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漠視生命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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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我国明代杰出的画家、书法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戏剧理论家、……；这一串炫目的头衔，让人难以想象一个人在其有限的一生之中，如何能涉猎如此众多的领域，并取得至今令人惊羡的卓越成就，除了用“天才”二字，实在想不出任何更好的理由加以铨释。

一个失意落魄的书生，一个有精神分裂症的病患者，跌跌闯闯地走完了他七十二年坎坷的人生旅途，却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硕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的水墨写意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大师，至今仍使许多艺术家为之心仪，激动不已，使人感觉到他艺术生命的存在和延续。

人们将他誉为“东方的梵高”——天才与疯子在他们的身上成为同义词。他们以自己不朽的创作，各自影响着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发展历程。

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如果将二人进一步加以比较，会发现他们身上表现出来巨大差异，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是各自的文化背景下造就出来的崎形果实。

梵高（1853—1890）是宗教的，有着强烈的精神信仰，悲天悯人，他虔诚地侍奉着上帝，过着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一贫如洗。为了施爱于人，不惜深入到比利时南部矿区波里纳。他要将基督的福音传递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矿工，抚慰着那些疲惫不堪的灵魂。

梵高还有一个上帝，那就是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绘画艺术，但是他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厌恶并拒绝美术院校的清规戒律，走上一条独立而颠狂的艺术之路，他的创作只服从于自己心灵的感召，那是上帝赋予他精神的力量。他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尽管穷困潦倒，却依然热爱生活，关爱生命。

梵高一生贫困并饱受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和痛苦，还不得不忍受失恋带来的无情打击。但他的作品却始终洋溢着对生活所怀有的炽热感情，充满生机，表现出生命的张力和对人的礼赞。

面对梵高的作品，你不会无动于衷，你会感到同他一起呼吸，感受到那来自心灵深处强烈的爱，给人带来的巨大震憾。

然而，徐渭是世俗的，功利的。

他所追求的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一个超自然的神祗能使他感到心存敬畏，进而支配他的灵魂，精神没有归宿和寄托。因而，也没有任何力量能抚慰他干渴痛苦的心灵，只有独自艰难地在茫茫尘世中苦苦挣扎。

他要出头人地，他要干功立业，他要出将入相，封妻荫子。

然而，命运之神却从来没有青睐这个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并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没有给他施展其抱负的任何一个机遇。

八次进入乡试的科场，而八次都以名落孙山而使他的雄心壮志化为泡影。为了生存，徐渭不得不游离于统治集团的门槛边，奔走于权门，乞求达官显贵的一份施舍，过着寄人篱下的食客生活：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这付对联，道出了徐渭穷愁潦倒疲于奔命的生活窘境。

失意、落魄、牢骚、愤懑、痛苦如影随形伴随他，一直走向生命的终点。

也许，命运是公正的，如果他进入官场，或许明朝的官场中不过多了一个官僚，而中国的历史将有可能失去一个天才。

也正是徐渭这种失意落寞才铸就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辉煌。

在他传世的画作上，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墨块，实际上是他长期郁积于胸中难以消解的块垒；那些近乎于颠狂，纵横姿肆的线条是一种神经质的渲泻与呼号。这两种极具个性的符号常常在他的画作中共同构成了一个阴郁、无奈、愤懑的精神世界。

一首题墨葡萄诗，更是将他的这种精神世界表现无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落野藤中”。

徐渭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专制制度的黑暗和不合理，听到了一个来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无力的呐喊和忧郁的怨诉。同时在他的身上也让我们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种种缺陷——特别是缺少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人文关怀。

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的自然属性。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含糊而无关紧要。因而，对人的尊重只是出于对社会给予人的附加部分的尊崇，即对权力、名誉、地位、财富。因而缺少对自然人的尊重，缺少对生命的珍视。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所宣扬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有亲疏、贵贱之别的有等差的爱。这种思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身份社会的确立。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人的身份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享有的荣辱、权力和义务。这种制度极大地遏阻了人渴求平等竞争的希望，抑制了人性的正常要求。

个人身份的等差，常常使社会各阶层处于一种相互对峙的状态，传统文化缺少宽容与妥协的精神。因此，很难构建一个缓解矛盾和谐共处的社会机制。一但社会矛盾激化，对立很快就发展成对抗，暴力便成为最后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任何理性的讨论都变得多余和毫无用处。谁拥有更强的实力，谁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新的主宰。

历史又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因此，中国的历史总是跳不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给中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因此，历代无论是造反的农民还是政府的军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来的那些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暴虐行为，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缺陷酝酿出来的直接恶果。

在传统文化薰陶下成长的徐渭，由于未能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内心感到深深的失落和惆怅，为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结所困扰。再加他自己性格中的偏狭，害怕被人蔑视，总怀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恐慌，因而常常以非理性的行为方式，肆意发泄。

狂傲不羁，率意使性，不懂得尊重人，即使是对朋友，也是“一语稍不合，即大诟詈策骑归”。（炼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

不尊重别人，自然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因此，徐渭在世时，很少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理解。他的才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就连他所推重的朋友着名剧作家汤义仍（显祖）提到他，也是多有微词。

徐渭的自卑和愤懑除了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渲泄以外，就是以乖张暴戾的行为释放出来，表现出自绝于社会的倾向。因而，走上一条漫长的不归之路，悲剧不得不拉开它沉重的帷幕。

在徐渭的身上，除去天才的光环，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对生命的漠视和冷酷。

这不能不说是构成他悲剧一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中说抗倭名将胡宗宪在浙江驻防时，徐渭应邀在胡宗宪的行辕中充当幕僚，“时有健儿买酤肆醇酒、肉胙、饮啖而不酬值，且痛殴之。酤者不能平，诉之行台，胡（宗宪）命缚卒至，卒力辨云：无之。胡不能决，时徐文长在坐，谓当剖腹以验之。胡笑以为然，谓酤者曰：腹中有胙则已，不然，汝当抵偿之。酤者听命，立剖之，尚在，遂倍偿之。军中股栗，不复敢放肆。徐（渭）以书生有胆决乃尔。”

《万历野获编》编辑者，是明万历年间的文人沈德符，而沈德符曾说：“徐文长暮年游京师，余尚孩幼，犹略记其貌（《万历野获编•卷三十》）”，沈德符与徐渭年岁相距不算太远。此事又与徐渭的行事作风颇为相近，不像是一般的道听途说，有一定的可信度。

由此事件，我们看到了徐渭冷酷无情的一面，在他的心目中，普通人的生命是不值得珍惜的，是可以任意处置和剥夺的。只是为了证实一个问题的存在以否，便可置人的生命而不顾，竟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开膛剖肚。

士兵的强取豪夺固然需要惩戒，事实的真相也确实需要得到证实，但绝对不能为此而付出一个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

如此的冷血，如此的残酷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徐渭极为丑陋的一面。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沈德符不但不加以遣责，还居然赞杨徐渭的胆识和决断，可见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人生命的理解和漠视如出一辙毫无二至，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让人感到极其悲哀之处。

曾经对徐渭恩礼有加的胡宗宪后来被弹劾为严嵩同党，遭逮捕自杀。徐渭失去了依托并深受刺激，害怕祸及自己，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不久又因怀疑自己的继室有外遇而无故将妻子杀害，因而被投入大牢过了长达七年的牢狱生活。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幸免一死。

徐渭再一次表现出对生命的轻贱，无视他人生存的权力，一条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他的手上。

轻贱别人的生命，也不珍视自己的生命，徐渭为自己的悲剧种下了一粒苦涩的种子。

徐渭出狱后，他的病已经到了颠狂的地步，出现了自戕、自残的症状。用竹针贯耳，用铁锥将自己的睾丸击碎。

这一次，他所漠视的不再是别人的生命而是自己的生命。他疯了，真的疯了，这种疯狂的行为虽说是在他失去理智后所表现出来的病态，但其潜意识中对人的生命的这种漠视仍在支配着他那神志不清的大脑。

徐渭一生的悲剧，很大程度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但其中也有文化和个人的因素，我们在为徐渭的悲剧人生感到深深地叹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当常常提醒自己：

尊重他人，关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