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迎来了一个大拐点，虽然个体有程度的不同，但社会地位的全面改观却是实在不过的。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政策指导下的宣传导向，其时推介的典型，大都除了学识丰赡、行止有节，还操守良好甚至人格高尚。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凡正面宣传的事物，如果涉及负面的内容，一般予以屏蔽，或者含糊其辞，所以，那些年里，还真是很少有人议论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遭到质疑、批驳和嘲骂的诸多弱点和不足，对于其中的代表人物尤其如此。偶尔有人提起在荒谬的年代里一些人所共知的尴尬往事，竟演变成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壮举——这也难怪，不如此不足以唤起知识分子的自信，也更无从赢得社会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当事人和亲历其事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回忆资料，社会的变化又使这些资料具有越来越多的真实性。人们的注意力自然地向更深的层次转移，许多学者在研究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后，认识到令人气馁的事实，即知识分子不仅是“受害者”，而且是“明白的或潜在的加害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这一点，除了那不到万分之一的用血肉之躯进行过正面抗争的勇士，因为依照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原则，目睹了、容忍了迫害无辜行为的“旁观者”，也要为迫害者承担责任。于是幸存的”受害者”成了”加害者”的合谋，他们都“参与了构建压迫自己的环境”，为每一步迫害的升级铺平道路。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大概是巴金。他在《随想录》的《解剖自己》一文里有如下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登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现在读这些文字，也许会觉得巴老解剖自己还是有些下不了狠手——其实所谓“蠢事”与“坏事”，先前便已经做过了，在“反胡风”、“反右”中的态度以及当年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致法斯特的公开信之类，难道还不是“效忠”的表现吗？“文革”并不是什么突发性的社会灾害，没有许多人、许多年的努力营造，不会有这样一个舞台，也不会有这样一场闹剧。然而当时能像巴老一样把问题认识到这种程度，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随想录》才能触动那么多人的良知，也才能让某些人切齿怒骂。巴金一生着作等身，能让他在文学史上垂于不朽的，当首推这部真实记载着生命血泪的书。

　　在文学成就上和巴金相埒的，如老舍、沈从文、曹禺等人，那时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也和他相去无多，总之都是以“紧跟为荣”。只要是需要表态的时候，都很坚决，力图以此作为新的起点，虽然下一次“来了”（鲁迅语），发现自己仍在原处，但并不气馁，继续不懈地配合。老舍死的前一天，并没有人要求他去单位接受批斗，可是他自己一定要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那意思当然是希望得到谅解，让自己投入革命洪流。谁知这些革命群众并不想让他革命，只想从殴打老人的过程中满足兽性的快感，这太令他伤心，伤心得连“千古艰难惟一死”也变得从容轻易。

　　对于数不胜数的像老舍这样选择了自戕之路的人们，有学者认为他们是用生命作代价来证实自己的清醒和维护自己的清白，这话很勉强，实际上，其中除了极小部分怀着忠而见疑的委屈，绝大多数都是实在不堪再忍受那看不到尽头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度折磨，但凡还能活下去，谁会选择死！这种自杀，实际上和被杀没有什么两样，所以那时人们发明了一个很得体的说法，叫做“被迫害致死”。所有不堪忍受的折磨往往正是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基本相似的人群所施加，而这些人中，除了少数挖空心思残害他人的罪不可逭的恶棍，多数附和者的行为本质上只是为了划清界限——把牺牲品划出线外去，也许能换来自身的安全，或者至少能延缓危险的到来。

　　一种看似可耻的可悲，才最能体现悲剧的深刻真谛。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里举了一个实例：华沙原有犹太人五十余万，根据德国占领军的要求，犹太的“自治性组织”（叫什么“委员会”之类）一批又一批地筛选出各类“分子”提交当局送往集中营（或工厂矿山）劳动，然后很快地在那里死去，最后在只剩下五万人时，才爆发了那场“鬼神泣壮烈”的起义。悲剧就是这样实现了它的完整性。

　　至于沈从文，因为一开始处境就比他们艰难，故而对后来的挫折便多了一份麻木，但“紧跟”的愿望却并不由此稍减。他性格驯良，做人处事总是“走小边”，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反右”斗争，他选了一个政治背景和自己差不多的萧乾开火，指责萧乾早年就和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萧乾是个极聪明的人，解放后一直“跟得很紧”，参加“土改”的思想总结，曾受到最高方面的肯定——可以视为殊荣，或许就此忘乎所以了，终于在“阳谋”中翻身落水。其时“勾结帝国主义”一类大帽子，纯属《四进士》里宋世杰所说的“赖词”，数不胜数，看似吓人，全无实据，并未构成为萧乾定谳的主要依据。萧乾当然不会为此记恨老友。“文革”后期，萧乾得知从干校回来的沈从文住房逼仄，便托人向有关领导反映，希望给予关照。沈从文得知此事，十分不悦。不日两人在街头相遇，沈劈头便问：“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那意思据萧乾回忆，完全是为了显示自己在政治上的优越感——我并没有像你一样沦为贱民，怎么能接受你的同情？这种曾被鲁迅批判过的奴性意识在当时可说随处可见——即使自己处在极度的贫困和艰难中，一看到状况更可怕的贱民一族，马上就会豪情四溢，至少给对方一个鄙视的眼神。

　　同为大师一级的曹禺，历次运动中算是跟得最紧的，除了一篇又一篇的声讨他人的文章不断推出，对自己也能认真清算。几本已经成为新文学经典的早年之作，这个领导说点看法，他修改一遍；那个文件提出几点精神，他又修改一遍；翻来覆去，最后改得非驴非马，惨不忍睹。就这样，到了“文革”也未能免却被揪出打倒的劫运。他不理解自己怎么会是“反动文人”、“帝修反的走卒”、“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渴望像以前一样地投入运动，“批判坏人”，可是，像阿Ｑ一样，“投”不进去，只招来一顿打。他痛苦极了，整天在家里喃喃自语，要妻子方瑞帮他结束生命，方瑞没有结束他，却用安眠药把自己结束了。

　　上面这几位无疑都是处于知识分子最上层的人物，以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衡诸等而下之者，则可以想见那时广大知识分子的可怜、可悲和可耻。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要认识这一点并不困难。可是有种人总是有意识地回避，故意把一部有来龙去脉的完整悲剧切割成一出突兀的闹剧，仿佛就是几个跳梁小丑倒行逆施制造的一场横祸，于是，众多的“合谋者”被解脱了应该承担的责任，而被片面地认定为“受害者”，有的甚至被美化为抵制和对抗的英雄。这样的结果，自然使对于一个历史时代的认识和表述与它的本质距离越来越远，难免有朝一日也会作为一代人的懦弱和肤浅的证明，受到后世的指责和嘲笑。

　　二

　　以《铁皮鼓》等着作而名满天下的诺贝尔奖得主格拉斯，年近八十时出版了《剥洋葱》一书，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恶行自领罪责。他说：

　　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会躲藏起来。它会献媚奉承，会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

　　格拉斯勇敢地剥去了自己和自己民族历史的“洋葱皮”，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开始他并不想坦陈一切，可是心灵的负担无法减轻，后来他慢慢理解并且承认自己在不知情或者不想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他说：

　　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宏观世界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不能不说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省和赎罪精神，我想它大约和基督教文化传统有关。想当初，格拉斯自曝历史事件，在我们的部分媒体和知识分子中，是作为文化新闻报道和传播的（简直类似娱乐八卦）。许多国人竟能恬然自若地面对这类反省并且充当一名兴趣盎然的看客，这或许便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别所在。

　　由这里，我想起了去年一度炒得十分红火的“告密”话题。章诒和把两个（或不止两个）老知识分子推上了大众舆论的审判台，引起台下观众啧啧连声：“原来他们竟是这样的人！”由于“趣味性和可读性”强，发表文章的报纸想必销量大增——可见观众和鲁迅当年分析过的“看客”并无太大的区别，然而，审判这样两个老人，对于真实剖析那个荒谬的岁月实在意义不大。甚至可以说，由于脱离当时的具体背景，还可能产生某种误导。当然，他们的做法已经构成了“加害者”的行为要件，但他们却并非主要的“加害者”，把他们和“受害者”的关系突出为中心矛盾，不仅不能显示正面人物的高大，相反会导致消解批判意识（如果有这种意识）的联想。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对章先生文章里介绍的两起个案提出一点看法——仅仅是看法，绝没有任何为谁做辩解的意思。

　　先说聂绀弩和黄苗子那点事。聂先生我没见过，和他夫人周颖却稍有接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她任“民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以领导身份和我们一众人等开过一次座谈会，还吃过一顿饭。她个头较大，大嗓门，一口中州腔，不太像文人，倒给人武工队长出身的感觉。当时我便听到有人说起她和聂先生闹矛盾的趣闻，有时弄得阵仗挺大，意思是双方都不是善茬。黄苗子还从中做过调解。黄也是“民革”中的名人、要人，好像在六全大会选上了中委。其时，“民革”中一班大老（曾授衔上将以上的如李济深、程潜、龙云、张治中）已凋零殆尽。配合时代背景的需要，被推到头面人物一线的多是前财经文教系统的人。主席是工会出身的朱学范（人大副委员长），副主席中任政协副主席的也是前财经、技术方面的高官，如孙越崎、钱昌照都出自“资源委员会”系统。黄苗子，除早年在中央党部当差，到重庆以后，便一直任财政部秘书主任之类职务，战后还在南京、上海主管过金融业务方面的工作，因此算是重要的财政官员，而且在文化圈交游甚广，颇有名气，那时在“民革”中很受人瞩目。

　　黄和聂是老友记，重庆、香港、上海、北京，处了几十年。除了解放前一心向左、解放后一齐划右这点共同政治表现外，两个人的出身、性格其实差异颇大。聂绀弩出身贫寒，而且一辈子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即使短期顺境，也不过小康的工薪一族。他自恃文采风流，何肯甘居人下？无奈时不我与，于是愤世嫉俗，文风泼辣，言辞犀利，一直被人目为狂狷。狂也未必就是缺点，解放前他的身份是左翼文人，越狂越能赢来掌声一片，然而解放后，继续狂，那就早晚必然要出事。１９５７年划了“右”，仍不肯韬光养晦，继续散播流言蜚语，直指中枢上层，以致被罗瑞卿怒斥为“王八蛋”。如果１９７１年“一打三反”时罗长子不是关在监狱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恐怕聂的性命难保。黄苗子家道殷实，而且几乎可说是富贵一以贯之（当然要扣除“反右”后的二十年，但对于一个百岁老人，二十年并不算长，何况这二十年间，他的处境比一般右派要好）。环境优越，便往往宅心仁厚，他性格圆通大度，又出手阔绰，无论是对组织或是对朋友，据说都在经济上做过不少贡献，和聂绀弩这一干朋友在外面吃吃喝喝，大约也主要是靠他埋单。

　　寓真先生在文章里提到的聂案中朋友的揭发材料，当然是确有其事。但我认为，黄苗子作为一个主动揭发者的可能性不大。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主观动机问题。所谓揭发动机，如果不是挟嫌报复，假手权力而泄愤，就必是见利忘义，中伤他人以邀宠。衡诸黄氏，都难以成立。他两人并无任何嫌隙，而黄从中不仅无利可图，只怕还遭遇到不小的麻烦。事情的发展逻辑可能是这样的：聂绀弩屡放厥词，早已为人侧目，专政机关在下手之前，自然要从他周围关系密切者身上搜集材料，黄苗子不免被有关方面找去，红脸黑脸如此这般，不需几个来回，所有情况不由你不全盘托出。与此同时，针对聂绀弩也进行了方针大体相同而程度各有深浅的工作，聂也必须交代出所有日常交谈和诗词唱和的情节，几方面材料对上号了，才能结案处理。现在，材料虽然都在档案里，但据此认为聂氏是“被几位朋友送进去的”，很难成立。从办案到落案的过程，他们自己是清楚不过的，所以，拨乱反正之后友谊依旧，甚至全无芥蒂，这和舒芜交信对比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聂和黄都可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说不上什么高风亮节，当然也绝不是什么巨恶大憝，对于那个时代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所经受的苦难而言，他们虽然都有责任，但却不能承担主要的甚至重要的责任。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其地位是规定了的，个人的人品、遭遇、表现和责任虽然有些差别，本质却并无不同。那些几十年间被描摹得入木三分的“原罪”，根本是洗不掉的，何况更有这个阶层自身令人齿冷的先天的软弱和后天的无耻，使他们只能永远沦为历史的笑柄。除了那些“不在现场者”，从中去美化一个，贬低一个，根本是背离实际且毫无意义的。而且，即便是“不在现场者”，像钱宾四、毛子水、殷海光、郭衣洞这些人，又怎么样呢？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重要历史阶段，他们缺席，侥幸而已，难道还有资格充当什么“天下士人”的代表吗？

　　再说说卧底那篇文章吧！网上不少人批评章诒和不厚道，其实作者是在书写一段历史，只要真实，与厚道与否无关。冯亦代的行为当然可以列入卧底一类，问题是，这样的现象当时是一种社会常态，接受领导上布置的任务，监视某人或想方设法从被监视对象身上摸取情况，这种人何止千万？冯亦代是那个时代“左”倾文化人的一个代表，他虽然被划了右派，但并未因此动摇以往的信仰和追求，一心向往的是争取早日摘帽，重获组织的信任。“某部”要他主动接触章伯钧，及时汇报章的有关情况，这种信任使他深受感动，执行任务很卖力。这一切不是很正常吗？我不明白章诒和何以要表示出那样的惊讶，好像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代。这显得矫情嘛！

　　而且，冯亦代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卧底”——记得南方一家境外注册的电视台，专门为此事做了一期《三人行》的节目，邀请了前部长作家出席。这位前部长说，好像是有作家专门从事过情报卧底工作，比如黄秋耘。这话不是糊涂，就是有点不怀好意，黄秋耘是共产党员，当时如果是受命于党组织的情治部门，那形象可能比戏里的余则成还高大，怎么能类比于在文章和舆论里被弄得猥琐不堪的冯亦代呢？效命于情治部门，冯亦代政治上根本不合格。从“卧底”文中可以推断，当时和冯联系的（最高如某部的张部长，即张执一）都是统战部的人。根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党外右派头面人物仍然由统战部负责管理，虽然免职降薪，但“养起来”这条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头面人物则大量开除送劳改又当别论）。也就是说，并未想将他们置于死地，所谓布置眼线搜集材料云云，不过是为了掌握情况便于约束——用官面上的话说，叫“有利于对他们的教育改造”。

　　冯亦代是个老实人，一方面要积极争取早日解脱，不断追求进步；一方面又在良心的重负下从事蝇营狗苟的勾当；个中苦恼，人所难堪。其实，他所能提供的“材料”不过就是些鸡零狗碎的日常言行，何曾有什么内容对章伯钧的命运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这些事实和过程，章诒和作为过来人，应该很明白。可是从文章里看，却有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思。选择“卧底”这样一个字眼做标题，主观用意上，是否就是取其夸张而能产生哗众的效果呢？冯亦代死前出版那本日记，不失为高尚之举。我宁愿相信他握着李健生的手说“李大姐，你们对我真好”时，流出的是真诚的眼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经手过一段某省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档案清理工作。直属组人数最多时约百余之众，都是各界头面人物。档案经“文革”破坏，已经残乱不堪，内容有会议记录、个人检查及“背靠背”的检举揭发之类。对这些东西，我的第一观感是滑稽、荒谬，继而便不免悲哀：人都被改造成什么东西了？这些人现在都已经作古，面对他们的亡魂，该说什么呢？还是出言慎重为好吧。

　　顺便也还应该提一提章伯钧前辈。近年来，章诒和在着作里不断努力提高父亲的精神形象，作为女儿，自在情理之中。但恐怕蔽于亲情，难免不够客观，因而出现不准确、不全面的遗憾。章伯老在中国现代史中诚然是一个人物，但遗憾的是纵然才情出众却未能一展抱负。抱负，换个角度，换个说法，就是野心，对于成功者，是成功的动力；对于失败者，便是失败的隐忧——抱负与实力不相称而又不识韬晦，难免被其他竞争者视为大患，必欲去之而后快。伯老在脱离共产党以后，自许为邓演达的接班人，但却未能接受邓的全部政治遗产。粤军里邓的旧部并不服膺于章，在“福建人民政府”里，他也不是灵魂人物。“两广事变”之后，粤军系统悉数被中央瓦解，他的第三党从此成为游离于国共之间的文人议政团体（有军人，但已脱离军队，如黄琪翔等；也有过小型武装，但都不成气候，解放后被作为地下武装收编了）。重庆时期，左有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右有国民党不得不做出的开明姿态，第三党置身其中的民主同盟十分活跃，曾被国内外寄予极大希望。内战的形势变化之快出人意料，到了1948年五一节，曾经政坛上的平等地位不得不变，所有民主党派宣布从此接受中共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很大度地安排了相当数量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担任国家副主席以下的各级官员，当然，一般并无实权（只有一个章乃器，说自己“有职有权”，具体情况不得其详）。那时章伯钧在政治上表现很积极（如批斗梁漱溟之类），应该说是想树立一种新形象，可惜并无收效，1957年便成了全国挂头牌的右派。当时说伯老是“马路政客”，倒也不算怎样离谱——在人家看来，你既无军队，又无地盘，可不就是只能在马路上混么？何况政客上马路，也并非离岗失职，比那些“沙龙政客”、“书房政客”所起的作用还是大得多，不过是时不我与，每况愈下罢了。

　　除了“文革”中那几年，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一直坚持了“养起来”的政策，这要算是一项德政，至少比苏共文明得多了。不过，“被养”也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谨言慎行，循规蹈矩，绝不可以对着干，尤其不允许自拟为什么不同政见的旗帜之类。章伯钧晚年就是这么一位“养起来”的典型。超出了这个框架，就会违背历史的真实。有些读者对章诒和的着作不满意，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往事并不如烟》在香港出版还改名叫《最后的贵族》，伯老地下有知，对自己被划为贵族，恐怕也会反感，甚至欲哭无泪。

　　三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表现，情况也许可以说是大体上清楚了，至于研究，当然还有待继续展开。现在有人在总结悲剧的主观原因时，将之归结为“人性的卑微”，意即保全自我的动物本能带来的懦弱和无耻。这个结论是过于简单化了。通过思考，我也总结了三条，当然不全面，说出来，希望能成为引玉之砖。

　　一，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并未发育成熟。所谓近、现代，在欧洲长达三百年以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封建经济的衰落、人身依附的解体、人本主义的觉醒、人权意识的确立的全过程。而在中国，这一切的引进都在二十世纪的数十年间，特别是各种新潮思想的涌入往往前后颠倒杂乱无章。受过完备西方教育的人很少，就是他们也都留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烙印，其中还包括一些顽固的守旧派。至于一般知识分子就更无足论矣，从小所受教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深入骨髓，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千年一贯。新文化运动导致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破产，知识阶层中应运而生的激进分子急功近利，有的甚至寡廉鲜耻，一茬又一茬，知识萎缩不说，道德日趋沉沦——既然藩篱尽拆，何来是非标准？不过凡此种种表面上的无君无父却并不能改变骨子里的奴性意识，所以，把自己尽早地纳入权力的体系，做一枚或大或小的螺钉或“驯服工具”，是绝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所谓“人作为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以人为本”云云，是二十一世纪才提出的新观念。在“极左”路线统治下，不要说客观上不允许表现任何抗拒和疑问，就是知识阶层主观上也根本不具有质疑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构成了一个可悲的群体，沦入了一种可耻的命运。、

　　盖拉特莱曾分析过所谓分子化的社会群体和极权主义的关系。“分子化”的含义大致是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紧密联系、没有共同组织，甚至没有是非标准等等，这样的社会或者群体，最容易和极权主义结合，因为权力的掌握者是他们的唯一依靠，围绕着权杖欢呼舞蹈是他们自觉的选择（用盖拉特莱的话说，这是一个不能停顿的运动过程）。除了极少数游民，知识分子是中国“分子化”程度最高的群体，这点是无需多加证明的。

　　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和此后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导致了知识界全球性的向左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是和欧美同步的。这股风一直吹到苏共二十大，西方知识界转向了，但中国知识界却并未（也不可能）跟着跑。这并非完全由于他们被绑在权力的战车上，欲罢不能，而是他们心中有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自豪感。一百年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在共产党领导下才看到了转机，而且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哲学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描摹过那么美好的人类目标，他们大多发自由衷地改造旧思想，建立新观念，靠拢组织，服从领导。不以为然的当然也有，但只能说是针对个别和局部问题，十分清醒的百不一二吧，其中还有些属于渣滓者流，如周作人，骂别人是“四大无耻”云云，而自己却不停地向当局伸手要这要那，还打着哥哥的招牌，其颜可谓厚矣！而今日之学界，又还有人打着他的招牌沽名敛财，孰为无耻，当事者岂不自知？而竟毫无顾忌——视其苍髯皓首，直令人太息王朗之无辜！

　　“反右”以后，怀疑的情绪有所滋长，但强大的现实所形成的惯性仍是不容抗拒的主流，带动着他们走过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史无前例的岁月，紧接着又进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时，在全新教育体制下成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走上了前台，这一代人可真是史无前例，其中竟不乏将自己的老师活活殴打致死的勇者。他们的前辈不少选择了自戕，不过死前多数不忘表白自己对领袖和组织的一片忠诚。这种忠诚大约只能是植根于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至死也无二志。

　　三，从章诒和的书里，抄到了章伯钧先生的如下一段话：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章伯钧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分析，可谓深刻而又准确。确实，“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而且对现代中国没有亲身体验，你还真是难以想象，简单的生存对知识分子曾经是多么严峻的考验。为了自己和妻儿的生存，面对权力的要求，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与其指责他们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所表现的“人性的卑微”，还不如多了解一点他们生存的悲惨。总要衣食足而后才能知荣辱，这话是绝对不错的。当然，也有些存心作恶的坏蛋，但那就只好归咎于个人品质的恶劣，不宜用于做群体分析的依据。章伯老当然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令人不齿的表现，但他却要特别指出他们生存境况的悲惨，这便是仁者的胸怀，不像有些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打击知识分子，踹他们的软肋，逼着他们丧失耻感，不断堕落，表现出人性最卑微的一面——自己则从中收获一点说不清原因的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