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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20世纪的中国，胡适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题目。1950年代中国大陆组织胡适思想批判时，分成九大主题，如今这九大批判，几乎全都倒过来做了。如此大张旗鼓，不管是批是捧，都等于承认胡适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这就难怪胡适当初不但没有诚惶诚恐，甚至还有点自鸣得意(注：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35页。)。在众多正面表彰胡适功绩的言论中，我欣赏余英时和唐德刚的两段话：一是“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一是“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本文的基本构想，正是将这两句话钩连起来，论证其影响深远的“述学文体”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双重意义。
　　1920年代，陈西滢评选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着作，不选《尝试集》，也不选《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选相对庞杂的《胡适文存》。在陈氏看来，并非“天生的诗人”的适之先生，具有“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故《胡适文存》不但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有功，而且，“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地位”(注：参见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着作》(上)，《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335—336页。)。1940年代，朱自清撰文指导《胡适文选》的阅读，如此称颂胡适的文章：“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注：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1960年代，论学宗旨基本与胡适相左的钱穆，在强调“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时，挑剔王国维、陈寅恪的述学文体，相反却肯定胡适的文章“清朗”、“精劲”且“无芜词”(注：参阅《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载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54页。)。进入新世纪，曾“想正而把经拜师学古文”、时至今日仍对现代中国散文情有独钟的小说家叶兆言，在访谈录中也赞扬“胡适的文字非常好，包括学术论文”(注：参见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五)，《长城》2001年6期。)。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作家陈西滢、朱自清、叶兆言，还是学者钱穆，其欣赏胡适文章，都不是当初红极一时的小品《差不多先生传》，或进入国文教科书的译文《最后一课》(注：朱自清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提到，差不多每种国文教科书都选了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和《二渔夫》，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273页。)，而是论学文章。区别仅仅在于，到底是将胡适的这些“述学之文”放在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来考察。谈论这个问题，不妨就从解说胡适的“论学”与“述学”入手。
　　 一、“论学”与“述学”
　　同样对清代学术很有兴趣，胡适与其格外推崇的章太炎不一样，似乎从不关心那位出身低微、苦学成家的汪中(注：章太炎在《与王鹤鸣书》中专门表彰“汪中佣书”而“学术有造”(参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而在《国故论衡·论式》中则称赞“汪中说《周官》、《明堂》诸篇，类似礼家”(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故胡适的谈论“述学”，很难说是有意追摹汪中“博考三代典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论撰之文为《述学》”(注：参见王引之：《(汪容甫)行状》，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无锡孙氏藏汪氏刻本《述学》附录。)。比起“述作”、“述圣”或“论学”、“讲学”来，“述学”明显不是一个使用率很高的词组，为何得到胡适的格外青睐，以至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里，被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加以分疏?
　　在现代中国学者中，就对于文章体式的讲求而言，胡适起码是最为自觉者之一。留学美国时期，胡适“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注：《胡适留学日记·自序》，《胡适留学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其中不只体现其思想观念的变迁，还包括了对于文章体式的想象。日记不收其时正在专攻的中国哲学方面的专门论文，体现的是兴趣广泛的适之先生其他方面的阅读与思考。即便是本该随意性很强的“札记”，胡适也都非弄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可。在1912年12月16日的札记中，胡适于规定日记内容的同时，亦隐含着其文章分类意识：
　　自此以后，有事值得一记则记之，否则略之。自今日为始，凡日记中所载须具下列各种性质之一：(一)凡关于吾一生行实者。(二)论事之文。(三)记事之有重要关系者。(四)记游览所见。(五)论学之文(注：参见《胡适留学日记》，第133页。)。
　　既区别叙事性质的“记”与说理性质的“论”，也分疏“记事”与“记游”、“论事”与“论学”。因胡适一生文章精要在“论”而不在“记”，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论事之文”与“论学之文”的分别上。
　　“五四”新文化人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大多蔑视固有的文类边界，所谓散文诗、抒情小说、随感录等，都是对于已有文学观念的挑战。等到新旧、文白之争告一段落，新文化人开始出版自家着作，这时便碰到一个难题：小说、诗歌、戏剧好办，文章可就说不清了。到底是像前人那样先来一番辨体，然后分类出版呢，还是不讲文章体式，只是简单的结集。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的《胡适文存》，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不讲体式，只求文章并非“潦草不用气力”(注：在《胡适文存·序例》和《胡适文存二集·序》中，胡适以此作为文章结集的理由。)。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此举颇有开创意义。年仅三十，便以“文存”形式出书，可见胡适当年的气势与声誉。相对来说，周氏兄弟则低调得多，比如周作人将“略略关涉文艺的”编成《谈龙集》，而将“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归入《谈虎集》(注：参见周作人：《谈龙集·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鲁迅则在《坟》的“题记”中，对“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注：《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表示歉意。有趣的是，周氏兄弟很快适应这种将不同体式的文章混编的出版形式，反而是胡适越来越惴惴不安起来。
　　在《二心集·序言》中，鲁迅说明因“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很难再按文类结集；既然决定“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鲁迅于是百无禁忌，连朋友间的通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注：参见《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191—192页。)。而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鲁迅进一步阐释分类与编年两种结集方式各自的利弊，强调“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注：参见《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这里所谈论的“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以及由此而牵涉“古已有之”的“杂文”，恰好与《写在＜坟＞后面》所提及的“杂文”意思相通。也就是说，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
　　而在“文存”创始人胡适那里，从一开始就留下一道随时可以转圜的门缝，即在混编的文集中，按文类或题材分卷。在《胡适文存》的“序例”中，我们发现作者将“讲学的文章”或“带点讲学性质的文章”编成二、三两卷，将其与“论文学的文”、“杂文”等相区分；在《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的“自序”里，我们又发现作者将“讨论政治的文字”与“关于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区别开来，并将后者单独刊行(注：参见《胡适文存·序例》，《胡适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胡适论学近着·自序》，《胡适论学近着》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讨论现实政治以及褒贬社会人生，属于“论事之文”；至于讲学性质或关于学术思想的，自是“论学之文”。如此“文章辨体”，近乎常识，似不值一提。可如果考虑到其时胡适在学术思想上深受章太炎影响(注：唐德刚撰《胡适杂忆》时，过于追求涉笔成趣，结果是活泼有余，而严谨明显不足。即以章、胡关系而言，关于胡适如何瞧不起章炳麟的一大段发挥(第184页)，肯定与事实不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版自序》中，胡适称“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这并非客套话，胡适在全书中引用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本就不多，其中超越考据而牵涉义理的，仅章太炎一家。至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称颂章太炎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其古文乃“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更是众所周知。就说唐君所涉及的语言问题吧，除了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扬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还在1922年4月23日的日记中，将《文始》列为两千年来中国少有的“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着作”之一。)，那么，这种“论学”、“论事”之文的区分，还隐含着某种价值判断。由此而形成的文章趣味，让适之先生终生“受益”——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受累”。
　　对于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希望议政而非参政的胡适来说，终其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其心目中的“立言”，明显偏于“论学”而非“论事”。这从其“口述自传”之突出学术着述，而淡化政治活动，可以看得很明显。如此思路，从早年到晚年，可说是一以贯之。1921年《胡适文存》出版，卷四收入若干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作者还专门做了辩解：“至于这种随时做的文章，是否有出版的价值，这个疑问，我只好让国内的读者与批评家代我回答了。”(注：《胡适文存·序例》，《胡适文存》卷1。)1924年《胡适文存二集》出版，卷三收入若干讨论政治的文章，“自序”于是做了如下说明：
　　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勉强编入的。《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注：《胡适文存二集·自序》，《胡适文存二集》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政论文章只收入一篇《名教》。到1935年，编《胡适文存四集》时，干脆将关于学术思想部分抽出来，以《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名义行世。这里有政治形势转移的因素，但也与胡适本人的趣味有关。1953年《胡适文存》四部出版合印本，胡适将《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的论政文字全部删去，理由是“稍稍节省排印费”(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胡适文存》第1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由作者本人删去《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人权论集序》等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名文，而保留一些相对零碎的论学文字，此举可见胡适本人对于“论事之文”的歧视。鲁迅在为“杂文”争地位时，针对的假想敌是世人心目中“高尚的文学楼台”；而落实在胡适这里，对杂文造成压抑的，却是“神圣的学术殿堂”。我曾从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来诠释胡适对于自家论学文字的过分珍惜(注：参见拙着：《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实，从“论学之文”与“论事之文”的对举，以及胡适上下其手的取舍中，我们隐约可见章太炎的影子。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ｋǎｉ@①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着作如《ｑｉú@②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注：参见章太炎：《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69页。)。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太炎又进一步区分“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的文士之文与“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的学者之文，而且明显倾向于后者(注：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78页。)。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ｑｉú@②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胡适称“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着作’的书”，而《国故论衡》即是其一。如此皇皇大着，其中各章，依胡适的评价，“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6页。)。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另外。胡适称章氏文章“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其实暗含讥讽，即“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可是，有周氏兄弟的显赫成绩，起码薪火相传，所谓太炎文章“及身而绝”的断言，其实大可商榷(注：参见拙着：《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八章。)。
　　同样注重“讲学”，珍惜自家的“论学之文”的胡适，在谈论学术研究时，还有一个独特的概念——“述学”。需要追究的是，胡适心目中的“述学”，与其经常提及的“讲学”、“论学”等，有无差别。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中，胡适提出“明变、求因、评判”这哲学史研究的三大目的。要实现这三大目的，必须做根本工夫，“这个根本工夫叫做述学”：
　　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0页。)。
　　述学之难，在于史料之不完备和不可靠，胡适接下来着重讨论史料的审定，包括校勘、训诂、贯通等。经由一番去伪存真，掌握了足够的可靠史料，史家于是进入整理与贯通阶段：
　　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方，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拢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2—33页。)。
　　这两段话之间，存在着某种抵牾。读后者，你会觉得“述学”只是资料整理，是在给史家的“明变、求因、评判”做准备；读前者，你又会觉得，“述学”这一“根本工夫”，本身就是在“明变、求因、评判”。胡适大概希望将单个哲学家“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的考察，与“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综合分析相区别，前者重在发掘与阐发，后者重在解释与评价。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假设，在实际操作中，都很难真正落实。以对象、范围之大小确定思路与方法(接近于日后的“个案”与“综合”、“微观”与“宏观”)，本是明智之举，可如果导致研究中具体史料与理论预设的互相割裂，则得不偿失。除纯粹的哲学体系建构或历史资料汇编，绝大部分“述学”，都是兼及史料考辨与义理阐发。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胡适的前一种表述，即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研究，概称之为“述学”。
　　我欣赏胡适的思路，哲学史研究中，“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任务，当然就是关于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与重建”(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67页。)。可说到“重建”，其实已经离开各家学说的钩稽与阐发，用冯友兰的话来说，由“照着讲”改为“接着讲”，“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注：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5—246页。)。作为一个哲学家，胡适用力之处不在借鉴传统资源，而是引入杜威的实验主义；作为哲学史家，胡适也主要是依赖欧美的哲学史研究框架。后面这一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以及《先秦名学史》的“前言”中，都有明确的交代；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也专门表彰这一点。这一“以西学剪裁中学”的思路，虽然日后留下许多遗憾，但其开创新时代的意义，依然不可低估。
　　随着时势迁移与学术发展，当初为胡适赢得巨大声誉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整体解释框架，大多已经坍塌；倒是其精心结撰的若干精彩个案——或曰“述学”，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比如《说儒》以及关于清代学者程廷祚、戴震、章学诚、崔述等的考察。在此类“发潜德之幽光”的研究中，胡适的“历史癖”与“考据癖”，有效地抵御着西方话语霸权的“宰割”。也正是在此类论着中，胡适方才使用“述学”这个概念。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中，胡适称自家的《章实斋年谱》为“‘述学’的文字”(注：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集》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208页。)；而1928年2月28日致吴稚晖信中，也提到自家的“述学之文”。这篇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长文(注：本文原是胡适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讲稿，后经本人修改，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二。)，涉及顾炎武、颜元、戴震和吴敬恒等四位近三百年来最重要的“反理学的思想家”，主要着力处乃其时已成“党国要人”的吴敬恒，难怪胡适担心“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在这封既讨好又辩解的私人信件中，胡适将自家的“作文‘述吴稚晖’”，定义为“述学之文”(注：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5页。)，再次证实其心目中的“文章辨体”。
　　有趣的是，“述章学诚”或“述吴稚晖”，可以命之曰“述学之文”；文章结构及研究思路十分接近的“述杜威”，却另有说法。《胡适文存》卷二收录了长文《实验主义》和《杜威先生与中国》，“序例”中将其归入“讲学的文章”。或许，在胡适心目中，“讲学的文章”不妨涵盖东西；至于“述学之文”这样古雅的概念，则只适合于研究中国。
　　在我看来，学者胡适之提倡“整理国故”，以及身体力行地研究传统中国，其成绩至今仍值得称道。至于其着述，不妨仿照《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思路，统统称之为“述学”，而不必强分什么“综合”还是“个案”、“微观”抑或“宏观”。
　　 二、述学文体之选择
　　1918年5、6月出版的《东方杂志》15卷5、6期上，刊有胡适的论文《惠施公孙龙之哲学》，其中有关于本文文体的说明：
　　此篇为讲学说理之作，以明白为贵，故用白话体。此本昔人讲学旧体，读者或不以为有意立异也(注：胡适：《惠施公孙龙之哲学》，《东方杂志》15卷5、6期，1918年5、6月。)。
　　在为白话文学溯源时，胡适确实在小说、戏曲、白话诗之外，找到了宋明语录：“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古文的好手，但他们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注：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及《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第2卷，第14页、第8卷，第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很有诱惑力的说法，其实似是而非。胡适大概忘了，讲学不是着述，语录也不是文章。用白话讲学的宋儒，照样用文言着述；至于从语录入手做文章，也绝非好主意。顾炎武甚至专门提醒：“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注：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修辞”则。)传世的大儒讲学语录，大多吉光片羽，精美绝伦，但并非好文章。一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都是满天星斗，点到即止。文字如此简略，思路如此跳跃，必须将其还原到朝夕相处的师徒讲学这一特定环境，才能明白其佳妙处。这里有口述者的随意发挥，也有记录者的刻意选择，传给后世的是结论，而不是具体的论证过程。这与在现代学科背景下，围绕某一专题(比如《惠施公孙龙之哲学》)撰写论文，不是一回事。
　　其实，以白话述学，即便在1910年代，也还是个相当新奇的事物。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方才决定《新青年》杂志先行一步，将诗歌、小说以外的说理文章，也都采用白话。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一般史书都定在1918年1月。可所谓自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与新式标点的说法，并非无懈可击。第四、第五卷的《新青年》上，还经常出现文言文章，尤其是作为杂志开篇的“论说”。“尝试”白话诗歌，撰写白话小说，这些都没问题；惟独说理述学，依然出于文言。这很大程度上是照顾杂志读者的趣味。述学之文不比文学创作，乃是以同样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为拟想读者，白话能否入高人眼，实在没把握。1939年，黎锦熙撰《钱玄同先生传》，称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唯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正是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前七、八年，章太炎、钱玄同等人之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尝试以白话述学的意义(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此传现作为附录，刊载于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47—202页。)。此前几年，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专门引录了钱玄同给陈独秀信中的一段话，并称“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注：《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4—575页。)。钱氏这段话，其实是接着刘半农的意见往下发挥。因此，必须将刘、钱二说合观，方能明白其时新文化人以白话述学之决心。
　　在《逼上梁山》中，胡适再三引述1916年与朋友论争时的书信，信中除表白“用全力去抢夺”白话诗这最后的堡垒外，更声称“我在几年前曾作过许多白话的议论文”、“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注：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9、22页。)。其实，同是作文，叙事、抒情、议论不一样；同是议论，论事与论学也不一样。胡适所说的早年所作“白话的议论文”，基本上属于面向大众的“论事之文”。至于“论学之文”，还是郑重其事为好。这也是其刊于2卷5号《新青年》上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非要采用文言不可的缘故。四个月后，刘半农将胡适的主张向前推进一步：
　　《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注：刘半农、独秀：《通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又过了三个月，同样在作为“思想草稿”的《通信》栏目里，钱玄同建议《新青年》杂志干脆全部改用白话：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须要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注：钱玄同、独秀：《通信》《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
　　曾创办《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对此信的答复，很耐人寻味：“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注：钱玄同、独秀：《通信》《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钱玄同表达的是理念，陈独秀考虑的是策略——考虑到《新青年》同人文章趣味及学术训练不同，确实很难一刀切。但大方向已经确定，此后《新青年》上的议论文，确实是白话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彻底取文言而代之。
　　严格说来，晚清已经开始出现以白话“述学”的萌芽——至于以白话“论事”，更是比比皆是。只不过晚清文人以白话撰写的“论学之文”，大多基于普及知识，而不是探究学问，因而难得持续且深入地展开。在章太炎、钱玄同等人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尝试以白话述学前五年，刘师培也有过类似尝试。在1904年的《中国白话报》上，年仅21岁的刘师培，连续发表了《中国理学大家颜习斋先生的学说》、《黄黎洲先生的学说》、《王船山先生的学说》等文，这与《论激烈的好处》(注：上述四文，分别见1904年2、3月间刊行的《中国白话报》，第5—7期。)等“论事之文”不同，属于典型的“论学之文”。可仅仅隔了一年，刘君就改弦易辙，在《国粹学报》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功力深厚的文言着述。在同时刊出的《论文杂记》中，刘师培还专门讨论了如何以白话论事、以文言述学：
　　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两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
　　涉及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对“白话文”的不同想象，一般从“普及”与“提高”、“他们”与“我们”这两个角度来论述，自然在理。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那便是“论事之文”与“论学之文”的区别。这里的“论学”——或许用胡适的“述学”概念更合适——尤其集中在对于传统中国的描述与阐释。其中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既然“古文”与“国学”互相依存，用“白话”来谈论“国学”，能有效吗?
　　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白话的小说与文言的国学，两者虽并行不悖，可明显有高低之分。提倡白话小说，甚至尝试用白话写诗，虽也大有新意，却是“古已有之”。反而是用白话作文，尤其是用白话来讨论“国学”这样高深的学问，打乱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约定俗成的边界，显得有些惊世骇俗。这也是当留学生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得到公认学问专深的钱玄同的支持，之所以会大喜过望的缘故。黎锦熙在论及钱玄同《新青年》时期的贡献时，有一段很精彩的总结：“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注：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第170页。)这话并不夸张，当年陈独秀曾因此而大发感慨：
　　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注：钱玄同、独秀：《通信》，《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胡适晚年口述自传，在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期”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映，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注：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169—170页。)这里的关键词是“国学大师”和“古文大家”，有这两个头衔作保，刚刚崛起的“白话文”，其文化品位因而较多得到公众的认可。
　　余英时曾用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举与协调，来说明胡适的贡献，以及其被广泛接受——或曰“暴得大名”。胡适所提倡的“白话”与“小说”，乃守旧派眼中趣味低下的通俗文化。用林纾的话来说，属于“都下引车卖浆之徒”的所作所为。“如果胡适的成绩仅限于提倡白话文学，那么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度的。”“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胡适在上层文化的影响很快地从北大传布到全国。”(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35页、40页。)此书甚至成为蔡元培反击林纾对新文化攻击的绝好武器——从未认真治经、也不以学问见长的林琴南，当然明白“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句话的分量。不管是当初的蔡元培，还是日后的余英时，都注意到“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而又“能兼治‘汉学’”，如此学贯东西，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最为高雅的知识结构(注：参见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和《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我想强调的是，这部用东西哲学观念构建的大书，体现的是上层文化的趣味，可用的又是通俗的文体。用“白话”来“述学”，在横跨东西文化之外，又加上一层沟通雅俗趣味，这就难怪其一问世便博得满堂彩。
　　比起褒贬现实政治的“论事之文”，讨论传统学问的“述学之文”，无疑更能体现1910年代中国读书人的趣味。以白话为文学创作的工具，这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以白话为述学工具，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才有充分的保证。所谓“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单从政治立场解读，容易简单化。除所谓的“贵族”与“平民”的对峙外，其实还有另一层隐蔽的含义：事关大众的“论事之文”，比较容易使用白话；事关学者的“述学之文”，则相对困难得多。有高低雅俗的文体偏见，但也不能排除“述学”中处理古今对话的艰难。
　　同是“论学之文”，用白话讨论杜威的实验主义，完全没有问题；可一旦转为研究墨子的“三表”法，或者庄子的“齐物”论，则不无困难。在《庄子哲学浅释》中，胡适踌躇满志地声称：“不但要用浅近的文字去讲庄子的哲学，并且要使人知道庄子的哲学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注：胡适：《庄子哲学浅释》，《东方杂志》15卷第11、12期，1918年11、12月。)结果如何呢?本该风光无限的庄子哲学，确实只剩下“粗浅的寻常道理”。这里有胡适个人哲学修养与思维方式的问题(相对来说，对付讲求逻辑的墨学，胡适便显得游刃有余)，但也与其过分追求浅近的表述、忘记“言不尽意”的古训有关。
　　虽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毕竟开启了以白话述学的新时代。此书“凡例”关于述学文体的表白，实际上被日后无数专家学者所接受：
　　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原文若不容易懂得，便用白话做解说。
　　既须可信，又要能懂，而且正文与引文之间，还必须有适当的过渡，于是“原文”与“解说”并存，起码表面上填平了古今之间的巨大鸿沟。但如果每句原文都做解说，浅显是做到了，文章则未免过于ｌｕō@③嗦。比如关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解说(注：胡适引录《论语》的这两句话后，加了如下解说：“学与思两者缺一不可。有学无思，只可记得许多没有头绪条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识。有思无学，便没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乱想，也算不得知识。”见《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09页。)，我以为就是多余的。由于使用新式标点，加上以白话述学，对于古人学说，有撮述，有节录，有引证，也有解说，如何协调，成了学者必须掌握的一门新技艺。正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典范意义，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更包括着述体例与述学文体。
　　《中国哲学史大纲》、《＜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及《白话文学史》等着述的相继问世，除了像胡适所说的，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为中国读者介绍某种研究方法，其实也还提供了以白话述学的典范。后者的意义，因其深藏不露，不大为人所关注。但在我看来，怎么写论文——即如何用浅近的白话讲述深奥的古典学问，胡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然，胡适的选择并非唯一的出路。比如，鲁迅便认定文体内在于文化与思想，宁愿用直译的方式来对付域外小说，而用文言来解说古典中国，其所撰《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至今仍是该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名着。一直到1980年代，钱锺书撰《管锥编》，也依旧采用文言，而且并不降低其述学的声誉。在白话文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80年后，所谓“文言述学”与“复古思潮”的钩连，基本上可以解除；这个时候来讨论文言在解说传统中国时的功用，可以得到比较通达的见解。
　　1920年代中期，针对社会上对于“‘文言为体白话为用’的非驴非马的白话文”的批评，胡适作了辩解，其中第一点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这包括梁启超以及胡适自己。接下来的话很有意思：
　　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即如我自己，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在修词造句上，方才可以做纯粹的白话文；偶一松懈(例如做“述学”的文字，如《章实斋年谱》之类)便成了“非驴非马”的文章了(注：参见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集》卷2，第207—208页。)。
　　胡适的本意是想说明“纯粹的白话文”只能寄希望于儿女辈，而我却对他的“偶一松懈”感兴趣。为什么“述学”的文章容易半文半白，以及胡适希望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的《章实斋年谱》是否真的“非驴非马”(注：参见胡适为《章实斋年谱》撰写的“序”(见北大版《胡适文集》第7卷，第26页)。此“序”出于白话，与正文之采用文言，形成有趣的对照。)?假如不是迷信文/白、死/活二元对立，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讨论古人学说，必定多有引证，文章不可能、也不应该做成“纯粹的白话文”。至于“年谱”这一传统的着述形式，其对于文字简洁的要求，以及若干称谓和句式的约定俗成，使得写作者必定倾向于采用文言或半文言。胡适有心摆脱这一传统趣味，读《叶天寥年谱》时批评“此谱的最早部分很不佳，浮辞甚多，骈体尤可厌”；读《罗壮勇公年谱》则赞扬“书中大体用白话，文字甚朴素，在自传中为第一流作品”(注：参见胡适：《＜叶天寥年谱＞研究》，《人间世》第2期，1934年4月；《罗壮勇公年谱》，《人间世》第3期，1934年5月。)，可轮到自家着述，依旧无法完全采用白话。1930年代的《崔述的年谱》(《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第二、三部分)、1940年代的《齐白石年谱》，同样半文半白。实际上，直到今天，中国学界之为古人编纂年谱，也都不脱这一窠臼。
　　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一件逸事值得一提。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着名藏书家、曾出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因而提议将其刻成木版。如此异想天开的壮举，理所当然地被胡适婉谢了(注：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37页。)。倘若当初选择的不是新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是较为传统的《章实斋年谱》，不知胡适作何感想——单就体例与篇幅而言，后者更适合于成就此雅趣。在1920年代的中国，以木版刊行书籍，基本上限于经典；因相对于石印或铅排，版刻成本要高得多。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胡适之以白话述学，再加上新式的标点符号，如此西化的姿态与立场，与版刻之典雅与古朴，以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趣味，岂不造成明显的反讽?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外门内岂
　　 @②原字外九内言
　　 @③原字左口右罗
　　
　　
　　
学术月刊沪94～10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平原20022002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中最具文体自觉的学者之一。胡适的述学文字比其学术观点具有更悠久的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对胡适述学的概念、述学文体的选择以及胡适的述学与他的名学根基、演讲兴趣的关系等阐释，论证了胡适述学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深远影响。胡适/述学/文体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作者：学术月刊沪94～10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平原20022002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中最具文体自觉的学者之一。胡适的述学文字比其学术观点具有更悠久的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对胡适述学的概念、述学文体的选择以及胡适的述学与他的名学根基、演讲兴趣的关系等阐释，论证了胡适述学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深远影响。胡适/述学/文体

网载 2013-09-10 2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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