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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台湾发生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问题的论争。组织这场论争的是台湾《新生报》副刊《桥》的主编歌雷，《中华日报》副刊《海风》也参预了这场论争。台湾中央社对这一论争也发了消息。这场论争持续的时间之长——一年零三个月；参加论争的人数之多——写文章和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达五十多人次；论争的问题之广——有关台湾文学的诸种问题几乎都涉及了；理论水平之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可与中国内地文学问题论争的理论水平相比并；意义之深远——直到现在，所论争的问题仍有现实意义；都是台湾文学史上所不曾有过的。然而，这场文学论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而于1949年4月中断。其后，论争的史料被湮没了几近半个世纪。近年来，“台独”势力又有意歪曲这场文学论争以欺骗读者。于是，即使是台湾的文学界也极少有人知道这场文学论争的真相。而内地近几年出版的台湾文学史则因缺乏资料，全都不曾提及这场文学论争，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十分感谢陈映真、曾健民两先生，在“几位渴望新的光与热的年轻人”的支持和“辛勤追寻”下，他们“从阴暗的书库、从腐损的报纸、从糊暗的微卷、从逐字手抄中”（见曾健民为《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写的《序二》），终于把这场文学论争的全部资料发掘了出来，由陈映真、曾健民主编，于1999年9月以《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的书名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这是台湾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石家驹先生在《一场被遮蔽的文学论争》（《序一》）中对这场文学论争作了较好的概括和介绍。我则想在这篇文章中对论争中的三个重大问题予以评议，以揭示这场文学论争所包孕的价值和意义。
　　一、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又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
　　当《新生报》副刊主编歌雷于1947年11月组织台湾新文学问题讨论时，国民党当局野蛮镇压台湾民众的“二·二八”大屠杀过去才不过九个月。当时，台湾民众中的绝大多数无不痛恨和渴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台湾地区内的极少数人以廖文毅为头头正勾结美、日帝国主义鼓吹“台湾独立”，而美国国务院里以杜勒斯为代表，则妄图对台湾搞“国际托管”。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台湾文学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台湾与祖国的关系问题。极其难得的是，参加这场文学论争的各位先生，一方面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要求写作自由，另一方面则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不可分离性。杨风在《新时代、新课题——台湾新文艺运动应走的路向》（本文中的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说实话，在月（日）前一个忠实的文艺工作者，因自己的文章而肇所谓‘笔祸’的事，常常都听得到，更有许多进步的文艺作品被禁，被检被扣等事。这不但缩小了文艺工作者自己的生存空间，捆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封闭了他们的口。更阻碍了整个文艺运动的发展。”为要展开台湾的新文艺运动，他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放大写着的空间”；“文艺工作者自身应不断的向当局争取我们写着的自由”。国民党政府专制、反动，应该以民主、自由的政权取代之，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绝不允许搞“台湾独立”和所谓“托管”。最早发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引发这场文学论争的欧阳明（蓝明谷）说：“现在，台湾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各方面的建设无论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部分，绝不可以任何借口粉饰而片面分离，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台湾着名作家杨逵在《“台湾文学”问答》中斩钉截铁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存在的只是一条未填完的沟。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生产他们的文学的话，这才是对立的。”吴阿文在《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中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与‘托管’等的不正思想”，他说：“台湾究竟能不能独立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地理上、血缘上、民族问题上说，断然是不能够的。台湾已是中国的一部份，想与祖国脱离是完全不对的，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托管”，吴阿文斥为“这个名词，就是‘变型的殖民地奴隶思想’的代名词”，“托管”思想“是民族败类才有的思想，是奴隶才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台湾人民所绝对反对的。”
　　如今离这场台湾文学论争已有五十多年，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反动、腐败如故。（按：国民党政权已于2000年3月倒台）于是，“台独”分子便鼓吹“台湾独立”，主张搞“台独文学”。其实，正如五十多年前参加这场文学论争的所有先生们所正确表示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黑暗，必须反对，可以民主、自由的政权代替它，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台独”还是“托管”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台湾人民所绝对反对的。怎么能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腐败便要走上“台独”的邪路呢？参加这场文学论争的各位先生在台湾与祖国关系问题上的毫不含糊的明确态度，至今仍使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所有中国人肃然为之动容！
　　二、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但承认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
　　基于对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认识，参加论争的各位先生都对台湾文学定了位，他们的说法虽有不同，但是共识却只有一个，即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
　　欧阳明的说法是：“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份。所以，台湾的文学工作者根本也就是中国新文学工作者的一支战斗队伍，他所负的使命所向的目标正与中国新文学运动者统一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
　　杨逵的说法是：“我由衷的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者）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
　　林曙光的说法是：“台湾新文学运动是直接或间接受我国五四运动影响而产生，而发展的。所以不脱离我国五四文艺运动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我国五四运动影响而产生而发展》），“今日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湾的文学使其成为中国文学’才对。”（《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不一一列举，但都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本来说的是事实。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即使是后来成了台独分子、在这场文学论争中也写过两篇文章的彭明敏，当时对此也没有任何异议。
　　一地域、一地区的文学各有其特殊性，是客观存在。在这场文学论争中，关于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问题，则是言人人殊，各抒己见。在歌雷看来，“台湾文学今日所有的特殊性大略有几种”：一是“台湾作者所用的文字除日文外，所用的中文的语文，仍是停留在五四时代，或许更早於五四时代的语文法”；二是“日本统治了台湾五十一年，这五十一年中，文学上渗进日本语文与台湾所有的一种乡土中所变化的俗语与口语的语文”；以上两点都和台湾文学的语言文字有关。三是台湾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的感伤主义与低沉的气氛”；四是“台湾作家的成功作品大都保有一个最强烈的共通点，就是民间的文艺形式与现实化”（《关於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及其应有的三种努力》）。杨逵也说：“回顾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到的特殊性倒是语言上的问题。”（《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陈大禹则认为，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除了“语文传达技术的表现方面”外，“还有若干思想内容异同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现阶段的实际工作，是适应这些特殊性而建立台湾新文学，使台湾文化与国内文化早日异途同归”（《从特性的适应里创造出无特殊性的境地》）。籁亮的看法是：“‘澎湖沟’这一个特殊性，除了傻子以外无人可否认的”，“这里躺着可恶的‘澎湖沟’——五十年的距离——这就是台湾新文学的立场——特殊性。”（《关於台湾新文学的两个问题》）吴阿文则认为，日帝统治台湾五十一年所留下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封建文化”，台湾光复后国民党统治“在这种文化上面又再加上带有‘官僚性格’与‘买办性格’的半奴隶文化”，“这两种文化所融合起来的就是‘原始的妓女文化’。这种‘原始的妓女文化’是产生於这个台湾的‘特殊性’上面的”（《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
　　从上可见，对于台湾文学特殊性虽有不同理解，但是，第一，它们是在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这一大前提下来谈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的。第二，他们讲的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主要是讲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五十一年后及国民党统治三、四年后所造成的当时台湾文学的特殊性，有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有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有文化方面的问题，说的都是1947-1949年间的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至于台湾文学全体上的特殊性，如移民性、遗民性、抗争性、开放性等，则还没有来得及论述。第三，他们谈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多数讲的是台湾文学的消极面，为的是逐步清除这些消极的特殊性，实现“使台湾文化与国内文化早日异途同归”。然而，这样一些明白无误的论争事实，目前台独派作家却蓄意加以歪曲，说1947-1949年间的那场文学论争是什么强调台湾文学特殊性的“台湾意识”派作家和强调“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中国“并吞派”的斗争。正如许南村（陈映真）先生在《“台湾文学”是增进两岸民族团结的渠道》（载《噤哑的论争》一书，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中所说的：全部文学论议的原始资料，“彻底揭发了台独派的台湾文学研究是如何充满了欺骗、盗窃、变造的错误！”
　　三、反对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学，但是坚持把日本统治者与日本进步文化人士严格区别
　　从日本1895年占据台湾起，至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为止，五十一年间，日本政府蓄意推行奴化教育，在文学领域内则提倡奴才文学。因此，在台湾民众和台湾文学界中间，奴化教育的严重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奴才文学更是实际存在着的。在讨论台湾文学特殊性时，有些论争者即很自然地指出了日本人推行的奴化教育、奴才文学及其影响。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了台独分子的彭明敏以为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并不严重，无须过于重视。他说：台湾社会“受过半世纪日本统治的特殊历史”，“这是不能否认的明明白白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太显而易见，一般人看见台湾社会的某种现象，就立刻联想到日本统治的历史，而不分黑白的将两个事实连在一起，於其中间牵强附会的设立一种因果关系，勉强的藉用这种历史来说明一切，好像以为一喊‘这是日本的影响！’就可能说明全体台湾社会似的。”据此，他批评雷石榆的杂文《女人》中所说的“日本的伦理意识倒把本省部分的男子毒害了”的观点，以为“陈彩雪案（按：指陈彩雪母女被王明毅遗弃案）与其说是‘日本的遗毒’，无宁说是中国一般社会风气所致的”（《建设台湾新文学，再认识台湾社会》）。假如孤立地、就事论事地看待陈彩雪母女之被遗弃，将它归咎于“日本的影响”、“日本的遗毒”，的确存有片面性。因为这类案件在中国内地也多的是，所以雷石榆在这一问题论争中所作的《我的申辩》和《再申辩》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但是，问题在于彭明敏则过低估计了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杨逵在《“台湾文学”问答》中作了切合实际的回答：“问：雷、彭等所论争的奴化教育问题你有什么看法？”“答：奴化教育是有的，因为主子要万世一系，日本帝国主义要台湾是它们的永久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当然是它的重要国策之一。但奴化了没有，是另一个问题。”“问：你看，台湾人民奴化了没有？”“答：部份的台湾人是奴化了，……但大多数人民，我想未曾奴化。”杨逵的这一回答，既指斥了奴化教育的存在及“部份的台湾人是奴化了”的恶劣影响，又说明了台湾人民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被奴化，“台湾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争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证。”
　　至于台湾的“奴才文学”，更是实际存在，但是它们遭到了台湾文学界和台湾民众大多数的反对，在读者中并没有站住脚跟。“皇民文学”是道道地地的“奴才文学”。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在台湾实施“皇民化政策”。1941年4月19日，日本在台湾成立了“皇民奉公会”。1943年，隶属“皇民奉公会”的文学团体“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与早于“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一起，共同为推行“台湾皇民文学”而相互勾结。周金波的《志愿兵》、陈火泉的《道》便是“台湾皇民文学”中的尤其恶劣的作品。《志愿兵》写台湾青年高进六（自改姓名为“高峰进六”）以血书志愿应征，充当日本帝国侵略的鹰犬。陈火泉的《道》，使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头号御用总管西川满感动得“热泪盈眶”。陈火泉还在决战文学会议上发表了《谈皇民文学》一文，他竟如此大言不惭地说：“现在本岛的六百万岛民正处於皇民炼成的道路上：我认为，描写在这皇民炼成过程中的本岛人的心理乃至言行，进而促进皇民炼成的脚步，也是文学者的使命。”（参见陈映真《精神的荒废》、曾健民《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三文均载《清理与批判》一书，人间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试问：这样的“皇民文学”不是“奴才文学”是什么？！所以，杨逵毫不含糊地对之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奴才的文学，它虽有主子的支持鼓励，而得天独厚，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这样的奴才文学，我相信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
　　1947-1949年的台湾新文学问题论争中，论者们严肃批判了“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学”，但他们依然把日本统治者与日本进步文化人士严格加以区别，主张中日文学还应好好交流。朱实在《本省作者的努力与希望》中说：“中日文学的交流：勿论文学与科学，中日文化的交流是今日文艺工作者的一大使命。鲁迅、冰心、老舍的作品在日本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又由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岛崎藤村的作品曾经在中国的读者界也备受欢迎。”可见，当年批判“奴化教育”、“奴才文学”的论者们的头脑是很清醒的。
　　谁也不会想到，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99年2月，台湾有个张良泽其人开始在《联合报》副刊等园地陆续选择刊登了台湾四○年代的“皇民文学”作品，张良泽还在1999年2月2日《联合副刊》上发表《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於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一文，竟对他在七○年代曾经批判过“皇民文学”而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张良泽称，“要做一个作家”就得“活下来”和“发表作品”，因此，“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应该扬弃中华民族主义，不可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忘祖背宗’”，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作品，云云。皇民作家有理，皇民文学万岁，这就是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的逻辑！早在1994年11月下旬，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举行“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会议”，一位“皇民”指着会议的横标说：“‘日据时期’的‘日据’二字不对”。照他的说法，日本是依据“国际条约”（马关条约）合法统治台湾的，应称为“日治时期”才对。而皇民文学作家周金波，上台开口便是“我不会说中国话，只好用日文了……”（见周良沛《在黄春明、陈映真研讨会上的随想随说》，载《噤哑的论争》）可见，当年的“奴才文学”——“皇民文学”作家在近几年台独势力的撑腰和指使下，是何等的猖狂！此时此刻，重新温习1947-1949年间台湾文学论争中对“奴化教育”、“奴才文学”的批判，给这些“皇民文学”的吹鼓手们兜头棒喝，或许能起到煞一煞他们嚣张气焰的作用！
　　自然，1947-1949年间的台湾文学问题论争所涉及的远不止这三个问题。有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和本质问题，有关于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有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名实问题，有关于“五四”的评价问题，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有“五四”到1948年中国、台湾的社会性质问题，有个性、阶级性、群体性与典型问题，等等，骆驼英（罗铁鹰）先生在《论“台湾文学”诸论争》中曾经有过述评。但我们认为，在1947-1949年的台湾文学问题论争中上述三大问题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尽管这三大问题的论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眼前发生在台湾的统独之争，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之争，“皇民文学”之争，仍然使我们感受到1947-1949台湾文学论争中的理论威力和真理之声。当年台湾文学问题论争的主将们：杨逵、歌雷、骆驼英等都已经逝世，但是他们在论争中的正确意见仍然会有助于我们现时与台独分子、台独文学作家、“皇民文学”吹捧者们的斗争！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南京3～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辽20012001陈辽 男，江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作者：《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南京3～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辽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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