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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世界，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相互交流的加强，交往和对话已为人们所日益关注。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往问题也日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才有了关于交往的哲学话题。本文仅就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交往的基本界定
　　什么是交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关于“交往”的注释中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1]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一封信中，关于自己所使用的法文Commerce（交往）这个术语问题时指出：“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的'Verkehr'一词一样。”[2]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关于“交往”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交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阶级、社会集团、国家之间在物质、精神上互相往来、互相作用、彼此联系的活动；在众多的交往活动中，又以物质交往为最基本的交往，它决定了其它一切交往活动及其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认为，交往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从横向方面反映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另一个是从纵向方面说明了这种社会联系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两个维度表明，交往范畴并不单纯地表征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也不单纯地表征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表征主体之间关系与主客体之间关系的统一。换而言之，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已经涵盖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主体之间的交往，就不可能有对客体的积极改造；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已经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总是处在以客体为中介的交往活动之中。
　　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交往的“两个维度”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表明人类交往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就是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范围和界限，因而，交往便构成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人类交往是怎样的，人类自身也就是怎样的。其二，它表明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相互作用关系。虽然人的本质力量直接规定着交往活动，但交往活动以其独特的性质和特点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这种确证既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又主要在其活动结果中，更在他们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中。其三，它表明交往具有历史性，即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交往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系统的实现，是与人类历史发展同步的，它由生产和需要的水平决定并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主体需要层次的不断提高而改变形式和丰富内容。正是这种人类交往形式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类历史的进步。从微观上看，交往作为个体间的直接接触，构成了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存在方式，随着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人际间交往的范围、手段、环节等都将从狭隘、单一、简单趋向广泛、复杂和更高层次的方向。正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一样，交往形式的发展也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当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由于还没有形成“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故而常用“交往形式”、“交往方法”和“交往关系”等去代替“生产关系”。除此之外，马克思还经常使用“交往”这一概念，从上下文关系看，“交往”与“交往形式”等概念是有区别的。“交往形式”、“交往方法”和“交往关系”是指生产关系，而“交往”这一概念，马克思是把它当作人的一种活动，并且是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一种活动。马克思说过：“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3]应该说，“交往”是马克思在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时的重要范畴，我们不能忽视这一范畴。也正是在交往当中，人自身才得到发展，人的主体性才得以真正的映现。
　　 二、交往对人的主体性的影响
　　劳动、社会实践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主体性高扬的根基。从交往活动的角度看，不仅生产活动不能离开人们的交往活动，交往活动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现实前提，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交往本身也成为人的新的需要和能力的源泉，并实现着人们相互间物质、能量、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扩大了个体的体力和智力，使他人的体力成为自己体力的延伸，使他人的知识和本领成为自己的智力的扩充，使每个人在现实活动中显示出全面的活动能力，人的主体性得以高扬。因此，交往构成了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人类交往是怎样的，人类自身也就是怎样的。
　　（一）人的交往活动体现并保存了人的主体性
　　所谓人的主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能力和特性。交往是主体之间的往来，包括物质往来和精神往来，其实质，就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
　　人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物质生产能力上，而交往又保存了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马克思指出，某一地方已经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在以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火的发明、铁器的使用，之所以延续到今天，完全依赖一代一代的交往。当历史只限于毗邻地区时，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事件（如蛮族入侵、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物质生产能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生产为基础时，保存以往创造出来物质生产能力才有了保障。
　　人的主体性还表现在文化思想创造方面。人的文化思想也必须借助交往，才能得以保存下来。首先是语言、文字，通过交往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并传播到别的民族。其次是文化思想也要依赖交往，方可延续下去。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但过了几百年后，亚里士多德的着作在希腊本土上却很难找到。中世纪宗教哲学推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们是从中东阿拉伯国家翻译进口的。如果没有早期古希腊和阿拉伯地区的精神交往，那么，也许我们今天已看不到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了。人的主体性除了表现为物质生产能力和文化思想上述两点外，还有其它方面，但不论如何，没有交往，人的主体性就很难得以体现和保存。
　　（二）交往活动扩大和发展了人的主体性
　　交往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主体性的碰撞和交融。在这种碰撞和交融中，人的主体性相应得到发展与扩张。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古代中国人民的生产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标志了他们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当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交往传播到中东以及欧洲之后，增强了上述地区人民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据说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也是有联系的。如果没有这一交往，欧洲的历史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属于不同分工领域的生产者，通过彼此间的交往，形成了同其他社会成员或社会整体的联系和关系，实现了人们相互间物质、能量、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扩大了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进而增强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即增强了自己的主体性。例如，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联系在一起的。织布业作为最早的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就是由于交往的扩大而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由此可见，从资本主义早期手工工场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交往是起了重大的基础作用的。
　　从社会整体层面上看，国家或民族间的交往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促进了文明成果在量上的扩张，把个别的偶然的发现整合成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今天，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高低程度不同，除了其历史原因外，就是这些国家或民族的交往程度的差别。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通过广泛的对外交往，继承和吸取已经创造出来的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就会促进自身社会文明水平在量上的迅速增加。相反，如果交往关系不发达或交往范围狭隘，就会阻滞已经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的传播和发展。综上所述，交往是增强和发展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三）交往是人的主体性代际传递媒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是客观的，是不由人们自由选择的。每一代人只能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已有的生产力，然后再加以发展。如何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已有的生产力呢？唯一的渠道就是交往。通过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各种交往活动，才能掌握已有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劳动对象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4]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人们也只能通过交往，把上一代人的成果继承下来，作为自身内在的本质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交往，人类社会就会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当然，交往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活动，要受社会和实践发展状况的制约，由此，交往也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交往的内容、形式以及特点不一样。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交往，人类就有什么样的能力和主体性，这二者是相应的。例如，在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主要是活动的直接交换。凭借的只是简单的手工工具，用以表达思想、传递经验、交流情感的手段——语言符号系统以及其承载的技术中介系统也相当贫乏和简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交往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
　　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人们实现交往的多种多样的中介手段，因而人们不仅依靠直接交往实现彼此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而且利用多种技术中介如电话、电报等进行间接交往，并扩大了间接交往在人们交往活动中的比例，从而也就使历史愈来愈成为世界史，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自己的个性自由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大。
　　因此，要发展人自身，发展人的主体性，就要发展交往，提高交往的质量和数量，扩大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这样，才能把全人类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开始新的历史。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马克思交往理论中，人类交往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获得某种认识意义的“主体间性”和客观性，而是与人的存在、发展和最终获得解放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在主体性研究方面，应注意从交往入手探求人的本质，充分揭示交往在主体性中的意义和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9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锐生、陈荷清等着《社会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刘刚：《论交往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哲学研究》1991年第11期。
　　3.丁立群：《交往实践与人的全面发展》，《哲学研究》1992年第7期。
　　4.江丹林：《论交往实践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
　　5.江丹林：《论唯物史观的交往范畴》，《人文杂志》199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汪高鑫）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合肥7-9B1哲学原理韩燕/郑支农19971997 作者：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合肥7-9B1哲学原理韩燕/郑支农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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