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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众主流意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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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3)06-0075-07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举国上下亿万群众参加的新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但在运动爆发之初，除一些“红卫兵”等少数人外，为什么广大群众却无动于衷，对运动持消极观望甚至忧虑的态度？继而在运动前期，人民群众又何以争先恐后地踊跃投身其中，不少人还达到狂热、痴迷的程度？及至运动后期，越来越多的民众又因何背离、抵制这一运动，并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声讨、抗议斗争？在长达十年“波澜壮阔”的运动潮流中，支配广大人民群众行为的主流意识是什么？这种主流意识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本文对上述问题试作探析。
开始：观望·忧虑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当此之际，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状况如何呢？
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也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组成的，其思想认识上有差异，甚至存在某些对立观念。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已经跟着共产党，一起走过了民主革命胜利的历程，也已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共同搞了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方向，把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团结在了一起，从而也使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形成了诸多重要的共识。这主要是：
一、 “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思想观念。在长期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人民群众通过亲自体验得到了一种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跟着党和毛主席，就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能奔向共产主义美好天堂。”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各界群众已在持久地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高潮。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二、“战天斗地，艰苦创业”。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合作化以来，“热爱新社会，建设新国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心声。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8年初，党和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号召“向自然界开火”。（注：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虽然我国国民经济在“大跃进”期间遭受了重大挫折，我国从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而是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各条战线艰苦奋斗、搞好生产和工作的先进模范典型不断涌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开展。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发出把我国建没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号召。这进一步使全国人民坚定了信心，焕发了斗志，举国上下到处呈现出广大群众战天斗地、改造河山的火热场面。
三、“忆苦思甜，反修防修”。大多数群众曾在旧中国遭受剥削阶级欺凌和压榨。新中国成立未久，人民群众对刚刚逝去的旧社会的悲惨景象记忆犹新。当时群众认为，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还在作垂死挣扎，时刻妄想变天复辟。所以，必须坚持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加上当时夸大宣传的所谓阶级敌人的种种反攻倒算行为，更使人民群众保持了很强的阶级斗争观念。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被改变。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宣传日益加强。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这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是阶级敌人打进党内，寻找代理人，内外勾结，使党变修、权变质、国变色。强调要把阶级斗争与反修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又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诚然，在此期间，也确实存在一些党政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多吃多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损害了民众利益。加之在中国民众尤其是农民中，素来有着浓厚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念，因此，群众对这些党政干部特别是其中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基层干部很有意见。这就使毛泽东阶级斗争与反修防修的理论，得到了民众一定的理解和共鸣。
四、“加强战备，消灭帝修反”。新中国从成立起，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到60年代之初，中国的周边形势更为严峻：美国大肆侵略越南，在中国南大门燃起战火；印度政府不断在中国西南部挑衅滋事并发展为大规漠武装入侵；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恶化，北部中苏边境也出现了紧张局势。台湾国民党残余势力在美国支持下也频繁骚扰东部沿海地区，叫嚣反攻大陆，有鉴于此，党和国家对国防战备工作十分重视。一方面，大力进行国防教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与帝修反争速度、抢时间、加紧战备，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全面战争，打核战争，消灭帝修反；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战备举措，如大、小三线建设，搞全军大比武，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研制原子弹，等等。在这种国防形势和气氛中，广大群众战备的弦绷得是很紧的。
此外，还存在一些影响较小的民众意识，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不外乎两方面的基本意识，即：关注生产建设，也关注阶级斗争。但人民群众当时最主要的心愿，是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在防止阶级敌人捣乱和做好战备的同时，以主要精力加紧搞好工作和生产，尽快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日子。也就是说，要求尽快搞好经济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当时的主流意识。而阶级斗争的观念，只能居于非主流意识地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向往美好生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愿望和梦想，当然也是中国劳动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劳动人民企盼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明天，因而，在人民群众中进发出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二是由于党和国家在此期间的大力宣传和号召。新中国成立、尤其是集体化以来，党和政府集中树立和宣扬了一大批作为榜样的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的英模单位和个人，使生产建设上的“比、学、赶、帮、超”活动在全社会蔚成风气。三是因为“大跃进”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被迫始终放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渡过难关方面，顾不上过多地强调搞阶级斗争。就连对阶级斗争极为重视的毛泽东，在此期间也提出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了经济建设，要求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然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有着自己另外的一整套理论。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是其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发展到顶点的结果。按照这一理论，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与党内状况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与民众当时的固有意识、尤其是其主流意识之间的区别和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人民群众当时最为关注的是尽快搞好生产建设，而上述理论则把阶级斗争看成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是压倒一切的。其次，在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上，人民群众认为，只要时刻提高阶级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就能保住“人民江山万代红”；上述理论则认为阶级斗争形势已极为严重，阶级敌人在全国多数单位已经复辟，中央也已经出了修正主义。党要变修，国要变色，权要变质，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已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了。再次，就阶级斗争的范围及其重点而言，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是在党外，是地、富、反、坏、右等社会敌对势力（尽管也被夸大了）；而毛泽东的理论则认定，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政各级“修正主义”领导，“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党中央的“修正主义”，将党内看作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最后，在对党内斗争方式上，人民群众对一些干部的错误行为不满，有意见，甚至很气愤，要求他们“洗手洗澡”，经过批评教育，改正错误。而毛泽东则认定过去的各种斗争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让群众自下而上地起来造反、夺权，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由于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与毛泽东的理论在认知上的巨大差距，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面前，虽然一部分青少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掀起“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但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却似乎莫名其妙，表现出种种困惑与担忧，成了“保守派”。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人则表现出恐惧和抵触。不少群众还成了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总之，群众对运动持一种消极观望的态度。各级党政机关也难以支持这场运动，“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成了运动的“阻力”。党中央也觉察到了来自各级领导和群众中的阻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如何克服阻力，发动群众，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思考的焦点。
前期：紧跟·热衷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众主流意识演化的前期。在此期间，广大群众逐渐被“文化大革命”理论所掌握，普遍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激流巨浪中。运动从机关、学校和文化界，迅速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毛泽东当时曾满意地指出：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注：《人民日报》1967年11月9日。）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何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首先，广大群众之所以接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由于毛泽东这一理论对人民群众具有很强的征服人心的效力。一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经过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再经过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和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集中阐述，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形成相当系统、完整的体系。这一理论似乎能自圆其说，而且有着很强的“逻辑性”、鼓动性和“说服力”。1969年党的九大更使这一理论合法化、神圣化，这就使一般群众在尚不能预见其会带来何种后果前，很难对其持拒绝态度。另一方面，如前所述， 自合作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中确有一些腐败现象。这似乎使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重点转移到了党内，必须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得到了某种印证。这一切，就使群众易于接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进而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投身这场运动。
其次，是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为灌输这一理论采取了大量措施。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文化、宣传等领域，采取了大量措施。尤其是如下几大举措，影响格外重大而深远：一是大造声势。通过会议、文件、广播、报刊、文艺以及大字报、传单等等形式和渠道，在宣传舆论上进行持续“超饱和轰炸”，为运动的开展进行舆论导向。二是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8次接见逾千万“红卫兵”，多次发表讲话，支持“红卫兵”造反。 “红卫兵”通过“破四旧”，大串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砸、抢、抄、抓……制造出巨大的轰动效应。三是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这一运动使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被审查、挨批斗，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遭受冲击，失去对运动的领导和控制。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天下大乱”。四是开展“斗、批、改”运动。党的九大后，全国连年累月地开展了“斗、批、改”运动。这一运动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总题目下，进一步具体化、精细化，而更易于渗透到各行各业及各相关制度中去。其间，“文化大革命”理论在各领域的分支理论也一一形成了。其中，尤以文艺革命理论、教育革命理论、知识分子再教育理论、党内斗争理论等，贯彻至为深入。这不能不使广大群众日益深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
最后，从人民群众自身看，也存在接受这一理论的既有基础。其一，从感情上开始。由于毛泽东的极高威望，加以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存在浓厚的个人崇拜，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急速升温。其二，群众中的“左派队伍”已悄然形成。毛泽东曾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注：《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第30页。）自50年代后期以来，党对干部、群众早在进行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教育，干部、群众中已不同程度地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中的“左”倾思想不断蔓延滋长，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党政干部存在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使不少群众感到受了压抑和伤害，这部分群众似乎也认为需要通过搞运动来解决问题，发泄情绪。这就使得上述这样一些干部、群众，能更快地认同毛泽东的理论，成了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建立和扩大的“左派队伍”，进而成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其三，“红卫兵”冲锋陷阵。这一群体多为青少年学生。由于涉世未深，思想认识幼稚而偏激，他们对社会上和党内的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相信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进而成为最先接受毛泽东理论的群体。他们采取大量粗暴野蛮的行为方式，“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其四，在政治重压下“随大流”。林彪、扛青等人，出于其个人野心，故意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以致一般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即使有意见，也难以反对，只好“随大流”，最终被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后期：厌恶·抵制
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斗、批、改”运动停止起，人民群众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产生怀疑和动摇，逐渐改变对运动的狂热拥护和追随，进而由厌恶到憎恨，终于发展为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抵制和声讨运动，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民众主流意识。广大群众的抵制、抗议斗争也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奠定了群众基础。这一时期的民众主流意识为什么会不顾重重压力，再次发生这种根本性的逆转呢？
一是九一三事件的震动、警示效应。人们不禁反复思量，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林彪？进而对“文化大革命”，从内心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开始认真思考和认识有关这场运动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0年到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给全党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以强烈的震动和警示，许多人开始从崇拜和迷信、狂热中惊醒过来，怀疑、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了。
二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如果说， “文化大革命”之初，人民群众还看不清这场“大革命”的错误和后果，而抱着很大希望盲目跟着干的话，那么，随着运动的持续和发展，其严重后果和危害便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群众饱受动乱之苦，深感切肤之痛。越来越多的人由失望到绝望，由厌倦到厌恶，由痛苦到憎恨，走上了背离、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之路。
三是周恩来、邓小平纠“左”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当民众面对“文化大革命”混乱不堪的惨象，又深陷迷误不能自拔之际，两股清新的风及时吹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左”倾错误在经济、文化、组织、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集团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明确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开始通过全面整顿，比较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他先后召开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周思来、邓小平通过批判“左”倾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混乱，实现了安定团结，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群众从中悟出：只要有了党内的正确领导，就能克服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只有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四是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引发众怒。江青集团也是凭借“文化大革命”的狂飙青云直上的。他们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借助“文化大革命”，极力加强、扩大其帮派体系，倒行逆施，干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坏事。他们通过1972年批“极右”、1973年批“右倾回潮”、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和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使初步稳定的政治局面再次遭到破坏。这种状况使广大干部群众痛心疾首，更加憎恨“四人帮”，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人们心中长期积聚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懑情绪，犹如巨大的火药库，一旦点燃便会猛烈地爆炸起来。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正是有了这一深厚的群众基础，党中央政治局才顺应党心民心，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而得到了亿万人民群众由衷的拥护和支持。
几点启示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的民众意识、尤其是其主流意识的变化迅速而显着。在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民众运动，也出现了剧烈变动、前后迥异的罕见现象。回顾这个演化过程，可以从中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1)民众主流意识决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民众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识。而决定民众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基本态度、对民众行为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意识，即是民众的主流意识。“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民众主流意识尚难以认同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理论，广大群众便对这一运动持消极观望态度。“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某些领域、部分群众中局部地开展。而一旦民众主流意识接受了毛泽东的理论，便出现了亿万群众争相参与的情景，运动也就“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及至群众逐渐觉醒，其主流意识再次背离、抵制这场运动，“文化大革命”便只能趋于结束。这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像整个人类历史一样，也是由人民大众按照自己的愿望创造的。
(2)民众主流意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按照其固有特点和规律发展变化的。民众主流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主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的。这种演化是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从民众主流意识的第一次大变化看，虽然受到党和毛泽东采取大量非常措施的严重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仍然应是民众既有的认识基础。当时在群众中本来就存在着关注生产建设与关注阶级斗争两大倾向，经过“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广泛发动及灌输，群众关注阶级斗争的倾向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而转化为主流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广大群众吃够了运动的苦头，这一倾向大大减弱，再次转向强烈要求安定团结、搞好国民经济方面，后者又成为民众的主流意识。于是，再次实现了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相互转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民众主流意识根本性变化的内在依据呢？归根结底，这种变化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要求和规定的。“文化大革命”之初，人们还不清楚运动的后果与危害，群众更相信通过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能确保既有的“胜利果实”，并“夺取更大的胜利”，获得更大利益。当事实一旦证明，“文化大革命”只能带来痛苦和灾难时，人们的主流意识就再次发生了转变。
(3)认识“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众主流意识及其演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众主流意识往往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与愿望的直接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或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因而，只有时刻关注、了解、研究、把握民众意识、尤其是支配民众行为方向的主流意识，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引导民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梦想，从而始终得到人民大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永远党的文献京75～81K4中国现代史马英20042004“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在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和规定下，经过两个大的阶段，发生了两次大变化。即前期，由“文革”初对运动的消极观望，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后期，又由对运动的紧跟、热衷，转变为厌恶、抵制。民众主流意识的形成与转变，决定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态度、作用和地位，也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革”时期民众主流意识及其形成和演化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有利于深入认识“文革”的历史。同时，也会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示。“文化大革命”/民众/主流意识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社会研究”(K6891)。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市 250100
山东大学考古学On Zhejiang Provinc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SHEN Xiao-min
(Marxist Theory Department,Guangdong Public Security School,Guangzhou 510232,Guangdong,China)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of Zhejiang in the 1920s was famous for its rich variety and long life.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any cause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ree-Colour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for Zhejiang Province Autonomy,which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proves that"warlord killed autonomy", but "warlord"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in simplistic terms.马英民，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10000 作者：党的文献京75～81K4中国现代史马英20042004“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在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和规定下，经过两个大的阶段，发生了两次大变化。即前期，由“文革”初对运动的消极观望，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后期，又由对运动的紧跟、热衷，转变为厌恶、抵制。民众主流意识的形成与转变，决定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态度、作用和地位，也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革”时期民众主流意识及其形成和演化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有利于深入认识“文革”的历史。同时，也会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示。“文化大革命”/民众/主流意识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社会研究”(K6891)。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市 250100
网载 2013-09-10 21: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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