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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预测21世纪甚至第三个千年的生命伦理学是很困难的。在新的巴尔干战争后，我感到前途更难预料。这场战争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许多问题。这里我就生命科学技术今后的可能发展对生命伦理学提出的挑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基因工程
　　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技术的世纪，基因工程将广泛使用。细菌基因工程不存在伦理问题。植物基因工程将为公众和市场提供更多的转基因食品。但转基因食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将会引起公众的忧虑甚至反对。忧虑的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如何。虽然转基因植物对食用者的可能危害估计不太大，但仍需要有严格的审查程序。反对的可能主要由于价值观念问题。例如素食主义者可能不愿意食用将动物基因片段转移到植物中的食品，道家和崇尚自然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根本拒绝服用任何转基因食品，这些转基因食品在一些国家要求在市场上有标记，但一些国家包括我国没有这种要求。这涉及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动植物基因工程都存在如何避免影响自然界的同一性问题，这是说避免影响动植物的多样性问题。
　　人类基因组研究在2003年完成排序工作后，进一步将研究不同染色体上不同DNA片段的结构和功能及其在细胞中的表达问题， 这涉及基因与体内外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引起一些更深刻的理论预设或假定问题，或者复活了一些古老的争论。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将导致新世纪的医学革命。医学有可能成为“治本”的医学，或者说预测性医学，使医学真正能够实现预防为主的理想。但这可能引起医学界对“健康”、“疾病”、“病人”等概念的重新思考。
　　作为人类基因工程一种形式的基因治疗将在21世纪广泛进行。人类基因治疗是有意改变人体活细胞的遗传物质以预防或治疗疾病。体细胞基因治疗是改变身体已分化细胞DNA的程序， 这些细胞没有能力将这种改变传递给下一代。生殖系基因治疗是改变生殖细胞的程序，这些细胞能将改变传递给下一代。
　　基因治疗的目的可以有两类：一类是医学目的，即为了治疗或预防疾病；另一类是非医学目的，即为了增强人体某一性状，或改变某一性状以满足个人的偏好。那么体细胞的治疗和预防、生殖系基因治疗和预防、体细胞的非医学意义上的增强、生殖系的非医学意义上的增强是否都允许？或哪些允许？哪些应禁止？
　　　　　　脑科学
　　脑科学将成为21世纪生命科学前沿。脑科学和技术可包括神经细胞再生、脑的电刺激和化学刺激、脑植入芯片、脑的模拟（人工智能）等。脑的电刺激和化学刺激已在动物（小鼠、猴等）上作过试验，具有明显的改变动物情绪、习性、行为的结果。这种试验迟迟没有在人体上做，因为它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甚至可怕的结果。这也说明脑的电刺激和化学刺激有可能成为控制人的手段。最近讨论的是可植入的脑芯片问题。有人争辩说，既然我们可以用机械装置补偿身体残疾，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可植入脑的芯片来扩大精神能力，例如增强记忆和增强大脑信息处理能力？但是这项技术引起许多伦理问题：是否安全？对自我、人格会不会有影响？最大的担心还是会不会给心怀叵测的人用来控制人，使他们失去自主性，被他利用？
　　　　　　辅助生殖技术和辅助性技术
　　所有生殖技术目前都是辅助性的，仅仅或主要用于不育症患者。但逐渐地也许难以拒绝非不育症患者、未婚者要求使用这些技术。在克隆人技术过关、安全性问题已解决后，也许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应用生殖性的人克隆。
　　　　　　克隆技术
　　如果治疗性的人克隆，尤其是克隆器官获得成功，器官移植将从根本上解决供移植器官供不应求的问题。但克隆人的器官如果在动物内进行，会引起两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利用动物作为克隆人的器官的工具？如何防止跨物种的感染问题？例如现在已经发现猪身上有两种逆转录病毒，它们并不引起猪的疾病，但有可能引起人体发病。
　　治疗性的人克隆，要利用人的原胚干细胞或人的胚胎干细胞。1998年11月报道了美国的研究人员成功地分离和培养人的原胚干细胞，引起了媒体和生命学共同体的注意。这开辟了令人激动的，但技术上仍然相当遥远的治疗类似帕金森氏病、心脏病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的前景。干细胞具有分化为人体任何细胞类型的能力。如果干细胞的分化能够被控制，就能利用它们生长健康组织，以代替有病的组织。但同时分离干细胞会激起这些实体道德地位以及我们在伦理学上如何处理它们的争论。基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新疗法的顺利发展和运用最终不仅依赖它们的安全性和疗效，也依赖社会对它们的可接受性。
　　　　　　器官移植
　　21世纪内器官移植将获得巨大发展。但这种发展也会引起人们的担忧。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多个器官被替代，会不会改变人的同一性？尤其是脑组织和半脑／全脑的移植获得成功，将会遇到许多现在一些电影描述的问题。目前，利用胎儿脑组织甚至部分猪脑组织移植治疗帕金森氏病已经引起会不会改变人的同一性的担忧，如果半脑成全脑移植获得成功，这一担忧将会更加强烈，而且可能确实会看到病人同一性的变化。
　　　　　　防止衰老和善终关怀
　　21世纪初期，寿命延长与生命质量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这个矛盾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大为延长，但生命质量没有相应地维持。缺乏生命质量或生命质量低下的生命，是充满痛苦的。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基因工程和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也许在21世纪下半期有可能缓和这一矛盾。但这只是延长具有一定生命质量的生命问题，不是试图逆转不可避免的死亡问题。当不可避免的死亡来到时，如何使临终病人在平和的、尊严的和无痛的过程中告别人世，这仍然会困扰21世纪医学界和社会的问题。
　　　　　　个人、家庭、社群
　　在那么多年强调个人和权利之后，生命伦理学界开始更为关注家庭、社群和社会。1999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 主题为“个人、社群和社会－第三千年的生命伦理学”。会上美国、德国、中国和香港地区的专家强调关怀社群和社会在生命伦理学中的重要性。这种发展也与女性主义者对传统生命伦理学的批判有关。他们强调个人不能与家庭、社群分离，个人发挥自主性不能离开社群和社会的支持。
　　尽管生命伦理学发展道路将是曲折的，但在21世纪人们将更加平衡地对待个人与家庭、社群之间、权利与义务、责任之间的关系。
　　　　　　伦理普遍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
　　20世纪末，随着世界的变小，国际关系交往空前活跃，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日趋尖锐。于是，国际上一些人试图制订普遍伦理学并使之成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来统一规范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行为。其代表是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由教科文组织赞助的普遍伦理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以及1998年在东京举行的第4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 不少人试图用“爱”、“人权”、“普遍基础”或“基本道德价值”来论证全球生命伦理学。但有关权威专家指出，统一的“全球”生命伦理学是类似马丁·路德·金的人类和解的梦想还是同质的、最小公分母的伦理学的梦魔？还是世界伦理学在文化上受一组道德假定和推理方式统治？
　　仔细考查一下当代的事态，就可发现不仅在国际上道德有多样性，而且在北美的生命伦理学存在着基本的分歧。在道德原则、道德推理、医疗卫生分配、人类基因组的道德意义、禁止人工流产、医生协助自杀的可接受性等道德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持久的争论。
　　全球生命伦理学有可能成为一种伦理帝国主义，将实质上西方的生命伦理学范式强加于世界。应该考虑当代哲学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以及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学术成就，既要避免伦理相对主义，尤其要反对以伦理普遍主义面目出现的伦理帝国主义。这一争论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
　　　　　　市场
　　市场机制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对传统的医患关系以至人际关系产生强烈的冲击。现在病人往往被看成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的医患关系就被当作商品交换关系。市场机制可能会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影响医患关系的信托性质或“医本仁术”性质。所以，市场进入医疗卫生给病人和医生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将在21世纪进一步争论—下去。
　　另一方面，在生命技术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体组织称为商品，例如胎盘、脐带等。人体血液、卵、精子能够成为商品吗？人类基因也能成为商品吗？关于人类器官能否成为商品也已经提出，例如在器官移植和代理母亲问题上。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但也许在21世纪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认为它们可以作为商品的势力仍然比较强大。这些问题提出人体的基因、细胞、组织和器官的本体论问题：这些实体是什么？它们是个人的财产，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体一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在生命科学技术世纪，对它可能引起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以便更好地保护个人、家庭、社群和社会的利益，妥善地解决不同道德共同体、不同文化之间对这些的分歧，保证国内和世界的稳定及和平。
　　本文为作者在第122 次香山科学会议的发言，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科学时报京③B8伦理学邱仁宗19991999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作者：科学时报京③B8伦理学邱仁宗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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