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关键词：辞书　书证　释义　立目
　　　　　　　＊　　　　　　　＊　　　　　　　＊
　　辞书使用书证，主要作用有二：一是用作释义的证明，二是用作立目的依据。从辞书科学化的角度讲，书证的使用对于有的辞书，诸如语词辞书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它，释义和立目似乎就有了某种随意性，没有东西可以证明释义和立目究竟有没有道理。从现出的有关辞书如《辞海》七九年修定本、《辞源》修定本、《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看，书证在辞书中的地位是被肯定的，但对于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做书证，对于书证究竟如何使用：是拘泥于书证、形而上学地使用书证，还是不局限于书证、辩证地对待书证等这类实际上是书证使用科学化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从另外一个方面导致辞书背离了科学化的轨道，因此有必要予以讨论。
　　1.要讨论书证使用科学化的问题，首先必须把辞书资料与书证二者区分开来。编写辞书无疑需要大量的资料，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可以作为书证看待。这着重要从书证的两个作用角度看，凡具备其中一个作用的，则可以视为书证，反之则否。
　　从释义证明角度言，古注对某词语的解释、经典或诗文等为某一字词所下的界说、前此辞书的释义等等，对于科学化释义的辞书来说，这些自应排除在书证之外，因为它们都是前人之说，其说有无道理，应有第一手的语言资料做证明。只有这第一手的语言资料，也即是运用某词语以表达某意义的语言资料，才能被看做书证。
　　前引三部辞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没有因经典有言“仁者，人也”而为“仁”列“人”的义项；也没有因《释名》所谓“吐，苦也”而为“吐”列“苦”的义项。《汉大》适当地收了一些《说文》的说法，主要考虑经典的散佚、词义源流关系的照应等，其在编写体例中已有所说明，对此当不应再给非难。惟于古注的使用上，个别词条亦偶有实际上是将古注作为书证对待的状况。如《辞海》“无害”条（上册1502页右），因《史记·萧相国世家》裴ｙīｎ＠①集解所引《汉书音义》：“文无害，有文，无所枉害也”，而立“无所枉害”义；因《汉书·萧何传》颜师古注引苏林之说：“毋害，若言无比也”，而又立“犹无比”义。实际上二说所据书证是一样的：《史记》与《汉书》不同之处只是“无害”的“无”，《汉书》作“毋”。
　　从立目依据角度言，凡不符合语言社会性原则的应不能作立目依据的书证。如《汉大》“苦口师”条（9册317页右），所据仅陶谷《清异录·苦口师》：“皮光业耽茗事，一日，中表请尝新柑，……才至，呼茶甚急，＠②进一巨瓯。题诗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清异录》所记这一戏言，以苦口师称茶是不误的，但这种称法并无其他材料证明它已为社会所承认。同样《汉大》和《辞源》都收的“甘心氏”条亦是如此，所用亦只上一“书证”，从《辞源》到《汉大》编写，都未发现有得到社会认可的证明材料，象这样的资料若被视为立目依据的书证，似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有所乖违，因为它只是在特定环境所用的偶一戏称。又如《汉大》“中拙”条（1册592页），仅据《韩非子·用人》：“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这一资料，将“中拙”视为普通语词，释为“中主与拙匠，指平庸的人”，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这里的“中拙”是承继前面语言环境下所产生出来的简略说法，属修辞上的承前省一类，在上引资料中，我们不能将之视作一个词，在没有其他材料证明它可以单用以表达以上意思的情况下，仅《韩非子》上例，是没资格作立目依据书证的。至于版本或其他原因所出现的错讹，因为其是错讹，自然更不能作立目依据。如《汉大》“毛房”（6册1000页）、“毛厕”（6册1002页），指厕所，其“毛”应视为“茅”之白字，当不能因朱自清等人误用而承认它的正确性；又如《汉大》的“走头无路”（12册1078页），“头”当是“投”之误，作为词“典”，这类明显的错别字资料自然都不能将之视为立目的书证。
　　2.辞书与书证的关系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假如辞书被书证牵着鼻子走，只是拘于书证，拘于使用本词目的书证，这种形而上学使用书证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辞书与书证关系的破坏，它不仅不利于辞书科学化，相反可能有害于辞书科学化，这主要表现在释义的偏颇上，如等义词在释义上的差异，相关词在释义上的不相统一，释义过死、义项遗漏以及随文诠释等等。
　　等义词在释义上的差异，一般语词亦有，但特别表现在典故词的处理上：
　　[抵鹊]…喻大材小用。五代·刘兼《登邓搂书怀》诗：“瑞玉岂知将抵鹊，铅刀何事却屠龙。”（《汉大》6册480页左）
　　[玉抵鹊]…意谓物多则贱。语本汉·桓宽《盐铁论·崇礼》：“中国所鲜，外国贱之。故南越以孔雀珥门户，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鸟鹊。”南朝齐·净住子《大忍恶对门》：“颂曰：‘春山之下玉抵禽，汉水之阳璧千金。”宋·陆游《三山卜居作诗以示后人》：“荆山之下玉抵鹊，两京春荠论斤卖。”后转喻肆意挥霍。宋·陆游《遣兴》诗：“爱身每戒玉抵鹊，养气要如刀解牛。”（《汉大》4册481页右）
　　从词目本身应具的内涵角度讲，“抵鹊”实即“玉抵鹊”，词义不应有所不同，都可以表示物多则贱，大材小用，贵重的东西受到糟蹋，没有受到重视这样的意思。它如《汉大》的“败驾”与“东野败驾”，“衔索”与“枯鱼衔索”等，释义亦各因其例，似乎它们不是等义词。更有甚者，有的等义词因书证的限制，加之理解上又有偏差，或被释成反义词；
　　[吐刚]比喻畏惧强暴。汉·王符《潜夫论·潜叹》：“夫贤者之为人臣，……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宋·王禹ｃｈēｎｇ＠③《送王旦序》：“昔我郑邦，厥守不良，厥佐吐刚。……”（《汉大》3册 87页左）
　　[刚吐]谓不畏强暴。语出《诗·大雅·ｚｈēｎｇ＠④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唐·司空图《效陈拾遗子昂〈感遇〉》诗之一：“强欺自天禀，刚吐信吾徒。”（《汉大》2册705页左）
　　实际上，“吐刚”和“刚吐”都出自《　民》诗之吐刚茹柔语，典源相同，词义亦相同。司空图诗乃感愤之作，其第二首有言：“豪夺乃常理，笑君徒咄嗟。”意思是世态本即强可凌弱，如“不平”而欲“矫世”，则其道“终孤”，故只有畏强，才可为“吾徒。”如以“刚吐”为不畏强暴，与典源亦有所不合。
　　相关词在释义上的不相统一，这在大型语词辞书中更是每有所见。如《辞源》“芹”有一义项为“比喻贡士”，而“掇芹”之释则为“科举时代谓考取秀才。”“芹”究竟是指贡士，还是指秀才，两处说法不一。《辞海》“霸”㈡之释是“‘魄’的本字。指每月初始见的月亮。《说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下册4548页左）“魄”㈢之释是：“通‘霸’。月始生或将灭时的微光。……《法言·五百》：‘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李轨注：‘魄，光也。’”（下册4056页左）而“月魄”之释则为“月初生或圆而始缺时不明亮的部分，亦泛称月。……”究竟“霸”是什么，三处说法是三样。
　　释义过死是拘于书证所必然出现的问题。如“岸谷之变”，全面释义似应为“比喻世事或形容自然的重大变化。”《汉大》因只顾炎武《贞烈堂记》：“属当岸谷之变，门户衰微，无能光其大业”一个书证，释作“比喻政治上的重大变化”（3册806页），似乎政治以外的其他重大变化就不能用“岸谷之变”来表示，显然是不妥的。又如“未售”，《汉大》所用书证共二则，一则言求官不得，一则言应试未中，因释作“喻求官不得或应试未中”（4册690页左），而《汉大》“售”单字下即有唐·裴ｘíｎｇ＠⑤《传奇·孙恪》：“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之例（3册388页右），证明“未售”还可以用来言未嫁出，所以“未售”的“喻”云云显然也释得太窄。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右座”、“吴钱”之类，《汉大》分别将之释为指李林甫和吴王濞所铸钱，似乎其他的右职不可称右座，吴地所铸钱或吴越王钱不可称吴钱，俱是因词条后所引之个别书证作释所造成的。
　　义项遗漏、随文诠释等与只就书证释义往往亦不无关系，因为没有见到这样义项的书证，所以便没法为之立义。随文诠释虽然主要是因没能从义项的角度把握书证中应释的词语，其问题主要出在对书证的理解上，但不可否认书证的局限也是产生该问题的一个客观原因。
　　3.辞书要想科学化，则必须注意以上问题的发生。这就要求辞书辩证地对待书证。无论什么辞书，其在编写时搜集资料再多，也不可能将浩瀚书海中使用某一词语的语言资料收全，所以科学化释义的辞书第一是不能拘于书证，第二是要在更大范围内利用书证，即在立目、释义时，不单要考察本词条的书证，同时也要考察有关词条的书证。对这两个问题，辞书编纂从一些词条的释文看似亦有所注意。如《汉大》即没有因“丑”没有十二时辰之一义的书证而没为“丑”立“十二时辰之一”的义项（1册482页）；“犹孙”条（5册95 页左）就书证而言应指侄孙女，但考虑“犹子”既可指侄儿，又可指侄女，所以没有拘于“犹孙”的书证，而将其释为“侄孙或侄孙女。”辞书中每每可见的“参见”、同典源、同字头、词义相等的词条如“揽辔澄清”、“揽辔中原”、“揽辔登车”、“揽辔”等放在一个词条下统一释义，这些都说明辞书对辩证地使用书证不是没有考虑。
　　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目前辞书的编排体例基本上是按部首、笔画或音序排列，相互有所关联的词条往往由不同的编审者编审，他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自己编审的词条的有关书证，没有办法去对书证去作较多的横向或纵向的考察。而大型辞书卷帙浩繁，主编者往往难以统筹，所以纵使知道辩证利用书证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正好在这点上出现差讹最多。《常用典故词典》一书由于其词汇不同于一般语词，其编排体例是将同典源的词目放置一起，根据词目所出的典源侧面及词目内涵的相类程度编排词目，然后就之作统一的释义，如“堕泪碑”条，将“堕泪碑”、“岘山碑”、“岘亭碑”、“羊碑”、“涕泪碑”、“岘首碑”、“羊公碣”、“堕泪碣”、“羊公石”等作同一词目，在统考其所有书证后，统释为“称扬卓着的政绩，表示怀念之情或泛写伤心落泪”，这就避免了各词目因例而分释所易出现的释义偏颇。这部辞书打破了部首界限，在辩证使用书证这点上的开拓应该视为该书的一大功绩，它对我们编写典故辞书或其他使用书证的辞书都应有所启发，象《汉大》这样的辞书，似亦可以采取类似的编写办法，将同类词、相关词先放置一起，在统考书证后作统一释义，然后再分部首编排，这不单会避免释义偏颇，同时亦加强了释义的统一性。如“子”既列“五行属水，十二生肖属鼠”（《汉大》4册164页右），书证为王充《论衡·物势》：“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则“丑”不应不立“五行属土，十二生肖属牛”之义（《汉大》1册483页左），因况王充《论衡·物势》亦有“丑未亦土也，丑禽牛”的话。“上驷”释“上等马；良马。……亦以喻杰出者。”（《汉大》1册294页右），而“下驷”则不会分列“①劣等马”、“②比喻物之粗劣者，犹言下品或下等”二义项，义项的内涵范围亦不应有所不相当（《汉大》1册329页右）。
　　总之，书证的使用方法与辞书科学化密切相关，编好辞书不单要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及书证，而且要科学地利用这些资料和书证，这是一项非常繁难的工作，但只有不畏这种繁难，辞书才有可能称为“典”。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　责任编辑：吴章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马加因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亻加经的右半部
　　＠③原字为亻加（爱的上半部下加冉）
　　＠④原字为蒸去艹
　　＠⑤原字为钅加刑左右结构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82-85H1语言文字学王光汉19961996 作者：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82-85H1语言文字学王光汉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9:4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