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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诗人阿卜杜·沃哈布·白雅帖（1926—）是阿拉伯新诗运动的先驱和旗手。他的诗作体现了一个心怀劳苦大众，为人类的自由和彻底解放不懈努力的“盗火者”的情操。为了让人间充满爱，他矢志不渝，一生颠沛、流亡，从生活的磨难中体味生与死的辩证法，以及生命不断更新的意义。他的诗作是其不断前进的足迹，也是探索生命意义的结晶。他在诗中大量运用人类文化遗产，以神话人物、历史人物和现代英雄人物为象征，并将这些超越时空界限的形象融入他对现实的感悟之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现代的神话。其中渗透了对人的极大关注和爱，充溢着对人生存和命运的全面认识，以及对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的弘扬。他的诗超越了个人、国家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与之发生共鸣，由衷地发出赞叹。因此受到世界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阿拉伯诗人，得到“未来诗人”的美誉。
　　白雅帖是一位富于革命精神的诗人。他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影响，经历过民族解放斗争的洗礼。然而，为什么他会与苏非神秘主义相接近，给作品染上苏非的色彩？这里，我们不得不折服生活的力量，承认生活作为一个大课堂、一座大熔炉的作用。40年的流落他乡，对祖国、家乡、亲人的爱和思念，不断面对的生死考验，贫穷、疏离的折磨，以及志向、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都促使白雅帖深入思索人生、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从个人生活和人类历史经验中体悟到真知，在宇宙观、时空观、生死观、爱情观上渐渐与苏非观念殊途同归，使他寻求的解放，逐渐由个人、民族的解放升华为人的解放，即人从形形色色的枷锁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生命的不断更新和延续。他本人也从苏非大师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近乎疯狂的举止中获得坚持下去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苏非的文学语言也滋养了他，赋予他艺术的美感，使之受用无穷，开拓了他诗作的新天地。
　　　　　　一、从死亡中学习生活
　　文学与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文学既记录了诗人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探索，也勾勒出他们心灵的轨迹，展示出他们人格的魅力。白雅帖的诗歌创作进程与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高尚人格的逐步确立相对应。他从小就受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撒下阿拉伯英雄主义的种子。从最初的叛逆到投身革命，再叛逆再革命，进而为了人的彻底解放不断奋斗，不惜忍受爱的痛苦和折磨，便成为他毕生的经历。期间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流亡，都是对他理想和信念的考验。他经受住考验，一次次从孤独、寂寞、悲愤、痛苦、失望中站起来。经过反复深入的思索，他更加深切地感悟到，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一条充满流血和牺牲的路，从而更加自觉地为了爱而燃烧自己，照亮前进的方向。
　　白雅帖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死亡有极深的感触。他过早地，甚至是经常地面对死亡。据他自传性的《无名者的日记》一诗所说，他的父母死于朝觐侯赛因墓地的路上。两岁的他便尝到了失去双亲的恐惧。多少年后，又在一个秋天埋葬了抚育他、爱他的祖父，再次品尝到孤苦伶丁的滋味。所以，白雅帖很早就体会到人在这个世上的陌生感。之后，又体会到贫穷的疏离和流亡的孤寂。在平民区里，他目睹了穷人悲惨地死去。在斗争的路上，他见到过无辜受难者的死亡，革命者的牺牲。在流亡中，他本人从1955年逃离祖国，在外流亡了40年。他一次次面对死亡，目睹友人亡命于异乡。随时受到的死亡威胁迫使他去思考生与死，思考生命的意义。事实上，正像他自己说的，“是透过亲友的死亡学习生活的”。他思考生活的习惯正好暗合了神秘主义的逆向思维方式。修道者视人生为旅程，生和死则是这旅程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循环往复。人的一生是从生到死。而修道者正好相反，他们从修虚静、修无而回归生命的本源。就是说，是由死向生，从而将生命提升到更高级的阶段。
　　白雅帖的诗涉及了各式各样的死亡。那些阿拉伯难民无爱、无祖国，在惊惧中死去；留在国内的朋友悄然故去；狱中那黑眼睛的战士拒绝开口默然而死；勇敢的骑士为了百万穷人的信仰而献身；“战败的胜利者”亚历山大，病死后尸体同样为蛆虫吞食，在地下世界等待安拉太阳的出升；而诗人自己则面对阻隔的大墙于无名的城中慢慢地死去。在多种多样的死亡中，白雅帖最害怕那无谓的、廉价的死。他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被廉价出售／廉价地爱／廉价地恨／被廉价屠杀／廉价地死去。”（《致马·哈达德》，见《流亡诗集》）
　　作为一个诗人，白雅帖拒绝当御用文人，以“乌鸦”的名义死去。他崇尚英雄的死，认为这才是死得其所。为了自由，为了他人，死亡是英雄“自我选择的结果”。他明白，“走向自由之路充满了牺牲”，“死是斗士的责任，必须付出的代价”；“受苦是走向解脱之路”，“爱者（指求道者）、革命家、艺术家的牺牲是人类文明走向自我完美的桥梁”。（注：《我的诗歌经验》，《全集》，卷2， 贝鲁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21页。）
　　白雅帖在诗作中着重分析了革命者、诗人、求道者的死。他深入英雄、烈士的心灵深处，剖析他们的人格美和生死的辩证法。他在《死与革命》（见《生命中的死》）中表达了对游击英雄格瓦拉的崇敬，描绘大地河流为这位“科尔多瓦歌手”的被杀害而痛哭。由此，白雅帖抒发了他的感慨：这个世界无公正可言，不要企盼基督式公正的复活。他颂扬“革命是穿越死亡的过程／是穿透壁垒的呐喊”，革命必然要付出代价和牺牲。格瓦拉死了，白雅帖到地狱中去寻找他。他发现，“事物内部隐藏着火药／在忍受痛苦饥饿折磨的大地腹内／革命似种子般再生。”革命的人虽死，但革命的精神不死，他会从死里复生。
　　在众多诗人中，白雅帖选择那些与他所处的时代、个人经历可类比的诗人为“面具”。他们都具有鲜明的反叛精神，富有爱心同情心。尤其是那些阿拉伯诗人，他们都曾接近权贵以实现理想，失去自由后渐渐认识到御用文人、宫廷丑角身分的可悲，终于不甘屈辱而叛逆。这些人都曾遭到世人的攻击嫉恨，被流亡或自我流亡，最后或遭到杀害，或离群索居。在懂得生活稍纵即逝、人生无常之后，都醒悟到把握现时的可贵。
　　白雅帖选择的西班牙诗人、剧作家洛尔卡（1897—1936），是一位对被压迫被凌辱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对统治者和法西斯的凶残怀着强烈愤慨而奋起反抗的诗人，1936年在内战中遭法西斯分子杀害。白雅帖在《致在西班牙的海明威》（见《火与话》）一诗中首次提到洛尔卡的死，称他的武器是痛苦，在人的旗帜下歌唱。《死于格林那达》一诗（见《生命中的死》）以洛尔卡为“面具”，描述了洛尔卡在夜晚的幼法拉底河上被法西斯杀害，碎尸挖眼，剁去双手的壮烈：“纯洁的少女啊／生命如此了结／一个圣人以你的名义死去／他如此祈祷／让不在的人从流亡中返回／为了这世界的光明，为了死亡／它打开阿漪莎的棺木。”白雅帖把洛尔卡的死看作是以爱的名义，是为了世界的光明而作出的牺牲。但是，“在这豺狼统治的世界里／我们只有穿越死亡这座桥梁的权力／带着贫穷走向坟墓”。
　　海亚姆（1048—1122）是另一位深受白雅帖青睐的诗人哲学家。他生于波斯霍拉桑的文化中心尼沙布尔。突厥人统治之下的塞尔柱王朝时期（1037—1194），是一个“血淋淋的时代”。伊斯兰神学与理性哲学之争超越一切，宗教迫害甚于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海亚姆在这种环境中公开站在理性哲学的代表人物伊本·西那一边，离经叛道，不肯屈从于已有的观念。他渴望思想自由，崇尚创造，反对迂腐窒息的学术空气，并揭露统治者和宗教上层的罪行。他常常以饮酒诗的形式掩饰其苏非的感悟。
　　白雅帖正是看中了他和海亚姆在所处时代的相似性和追求理性、渴望思想自由方面的可比性。60年代，他一连写了三部有关海亚姆的作品。诗剧《尼沙布尔的审判》（1963）是第一部。白雅帖在诗剧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依据人物的性格、行为逻辑及其哲学思想进行构思，以展现他的人格风采。同时，又将人物与他本人重合起来，通过海亚姆在法庭上的沉思，迫不得已的答辩，以及最后的选择，表达他的心声。
　　剧中，海亚姆根本不理会法庭对他不遵守古制、制订新历法、反对《古兰经》及其教义的指控，作好一死的准备。他认为“死亡不过是生的另一面，我们的死在彼岸”。审判后，他被赶出宫廷。他毅然将家产送给照顾他的女仆，一无所有地独自上路，在去叙利亚的商队里干活谋生。途中，埃及方面派出使者，对他发出盛情邀请。他连诏书都没有打开，就婉言谢绝。尔后，他又排除了国王卫士幽灵的诱惑，最后因心力衰竭而倒毙在路旁。他与幽灵争辩后说的话，道出他的选择：“真正革命的星光闪烁于漫长等待的千重门后。后人会记起海亚姆。他像一个战士，死于人类为争取自由的最后胜利所进行的失败的战斗之中。”
　　第二部是长诗《来与不来的》（1966）。它包括18个段落。全诗描绘了海亚姆的内在精神生活，即对生死的探寻和沉思成为他精神生活的传记。第一段为封面画，描绘一幅在大地上肩负实现公正和平重任的阿拉伯骑士的画像，点出了题旨，表达了海亚姆对骑士救世的渴望。少年海亚姆到处寻求理想。“死是生的自然，历史前定的自然。”然而，他不甘心，要与死亡抗衡。阿漪莎（海亚姆的初恋情人，此处象征原初的爱和生命的延续）死了。海亚姆无力挽救她的生命，只得等待叙利亚的骑士前来解救。死亡控制着生命，但是不能消灭生命。成年时，海亚姆从现实中明白，“死亡是难产的开始”。他到地下世界去寻找阿漪莎，守卫告诉他阿漪莎已回到人间。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是换了一付面孔。海亚姆于是向死亡挑战。最后，死亡似一个身着黑袍，带着隐身帽玩弄人类的狐狸，也把海亚姆带走。死去的海亚姆演化为宇宙的整体意识，进入哲学家和苏非教徒的意识中，通过理性的沉思寻求善与美，思考生活和人的命运。他体悟到各地都处在黑夜之中。他必须点燃火把，唤醒城市，因为，眼睛里尚有波光闪动，希望犹存。寂灭的人在漫长的旅程中玩着生死的游戏。他们燃烧自己，照亮人的尊严，从大地的阵痛中再生。在长诗的最后一段，白雅帖以九首四行诗传递出他的坚定信心。人需要找到意义，需要进行选择。他在生活的荒诞后面找到意义，明白活在封闭的圈里等于自杀。他不知道救世的骑士来还是不来，但是他们应当孕育希望的胎儿，存在的灵魂在他们的火中盘旋。白雅帖在这个集子里从战士的死谈到对抗死亡，强调死是生命的另一面，是生的必然，死是生命延伸的桥梁。
　　第三部《生命中的死》（1968），便是通过死来谈生，谈有限中的无限，即其副标题所指出的“海亚姆沉思存在和虚无的另一面”。其实，这个集子不是直接谈论海亚姆的。海亚姆只是一个“面具”，他的女友，象征原初的爱和生命延续的阿漪莎成了沉思的中心。复活和爱才是这个集子的主题。在《悼阿漪莎》中，海亚姆期待阿漪莎似预言所说能够复活。《不死鸟》描写海亚姆与阿漪莎的爱，以及他们一起认识了生与死的秘密。《爱中的死》思索死后的爱。海亚姆随阿漪莎死去。在棺木暗处，在藏身的麦穗中，张开了眼睛，生命又回到麦穗中。如果我们把这两首诗合起来看便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复活是因为他心地纯洁，天使取走他心中的污点。后一首诗结尾的问话“死后这个爱去到哪里？”可谓画龙点睛。没有了爱也谈不上再生，爱成了生的“催化剂”。
　　在爱者或求道者中，白雅帖格外看重深受世代人崇拜的伊斯兰殉道者哈拉智。
　　《哈拉智的受难》一诗写于1964年。白雅帖在其中深入探讨了他的死和他的苏非思想。全诗由“求道者”、“语言的旅程”、“镶嵌”、“审判”、“十字架”、“风中灰烬”六段组成。白雅帖描写了哈拉智在选择上的困惑，也描绘了他对穷人的爱。从合一感受到的无与伦比的喜乐，使之甘愿一死，视死为解脱和唤醒穷人的方式。他的死将变为灯油，使人类心中的灯长明。人心中的灯若熄灭，这“魔鬼宴席”般的世道就是最恐怖的夜。《读哈拉智的塔辛书》（见诗集《七重天门前的爱》）是白雅帖的“天问”。《塔辛书》是哈拉智留传下来的最重要的着作，集中反映出哈拉智的苏非思想。白雅帖以读后感的形式表达他对哈拉智的崇敬和效仿。与此同时，他敢向安拉——我的父亲，发出一连串的问题，抒发心中的不平和悲愤。他问道：为什么把他流放到一半白天一半黑暗的国度，为什么人类沉默不语，为什么父亲“高抬贵手”，为什么容忍反抗暴虐的手被斩断，穷人的革命被窃贼盗走，为什么容忍每扇天门前的恶，为什么哈拉智被吊打，为什么爱变成了折磨，为什么话语变成陷入混乱无序和痛苦的人的救生圈？
　　从死亡结束了各种人的有限生命中，白雅帖认识到，死与无是生与有的另一面，无，在这里是对死亡唯一令人信服的反映。但是，它不意味着绝对的无或接受失败。因为，革命精神寓于生命之中，它将战胜死亡；它寓于一切事物之中，给予事物生命。“诗人的伟大隐藏在他承受摒弃、疏离、孤寂、沉默的能力之中。神决定了他必须在这世界上受苦。因为他从神那里为人类兄弟盗来了神火。”（注：《我的诗歌经验》，《全集》，卷2，贝鲁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45页。）
　　诗人也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化传统中借鉴吸收了复活的观念，即生命由有限转化为无限的信仰，认识到“这美好的大自然决定了人的命运／自然在四季中传递着火炬”（《死于格林那达》），“出生中的死／春中的秋／蜃影中的水／冰霜下的种子”（《致杰·塞里姆》见《火与话》）是生命形式的转换。这节诗与中国的“明乎昼夜之道则知生死”十分相像。自然以四季的变换更新生命，人则以后代来延续生命，更新生命。由此，白雅帖领悟到宇宙运动的规律。《致加缪》中的诗句“河川不再返回源头／于孤寂中冲刷着堤岸”也表达了他对这一规律的认识。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每时每刻都有死亡和出生。停滞和僵化的观点是非理性的，人必须把握住现在，不断革命。死亡压不倒更新，它能战胜具有时间延续意义的生命，却不能战胜更新，甚至给予了它延续的手段，只要更新在笔直的路上走向完善。这就是说，革命以及为革命而死实际上是实现更新的延伸”。至于诗人和革命者则“永远是旅行者。他们是锻造人和诗的先驱，是革命前预报风暴的鸟儿。”（注：《我的诗歌经验》，《全集》，卷2，贝鲁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86页。）从而肯定了诗人作为创造者、革命者和命运主人的价值。诗人若不能与每时每刻转化为过去的现时共生，把握现在，也就无从朝向未来，未来不是产生于虚无之中。诗人和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要“深深钻探过去的古井，揭示为沉寂笼罩着的神奇洞穴，发现其中可更新的成分。”（注：《我的诗歌经验》，《全集》，卷2，贝鲁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 33页。）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21世纪的人”（格瓦拉语），甚至创造属于一切世纪的人。
　　白雅帖就是从死亡中认识了生活，从人生无常中萌生把握现时的需要，以不断更新生命来战胜死亡，赋予生命无限的意义和价值。
　　　　　　二、我的爱大于我
　　爱的主题在白雅帖的创作中基本上是由生死的主题引发出来，并于70年代的创作中日渐鲜明深刻化的。随着白雅帖对爱的感受加深，他也愈加推崇爱，突出爱的奉献于人生的重要意义。爱使他战胜困顿，战胜自我，甘愿受苦，在爱中燃烧。他的爱超越了小我之爱，达到大我的伟大之爱。这种爱超越了自我，完全是利他的，是一种奉献或牺牲，类似或接近于神爱。
　　两性间的爱源于人的本能之爱。这种爱常常造就了诗人的浪漫情愫。青少年时期的白雅帖，对女人之爱中已掺杂了对人性、祖国和革命的爱的成分，显示了他的老成。在他的诗里，祖国之爱占据了很大份量。流亡中，这种爱显得格外强烈，愈发令其痛苦。为了遥远的祖国，他背井离乡，忍受孤独；为了打破瘟疫肆虐的黑夜，让生命取得胜利，他愿为爱、为和平和孩子们歌唱。他在诗中也不停地呼唤那失落的爱。“在流亡冰冷的路上／在死亡的黑夜／我饥饿／我失落／胸中是沉寂的火山／穷人的太阳啊／打开你的胸怀／给我你的爱”（《注定的爱之歌》，见《流亡诗集》）。与此同时，他又告诫心儿不要垮掉，以爱来鼓舞斗志，并一再表白他的诗源于爱。“我的心呵，别倒下／我们面前有伟大的爱／我爱孩子爱人民／爱绿色的字母／别倒下，在我们面前／有伟大的爱”（《我的人民》，见诗集《不死的话》）。“生命的鲜血／在我脉搏中流淌／我决不背叛／人的事业，决不背叛／诗神啊，让慌话见鬼去／我的诗得于伟大爱的启示”（《生命的艺术》见《不死的话》）。虽然，这世道“爱的光芒在消退”，他的“爱之舟被撞碎”，他必须在遥远的流亡地孤寂地过活。
　　白雅帖感到在混乱和恐惧的时代更须“燃起爱之火”。“爱苏醒时，黑暗世界的冰雪／覆盖着森林，我的心孤寂悲凄／我只拥有火和绿茵／以火造出我的存在／火是粮食、武器和翅膀”（《火与话》）。与此同时，他对爱的折磨的残酷性体会得愈来愈深，这更增强了他对爱的寻觅。诗集《写在泥上》（1970）中的《拜火教徒》一诗，道出他似拜火教徒般地渴望光明。他询问这爱失落的原因，“这个世道充满死亡和别离／我的心如乞丐般乞求着爱”，“为什么在我面前关上大门／白天死去时／为什么爱的夜莺飞离？”。在另一首诗《给伊什塔尔的情歌》中，他曾抱怨爱的饥渴和爱的道路抛弃他，让他爱不成。“我在这重负鲜花、爱和各种果实的世界园圃里／饥饿难耐／于一切等待的时代里饥饿至死／我一天天被慢慢撕碎”，“爱的大道抛弃了我／过去的路令我厌倦”，“伊什塔尔，你何时撒下甘露／似爱之王于那夜来临／为死人安抚灵魂／以你慈悲之手抚摸我的脸和痛苦的生活”。
　　在那远离祖国的日子里，在陷于重重包围和追逐之中，白雅帖感到他已一无所有，只拥有爱。爱是他力量的新源泉。他自喻为一个悲伤的骑士，到处寻觅爱，在人心中唤起爱，唤起人性，在自己的生活的黑夜里燃起火把。“我依然独自地寻找她／在雨中哭泣／爱是唯一最普遍的存在”（《生吧，我于爱中自焚》，见《设拉子的月亮》，1975））。他坚信爱不会死去，“她（指伊什塔尔）生于海的泡沫和不朽的太阳光中／每死于一个时代便又复生／从死中站起来，再生为／文明不死鸟的女儿／所有时代的盗火者”（《给伊什塔尔的情歌》）。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他都不减低爱的份量。
　　白雅帖对爱的体验和感受渐渐由感性上升为理性。他在《我的诗歌经验》里专设一节来阐述他的观点和经验。他认为“爱和被爱的精神是世界整体的精神”。爱也是诗人、艺术家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因为爱是“存在和生命不被侵犯的事业的一部分”。白雅帖以为树木不可能常绿。那青春似火山岩一样生于大地阵痛的最初时刻。熔岩凝固，为的是充当最初的见证。所以，爱的伟大并不存在于它无垠的沙漠，而存在于它的死与复生中。死与复生，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多元，只意味通过反复的死与复生更新自己的一元”。
　　在阐述爱的存在主义的辩证法时，诗人强调矛盾的存在。爱将爱者放在同样的状态中，让他永远面对不幸的危险。他将爱的似明若暗，比作着魔的云笼罩在爱人头顶上。时间的精神降于爱中，赋予爱无限性。然后，他又以伊斯兰传说中的有高柱的城市——爱的城市的隐现，说明爱的无限魅力。“有高柱的城市于海中沉没了几千次，又浮现出来。它一远去，爱者就放慢脚步；它一临近，他们便飞速向它奔去。”（注：《我的诗歌经验》，《全集》，卷2，贝鲁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113页。）“爱降临人间。在其或近或远中，证明伟大的爱的存在。它莅临生命，并战胜死亡；它莅临一切事物，赋予其生命。有限的实在——爱者——若没有无限的到来，会很快在爱的城墙下死去，像片片黄叶或腐烂的果实。有限的实在于寻求安拉和爱中，为死亡、事物的变化及其存在的可能所打垮消灭。他穿过圆的弧或是覆盖生活的薄薄的冰层，俯视苏哈拉瓦迪（注：苏哈拉瓦迪（1154—1191）是伊斯兰苏非主义者，照明派长老。着有《照明智慧》、《光谱》等。因萨拉丁视其为异端学说而遭杀害。）所跪拜的神光。被爱者成为到达精神彼岸的中介、极或轴心（即古特卜），（注：古特卜指苏非圣徒的等级或最接近安拉者。）或是魔术师的弟子、诗人和革命者。这精神的彼岸即是历史创造的最深处。在被爱者的眼里以及孩子、烈士、圣徒和贤人的眼里，闪烁着那种在荒野生起的光，以便使他们见证人类最初文明的兴起。”
　　这里，白雅帖援引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说明爱是一种有更为深刻渊源的“存在联系”。人必须为这种联系作准备，也就是说他需发展自己的情感，使之能与他人发生真正的、发自个人存在深处的联系。“存在的联系”只有在崇高中才能被说明白，它在本质上是“孤立的他与另一个的联系”（克尔凯郭尔语）。这种存在的联系是与爱连接在一起的。“爱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联系，而且意味着具有更为深刻渊源的联系。事实上，爱是统一者。在经验的存在中，它将分散的‘我’和‘你’合一于崇高之中。爱的奇迹是它完成了两个完全个性化的朋友在统一中实现自我。我们可以说，真正爱的存在都与他人发生联系。爱与联系共同进退。”（注：白雅帖引自里金斯·朱利费厄：《存在主义哲学：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
　　70年代开始，白雅帖赋予爱的主题苏非的色彩，突出爱的牺牲与爱的不可战胜。到了80年代，爱几乎成了他诗歌的主旋律。他完全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高度谈论爱和人生。诗集《设拉子的月亮》（1975），在哀叹爱已成为痛苦和折磨的同时，甘愿忍受这痛苦和折磨，愿与哈拉智为伴。“我把痛苦藏于话语的面具下／对伤痛说：别表白，对悲哀说：别着凉／自言道：以我的血为爱人洗尘”（《设拉了的月亮》）。“在我爱的童年森林里／哈拉智是我每一旅程的伴侣”，“在世界暴君的华表下／时间的灰烬下／从铁窗后面／于大陆之夜，我高呼：把我的爱／作为守在每扇门边的野兽的献祭”（《读塔辛书》）。”我倚剑自残／于塔旁的冰雪中，于北极星／生起之前，我高喊：来吧／把我的语言变为安拉门前的灯盏／我的生命从双手逸出，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我的书是我的死亡／我的声音将留下／变为安拉门前的灯盏”（《死亡和灯盏》）。“我的爱是沉默时刻的绞架，登上去自缢／但我的根扎在这给予的大地／她割断我与污浊思想的联系，唤醒心中被泯灭的遗产／它似灰烬中的火星，我从绞架上站起，淋浴于光中／光来自诗的王国和历史流亡地外的阿拉伯人民／我变成上升的祖国天穹上的光点和雨”（《变化的石头》）。
　　白雅帖在历史创造的深处不断思考这稳定和变化的爱的实质。他居于革命和变化的宇宙的力量之中，制造过去和现在人存在的记忆。他的灵魂向内向外寻找着。他发现诗人以白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他在爱的痛苦中醒来，伸出给予的双手。从此，他不会被睡梦所骗，或摘下荆冠——他的十字架。他要从空中向贝杜因石油国王扔出炸弹，然后升天。“诗人是疯狂的恐怖分子，居于革命的理性中，居于变化的力量里。”（《沉思爱的另一面》）（注：《麦穗王国》，开罗，埃及图书公司1984年版，111页。）
　　在《读鲁米的诗集》（注：《麦穗王国》， 开罗， 埃及图书公司1984年版，75页。）诗中，他将诗人被杀与其通过永恒的爱火成为自由人等同起来。鲁米沉溺爱的陶醉，他也疯狂于其中，他们是两个疯狂的陶醉者。鲁米在诗集中闪耀，给了他爱人与被爱者的火山。“被爱者是活生生的一切，爱者／则是面纱，是灰烬下的死人。”，他企盼在陶醉中被砍头。因为“它（爱）夺走我的心／俘获了我的人／拿去了我那逝去的世界／只留下殷切的希望和干渴的心”。这时候，白雅帖已完全被爱所俘获，“我的爱大于我”。他把创作、爱、死亡与生命完全联系在一起，等同起来。“创作是爱／爱是死亡／创作、爱、死亡：出生。”（《出生》）（注：《阿漪莎的园圃》，开罗，舒鲁格出版社1989年版，41页。）
　　《退回自我》（注：《阿漪莎的园圃》，开罗，舒鲁格出版社1989年版，115页。）一诗概括了他对爱的追求， 充分展示出他后期向内转的神秘主义的倾向。“我的殉难始于／世界创造的第三天／音乐发自我心里／物质的黑夜向我发起攻击／激起我的灵魂回归永恒的渴望／于是，我独自在节奏的天地里旋转／合一于寰宇之音及焦灼的心跳里／我超越这世界的红线时／于心中的暗处瞥见光明／听到生者与死者／死者与生者的对话／我的灵魂居于言语中／寰宇的象征崇拜这条光河／它变为世界的另一面／一片光芒中／现出爱不朽的脸／创作胜利了／理性的城市因着艺术而矗立起来／诗人在其中为了／人的解脱而战／我超越这世界的红线时／穿透我无声爱的存在／开始我的殉难和解脱”。
　　纵观白雅帖后期的创作，他几乎是将倾向鲜明的诗篇寓于对宇宙间不可分割的爱的理解之中。对他来说爱就是生活，是对人最全面的最终的阐释，也是三维空间中的历史。爱不仅是诗，而且是人类的事业。在爱的深处体现了人的真谛。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难怪1985年西班牙出版白雅帖的第三本诗集时，用他的话“我的爱大于我”作为书名。这句话证明：爱拥有了白雅帖，拥有者是爱而不是他，他完全融合于爱中。
　　　　　　三、寻找理性的苏非
　　白雅帖一向重视理性，重视诗人对现实的真实体验，由此引导自己的思路去把握生活。因而，他对一度风行于阿拉伯文坛的，充斥虚伪的苏非体验和言论，以及自视高深的诗作十分反感，视其为唯心的反理性、反科学和反现实。甚至，对纪伯伦的作品也看不上眼，形容他为“一个身着黑袍面对死尸空洒热泪的老祭司”。（注：《我的诗歌经验》，《全集》，卷2，贝鲁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10页。 ）他的这种有些极端的看法自然与他所处的阿拉伯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年代以及个人的反叛不无关系。
　　白雅帖对苏非的态度一向极为谨慎，颇具代表性。他极力避免在一般宗教层面上谈论它，以免引起误会。不过，这一态度并不意味着他讨厌苏非。从他一系列言谈中可以知道，他始终视苏非为一种文化遗产、精神的源泉，对它很有感情。他从小生长在苏非长老的墓地旁，按照穆斯林的习俗拜谒墓地。流亡国外时，也经常拜谒大苏非的陵墓，围着它转圈，从中得到启示和慰藉。他曾向前来采访的伊拉克评论家马吉德·萨姆拉伊承认苏非给予他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诗人，于个人发展的几个阶段都面对关闭的大门，苏非经验给了我巨大的力量。那是一种慰藉，不是绝望时的慰藉，而是不断继续旅行的慰藉。若没有这源泉的净化，他很可能停止前进。”（注：马吉德·萨姆拉伊1980年7 月采访录，载伊拉克《笔》杂志，1987年底阿拉伯现代诗歌专号，209—223页。）
　　白雅帖认同苏非的一些思想观念，并对它作出现代解释。1975年，他对另一位采访者穆·穆巴拉克表示他信仰苏非的神灵潜入人体说（al-hulul），称它是苏非最高的学说。这学说原是伊斯兰早期的教义，信仰安拉的精神或本体可以降入或潜入人体。后来，经哈拉智进一步阐发为人神说：认为人本质上是神性的；安拉以自身的形象造人，并注入他的灵气；人是安拉永恒爱的对象；人是安拉最高的，和最完美的造化；是其自显与外化，即人作为安拉的具象而存在，安拉的灵气以人的形象体现。白雅帖将安拉精神或灵气的降入放在革命的理解事物和现象的基础上来解释。他以为“现代伊拉克人可以与曾生活在此的巴比伦及阿拉伯人交流，与他们在精神上合一。通过描绘和把握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使他们降在现代人身上。从而保留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并在革命者的立场和抱负中反映出来。”（注：穆罕默德·穆巴拉克采访录，《笔》，1975年11月号。）
　　与此同时，白雅帖也把苏非经验视为一种人生的体验和认知方式或手段。他为自己能有丰富的生存体验而自豪。他说，“我经历了阿拉伯社会的一切状态：爱与苏非的、革命的、反叛的、浪漫的、疯狂的、理性的、智慧的等等。这些状态对诗人来说非常必要，证明诗人的确真实地生活着，不仅通过阅读，而且通过人类真实的存在体验生活着。”他虽然饱经风霜，但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毫无嫉恨，态度平和，甚至心怀感激。他说，“他和他的民族所生活的环境给予他很多，帮助他发展了自己。为此，他感谢苏非、感谢革命和政治思想以及纯艺术。”这一态度证明，他确实把吃苦视为解脱的必由之路。他表示“苏非不是他生活的目的，只是关注的一个方面，一种达到伟大真理的辅助手段。”“对我来说，苏非不是目的，只是人研究认知的方式，于我的诗歌创作有极大的补益。”（注：马吉德·萨姆拉伊1980年7月采访录， 载伊拉克《笔》杂志，1987年底阿拉伯现代诗歌专号，209—223页。）
　　白雅帖漫长的人生体验伴随着他渐悟的过程。他描绘说，那“漫长的可怕的个人体验充满了危险。但是，经常的旅行使之渐渐摸到了世界和事物的脉搏，就像苏非教徒寂灭于安拉自我之中一样。”作为一个诗人，他好像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通过受苦、阅读、与大人物和诗人交往，他便与世界的精神合一，与事情的精神合一。”（注：马·萨姆拉伊1986年11月28日采访录，《笔》，1987年专号，224—229页。）这些体验好像不经意地写在他心中的黑板上，慢慢形成雷电和乌云，充斥在他磨炼、教育和充实自我的实践中。创作初期他还没有察觉，后来自然而然从他的诗中流泻出来，就好像贝杜因人和冈茨人在沙漠或森林里的即兴歌唱一样。
　　谈及他的体验时，白雅帖还提到他所感受到的一种呼唤。事情发生于70年代初，他回到巴格达的几年里。他连续写出《盗火者的自述》、《海之书》、《设拉子的月亮》、《麦穗王国》四部诗集，实现了他多年的艺术追求。他这样解释当时的感受：“我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并试图跟随着它。那是表面的象征意义上的生与死的状态，出去与返回的状态。”“我常常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它呼唤我去旅行，不是短期的，而是长达几年的。那旅行不是为旅行而旅行，而是为了寻求启示的新源泉”。“每当生活临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就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它呼唤我常存于静默或孤独或非常遥远的旅行中。这种活动与我的写作有直接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更新的努力。我总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为此，我的行旅不是为了娱乐。”“一种模糊的命运似朦胧的呼唤。召唤我去旅行或停下来等待。就好像沙漠上的人等待落雨一样。那雨可能在某一天下到别的地方。雨下不来，我们就到别处去。就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与我的写作过程联系上。它让我不辞辛劳地顺从着，而不听命于自己。”
　　白雅帖的旅行有着外在的世界旅行和内在的心灵旅行两层意思，两者相辅相成。他的这种人生旅行已与苏非的说法相类似。苏非就是把人生和灵修比作旅行，一种精神的旅行。白雅帖生活在两种世界之中，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进行不间断的对话。他在世界旅行时常常不是用眼睛，而且用全部身心去欣赏美景，融入其间，被其打动，于不知不觉中热泪盈眶或落下泪来。
　　随着对世界精神的认知和把握，白雅帖的诗渐渐向内转，趋向内在的自我。他心造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从社会的种种不幸和烦恼中超脱出来，追求一种哲学的智慧的解脱。他分析自己向内转是与阿拉伯军事上的失败有关。他不愿归罪于失败造成的失望，而是期望从阿拉伯的自我中，从诗人的自我中寻求失败的原因。不从现实中寻找是因为现实已经倒空，衰败，完结。所以，他的诗与现实分离。或者说是让现实不以显见的方式出现在诗里。他寻找自我，寻找另一个我——整体的我。这样，他便以更高的视点观看现实和理解现实。这现实是与他对时间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他对时间的感受是独特的。他曾说：“在《麦穗王国》诗集里，我把人描绘为悬浮于光和空气中的微粒。时间对它来说类似于天穹。巨大的蓝色的天穹，我们人遨游其间。因此，我感觉不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别，只感到我飘浮于整体时间的海洋里”。“人盘旋或飘浮在一个圆里。也许不是一个封闭的圆，但是圆形的。我无法想象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人好像是地平线或星球。”（注：马吉德·萨姆拉伊1980年7月采访录，载伊拉克《笔》杂志，1987 年底阿拉伯现代诗歌专号，209—223页。）于是，他设法追寻覆盖一切时间里的古人的生活和存在。试图让他的诗不属于他生活的时代。把天空的云图变为永恒的东西，正像苏美尔和巴比伦人把现实变为神话，生活于一切时代里一样。白雅帖推崇那种超越自我的诗，认为那才是真正的诗。人能于任何时间在镜中（指诗）看见自己。他还把生活比作“装有许多镜子的大厅”，人在其中，从镜子里可以看到一切，看到过去现在将来，也可以从自己身上发现许多东西。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诗中实现了三个统一：三维时间的统一、感觉和意识的统一以及个人与整体的统一。
　　白雅帖充分利用他所认同的苏非思想观念为他的创作服务。前两节谈到的“面具”就是他运用苏非思想的最好例证。为了戏剧性地表现生活和存在，他认为必须创造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说离开自我走向客观。“革命的神灵潜入人体说”，正好可以通过他所选择的苏非人物或历史人物作为面具，提供出最完美的独立存在的典型。他选择那些人物是为了与他们合一，透过他们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同时，也赋予他超越历史时间和获得一种现代性的能力，而这一切只有透过面具的表现才能做得到。他认为，“文学艺术需要文化的和历史的意识，需要在即时给出时间的广度，并于绝对时间中实现它。也就是说，让我们同一时代的真实人物转生。时间的、文化的广度，给了面具人物无尽的表现力。”（注：马·萨姆拉伊1986年11月28日采访录，《笔》，1987年专号，224—229页。）那些苏非人物如伊本·阿拉比、哈拉智、鲁米、苏哈拉瓦迪等，在他的诗中不仅是历史上的人物，而且被赋予了人的冒险的、革命的、反叛的和漂泊的特性。但这一切决不超出历史的限度。
　　苏非灵修中的“心见”指修练过程中所出现的类似梦幻的境界。它是灵修者用智慧眼于不同阶段所能观看到的景象，包括圣贤、古人的显灵或合一的辉煌。白雅帖运用“心见”营造了一个梦幻般的神话氛围，打破时空的界限，将历史、现实和理想重合起来，使之获得天马行空的表现力。“心见”也成了他建构诗歌的重要因素。这里以长诗《哈拉智的受难》（见诗集《贫穷与革命的历程》）的第一节为例，加以说明。“你跌进黑暗和虚无／精神被污染／你从他们的井里饮水／头晕目眩／墨迹和尘土弄脏了你的手／我见你俯身于灰烬／你的沉默是蜘蛛网，仙人掌是你的头冠／为邻居屠宰母驼的人啊／竖琴砸碎了／歌手已睡去，你来敲我的门／你在我面前显现，我在哪儿／你是终结的开始，我结束于何处／我们的约会在清算日，别拆开风儿／写在水面上的信／别触动母羊生疮的乳房／事物的内在／即外在，按你的本真去想／我在哪儿，他们的火焰／在沙漠恒久中跳跃熄灭／我看见你哭着恳求／沉浸在光中／默默与夜晚交谈。”（《求道者》）
　　这段诗描述了哈拉智内在的精神活动。哈拉智于沉思中，不知不觉进入合一的状态。说话人（你，指本我）和听话人（我）在心见的瞬间不分彼此，好像是一种内在的对话或发现。合一的瞬间即是“我”了悟真理的瞬间。开头那轻轻责备的口吻是哈拉智与本我合一时对自我的批评。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远离了本意，因为他试图从书本和自然（墨水和尘土）中寻求真理，向外求（向别人的井）而不是向内求（向自己清净的井）。结果非但没能净化，反而被污染。说话人是一种幻影，也是神性的降临或真我的显现。哈拉智心见说话人俯身于灰烬，来敲他的门。它显现的时刻，即是哈拉智为爱受苦，为爱燃烧成灰烬，无欲（竖琴砸碎）无我（诗人已睡去），达到像本我一样，为邻人屠宰母驼的极为慷慨的无我境界。合一中，哈拉智不知自己身处何处，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只知道他与说话人有约于清算日。本我好像对他说话，回答他的问题。其实是哈拉智自己领悟到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别拆开、别触动的是外在的事物，按本真去想，从内在可以了解外在。诗的最后几句又是他的心见，带有预言的性质，交代了他的可能性结局。他会不停地乞求人间圣火的恒久留存，也会不断乞求一次次的合一，沉浸在神光之中。
　　白雅帖十分欣赏苏非语言的揭示力和表现力。它是一种以形象化、象征化和隐喻化为其重要特征的语言形式。这正是白雅帖所寻找的非口号的、非直露的语言，为读者提供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的语言。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限定性，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说得太明白反而害意。也就是说，只能透过苏非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来破译语言的内涵。
　　总之，白雅帖对苏非的态度是科学的、理性的，经过深思熟虑和体证的。《致沙斐伊长老》（见诗集《七重天门前的爱》）一诗可以说意味深长，充分体现出他的理性思考。这首诗表面上描绘了伊斯兰四大长老之一——伊玛姆沙斐伊的一生，揣摩他与伊本·阿拉比境界的区别，实际上是对苏非理性的思考。该诗以充满不幸的道路上有爱的城市出现，点明沙斐伊最初的信仰。然后描绘了他的历程。起初，伊玛姆在生活的门前却步。导师让他拿着钥匙（爱的玫瑰），打开生活的重重大门，获取沉睡世界的白天，但不得泄露天机。导师在最后一道门前等他。年青的他，苦修精进，战胜外在的身体，冲出一切阻隔，享受甘甜并萌生出宇宙之爱。以下的诗句描绘了他所达到的境界：“他的心止于一切／止于花之体和鲜嫩的肉／止于死亡大海和夜之魂／止于黎明的奇迹”。“伴着爱于漫长等待后心见景物／光柱和绿洲显现在眼前／绿洲深处闪出鹿影／举箭欲射那光影／绿洲和鹿消失逃遁／光芒升上天／黑暗笼罩了我／内心响起了一声呼唤／你在宴席前来到／为了死而等待死亡”。伊玛姆来的不是时候，又被送回现实中等待。他不断精进，但是总把握不好时机，不是早来抑或晚到，总不见爱人显现。他虽与阿拉比有相似之处，都见到“蓝色的蝴蝶”，但是他呼唤阿漪莎（指爱与生命的更新）时却得不到应答。旅行结束，到了终点。导师的一番话道出失败的原因。他不直陈评说，而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命运引申。他“攻占波斯和印度／不过没有找到源泉／高烧回到巴比伦等死／于着魔的世界中着魔”。白雅帖从揣摩出这位长老与苏非大师的不同中，领悟到苏非的真谛。因此，他趋向苏非正是其不断寻求理性苏非的结果。
　　
　　
　　
国外文学京22～31J4外国文学研究李琛19991999 作者：国外文学京22～31J4外国文学研究李琛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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