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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合力》发表于1809年，是继《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后歌德的第三部小说力作，它的出版揭开了歌德晚年文学创作的序幕。
　　纵观歌德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有三部叙事作品划分了他创作的不同时期。1774年出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早期狂飙突进时期歌德的代表作。小说采用书信体的形式，以主人公“我”的口吻表达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的激情。小说由维特的书信按时间顺序罗列构成，书信的情感和气氛暗合了大自然中四季的变化。小说结局中维特的自杀不仅是出于爱情无法实现的痛苦，更出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绝望。作品出版后在德国以至整个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于1795至1796年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在与席勒的探讨与合作中产生的，是古典时期的歌德的小说代表作，也是德国文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描写主人公成长发展过程的小说。（注：浪漫派的几部代表性小说（L.　 Tieck: 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 C. Brentano:　 Godwi　und　 das steinerne　Bild der Mutte; Novalis: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Eichendorff: Ahnung und Gegenwart）和直至19 世纪中叶凯勒的《绿衣亨利》都直接笼罩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影响之下，它们或赞同或反对歌德的观点，但从模式上都没有摆脱个人成长发展小说的特点。）小说的主人公起初摒弃了市民阶级的生活和职业模式，希望通过戏剧艺术来塑造和发展自己，最后社会改变了他的理想，使他决定去寻找一条市民职业和市民婚姻的出路。主人公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同时也反映在他不断变化的爱情生活中，直到他最后与娜塔莉的结合。
　　歌德在这两部小说里反映了人的自然情感、自由发展的愿望和人道主义理想与市民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他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歌颂了对自然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社会压抑和束缚的反抗；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则肯定了个人发展的理想，并且希望这种理想能够与社会的现实和谐统一。一方面，他的理想和目标是明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去实现这种理想和目标的方式已经由纯主观的、激烈的变为客观的、妥协的，由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截然对立，变为一个个人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歌德的第二部小说中，人的双重属性（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尤其是人的社会属性也被辩证地对待，作家开始寻求人的双重属性的统一。
　　但到了小说《亲合力》中，人的双重属性在歌德笔下仿佛又变得无法调节了。歌德在这部小说中把这一矛盾置于爱情和婚姻的矛盾之中，表现了人类社会法律的、伦理的、道德的规范与人的自然情感之间的不可调和，也就是说，表现了人固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赋予他的道德属性之间的不可调和。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广义上的自然，它包括人情感的冲动和不可抑制性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合二为一性；这里所说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超过了狭义的市民社会的范畴，歌德有意把它塑造成一个几乎是非现实的、真空的、只代表纯粹伦理道德律的场所，并让自然的力与道德的力在这个真空里对峙。歌德自己却显得无法用理性去诠释自然的魔力，同时他仿佛又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让对峙的哪一方占上风。在这个时候人们便可以觉察到，作者像中世纪与理性主义对抗的神秘主义神学家一样，企图通过另一条道路，即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非理性的道路，去考察、印证、接近和颂扬人性中的真实。
　　神秘主义本来是一个宗教学中的概念，表示人的理性无法分析、解释，无法达到的经验。在宗教史中它既是一种宗教义理的派别，也是宗教虔诚行为的形式，它强调神和上帝启示的神秘，强调神性与个人经验的合一。德国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超出了宗教虔诚的范围，影响到德国中世纪和以后的文学。这里要探讨的《亲合力》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当然不仅仅是借用这个词在宗教上的涵义，而更多地是借用它“神秘的、晦暗的、超出人理性范围”等广义上的涵义。（注：这里的神秘主义概念参考W.　Tritsch: Einfuehrung in die Mystik, Augsburg, 1990。）歌德在作品中有意识地运用了一种源于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的认识论和思维方法去表达爱的真实，强调这种情感的真实性和至高无上性。神秘主义色彩在歌德《亲和力》以前的作品中就存有痕迹，然而它们却从来没有像在这部小说中这样集中全面地表现出来。本文通过分析所概括的歌德作品神秘主义色彩的几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它们尤其与歌德的集大成之作《浮士德》中的神秘主义色彩遥相呼应，共同显示了歌德晚年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一方面的存在，使得他的作品更加广博、深邃和耐人寻味。
　　德国的日尔曼语言文学界自本世纪初以来就已得出结论，认为《亲合力》就其寓意和审美角度而言是歌德最优秀的小说，它体现了歌德这位文学大师对自然、人生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敏锐、最深刻的洞察和智慧。与《维特》和《学习时代》不同，《亲合力》首先没有了狂飙突进时代显露的激情和呐喊，也不再追求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统一，取而代之的是智者的从容，是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深邃的探询。可以说，从这时起歌德开始在一个更深的人本的层次上去探究这个矛盾的问题。这反映了晚年的歌德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转变，反映了他在经历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重新开始辩证地审视理性的力量，开始探讨人性中更深一层内涵的真实。这也许就是歌德在这部晚期作品中大胆的尝试和最明显的突破。
　　《亲合力》这部小说的名字是一个来自自然科学的术语。小说第四章中以爱德华、莎绿蒂和上尉之间的对话解释了这个化学术语的涵义。（注：本文中《亲和力》的引文均出自J.　　W.　　Gothe:　　 WerkeKommentare und Register, Hamburger Ausgabe in 14 Baenden, Bd.6, S. 243-490，以下简称汉堡版。译文参考了侯浚杰、 董问樵《〈少年维特的烦恼〉〈亲合力〉》，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作者把自然科学中的原理运用到人文社会中，把每一个人的个性、社会关系的组合、夫妻和情人之间的聚合与离散都置于这种比喻之中。它同时也奠定了整部小说中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的基础。这种在自然的规律中去寻找人的精神和心灵关系规律的方法本身就带有原始的自然神秘主义的色彩。作者通过上尉的话概括了它的性质：“人就是这样对待他们身外的一切事物，他们把智慧和愚蠢、意志和任性，都赋予动物、植物、自然力和神明。”这是一种极为原始的人与自然和神明的关系，当人们无法解释和难以表达自身的特性和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会用自然、神明或者命运来解释这一切。
　　晚年的歌德无论是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关于文学的谈话和反思中，都经常展示或者论述自然魔力的存在和作用（注：自然的魔力（Daemon　 oder　 das　 Daemonische ）是歌德晚年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 ）和与艾克曼的谈话中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他把魔力定义为人的“必要的，与生俱来”的个性，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正是这种由魔力决定的个性把他们区分开。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属于他自己的魔力，“它经常会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告诉他怎样行事”，而且，“人的层次越高，他就越会置于魔力的影响之下，他就必须时刻小心，好让统领着他的意志不走向邪路。”（Eckermann, 24. 3.1829）此外，歌德还以玩牌作为比喻：在人们发牌以前， 总要精心地洗牌，以便让巧合在这里起作用，但越是这样，人们越是预感到魔力接近身边；越是企图躲开它，它就越会参与人们的游戏，起到更深刻的作用。　歌德把这种企图看作是违反自然的真实， 是错误的（ Dichtungund Wahrheit, IV, 20）。）。魔力在歌德看来是自然的真实，是人性中无所不在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都在起作用。《亲合力》所表现的自然魔力就是这样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之上、支配着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它是人的理智和意志所无法控制的。小说中爱德华和奥蒂莉之间奇妙的相互吸引已经超出了他们内在精神合一的范围而达到了更深一层的自然的和谐（注：Walter Benjamin: Goethes Wahlverwandtschaften。 这里引自J.　 W.　 Goethe: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　MitErlaeuterungen von Hans-J. Weitz, Mit einem Essay von Benjamin, Frankfurt, 1972, S. 264。）， 他们完全是在一种毫无意识的状态下听从了超出人理性的自然规律的安排，不知不觉地遵守自然意志，脱离了自己原有的组合，去寻找新的更紧密的结合。（注：在爱德华与奥蒂莉相互吸引的过程中，歌德选择了几个富有契机性的情节，充分显示了隐藏在社会场景背后的爱情中最原始的自然力。比如在读书、演奏音乐和抄写手稿等情节中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感情来源于自然的魔力，无时无刻不被它所控制，是任何世俗的、伦理道德的和宗教的戒律都无法调和和阻挡的，它在奥蒂莉决心通过禁言禁食达到对爱德华完全的断念后仿佛显得更加明显，她与爱德华在一起是一种“神圣的必须”，他们之间交换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几乎是神奇的吸引力”，他们之间的交流不需要任何的动作，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语言。见汉堡版第2 部分，第12章。）在《亲合力》中，这种自然的魔力主要体现在奥蒂莉这个悲剧人物身上。她被抛入到这场亲合力的实验中，身不由己地被爱德华所吸引，为激情所控制，可是她的社会属性和她的伦理道德意识指引她与自然的激情抗争，重新回到理智和道德的轨道上，但她越是竭力遏制，努力避免，后果就越是严重。理智最终未能抵御感情，奥蒂莉的爱破坏了她的婚姻，她的真与善导致了自己和他人的悲剧，这是理性所无法解释的矛盾。然而作者并没有去谴责奥蒂莉的激情，而是把她塑造成与自然天然地、神秘地融为一体，对自然有一种神秘感应的精灵式的女人。她在歌德笔下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的女性，而已经演化为一个超验的、本质化的女性，演化为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很显然，歌德不但把理性所无法解释的力量归结为自然魔力这个神秘的范畴，以此来探究人性中超验的真实，而且还通过他精深的文学手笔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肯定这种真实。
　　《亲合力》中的神秘主义色彩除了表现在自然的神秘力量上，还表现在宗教的神秘中。这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歌德本人并非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他更多是一个无神论或者泛神论者。然而在奥蒂莉这个代表人性真实的人物的塑造上，他却超乎寻常地流露出深厚的基督教情感。（注：奥蒂莉这个名字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守护神、殉道的圣女“奥蒂林”。歌德早年在斯特拉斯堡学习，熟知那位殉道圣女的故事，因而不无寓意地选择了这个名字。见《诗与真》第3 部分，第11章。）歌德赋予了奥蒂莉一个行戒的修士的美德和圣母的光环，他不但处处极力刻画奥蒂莉的节制与谦卑，而且在小说第二部分中又充满寓意地按照圣母的形象去塑造她。小说第二部分以建筑师和奥蒂莉修复小礼拜堂的天顶画，重绘上面的天使为开端，从第一章开始就充满了浓重的基督教气氛。然后是圣诞节奥蒂莉扮演圣婴诞生中圣母玛丽亚的场景，作者通过对她脸上流露出的“最纯洁的谦卑”的描写，塑造了这个人物的高贵和神圣。这幅圣婴诞生的场景与小奥托溺水受难的场景遥相呼应，使小说的第二部分容纳在一个基督教的框架之中：奥蒂莉双手把僵硬的孩子托在她纯洁无瑕的胸前，仰望上天，屈膝跪倒在船上的情景，（注：汉堡版，第2部分，第6、15、13章。）令人联想到一幅圣母怀抱受难圣子的图像。图像的纯洁和神圣与奥蒂莉破坏婚姻以及由于她的激动导致小奥托溺水而死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歌德在这里大胆地把一个社会的罪人和伦理道德的破坏者塑造成基督教中圣母的形象，它使人联想到基督教教义中的圣母无原罪说，希望通过圣母的无原罪去证明奥蒂莉的无辜和人的自然情感的神圣。
　　与此相关，作者在小说的结尾为奥蒂莉选择了一种极其特殊的与外界交流的方式——沉默。沉默是基督教一些古老而严厉的教团的教规，它旨在加深人的内心与上帝的对话，在无声的瞑想中倾听上帝的声音，感知上帝的存在，是一种神秘的虔信形式。奥蒂莉虽然表面上表达了对爱德华的断念，但事实上她同时又以此向所有的人锁闭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就像执行严格的沉默教规的修士一样，成为外在的肉体和内在的心灵的统一，对于修士是人与上帝，对于奥蒂莉则是人与真爱。这种爱不是出自人的欲望，而是出于人的自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精神，是“自然的需要”，它最终使主人公成为它的殉道者。作者完全是按照基督教民间传说中对殉道者的描述描写奥蒂莉死后的奇迹的。为了把人性中的本真升华到另一个高度，作者赋予了爱比婚姻这一表面的宗教仪式更深一层的神圣感。
　　虽然歌德创作小说《亲合力》的时代是市民悲剧的时代，但是歌德却并没有按照市民悲剧的结构来表现这场悲剧。《亲合力》是一部戴着19世纪面具的古典式命运悲剧，（注：小说从形式上分为两大部分，每部分18章，地点统一，时间富有象征性，外在情节简约，以精心安排的人物对话为主体，具有古典命运悲剧的结构特点。）它更接近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命运本身成为小说表现的对象，它的前兆和应验构成了小说的又一基本框架，命运的巧合成为情节发展中契机性的推动力量。它要求人们不是按照外部社会和现实的客观规律去理解这场爱情和婚姻的悲剧，而是把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命运神秘力量的作用。这又从另一个角度给小说增添了神秘主义色彩。
　　小说中通过莎绿蒂的话点明了作者对命运的看法：“有些事情是命运注定无可改变的，理智、道德、责任和一切所谓神圣的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只要命运认为是合理的事，就必然会发生，即使在我们看来是不合理的。无论我们怎样行事，它最终还是会贯彻自己的意志。”（注：汉堡版，第2部分，第6、15、13章。）小说所刻画的亲合力反应中的两组人物，无论他们是沉淀下来的坚实的物质，还是结合成升天的气体，无论他们的特点是沉稳、坚实，是属于地上的生命，还是波动、漂浮，属于天上的生命；无论他们是理智、克制，还是情感、冲动，无论哪一种属性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命运所牵引，成为命运的奴隶。小说一开始时，爱德华的妻子莎绿蒂的直觉和预感就告诉她，上尉的到来有着不祥之兆，然而正是命运使她爱上了这个她百般阻止到来的人，由此也开始了她与命运抗衡和对婚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的过程。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之中进行的，直到小奥托的死才真正让她意识到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并最终放弃了与命运的抗衡。
　　爱德华和奥蒂莉之间的命运关联无所不在：爱德华杯子上的刻字，梧桐树，爱德华和奥蒂莉的头痛，这些情节作为小的母题不断在小说中重复出现，表明了命运的影子无所不在，它是对被解释成普遍秩序和普遍法则的古希腊哲学中命运的形象诠释。而且这种法则总是通过巧合来避开人们的抗争，最终达到它的目的：小奥托的诞生是巧合，爱德华不慎把自己锁在屋里与奥蒂莉在小客栈相见截断了她最后一条生路是巧合，奥蒂莉与爱德华在湖边的相遇导致了最后的悲剧也是巧合，正是这些巧合一次又一次使小说的主人公就范于命运的轨道，阻断了他们有意识的理智的抗衡。“命运”代表高于人力而支配人生活轨道的力量，它给人留下的空间就是人按照伦理道德的规范去行事的空间。但是在《亲合力》中，命运给人留下的这个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从小说的结尾向前观察，这个空间几乎是一个虚设的假象，它实际上并没有留给主人公们自由行动的可能，它与“自然的需要”在本质上是同义的。
　　象征尤其是死亡的象征是小说《亲合力》结构上的又一特点。歌德本人在对小说中隐含内容不断暗示的同时又一再指出，读者需要读几遍才能领会更多的内容和喻意。（注：Goethe an J. F. Cotta， 见汉堡版第622页。 ）那么为什么人们需要像读圣经一样读几遍才可以领会到更多的内容和喻意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就在于小说的象征的结构特点：整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物、一句话、一个自然景观和一件物品不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每一个细节所代表的比喻和象征含意作为小说的母题前呼后应，不断重复出现。与歌德的其他叙事作品不同，《亲合力》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被赋予真实的姓名，他们均是贵族等级或是市民职业的称谓，主人公的名字也各有来历或各有所指。这部小说中只有极少的次要人物，而且每个人或每组人物都从思想上和性格上代表社会中的一类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在小说中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的再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有意回避了对人物外貌和对当时历史背景、社会矛盾的描写，因此这些人物如同被置于一个真空中的模具，他们可以是穿着19世纪初的服装，谈论着当时有教养的市民阶层谈话的话题，用那时流行的社交方式进行交往的欧洲人，同样也可以是任何时候、穿着任何服装的任何民族的人。因此小说《亲合力》从狭义上讲表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市民社会中各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从广义上讲，它则表现了整个人文社会中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超阶级、超时代的共有特性。可以说，从象征的含义上讲，《亲合力》这部作品中包含了歌德对人生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看法。
　　在所有的象征中最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是死亡的象征。当人们知道了小说悲剧的结局而再一次阅读时，就能从字里行间窥见到死亡的征象，死亡的母题成为小说最主要的母题之一。小说第一章中旋即引出的“苔藓小屋”是主人公出场的第一个重要场所，如果说它从一开始就象征了小说的主人公爱德华和莎绿蒂之间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并已暗示了它的死亡的话，那么那个由作者不动声色、仿佛是信笔写到的小教堂墓地则成为小说结尾爱德华和奥蒂莉合葬的场所。因此小说在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人间的、但是却暗示着阴间的氛围，无论是近处的府邸还是远处的风景都没有任何颜色，就连“春天”也只是一个没有绿色的符号。“太阳落山了，暮色徐徐降临，湖的周围弥漫着潮湿的雾气，奥蒂莉神情恍惚，激动不已地站在那儿，她望着湖对岸山顶上的房屋，以为已经看到莎绿蒂白色的衣裙在阳台上飘动……眼看梧桐树就在对岸，只有水把她和通往山上房屋的小径分开……”（注：汉堡版，第2部分，第6、15、13章。）在悲剧发生前短短的景物描写之中包括了“山顶上的房屋”、“梧桐树”和“水”等几个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们本是生命和激情的象征，但在这里却都突然演变成了死亡世界的象征。当读者由此及彼对文中提及它们的所有情节产生联想时，就会发现死亡的象征其实早已遍及所有的场景。由此可见，《亲合力》在幕前表演的是一出生动的社会悲剧，而在幕后进行的却是一出早就由作者排演好的“死亡的舞蹈”。（注：欧洲15、16世纪绘画（版画）中流行的主题，不分年龄和等级的人分别由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带领围成圈舞蹈，常见于教堂墓地和墓地的小礼拜堂。）它在这里像盛行于巴洛克时期和在此之前的矫饰主义对死亡的理解一样，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具体的行为，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秘符号，它既不具有伤感的悲哀，也不具有悲剧的雄壮，几乎只具有一种结构上和审美上的价值。（注：比较 G.　　R.　　 Hocke:Manirismus in der Literatur, Sprach-Alchemte　und　esoterischeKombinationskunst, Hamburg, 1957, S. 58 ff, und Ders. :　　Die Welt als Labyrith, Manier und　Manie　in　der　europaeischenKunst, Hamburg, 1959, S. 63 ff. ）整部小说所有的情节中死与生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了明显的界限，生是在死的征象和预感中进行的，死是生的延续和生的本身。这其实是一种极其非理性的主观主义的审美观和虚无主义的道德观。晚年歌德的这种观念十分集中地表现在《亲合力》这部小说之中，这或许同样是他对人生真理的透彻理解。
　　我们通过对《亲合力》中自然的魔力、基督教的框架、命运的意义以及死亡的象征的揭示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歌德晚年的这部作品中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而作者的目的是以此来揭示、探究和接近人性的真实。那么为什么在歌德的这部作品中会表现出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刻的神秘主义倾向呢？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他晚年在世界观上的矛盾和他对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统一的怀疑，这一点反映在他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和他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义务感上，反映在断念的必要和希望的自由之间的挣扎上。一方面，他把自然的情感看作是受到比理智更高一级的权力即神力支配的东西，是人无法左右、无法控制的。他通过对奥蒂莉这个人物的塑造来证明它的真，通过对米特勒这个正统的道德维护者充满讽刺意味的塑造，证明社会道德的反自然性。另一方面，作者又把遵从社会的伦理道德规律看作是社会人的更高一级的属性。奥蒂莉同时又是婚姻的虔诚维护者，她的死证明了人有可能通过道德约束来达到更高一级的精神上的自由。但是作品并没有就此完结，作者最后又把奥蒂莉塑造为圣女，让她升天，并且在结尾把她和爱德华的结合神圣化，为他们举行天上的婚礼。可见歌德最后还是把人类爱的本能塑造成了令人向往的天上的东西，幻想着它的实现，这是他对人性最美好的希望和歌颂。它证明了歌德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以小说的悲剧性结局净化人的心灵、激起人的道德意识的同时，也充满了宗教般对来世的信仰和希望，充满了回归婚姻最原始、最神圣意义的渴望。
　　在所有哲学体系和神学体系的认识论中，通往真理的道路不外乎两条：一是通过理性的思维和逻辑的论证，西方哲学的主流和经院主义神学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另一条是通过比喻和启示，它的代表是东方哲学的主流和神秘主义神学。二者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而目的都是要接近和达到最终的真理。歌德在《亲合力》中也运用了后一种方法，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论证指明人性中的真实，而是通过比喻和暗示去展示和接近它。小说从本质上讲并没有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描写社会中现实的问题，相反，它艺术地暗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矛盾，艺术地暗示了人类社会中更深一层的超验真实。这表明，歌德晚年的作品已经开始脱离古典的模式，对古典的自然、和谐的理想以及人类在社会中和谐发展的可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因此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因素也辩证地构成了歌德晚年作品的特征。
　　对自然的神秘、宗教的神秘和命运的神秘的表现恰恰反映了歌德的自然神论、基督教神论和泛神论这三种不同的世界观。这些不同的世界观造就了歌德作品的多元性和伟大性。但是这种世界观在歌德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诗人这里却并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对命运的解释使他的悲剧具有古希腊命运悲剧的色彩，并以此表现了对人性的净化；圣母形象的塑造是借用基督教来表现人性的至纯至尊至圣。同康德的不可知认识论不谋而合，这些作品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并不是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的直接产物，而是对启蒙运动后期僵化的理性主义的反拔，它同属经历了启蒙运动以后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对人性的进一步认识和探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不可知的认识论来促进人类对自己在心灵上和精神上的认识，引起人类对自身最本质问题的思考，引导人类走向更完美和谐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艺术结构同样服务于歌德毕生文学创作的宗旨，即贯穿从《维特》到《浮士德》的对实现人道主义理想之道路的探索。（注：范大灿《歌德对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道路的探索》，载《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3页。）只不过晚年的歌德在经历了时代的变革、对人生经验的思辨以及对艺术本质的研究后，为接受者展示了又一条通往人性真实的道路。
外国文学评论京99～105J4外国文学研究谷裕20002000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西语系 作者：外国文学评论京99～105J4外国文学研究谷裕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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