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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219(2003)07-0015-05
　　　　一、引言
　　20世纪的普通文字学领域，可以说是一个由美国学者引领风骚的舞台。
　　1952年，美国学者I.J.格尔伯(I.J.Gelb)的力作《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Writing)问世，被公认为标志着普通文字学的正式建立。该书所构建的理论模式--单一起源（起源于“语义文字”，或称“图画文字”）、单线发展演变（按语义文字→词符（表意）文字→音符（表音）文字的顺序依次演变）的人类文字发生发展模式，在普通文字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造成了整整40年的晕轮效应。
　　1992年，另一位美国学者S.D.白瑟拉脱(D.S.Besserat)以其凝聚20余年心血的力作--《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通过极其翔实的考古资料，说明了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其前身并非什么“图画文字”，而乃记数的陶筹。证明了“图画文字”并非人类所有文字的必经之路。这就不但推翻了格尔伯模式的基础--图画文字说，而且带来了对格尔伯整体模式适应范围的重新思考，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盲从，转入科学的、理智的探索轨道。
　　现代语言学的缔造者索绪尔(F.de Saussure)曾指出，人类语言总系统的基本类型为“三类两极”。人类文字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即“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而表意体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汉字”。索绪尔还在他的论着中特别声明：“我们（指欧美学界--笔者注）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
　　因而，把语言-文字类型学引入人类文字研究领域，用中国学者关于汉字系统起源阶段的研究成果，支撑起人类文字起源领域的另“半边天”，是构筑普通文字学新模式的关键，也是21世纪人类文字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
　　　　二、“布龙菲尔德时代”与格尔伯的普通文字学模式
　　（一）布龙菲尔德的文字学模式
　　芝加哥大学是一所有着深厚的考古基础的大学，是一所与美国语言学的全面腾飞有着密切关系的高等学府。其中，出生于芝加哥的布龙菲尔德，190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7～1940年，布龙菲尔德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之后，就是从这里，布龙菲尔德走向当时的美国语言学的最高中心--耶鲁大学，达到其事业的顶峰。美国把1933～1950年称为“布龙菲尔德时代”，那么，可以这样说，“布龙菲尔德时代”是从芝加哥大学开始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语言学经历了三个阶段：
　　1.前奏阶段
　　这一阶段以辉特尼(W.D.Whitney)为代表。
　　辉特尼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代的语言学家，他致力于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辉特尼主张：语言学应该以经验的概括为基础，这种概括仅限于说明语言的现状和过去的状况。在语言的描写中，辉特尼只提到“结构”，而没有提出“系统”。辉特尼时代，是美国语言学正式崛起的前奏。
　　2.微观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以鲍阿斯(F.Boas)和萨丕尔(E.Sapir)为代表。
　　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在考古人类学厚实的土壤中诞生。鲍阿斯、萨丕尔为这一阶段的代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把语言学研究置于人类学的总框架中。主要成就是：为美国语言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重大的描写性的成果，并建立了良好的传统。
　　鲍阿斯被认为是美国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正式的身份是人类学家，语言学是他自学的学科。20世纪初，以鲍阿斯为代表的美洲考古-人类学家提出：“文化是自成一格的”，“一种文化的发展趋势，只能从该文化自身形成或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因而，他们拒绝用旧大陆的发展模式套用美洲的考古资料。鲍阿斯把他在人类学领域的观点运用到了语言学研究中，开创了美国语言学，并建立了良好的传统。1911年在美国语言学史上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集体编写的《美洲印地安语手册》第一卷卷首有鲍阿斯写的一篇序言，号召人们摆脱传统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为了描写不同结构的语言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鲍阿斯建立了这样的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鲍阿斯指出，由于研究过欧洲和西亚语言的语法学家曾制定了一套语法范畴，后来的语言学者往往想在每一种语言里都去寻找这些范畴。实际上这套范畴只在某些语系里是特有的，在其他语系里会有另一些范畴。鲍阿斯认为，对不同的语言应该发掘其不同的现象和特征，并有必要创立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因而，《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处理语言现象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不采用跟英语或拉丁语等语言比较的方法，即按照印第安人分析自己言语形式的方式来处理。
　　萨丕尔继承了鲍阿斯的观点，他呼吁人们重视针对具体语言进行描写的必要性。萨丕尔的《语言论》是美国语言学的一部重要经典。萨丕尔在书中提出了针对具体语言描写的分类法--四重标准法。书中引用的语言多达60种以上，这些语言几乎遍及全球，特别是其中提供的印地安语的事实更是令人大开眼界。萨丕尔对语言事实的尊重精神是他留给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遗产之一。
　　3.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举的阶段
　　这一阶段以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为代表。
　　在布龙菲尔德之前，美国语言学已建立了“以语言的本来面目描写语言事实”的原则，并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风格。然而，“拒绝套用旧大陆的发展模式”的观点发展到绝对的程度，带来了消极一面：由于绝对拒绝了与欧洲的沟通和交流，所以造成了较为自我封闭的状况，而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增强的时代，自我封闭就意味着放弃对世界领先地位的竞争。笔者认为，在布龙菲尔德时代之前，美国语言学之所以没有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方法论和分析手段方面对美国描写语言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在鲍阿斯、萨丕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由有关语言结构的严密的学科术语为基础的描写方法。在他手里，美国语言学脱离了人类学这一母体，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同时，布龙菲尔德是一个印欧语学者并长期从事日耳曼语教学，形成了他的“第二特长”日耳曼语。而且，他还熟悉多种其他语言（如斯拉夫语、印地语、希腊语等），并编写过多种教材。以上经历，使布龙非尔德对欧洲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果，尤其对德国在语言学宏观理论方面的优势，有着比他前辈更高的认识。
　　布龙菲尔德的影响主要通过他的着作，尤其是他的巨着《语言论》形成的。这本着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和描写方法的基础。《语言论》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16章）属共时语言学，后半部分（17～28章）属历时语言学。他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前半部分，尤其是关于语音（5～8章）和语法（10～16章）。而后半部分，主要借用了欧洲（主要是德国）的宏观理论，如在“文字”一章中，布龙菲尔德对文字的分类就显示了与19世纪德国的斯莱啥尔的语言分类的一脉相承的特点。《语言论》这种“拼盘式”式的结构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布龙菲尔德意欲以引进欧洲语言学成果以提高美国整体水平的意愿和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布龙菲尔德毕竟还是美国式的学者，仍带有20世纪前半叶美国语言学者的的基本特征--在宏观理论方面的造诣毕竟较浅，未能将欧美的语言学成果融为一体。
　　综上所述，布龙菲尔德在发展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同时，借用了欧洲（主要是德国）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使美国语言学总体水平借助方法和理论蹬张力，产生质的飞跃。同时，也把美国在微观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介绍给了世界，极大地提升了美国语言学原有成果的价值。美国语言学一跃而进入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前列，并最终登上了领袖的宝座。
　　（二）格尔伯的普通文字学模式
　　格尔伯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亚述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是一位站在布龙菲尔德“肩上”，成功开拓了新领域并形成世界性影响的新一代美国学者。格尔伯《文字的研究》一书所构筑的普通文字学模式，不但与布龙菲尔德的文字学模式有着直接的渊源继承关系，而且借布氏模式体系的强大张力而形成了自己长期而广泛的晕轮效应。
　　格尔伯的普通文字学模式汇集了20世纪前叶美国语言学三个方面的优势：雄厚的考古研究基础、印地安语言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布龙菲尔德时代的语言学整体成就。格尔伯模式直接以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中的《文字》一章为原型，以音段的长短为分类依据，并据此把人类文字的发生发展轨迹分为图画文字、词符（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个发展阶段，亦即三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各自独立特点的环节，从而组成了一个单源发生、单线发展，而又环环相扣的链状结构整体。就这样，一个完整的、具有征服力的普通文字学理论模式挟布龙菲尔德时代的整体强势而面世。
　　格尔伯本人的具体贡献，在于加重了对人类文字起源阶段的描写和论证。他的《文字的研究》一书，充分利用了美国雄厚的考古人类学的基础，吸收了不少20世纪考古学界的新观点（如“区系说”等），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并从而提出了“语义文字”（即“图画文字”）乃人类正式文字系统产生的必经之路的观点。格尔伯模式中的“图画文字”这一术语，属于普通文字学范畴，是格尔伯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有严格的规定性。
　　从源头上讲，“图画文字”这一术语并非格尔伯首创。18世纪30年代，威廉·瓦尔博顿在《摩西的神圣使命》就提出了图画文字说。然而，那是考古学“浪漫时代”的产物--在1800～1840年期间，欧美考古学虽然资料大量堆积，但是判断古物年代的方法尚未出世，因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具有空想性质，自然也就不会引起多大反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语言学研究，使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众所周知，美国语言学是在对北美印地安语调查的基础上展开并形成自己的特色的，北美众多的印地安民族在历史上留下了形形色色的图画，因而，美国学者中很早就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倾向，即：这些图画属于“早期文字”资料。1893年，美国学者玛勒里(G.Mallery)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图画文字”命名的研究性着作。20世纪初，随着美国学者调查中所积累的图画式的资料日益丰富，使得“图画文字”的提法日益流行，并扩展到多个学术领域。而格尔伯本人在亚述学上深厚的造诣，更给这一术语罩上了一层具有震慑效果和实证魅力的光环，使200多年前瓦尔博顿首创的“图画文字”说得到了“复兴”。
　　简而言之，格尔伯模式的面世，结束了之前诸说纷纭的局面，开始了美国式的文字学理论一统天下的时代。
　　　　三、白瑟拉脱的突破与普通文字学基本原则的回归
　　格尔伯模式的晕轮效应并未能征服所有的学者，考古事实与图画文字论的矛盾，促使有识者转入更深层的研究，并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1959年，欧本海姆发表《论美索不达米亚官僚机构中一项操作机制》一文，揭示了陶筹的计数（记事）功能；1966年，法国的阿密考据出（泥版上）陶筹的前身--裹着各种形状的小巧的陶制物的泥球。这些发现引起了白瑟拉脱的思考。
　　白瑟拉脱敏锐地捕捉到格尔伯模式中基础环节的弱点。她选取格尔伯当年奠定其学术成就和声望的地点--西亚地区（即“亚述地区”）作为她的基地，以格尔伯模式中基础环节的结论--图画文字说作为她的检验目标和研究的基点，开始了长达20余年漫长而艰苦的调查研究。从1969年起，自瑟拉脱开始遍访馆藏陶器，博览发掘报告，专攻陶筹的研究。至1992年，她走访了15个国家的30个博物馆，亲眼目睹、测量拍照了116个古代遗址，近万个陶筹，并先后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最终，白瑟拉脱推出了二卷本专着《文字之前》，得出了结论：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前身不是图画文字，而是用以计数的工具--陶筹。白瑟拉脱的成果，直接推翻了格尔伯的模式的基础--图画文字说。
　　白瑟拉脱根据西亚地区苏美尔人的文字文物得出的结论--“陶筹变文字”论，以坚实的文物事实为依据，推论新颖而合理，引起了欧美学界广泛的关注。她的方法和结论经过长期的批评和争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陶筹变文字”说“正在改写和已经改写旧有的关于楔形文字的起源理论”，影响不断扩大。白瑟拉脱的成果终于被公认为是20世纪后期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
　　白瑟拉脱的“陶筹变文字”论，虽然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楔形文字的起源，却无法解释人类其他类型语言的文字的起源--因为，至今未能在其他自源文字的发源地找到支持这一说法的材料。同时，格尔伯的文字起源理论--图画文字说，虽不适用于楔形字的起源，但对古埃及圣书字的起源，却似乎还是适用的。因而，格尔伯模式还是大致适用于印欧系诸文字系统的。
　　然而，白瑟拉脱的成果在宏观思想领域给整个普通文字学界一-尤其是近代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欧美学界--带来的冲击则是巨大而探远的：格尔伯模式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构想整体，环环紧扣，不可或缺。如今，最基础的一环已缺失，其他环节也难保一定经得起检验，因而，白瑟拉脱的成果给格尔伯的模式带来了全面崩溃的危机。并且，如上所析，格尔伯模式的原型是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的“文字”一章，而布龙菲尔德的文字学观点又借自欧洲。假如承认格尔伯模式的起源理论只适合于印欧语系，那就意味着近代以来由欧美学者提出并一直奉为圭臬的许多所谓普遍原则，也都有可能同样经不起有关事实的检验，而失去其普遍性。
　　也许正因如此，白瑟拉脱的陶筹变文字论，虽被专家认为是飞跃性的成果，却至今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一致的赞同。然而，这一成果坚实的材料基础，却使旧的文字理论模式遭到正面的挑战，并从而推动整个普通文字学领域的研究进入更高的层次。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格尔伯崛起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对格尔伯来说，有两股强大的外势帮助了他的成功：第一，恰逢美国登上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时期，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的强大外势，极大地提高了美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国际地位。第二，恰好美国的语言文字类型与欧洲诸国相同，创于欧洲的理论与出于美国本土的语言文字描写自然合如符契。格尔伯的模式获得了长期占据世界语言学研究中心地位的欧洲集团的赞同，并迅速形成世界性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白瑟拉脱关于楔形文字起源的观点--由陶筹而文字的观点，正是严格遵循美国语言学“以语言的本来面目描写语言”的原则研究的结果。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中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击溃了格尔伯图画文字说的晕轮效应，造就了白瑟拉脱的成功；同时，在更高的层次上，扞卫了美国语言-文字学的整体荣誉。
　　　　四、结语
　　格尔伯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增强的时代，要想在普通文字学研究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不但需要深厚的微观研究基础，更需要高度发展的宏观理论建设。白瑟拉脱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构建普通文字学领域内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立足于语言-文字类型学的高度，确认该理论借以建立的文字材料的类属，界定该理论模式本身的适用范围。
　　要构筑新的普通文字学起源理论模式，需要三方面的基础条件：补足汉字起源领域的微观描写材料；立足于语言-文字类型学的高度构筑的宏观理论框架；建立不包括研究目标在内的、由具备典型性的“三类两极”的语言-文字事实所构成的检验体系。那么，中国学界是否已具备了以上条件呢？
　　笔者认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内学界已取得以下三方面的先期成果：第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代表的国内综合研究成果，提供了中国汉字起源阶段社会文化背景的基本发展轮廓。考古-文字界的专家集团，总结出了--与印欧系前文字起源阶段的事实颇不相同的--汉字起源阶段的事实。
　　第二，国内语言理论界关于语言-文字类型学理论的先期探索成果，为汉字起源阶段的理性分析打下了宏观理论基础。
　　第三，国内在东巴文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为汉字起源研究领域提供了同类互证和检验材料，结合国外学者在圣书字和楔形字起源领域的研究所提供的反证、递证和检验材料，当足以保证结论的正确性。
　　因而，中国学界已经具备了在21世纪的普通文字学领域内突破“重围”、抢得先机的基础条件。可以预见，21世纪的普通文字学领域，很有可能会出现由东方和西方“联袂演出”的局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舞台--并且，首先领衔登台的，很有可能是中国的专家集团。
　　收稿日期：2002-12-19
职业技术教育长春15～18,19H1语言文字学何丹20032003本文通过对20世纪普通文字学领域要况的评述，说明21世纪普通文字学新模式的构筑，关键在于要立足于语言--文字类型学的高度，并用汉字起源阶段的研究成果，完成人类文字起源领域中欧美学者一直无法深入进行的另“半边天”的描写。中国学界已完成了必要的先期研究，因而具备了在21世纪抢得先机的基础条件。普通文字学/模式/重构基金项目：浙江省2002年年度规划课题，课题号NOZJY5。何丹(1952- )，女，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国际文化系副教授，博士。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国际文化系，浙江　杭州　310027 作者：职业技术教育长春15～18,19H1语言文字学何丹20032003本文通过对20世纪普通文字学领域要况的评述，说明21世纪普通文字学新模式的构筑，关键在于要立足于语言--文字类型学的高度，并用汉字起源阶段的研究成果，完成人类文字起源领域中欧美学者一直无法深入进行的另“半边天”的描写。中国学界已完成了必要的先期研究，因而具备了在21世纪抢得先机的基础条件。普通文字学/模式/重构基金项目：浙江省2002年年度规划课题，课题号NOZJY5。

网载 2013-09-10 21: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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