史放在整个新四军史这个大背景下来叙述，尤其是战争局势发生某些重要变化时或者我国在战略上有重大决策时，作者都及时加以概括性的介绍，使读者对当时的局势始终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同时也充分体会到抗币的印制与其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及其艰难历程的相互关系。
　　抗币的产生，与新四军的成立一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在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悍然撕去了假抗日的面纱，对我新四军进行大肆屠杀，我党为了保存和发展新四军这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并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领域内对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疯狂掠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主动伸出了“国共合作”之手，提出愿将八个省的游击健儿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接受国民政府的统辖，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国民党蒋介石出于舆论的逼迫，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建议，然而在内心，却对这支革命队伍恨之入骨，在新四军成立前几个月，国民党蒋介石还几次向我各省游击队发动国剿，企图扑灭这些革命的队伍。在新四军成立之际，他又从各个方面，对新四军加以压制和歧视，最明显和恶毒的就是在经济上对新四军加以限制，军饷比其它部队少得多，而且还要经常拖欠。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悍然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同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２０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我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七个师，同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我抗日健儿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一面与日寇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周旋，一面要自己设法解决给养，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当时，在敌、顽、我三方不断“拉锯”、搏杀的特殊情况下，金融秩序是非常混乱的，市场上的货币五花八门，既有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又有汪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和日本占领军的军用票，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的杂色货币，包括各种代用券、代价券、流通券等，有些是地方商号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自行印制或使用的。货币的五花八门，也使根据地和游击区的财政经济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把搜括来的大量法币输入根据地，另一方面又通过汪伪政权发行的伪币大肆搜括根据地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针对此种情况，我新四军一方面制定相应的贸易管理措施，以减轻法币贬值及通货膨胀对根据地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创立自己的金融堡垒，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抗日货币（简称抗币）以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产和稳固根据地的金融。就这样，一支担负着重要使命的印钞队伍在这支抗日队伍中由小到大地迅速建立起来了。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战场的转移，我新四军的这支印钞队伍也随着主力部队转战南北。在局势稍为稳定时，他们便承担起繁重的印制货币的任务。而当环境险恶时，他们便以最快的速度将机器设备妥善安置好，扛起枪，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就这样，在变幻莫测的战争年代，他们时而坚守在隆隆的机器旁，时而突围在漆黑的田野上，时而在陆地，时而在海上。随着形势的需要与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我军的印钞队伍从最初的军部直属的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发展到新四军每个师都有一个或几个印钞厂，队伍不断扩大，这样不仅及时解决了战争中部队之急需，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同时为根据地抵制、排斥法币、伪币的侵入，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物资不受侵害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
　　所以说，抗币史的发展与新四军军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内在联系，表现出对这段历史发展脉膊的了然于胸，并对战争局势的变化及其我军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改变也向读者作必要的交代，使读者对抗币史的发展与新四军军史的发展乃至与革命战争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
　　《抗币风云录》之所以能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将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作品的可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作者本人曾经是这支印钞队伍中的一员，有对这段历史的亲身感受和体验，而且记下这段历史又是许多当年曾在这条战线上奋斗过的老同志们的共同心愿。许多经历、许多往事，甚至于许多小小的细节，对他们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这就使作者的胸中拥有了大量丰富的、细致的第一手资料。作品中所提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真名真姓，每一个事件和活动，都来自生活真实，不借助虚构，因而，当读者看到我们的战士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购运印钞器材、穿越敌人设置的道道封锁线时，其逼真的描写使读者不得不为他们捏着一把汗！而当他们以智慧和胆识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化险为夷时，又怎能不使我们从心底里松下一口气来。这部着作的真实性更为可贵的一个方面是作者不回避历史生活中的某些失误。失误并不能抹杀什么，相反，它只会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否具有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在这部史话中，作者并不讳言战争年代里我们偶尔也会有失误、失策的地方，也存在一些与时代的旋律不相符的音调。譬如，在遇到紧急情况部队急需撤离时，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能有条不紊地安置好一切物资和人员的疏散，但偶尔也会有手忙脚乱、安置不妥以至物资受损，甚至我们的同志最后落到敌人的手中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有在敌情紧迫时，因为内心紧张，以至失手误伤了自己的同志。还有对艰苦的战争生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习惯、不满意而发牢骚讲怪话以至逃离革命队伍，以及在地下斗争时，因麻痹大意，遭到敌人破坏以致带来杀身之祸等等。如作者在描写从华中撤退到山东那种敌人紧追时的战乱场景，毫不掩饰，正如作者文中所述：“当时的大撤退，并不象以后的某些小说和电影电视所展现的，撤退得那么有条不紊，那么从容不迫。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失散被俘，以至从此与本单位失去联系，流落异乡，历经艰难才重新归队的事并不稀奇。”应该说，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尤其是在敌情险恶时，革命活动的危险性确实很大，对一些刚参加革命的同志来说，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考验和意志上的锻炼，在这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或者产生畏惧、胆怯的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可贵的是他们最终战胜了种种弱点而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作者对此所持的既不夸大、也不掩饰的创作态度，使读者觉得他笔下的那一个个人物确实是生活中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真实的人，确实是在革命的熔炉中由普通的劳动者最后炼成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坚定的革命者，而不是小说家理想中编织出来的虚构人物。唯其真实，才有艺术的魅力可言。虽然作者在此中的笔墨似蜻蜓点水，着笔不多，但仅此一点，便可让我们感受到作者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和革命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抗币风云录》，一方面尽力渲染了战争的艰难和建厂中的种种曲折困苦，如汤少林的英勇牺牲，赵醒华的壮烈就义，盛慕莱的为党捐躯、张汉卿的惨遭杀害，以及李琢章、陈耀祖等同志的身陷囹圄等等，但同时又着力描写了生活中的另一面。我们看到，即使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印钞工人和战士们那种轻松欢快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他们会在简易的兵乓桌前、篮球架下，龙腾虎跃，拼抢争夺，会在一起跳秧歌舞或者参加文化学习，而充满革命激情的歌声，更是日夜所闻，逢上节日或者纪念日，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晚会，表演大家自己编排或改编的节目。如作者作言：“好在那时，差不多人人会唱歌，也习惯于唱歌，歌声永远是和生产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人们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他们是革命战士，同时也是一群充满生命活力和生机盎然的年轻人。革命和生活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是作者笔下流露出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又一个生动写照。
　　真实之余，我们还深切感到，这部史话作品与以往许多反映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将新四军这段革命印钞史巧妙地融进了作者对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印钞战士的艺术性描绘、对战争岁月的艺术提炼之中，使读者不仅在理性上而且也从感情上领悟和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同时又没有丝毫的枯燥感，在这点上，这部史话作品可说是同类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它将历史与文学巧妙地溶为一体，并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和笔调去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和对文学创作驾轻就熟的本领。
　　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表现在作品中人物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使我们对印钞战士的性格特点、工作作风、敬业精神以及勇敢、机智、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风貌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譬如写吴福海（上海解放后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农场局顾问等职），“高个子，阔肩膀。……常穿一双引人注目的大皮靴，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咯登咯登’地很有气派……他这种气派，很象老刀牌香烟壳子上的那个海盗，所以服务团里一些调皮的女同志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老刀牌’。老远看到吴福海走来，就喊道：“老刀牌来了！”吴福海则裂开嘴笑笑。有时还做个取刀劈人的动作。”吴福海的形象很自然地就印在了读者的脑中。又如在介绍胡金魁（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时，除了对他的革命经历有一个简洁的交代以外，还引用了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他的描述“我当时是同傅锦魁（音译）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在另一部书中又描述道：“他是有大学毕业生的温雅沉着风度，但他却是一个完全靠自学，或者说是红军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为人幽默，有耐性，机警和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厂工人”从这些引述的文字里，我们便可了解到胡金魁的善良、真诚、聪敏、勇敢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感受到革命队伍确实是个锻炼人、磨炼人的地方。就这样，在每一个关键人物出场时，作者都以不同的笔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描绘与介绍，使读者能从短短的几行字甚至几句话，就能把这个人物牢牢地印在记忆里，这是作者艺术手法的第一高明之处。
　　第二是借用章回小说的体例，在每一章节的末尾设置悬念，使读者欲罢不能，产生必须接着往下看的欲望，既增强了读者的兴趣，又使读者对这一段革命斗争史和革命货币史有一个较为完整和连贯的了解。如，当读者看到印钞厂的筹备工作，几经艰难险阻，终于将一切物资、人员都落实到位，就等下令正式开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风云突变，工人们不得不把已经装好的机器拆下，忍痛告别了生活了几十天的鼎丰区公司，欲知详情，请看下文”。读者如何能不马上去接看下文呢？又如写印钞部队在向山东解放区转移时，经过陇海路时，上有敌机不断的盘旋，扫射，而地面上相当长一段路是开阔地，毫无遮掩之物，“欲知这数百人的队伍和近百辆牛车如何通过陇海路，请看下文”。读者不能不对这支队伍如何智过陇海路怀着强烈的兴趣。就这样，读者在作者设下的一个又一个疑问中，津津有味地一章一章地往下看。这是作者巧妙地借用了章回小说的写作手法的成果。
　　第三是在某些方面配以生动、细致的刻画和描写，使读者对战争环境中印钞事业发展所碰到的千难万险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如第十二章“化名开户兑支票，伪装器材巧过关”，写我们的地下党在敌人的大后方上海，建立了一条运输线，负责印钞器材、物资的采购和运输工作，在这条运输线上工作的同志，经常要与各种各样的商人以及敌伪面对面地周旋。作者在这里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样一个细节，从事地下运输、采购工作的韩庆沅带着女儿一起去派克路（现名黄河路）爱文义路（现名北京西路）上的申庄兑换从根据地带来的支票，老板见这些汇票都是来自根据地的，便存心要敲榨并加以威胁，韩庆沅沉着冷静地冒称是做袜子生意的，不知这些汇票和新四军有什么关系，并且口气很硬，老板见榨不出什么油水，只好如数兑换。此外，当我们的同志从敌人眼皮底下将一批批印钞所需的纸张、油墨巧妙地蒙混过关，运往印钞厂所在地，那种与敌人周旋的惊险与紧张的场面也被作者的笔描绘得淋漓尽致。还有周奇、周玉华、黄健华等三人从海上护送一批印钞物资由胶东撤往渤海，途中遇到敌人的军舰，二周绕幸脱险，黄健华却身陷囹圄，遭到敌人百般折磨，出狱后又遭敌人追捕而险些再次入狱。诸如此类的细节在这部史话中不断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对当时从事革命活动，尤其是战斗在印钞战线上的战士们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勇敢无畏的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有一个形象化的了解，并且这种形象也是能在读者心中长存的。
　　这部史话作品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作者自始至终将一种积极的、乐观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贯穿其中。书中描述的那些人物，无论是有一定年龄与革命经验的老同志，还是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甚至少年，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群众，无论是在敌后工作的地下党同志还是在印钞机器旁的普通工人，总之，无论是谁，无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你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那种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那种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上至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与群众的关系，下至每个人之间的交往，你都能时时刻刻感觉到这里弥漫着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气氛，彼此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即使出现矛盾，也能坦诚相告，有错必纠。而一旦面临险恶的环境变化，彼此便齐心协力，患难与共，这种对革命事业的向心力，不是靠几句宣传就能培养起来的，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群众当中所起的模范带头作用的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这种向心力，那么可以断言，我们就不会有这场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燕平先生的这部史话，不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而且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人的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虽然事过境迁，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现实与任务与战争年代已完全不同，然而，对理想的执着、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健康发展的人生观、道德观与良好的精神风貌却是这两个不同时代对年轻人的共同要求。这是历史对年轻人的期望，也是这部《抗币风云录》给予我们的启示。
　　
　　
　　
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087-091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周成璐19951995 作者：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087-091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周成璐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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