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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瑶族的族源，至今众说纷纭，似乎各有道理。但倘若我们能花点时间和精力，先去深入研究分析瑶放本身的各项民族共同因素特点，找出它的根源，便可排除当今某些论者所持的许多论点。比方说，我们从瑶族的主流，占该族人口70％的勉语系的主要经济生活是旱地农业、有游耕习惯这两种非常牢固的传统当中，便可识别他们的祖先来自北方，亦即是古代秦岭与淮河一线以北的旱地农业体系，绝不可能产生在以水稻为主的南方水稻农业区，因为单纯的农业经济是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经济结构。这就排除了说瑶族起源于南方土着民族的可能性。瑶族在发展过程中曾融入过少数南方人，那是另一回事，不能夸大为“族源”。瑶族人到了南方后，也有“入乡随俗”种水稻或旱稻的，出不能算是他们的民族传统。
　　瑶族的前身是蛮人，在未南迁到古荆州（今江汉地区）之前是三苗集团（亦称苗蛮集团）成员。该集团在唐尧时居住在黄河流域中游地方及伊、洛二水，参加中原炎黄集团的大联盟，这已是史界共识。因此有的论者仅把五溪蛮、长沙蛮、武陵蛮或南蛮（荆蛮）之一作为瑶族源头，在时间、空间上都显得浅窄，未能向更古老的时代和北上追寻至黄河去究其根源，是其局限（请参阅拙作《瑶族先民原始居地考辨，载《民族论坛》１９９６年第２期）。更有个别论者仅凭古籍所说“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和帝舜姚姓等片言只语，附会于同音汉字断定瑶族就是“摇民”（须知这仅系一个人的名字），是舜的后代，得出了瑶族的称谓是人的姓名演化而来的结论。殊不知瑶族先民三苗蛮人在虞舜之前就已存在，不但跟舜毫无亲缘关系，而且曾反对尧把共主地位传授给舜，三苗之君和共工氏、欢兜、鲧这些西羌族系的首领都因表示反对而遭到杀害或流放。三苗集团和欢兜——丹朱联盟还共同在丹水之浦跟舜发生了一场经年恶战。再说舜是东夷族人，崇尚鸟图腾，而瑶族先民崇拜犬图腾（盘瓠），源出中原西面的三危山，曾参加黄帝族猛兽图腾联盟集团为成员，哪里谈得上跟舜有什么直接血缘关系呢？此“摇民”之说实在名实不相符，无史实作根据，显系凭空附会而已。
　　瑶族的历史特点是分布广、流动大、支系众、方言多、文化异样。从现实情况来看，其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不会是单源的或一脉相承的，应该是数千年来在民族进化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而由若干个古老部族的分子先后组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这样看才合乎民族发展规律的历史现实。在这个民族共同体中，有的分子会多一些，有的分子则少一些，人数多的分子人多势众，其集体力量雄厚，自然会把他们原本的某些古老文化特征保留下来，在这个共同体中形成一个重要支流甚至主流；而加入这个共同体的人数很少的少数分子，随着共同生活相互关系的增加和岁月的流逝，必然要受到多数分子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加深，会使少数分子原有的民族特征日渐减少甚至消失，融合得更彻底些，完全同化。例如作为民族特征之一的语言，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语言沟通是十分必要的事，在语言基本结构不相同的情况下，群体内部的沟通就必须发生语言的转化，其结果只能是废止一种语言，而采用另一种语言。这种转化必然是保留多数分子的语言，并废止少数分子的语言。有的比较顽强的融入分子会或多或少地保存下自己的词汇、语音，就会形成一种混融的方言或土语。这也是瑶族方言土语多的原因之一。同样的规律，在瑶族人中也有融入其他民族而消失自己的民族特征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因此，有的人认为瑶族是单一的，或者怀疑其中有“真瑶”、“假瑶”的问题，都是缺乏历史依据和不科学的，因为瑶族的融合本身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一旦认同了、转化了就是这个载体的成员，认为有真假之分那是封建的血统论观点，是要不得的。
　　瑶族虽然从现状看是他称、自称多和语言差异大，似乎支系繁杂，源头鉴别棘手。但倘使用比较的方法把它们分析后归纳起来，排列对比，便可以发现其中的语言、自称和主要文化特征等，都可以看到系列化的趋向，自成三个系统。这是因为在历史上该民族长期居住十分分散、流动性大而融合不彻底造成的：
　　——讲“勉语”的包括盘瑶、过山瑶、山子瑶、坳瑶、蓝靛瑶、排瑶等等，自称为“勉、曼、门、敏”等，都是“蛮”的不同记音。他们共同信奉父系族祖“盘瓠”，隆重节日以“盘王节”为特征，长鼓文化是其标志。放弃母语讲汉语的平地瑶等亦归入此系列。这部分人约占瑶族人口的７０％以上，理应是该族主流。
　　——讲“布努”语的布努瑶、背篓瑶、花蓝瑶等等，自称为“布努”、“布诺”、“努努”、“脑格劳”、“杯冬诺”和“迈”等，共同信奉母系的创世女神“密洛陀”为始祖，隆重节日以“祝着节”为特征，铜鼓文化是其标志。这部分人约占瑶族人口的２０％。
　　——讲“拉珈”语的茶山瑶，自称为“拉珈”，信奉家先祖神，隆重节日以“敬祖节”、“功德节”为特征，陶鼓文化是其标志。这部分人约占瑶族人口的１％。
　　此外，这三个系统的瑶人其婚丧习俗亦各异。仅从以上这个现状总体分析来看，瑶族的族源已是多样的。
　　我们从瑶族“勉语”系自称“勉、曼、门、敏”和“布努”语系部分自称“迈”中可以得知，这种自我民族意识的自称来源很古老，系来自远古的蛮人。这就是瑶族先民的一个主要源头，牵涉到远古的史事颇多。兹将瑶族本体的主流、支流的多源性历史表征及相关史事简析叙述如下。
　　 一、蛮人的来源
　　不少人在述及瑶族史事或作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每遇到瑶人自称中有“勉、曼、门、敏、迈”等发音或记音字时，都不懂或不肯直释为“蛮”，或含糊地训为“人”的意思，有的人是怕伤害民族感情，有的人是不懂这个字音的原义，都是不了解其真实历史之故。
　　蛮字在汉语中的使用，除极少数如蛮好、蛮大等外，主要用于贬义，如野蛮、横蛮、蛮不讲理、蛮干等等，都是不好的劣词。但据有关学者研究，蛮的本字原作“＠①”。下面加上个虫和赋予贬义都是到了汉代才出的，此举实基于歧视异族心态。＠①，从言丝，形意人在丝束堆中说话，与远古养野蚕的人有关。远古传说黄帝之妻嫘祖是发明养蚕的人，即系把养野蚕的方法带到黄帝族的人。她原是西陵氏人，原居地在岷山一带。远古时这里还有称为“蚕丛”的部落，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是从岷江南下后来成为蜀人的一支。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叠溪北汉时置有蚕陵县，在蚕陵山下。岷江上游地区的汶川、灌县境内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看来岷山（又称汶山）、岷江、汶川之音都与蛮有关，或者岷山原本就叫蛮山亦未可知。岷山一带就是蛮人的发源地亦属可能。因为三苗集团（苗蛮集团）因反对尧传位给舜，结果三苗之君被杀，大部分三苗蛮人被赶去三危。从《禹贡》看来，三危之地就在鸟鼠山、岷山、西倾山之间，属当时九州之一的雍州范围。《禹贡》在雍州这一节又特别提到三苗，说：“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反过来说，在治理洪水之前，三危地方水灾严重，使三苗不能安居方向东迁到黄河中游去的。这又可说明蛮人原发祥地是在三危岷山一带，今甘、青、川接壤地方。
　　 二、蛮人的早期群体
　　在古文献中，蚩尤——九黎——三苗——南蛮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三苗是蛮人组成的部落联盟集团。三苗，在先秦文献中又称有苗、苗民、三毛等。三为多数，不一定是确指三个部落，现在已经知道的，三苗至少包括今天的苗族、瑶族、畲族等的先民。是故对古代的三苗集团今天有些学者又称它为苗蛮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的注，三苗是九黎的后延。《国语·楚语》载楚昭王问观射父，对曰：“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也。”按这段话的说法，九黎与黄帝的一支祝融氏重黎有关。亦有人认为与黄帝之孙颛顼曾孙重黎的一支南迁有关。又有人认为黎即僖（厘），和欢头（兜）丹朱厘姓同为一个人。九黎、三苗不是同一个部族。有学者认为三苗在未形成部落联盟之前，加入九黎部落联盟。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三苗跟黄帝关系密切，当无疑问。据郭璞《山海经》注说：“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在中原部落联盟的大首领位置传授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三苗之君有权提出议论并敢讲出否定意见，可见三苗不但是其中成员，而且在联盟中有相当的权力和地位。为了非议禅位的事首领被杀，三苗受到尧舜的讨伐。三苗这时又与从炎黄集团分裂出来的欢兜——丹朱（相传是尧的长子）部落联合，在丹水之浦跟舜大战起来。战败后，“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里所说的南海不是南方滨海地方，是用海字的另义喻容量极大的地方，跟人海、说海、学海、林海等用法相似，意指中原南面广阔的地方。实际上三苗是一直到舜死后又受到继位的夏禹大举进攻，才沿丹江南迁的，亦即是从豫西退到江汉地区，后来遂被视为异族称之为南蛮、荆蛮。
　　与九黎、三苗密切相关的还有“蚩尤”这个名号。有的学者认为蚩尤不是某位英雄的私名，而是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的共同称号，因而在蚩尤神话中，既是炎帝的后裔又是两昊集团的首领，也是九黎之君。这个称号大概起源于炎帝集团或两昊集团，而九黎三苗也加以袭用。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说，古代《苗经》及苗民《姓名歌》都说古代的苗民大姓来姓的首领是“绞黎够尤”即“九黎蚩尤”，可作旁证。
　　商周时三苗（到周朝后己多称为蛮）还是不驯服而“侵暴上国”，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楚国在荆州地区崛起后又被楚王多次讨伐，目的是把这些群蛮从肥沃的江汉平原向“荒服”的更南方向赶，故三苗到了战国初期，已被迫迁到今湖北省的南部边缘和湖南省之北部以及洞庭湖北岸的一带地方了。这时候所说的南蛮，已是对秦岭以南许多地方的众多民族的泛称，在先秦文献记载中常指三苗、楚、百越、百濮、巴等群蛮。三苗后来自洞庭湖北面渡过洞庭湖，来到长沙郡及武陵山脉一带（瑶族民间传说其先祖的迁徙经历有“飘洋过海”之说，就是这次移动的依稀口碑），开始渐被以地名称为长沙蛮、武陵蛮等，三苗之称遂消失。虽然历史上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很多，但至今仍自认为蛮人的只有瑶族勉语支系和布努语支系的一部分，以及苗族的一部分。原三苗这个联盟群体一直到晋代才在武陵山区分手，瑶族在中向南，苗族向西南，畲族向东南各自发展成民族，才失去联系。
　　 三、“勉语”系瑶人的来源
　　自称为“蛮”的瑶族“勉语”支系是该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群体。从总的方面来讲，他们的先民无疑是蛮人，但种种迹象表明，“勉语”系的祖先也不是很划一单纯的。从汉代应劭等人的记载以来，便一直认为南蛮（狭义的）这部分人的族祖是“盘瓠”——传说中的“龙大”，亦即是崇拜犬图腾的族群。在远古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对“盘瓠”这个原始符号可以而且应该分解为若干个层面来发掘，破解出它其中蕴含的实际微观信息：
　　——“盘瓠”，就是用老瓠瓜横剖取其下截做成的盛食物瓠盘的倒装词。初民对火热而不可逼视的太阳十分敬畏崇拜，无以名之，遂以生活中的器皿圆盘来形容，日字的原始古形象就是“”，正象征圆盘中有点东西。这是一种对太阳神的原始信仰崇拜。历史上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崇拜太阳神的太阳蛮存在，史载北魏孝文帝将太阳蛮８万多户迁入荆州；宣武帝元恪又将太阳蛮２．８万户迁入内地各州。现代的盘瑶、山子瑶、坳瑶、白裤瑶、花头瑶、木柄瑶等的衣饰头帕上，还多绣有“”形图案，正是太阳神崇拜的痕迹，把太阳图腾绣在衣饰头帕上表示崇敬。
　　——“瓠”，是葫芦的一种称名，是初民最早、最常食用、器用的植物之一。葫芦（瓠瓜）因其瓜内籽实众多象征多子，而且外形浑圆鼓胀酷肖母胎，不但为同出身于蛮人的瑶、苗、畲族所崇拜，亦被佤族、傣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崩龙族、彝族、纳西族、黎族、高山族等民族崇拜。华夏族的祖先华胥氏也是崇拜瓠瓜的，《诗经》还有不少赞美瓠瓜的诗句，是其遗风。瑶族的洪水神话以大葫芦为在洪水中的救生工具，救出人祖伏＠②兄妹才保存了人类孑遗，足见其崇拜之虔诚。这个故事在其他许多民族中也有。
　　——“盘瓠”又是个双声词，按其读音，跟瑶语“雷公”或“打雷”相同。在“勉语”中，打雷曰bwo（打）kou（雷），这个kou 又有公、 雄畜的义意，bwokou作名词时可解为雷公。在勉语藻敏方言中曰bia（雷）kung（公）， 亦是打雷之意，读音都与“盘瓠”相同。因此，“盘瓠”这个词实系汉字记写瑶语“雷公”之音，盘瓠崇拜又是雷神崇拜。
　　雷神崇拜在瑶族中是传统。例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内五个族系都崇敬雷王，其他地方的瑶族住居地设有雷王庙的亦不少。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七百弄地方，凡有瑶人居住的村寨都设有雷庙，每年农历九、十月间都要杀猪羊祭祀一次；“神判”也是到雷庙赌咒的。
　　——“盘瓠”也是对犬图腾的一种尊称。在瑶族传说中，盘瓠是身有２４个花斑点的神犬。在勉语藻敏方言中，花俏的狗曰pen ku，勉话是pJang tcu，亦与盘瓠二字同音。我们知道，瑶族先民蛮人在三危发祥时就是个山地人群，在耕种旱地作物之余兼事狩猎，这个传统至今未变，在盘瓠传说中，就有盘瓠为猎野山羊而失足坠崖致死的情节。
　　远古时候，原始先民在险恶的自然条件中为生存斗争，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在进入森林山野猎取动物时，不经意中发现犬是可以驯养的动物之一，它的好处被发现后，犬便成为初民不可多得的助手，昼夜相伴成为卫护初民的忠心动物伙伴，又是行猎的好帮手。根据原始思维的意识，便认为这是祖先在呵护自己，人们希望永远如此生命有保障，于是奉为图腾，把自己的祖先追溯为犬，故盘瓠崇拜有犬首人身的族祖形象。这也符合古代神话从兽形神到半兽半人形神的发展规律，亦即古代神话的前、中期阶段的形象。
　　上述“盘瓠”符号这四个层面，是古代氏族部落互相融合的还原。即是说，“盘瓠”是由原来本信崇太阳神、葫芦神、雷神和神犬这几种氏族部落联合在一起后图腾的重合。闻一多先生讲过，“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我们再看看着名的中国龙形象：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身体大抵又似鳄鱼， 等等。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部落斗争中，胜利的部族把收服的各部族图腾物的征象集于一身的结果。瑶族盘瓠神话中讲盘瓠与“三公主”成婚后生下六男六女，成为十二姓后代的祖先，也可以从中得知，瑶族不是“一脉单传”，而是“异姓兄弟姊妹”众多即多族源的。瑶族中的一些着姓如盘（盘瓠、太阳）、胡（葫芦）、雷（雷神）、包（瓠，亦系葫芦之属）、苟（狗）等姓，亦系从这些原始图腾取姓，与汉人相同之姓的来源无涉。以崇拜物取姓的实例，在各民族中是不少见的。
　　 四、“布努”语系瑶人的来源
　　“布努”语本身属苗瑶语族的苗语支，这部分瑶人占瑶族总人口的２０％。事实上“布努”语很近似苗语，这种语言上的密切，说明讲布努语的瑶人先民与苗族先民的亲缘关系更为接近，可能在三苗集团时就曾是共同的分子，以后才逐渐游离开来的。布努瑶人跟其它支系不同的特殊文化风习有许多跟苗族相同，如对死人的处置用“岩洞葬”的方式，早期二者都有；在祭庙、祭祖、祓除村寨不祥和办丧事时，布努瑶人和苗族都要大量宰牛，叫做“砍牛”，也是两族共有的隆重祭祀仪式；二者来到南方后，都吸收进了当地的铜鼓文化，使侗鼓成为本民族不可或缺的祭祀、欢娱打击乐器具，把原本的木鼓冷落了；捞油锅神判，也是二者都吸收的异域文化。
　　布努瑶人的自称，与勉语各支其自称某蛮有共同词根不同，分别为布努、布诺、努努、脑格劳、杯冬诺、迈等等，以上均系记音汉字，没有字的来义，除“迈”可释为蛮外，其余均未能合理破解其意义，但从这多种不同自称看来，恐怕不单纯是散居形成的自我意识，还有深层的分子来源不同的差异，故此布努瑶人的来源也是多样的。
　　 五、“拉珈”语系瑶人的来源
　　“拉珈”语支系瑶人（茶山瑶）仅分布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该支系人数很少，不满万人（旧统计数字）。人数虽少，但情况是该县最复杂的一支，不但其历史来路包括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地方，而且血缘关系错综，有的同姓却不同祖，有的同祖却不同姓，还有小姓因婚姻、共村、共占有山场土地河流等关系，而改为当地大姓的。入山路径四面八方，时间也先后不同，县内同民族的各系对其称呼也各异。这些情况，分析时便有扑朔迷离之感，难趋于一是。兹试述管见于后。
　　茶山瑶自称为la qia（拉珈），有人释为住在山上的人，但他们许多人都住在河谷台地耕种水稻，似乎不符。笔者认为，按其发音似应记为“骆家”更妥贴而有意义。因为“拉珈”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说明其先民与古越人的关系密切，不排除有骆越人演变成为茶山瑶的可能。据语言学者分析，拉珈语跟侗语比较接近，也有人说跟壮语有较多相似处，不管孰是，反正侗、壮两族都是古越族人的一部分演化而来的，在越人阶段时他们并无区别。到了唐宋越人中的骆越（这时已称为僚人）才逐渐构成壮族的主干。从近代看来，金秀北商茶山瑶的苏、莫、陶三姓，跟邻县修仁的壮族关系很密切。又相邻的象州县、修仁县亦有壮族人或因入瑶山居住、或因通婚，后来都大多成为茶山瑶的一员了，而县内瑶族其他族系此种情况（壮人融入）则甚罕有。似乎茶山瑶与壮族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在吸引，因此，把“拉珈”理解为“骆家”亦即其分子有相当多的人先辈是骆越人，是可以讲得通的，起码来自广西本境的这部分人有这个可能。
　　另外，同县的花蓝瑶称茶山瑶为ji xu（吉虽），似乎是水人的意思， 因水族人自称为“虽”即水。坳瑶人称茶山瑶为gian dou（钳兜）；山子瑶称他们为jing dou（荆兜），都可以是欢兜的音转，是则茶山瑶会有流入南方后的欢兜裔融入亦未可知。因为苗族的一支红苗就是欢兜人融入，至今苗族仍有一部分人自称“仡兜”即是。水人、欢兜人的线索目前笔者仅发现这些，略嫌佐证单薄，聊备一说以待更多的材料。此外，茶山瑶的龚姓人恐是共工氏的后人，汉人的融入则有其实例，碍于篇幅不赘述。总之，茶山瑶也是多元复杂构成的，其具体表现光是“同姓不同祖”的现状即可以说明。
　　 六、其它民族分子的融入
　　（一）蓝夷人之融入
　　在瑶族人中，有一个大姓蓝姓，人数很多，勉语系、布努语系、拉珈语系中都有这个姓。拉珈语系有的蓝姓已改为兰姓，据该姓人自述，系因祖上有人犯事才改蓝为兰以避祸的。瑶族中这些蓝姓人，其远祖先民原本系东夷族的蓝夷人。
　　蓝夷在远古时原本生活在山东半岛地方，是东夷族“九夷”之外的别支，以擅于种植蓼蓝而得名。据《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ｔǎｎ＠③甲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在商朝初期蓝夷就遭到统治者的杀伐，于是被迫离开原来的居留地，起初是西逃，后来又改向南奔，大约在春秋时时期已南迁到荆楚地方。他们以蓝为姓，在杂居、通婚中与从黄河中游迁居到江南的三苗集团后裔逐渐融合，也有的与当地汉人融合，是故瑶族、苗族、畲族中都有蓝姓（在畲族中蓝姓也是大姓），汉族中也有蓝姓，从此这个蓝夷作为部族就消失了。这种融合大概在秦汉以前就完成了，因为三苗集团后裔到晋朝时就在武陵山区分手各奔东西，以后再无联系，分别发育成长为瑶族、苗族、畲族了。
　　蓝人融入瑶族后，也把种蓝制靛染布的生产技术带进来，故旧时瑶族人衣饰大多尚青或青黑色，在瑶族、苗族中还发展了蜡染工艺，蜡染布至今已成为驰名世界的艺术工艺品了。瑶人直到民国时还有种蓝制靛染布的传统，后因方便经济的化学染料传入瑶区才逐渐式微。因种蓝制靛染布之故，瑶人的他称遂有蓝靛瑶、花蓝瑶、青瑶、青裤瑶、青衣瑶等名号。
　　（二）梅山蛮人之融入
　　梅山蛮之得名始自秦末时越族人梅姓参加农民起义共同推翻暴秦有功，被汉朝封赏到楚地今湖南地方、带领群属以益阳梅林为家，梅山即在今新化、安化县境内，后来被称为“梅山蛮”。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到唐宋的时候，这支梅姓越族蛮人已经逐渐星散消失，或融入各地汉族，只剩下一种较原始的宗教信仰遗存——梅山教在安化、新化、隆回、邵阳各县民间流行，体现梅山蛮的历史存在。在宋代，有一支湘地的苏姓瑶人游耕入迁住到梅山中去，宋人文字称他们为梅山瑶或梅山蛮。到了明清代后，部分梅山瑶人又迁到湘南、留在原地的也融入汉族而消失了。后来在江华居住被称为土瑶的这部分瑶人的宗教信仰是兼容的，他们的尊神第一位是盘古（瓠），第二位是梅山蛮王，家中香火神龛之下设有梅山神位，特别是在狩猎前和归来后，都要敬祀梅山神，从这个举动来看，梅山神又是他们的狩猎保护神，虽然瑶族自明代以来就兴起信仰民间多神，但信仰梅山神的却是这一支人独有，恐是在苏氏瑶人入住梅山后，有梅山蛮的孑遗与其杂居或通婚而融入瑶族，南迁时也把梅山教信仰带到江华来了。从其家中香火神龛下设梅山神之位以显其虔诚，就可看出端倪，因为民间虽信仰多神，但肯定不会把诸俗神奉在家中香火祖先之中，正因为梅山神是梅山蛮人之祖，才能得到如此尊敬，成为族祖盘瓠之次的尊神。这现象，不会是瑶人受影响而兼信仰别的神祗那么简单。
　　（三）苗人之融入
　　瑶人和苗人远古时候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同一个三苗（苗蛮）集团中，关系密切，部族之间通婚互相融和是很自然的事。除了前面我们在布努语系瑶人一节分析过布努语系瑶人与苗人在民族文化特征方面的许多共同点外，在勉语系瑶人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苗人融入的痕迹。据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记载，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大樟区奔腾村，坳瑶盘英辉家的家谱系统中，我们发现了一例“父子联名制”的现象，跟苗族相似。该户最早进入金秀大瑶山的先祖是盘阿德，其后代的序列为（父）盘阿德——（子）德一、德二、德三（以下只举其一支为例），（父）德三——（子）三和、三性，（父）三性——（子）性强、性虫，（父）性虫——（子）虫留、虫尉、虫散，（父）虫敬——（子）敬元、敬礼、敬双，（父）敬双——（子）善念……（以下略），这家的谱系共十三代（到提供材料人止）、父子联名制从入山始祖算起只下传了五代，到第六代后就改为沿用汉人通用的兄弟共一个字派了，可能是年代久了传统意识淡薄之故。联系起该户先祖系自贵州迁来，很可能其祖原本就是苗人。
　　如果说坳瑶上述盘阿德的例子仅是个别出现，那么金秀县盘瑶的父子联名制则是普遍存在的。金秀盘瑶男子一般一生有三个名字，一是乳名，在出生后满月时由巫师卜卦来安的名；二是派辈名，按派辈字来安；三是法名，是度戒时安的。乳名采父子联名式，儿子的名字必须采用父亲辈名的末一个字（即派辈字之外的字）为名，如赵成保的长子乳名就叫“端留保”，次子乳名叫“端满保”。女儿虽只有乳名而无第二个名字（旧时习惯），也要和儿子一样采用父女联名的方式。这种现象虽然不能据此就断定该县的盘瑶全系苗族融入，起码说明该系瑶人历史上与苗族关系密切，有亲缘关系。广西那坡县下华乡规六村的蓝靛瑶（勉语系）有一个民间传说可以做注脚。该传说讲：“在上古时代有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每个老婆生有一子，四子说话都不相同。后来大子就为现在的大板瑶（按即盘瑶），二子就为蓝靛瑶。三子为苗族，四子为倮倮族（按即彝族）。”这个传说把瑶族与苗族喻为同父异母兄弟，很有意思，不能说它毫无道理。
　　（四）汉人之融入
　　汉人之融入瑶族，据《宋书·蛮传》讲述，饱受统治阶级苛重的赋税劳役压迫的汉族人民，往往“逃亡入蛮”。此举元明清时依然，各地都会有。如湖南《溆浦县志》载：“……卜、奉、回、杨、蒲、刘、沈七姓，旧系溆瑶，其余或自辰徙溆，或以汉变瑶。”《永州府志》：“……近民人以瑶田利腴，瑶学易入，往往顶冒瑶版，联为族属……”《江华县志》说，县属之高山瑶、平地瑶有“真赝之分”，亦即有汉人附入。《蓝山县志》：“凡平地瑶，类别又分二种，一种由高山瑶之进化者……，一由汉人之他处转徙来蓝者，见瑶俗淳……因投入瑶籍云。”
　　广东《阳山县志》载：“老鸦坑瑶，原土着人，以效瑶所为，故亦曰瑶。”民国《广东全省地方纪要》记述连阳瑶区：“明末清初，有明朝遗老多人，慨汉族之沦亡，愤腥膻之满地，多徙族入排，杂瑶而居，历史既久，遂与同化。”连南排瑶亦有收养汉族人为子女的。广西亦有汉人融入瑶族的情况，有的汉人入瑶山居住已久，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与当地瑶族相同。个别汉人到瑶山以后成为瑶族赘婿的不胜枚举，甚至有全家或数家由于迁到瑶山内居住，而习惯于瑶族语言风习而化为瑶人的。例如金秀陶落七家族原是山外汉人，因到瑶山经商，与茶山瑶同住一村，其子孙后人早已同茶山瑶一样了。
　　（五）壮人之融入
　　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瑶族，不但瑶女嫁壮人，亦有壮族女子嫁给瑶族人的。又如广西金秀县一些人原是壮族，由于迁入瑶族村落居住，与瑶族女子结婚，成为瑶人养子等原因，其本人和子孙都逐渐融入瑶族，失去壮族的民族特征了，这样的情况不乏其例，以融入茶山瑶居多。
　　（六）畲人之融入
　　瑶族和畲族是同源的民族，皆源出自三苗，不但族祖盘瓠传说相同，民间流传手抄文字相同（瑶族称《过山榜》、《评王券牒》等，畲族称为《开山公据》、《抚瑶公据》等，内容基本一致），语言相近（畲语与布努瑶话相近），而且二者的大姓、着姓盘、蓝、雷、钟、侯、苟、胡等也一样。是故在古文献中尤其是明清人的文字中常常把瑶、畲混为一谈。如邝露《赤雅》就说：“瑶名＠④客。古人蛮之种……”按＠④字系畲之别体。福建一些有畲族人居住的地方县志，在记述中也称“畲民祖出于盘瓠，即瑶人也。”（道光《罗源县志》广东海丰等县的畲族甚至也称自己是“粤瑶”。可见二族亲缘极密切，或可称为“双胞族”，但笔者不同意今于个别学者认为畲族系从瑶族中分离出去的观点。
　　在瑶族人最多的广西，历史上是否有畲族人在何处居住过？未发现有确凿肯定的证据。请人编纂的《广西通志》有一条说：“宣化徭一名＠④客，有盘、蓝、雷、钟四姓，自谓狗王后。”这里讲的是瑶人还是畲人？都不够清楚。又民国学者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载：“邕宁畲人和瑶人两个名辞互通，畲人即是瑶人。”二者也混为一，不好分别。畲人融入瑶族，在广西都是外省迁人演化的。都安瑶族自治县文华区蓝姓瑶人自称，其先祖系自福建迁来，已５００年以上了。十万大山的山子瑶盘姓族谱宗支图记载，其先祖盘月贤系自福建省迁来广西，至今已传２０代，也有５００年了。上二宗均系明代时迁来，福建省历史上只有畲族，并无瑶族人居住的记录，其姓氏蓝、盘又系畲族大姓，当可确定系畲族人迁入广西上述二地后，融同于瑶族的，这过程简单而自然，因二者的传统共同点很多。
　　除了上述六个方面的外族人融入瑶族有确凿史实查证外，还有个别学者认为＠⑤人、俚人、僚人、伶人、卢人、仡佬等也有融入瑶族的。其中＠⑤、俚、僚等百越成分在唐宋后已汇入壮族等民族，伶人已汇入侗族之外，笔者还找不到这些人（包括卢、仡佬）直接融入瑶族的具体证据。有的史料又十分简单而模糊，难以断定，如乾隆广西《柳州府志》“瑶僮”条记载：“伶者，另也。诸蛮之外别为一种。大藤罗运山中其幽崖奥谷，是生伶人。”大藤即大藤峡，其地在桂平县境黔江中，明清人文字常借以泛指今金秀县全境，罗运在金秀县南部。这些伶人后来同化于金秀的壮族或瑶族，或因人数过少而自然消失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踪迹了，是以难于确定，如果贸然指为已汇融于瑶族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说法。
　　总的来说，瑶族原始先民目前有据可查的是源于炎黄时三苗集团的蛮人，其发源地在三危。三危地区与黄帝族发源地天水地区是近邻；黄帝二十五子十二姓中有苟姓，瑶族中至今还有苟姓；黄帝妻为方雷氏之后雷祖，雷人有崇拜雷神之习，今瑶人中雷氏系大姓，且各支系亦有崇拜雷神风尚；黄帝亲族旁支中有相人，今瑶族中亦尚有相姓人；黄帝集团系崇拜猛兽图腾的集团，瑶族先祖盘瓠系犬的化身，亦崇拜猛兽；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可见瑶族先民三苗不但参加黄帝猛兽集团的中原大联盟，而且是一路诸侯。有此数端，已足可说明瑶族先民即使不是黄帝的嫡系羌人，也会是旁支或非常密切的亲族，有交融关系。
　　从本文以上各节的分析看来，瑶族肯定是多源分子组成的一个人们共同体，蛮人——勉语瑶人是该民族的主流，其它是支流。在秦汉及以前，他们存在于被称为三苗／南蛮的这个松散集体中，因不断受到统治集团的讨伐而步步南退。到了魏晋南北朝这个中华各族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的历史时期，时势动荡、战争连绵，民族关系至为复杂，前身是三苗的南蛮人为了避免卷入旋涡，以亲近部族为依归分成三大股先后从武陵山地区分别向各处搬迁。这次分手，标志着旧有的部落联盟的彻底解体，新的民族正在形成兴起，出现了苗、瑶、畲三个民族。南北朝的《梁书·张缵传》（该书系隋人初稿，完成于唐初）第一次称零陵、衡阳等郡的蛮人为“莫徭蛮”，以后经魏征等人沿用开后，渐简称为“莫徭”、“徭蛮”、或“蛮徭”，宋时已有再简称为“徭人”的（如周去非《岭外代苔》）。“莫徭蛮”的意思是“不事赋徭的蛮人”，是瑶族人得族名之肇始，显示着他们这时已被人们从模糊的群蛮泛称中区别出来，也标志着这个群体的民族特征此时已发展成熟，从部落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了。而南方的大多数民族则迟到十三世纪以后才先后形成，要比瑶族晚七、八百年以上。
　　外族人之融入瑶族，除蓝夷外其他时间都较晚，大抵系十三世纪以后各民族已形成之后的事，是瑶族在南方各地居住时发生的。由于杂居、婚媾（含入赘），收养子女、以及外族贫苦农民不堪富豪盘剥、官府岐视压迫而逃入瑶乡等因素，都有不少他族人融入。这些外来分子，因缘于邻里乡党关系（杂居）、宗族亲戚关系（嫁娶、入赘、收养）或物业关系（作物品交换媒介经商久居瑶地）等等，从而导致认同该族文化、姓氏、语言、习俗，甚至心理状态、宗教信仰都逐步趋向同化了，便逐渐地融入瑶族这个族体，成为其中一员，数代之后便毫无区别。这其间并无优劣之异，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更不能说其“真、假”。因为这种融合是自然的、自愿的调合，并非暴力强逼的同化。尤其是那些因受压迫而逃入瑶乡的人，阶级分野已代替了民族分野，这种情况对于促成民族融合是有很重大作用的，共同的受压迫、受歧视命运这个基础使他们很容易连成一体。这跟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受经济规律支配的机制有异。外来分子融入的结果是有利于瑶族人口的壮大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因为他族的融入分子往往会从外面社会带进来先进的文化。因此，这种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的自愿同化，是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现象。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分析明白，那就是瑶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为什么还存在着几个语言文化风习不同的系统呢？这也要从其本身历史中去求索答案。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下列历史因素长期造成的融合不彻底而出现的发育不完全：一、自晋代武陵山区分手以来，直到民国时期这大约１６００年当中，瑶族人大多是在不断迁移游耕中，或因受到统治者的讨伐而星散，因此他们的居住地不但不能长期固定，而且散布面很广。据１９８２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瑶族人口约１４０万人，分布于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六省区的１３０多个县，每县均摊才约一万人，民国以前当大大低于此数。这样又分散又流动的族体，不但甚少固定的共居地，阻碍了本民族的互相结合作用，而且相处的时间不长久，各自的文化风习等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互相“磨合”结成一体，遗留下一点“间隙”。二、瑶族的主体经济，基本上仍然是单纯的小农经济，是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封闭环境也阻碍了他们互相间不同文化的内在结合。三、在蛮人联盟期间，他们还是个松散的群体，没有文化整合，民族文化的共性尚未趋于完全一致，后来由于居住分散各自的住地相距甚远，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和周边社会环境的不同，文化特质也是有差异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文化特质根据不同的构成方式，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并且显示出不同的特征，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中各自支系的文化特性遗迹。这就是为什么在瑶族中还分别有勉语文化系列、布努语文化系列和拉珈语文化系列这三个不同文化的“共生”现象，都是因为族源多元整合不彻底所致。还不止于此，流动、分散还形成瑶族内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差距也很大。有的地方的瑶族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了，但有的地方的瑶族人还保存着较完整的原始社会躯壳和风习。如广西、贵州的一些瑶族村寨，到新中国建立时，还保留着类似血族公社的“油锅”血缘组织，共同拥有公共土地，成员间有守望相助的责任等风尚；有的村寨则存在“共耕”关系，有村社共耕、家庭共耕、姻亲共耕、伙有共耕等原始公社残余。
　　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如果我们同时把眼光关注于瑶族及其先民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他们有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蛮／瑶民族是在极其艰苦的战火中锻炼成长发展起来的。为了生存，他们当然要跟天地大自然搏斗，但更艰苦的是为了生存他们还要付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跟各个时期的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讨伐作殊死的战争搏斗。瑶族发展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他们所经历过的各个历史时期，战争对手都是比自己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的统治者，而他们自身无论人口、经济、政治以至文化实力，都全面处在绝对弱势的状态下，虽然常常吃败仗，死了不少人，但却前仆后继奇迹般地让民族存活下来，在残酷的战争中和弱势状态下没有被消灭、没有被同化，顽强地保存住自己的民族特性，并逐步一次又一次地恢复和发展自己，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数千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丝加言加丝
　　 ＠②原字西加戈
　　 ＠③原字颤去右
　　 ＠④原字山下加大加车
　　 ＠⑤原字亻加良
　　
　　
　　
民族论坛长沙56-65A849民族研究蔡村19971997 作者：民族论坛长沙56-65A849民族研究蔡村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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