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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各种新兴学科层出不穷，但是“埃及学”对我国读者而言，还是比较生疏的。所谓埃及学，乃是近代兴起的、研究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一门综合性的专门学科。它既包括古埃及的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与古文献学，又包括宗教学、文学、艺术和建筑，且涉及古埃及的医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和技术史等自然科学各分支。埃及学从1822年诞生以来，至少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在我国严格地说仅仅在近一二十年才开始起步。
　　近年来，我国出版了几部有关埃及历史、文化方面的着作，埃及学在中国有所发展。引人注目的是刘文鹏教授1999年出版《古代西亚北非》一书后，2000年又推出《古代埃及史》专着。这部书稿原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从1992年立项，至1996年最终完成。初稿完成后经专家组鉴定、结项上报。1997年作者将原稿60余万字压缩到52万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古代埃及史》从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写起，一直叙述到公元7世纪为止。包括古埃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发展、演进的历史。这部着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依据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等多方面提供的资料，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在充分吸取西方学者和前苏联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它是一部古埃及的大部头专着，专家称赞“这是迄今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埃及史”。它的出版促进了我国埃及学的发展。
　　《古代埃及史》有导论1章，正文12章。导论除了介绍埃及学发展的历程以外，还对古埃及的年代学和历史分期问题做了探讨。正文以古埃及文明演进为线索，叙述了古埃及人的来源和生态环境、古埃及由城市国家发展到统一王国，再至大帝国，并由盛而衰的过程。高度评价了古埃及文化的重大成就，《古代埃及史》简明系统地介绍了整个古埃及200多个帝王的家系渊源，为缺乏古埃及史知识的读者深入学习提供了方便。
　　综观全书，可以看到作者对埃及史有系统深入的研究，集中了作者多年来辛勤钻研的成果和亲至埃及参观考察的心得。《古代埃及史》对中外学者有关的论点作了认真的评析，并提出了疑义和看法，有的见解具有独到之处，对我们研究古埃及史颇有启发作用，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代埃及史分期问题。传统的古代埃及史的分期以王朝体系为基础，将古埃及的30个王朝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后来又补充了早王朝和后王朝两大阶段。这种分期法未能体现出丰富的历史发展内在联系和社会、文明与国家演进的不同阶段及其规律。传统的分期法往往以前王朝时期为开端，到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终结。此后的古埃及史分别列入希腊史和罗马史的范畴。以征服者的历史代替了埃及人的历史，这种处理显然是有偏见的，不科学的。
　　《古代埃及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成学说为指导，以埃及学的新成果为依据，修改补充和丰富了古埃及史的分期，确立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古埃及史的新体系。它将古埃及史分为六个阶段：1.史前时代和前王朝文化；2.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与分裂；3.埃及王国的发展与衰落；4.埃及的军事霸权与帝国的形成；5.埃及帝国的分裂、复兴与衰亡；6.异族的长期征服与奴隶制的崩溃。这一新的分期法是作者在系统研究古埃及历史过程中，加深认识之后提出来的，它为进一步研究古埃及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明确的线索。
　　这种新的分期法把古埃及史的下限由传统的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的征服延长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止。将古埃及史延长了将近一千年，把被割断的古埃及史重新连结起来，还历史发展的完整面貌。刘文鹏教授强调指出：不论是托勒密王朝或者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仍然是奴隶制的埃及文明。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古埃及文明被伊斯兰教文明所代替，古代埃及的历史才最终结束。他这一颇有见地的看法，既消除了欧洲中心论对研究古埃及史的影响，又肯定了古埃及传统延续的长期性。刘文鹏教授认为，古埃及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其根据可以归纳如下：在政治上，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始终坚持着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埃及本民族的王朝体制并未完全断绝。在托勒密埃及时期，托勒密诸王在政治体制和国家管理上几乎全盘保留了法老时代的国家机构，到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在地方体制上仍设置的诺姆。在社会经济方面，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古典形式的奴隶制没有对埃及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在托勒密诸王统治埃及时期，古埃及的宗教信仰并未受到排斥。到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埃及古老的宗教信仰仍保持有相当大的力量，其神学思想还被基督教所吸收。希腊罗马统治者也未排除埃及本民族的语言，除了少数上层分子外，埃及人使用的仍然是本民族的语言，尽管文字上有些变动。
　　二、关于古埃及文明的起源问题。古代埃及如何由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埃及文明的形成、确立的标志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由于学者们各自运用的史观不同及对有关资料掌握和认识上的差异，以致至今仍然见解不一。《古代埃及史》一书对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运用恩格斯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从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王权的象征与标志，城市和国家形成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并探讨了古埃及文明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指出其基础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分化。作者在考察古埃及文明起源时，将其起源追溯到了史前时代。采用这一研究方法十分必要，值得肯定。因为从理论上讲，文明时代是从蒙昧时代的野蛮时代发展而来的，一些文明因素是长时期历史发展积累的结果。美国学者马萨克(A.Marshack)在《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艺术、农业、科学、数学、天文学、历法文字、城市文明要素，照我看来不可能突然发生，它们在发生之前必须有很长的准备阶段”。着名学者柴尔德(V.G.Childe)的名着《欧洲文明的曙光》就是从石器时代开始追溯欧洲文明起源的。刘文鹏教授对古埃及城市起源的研究颇具功力，关于古埃及文明起源过程中是否产生过城市，或者说城市是否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之一的问题在学术界大有争议。着名埃及学家W.赫尔克斯断言，“在基本上是农业国度的人口中，绝不需要城市”。美国考古学家M.A.霍夫曼也认为，“埃及是一个没有城市的文明”。美国学者S.威尔逊甚至说：“直到新王国时代，埃及没有城市文明。”他们这种看法曾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重视。在讨论文明起源问题时一再加以肯定性的介绍①(注：详见童恩正：《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12期；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刘文鹏教授“力排众议”，根据古文字学和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学提供的有关文物资料以及某些城市遗址的考察报告，论证了古埃及文明起源过程中城市的存在及其规模和产生的时间。他还强调指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是早期城市，在埃及通常表现为城镇，但城市与城镇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刘文鹏教授的有关论述由于有比较充分的资料根据，因此很有说服力。
　　三、关于古埃及的社会经济形成问题。古埃及各个时期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究竟怎样?这些问题通常为西方学者所忽视。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还未出版过一部全面论述古埃及社会经济方面的专着。关于埃及奴隶制度的着作只有两部：一是A.M.巴凯尔(Bakir)的《法老埃及的奴隶制》(1952年版)；一是J.A.斯特劳斯(Straus)《马罗时期埃及的奴隶制》(1988年版)。前苏联学者对古埃及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过研究，但认识并不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理论上的分歧，另一方面也与资料的缺乏有关。刘文鹏教授努力搜集新资料，对有关古埃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古埃及土地制度问题上，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古代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刘文鹏教授经过对《梅腾墓铭文》的细致研究，提出铭文证明在第三、四王朝时期，埃及已经有了土地买卖、继承、转让的现象，这是土地私有制存在的重要表现。他还针对有的学者认为在后埃及利比亚王朝以前未出现过土地买卖文书的看法，指出不仅在新王国时代，而且在古王国向中王国的过渡时代也能找到土地买卖的根据。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刘文鹏教授把《梅腾墓铭文》加以汉译，引进中国学术界，为进一步研究古埃及土地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各种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如何，是涉及古埃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另一个复杂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前苏联学者曾做过评析。伊里因指出，古代时期“在城市和农村中有大量劳动者，他们部分地或全部地丧失了生产资料，丧失了公社关系和经济独立性，被迫为他人劳动”，这些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里，地位不一样。但是，没有充分的公民权则是共同的。他们和奴隶之间的界限是不很固定的，有时难以区别，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上，他们与奴隶之间并非总是有明显的区别②(注：伊里因：《古代东方社会及其社会经济结构诸问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世界古代史译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久梅涅夫更具体指出，古代东方各国(包括埃及在内)在社会制度方面与古典社会相比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战俘奴隶同国王及神庙田庄中受剥削的当地居民生产者之间没有鲜明的界限，并且这两种人反而有趋于融合成‘一个共同阶级的倾向’”③(注：久梅涅夫：《近东与古典社会》，《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研究古埃及各种各类生产者的地位问题还有史料上的困难，在古埃及有许多称呼身份不同的生产者的术语，法老时代表示奴隶的术语多种多样，并没有专指奴隶的术语。弄清这些繁多术语的含义，对了解这些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术语却往往是在铭文中上下文不清楚的情况下出现的，加之有关资料又极为缺乏，因此很难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这便使得研究者对术语的含义和生产者的身份地位看法不一。以斯特鲁威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把被剥夺生产资料和受超经济强制的劳动的众多依附阶层当作奴隶；而以丹达马耶夫为首的前苏联学者则认为依附人和奴隶不同，不是主人的财产。丹达马耶夫指出，古埃及人把他们同奴隶加以严格区别。依附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问题。如把依附人和奴隶等同看待，那今后对古代东方史的研究就很难有进步可言①(注：详见丹达马耶夫：《苏联东方学家着作中的古代东方史诸问题》，《古代史通报》1977年第4期。)。《古代埃及史》作者迎难而上，对古埃及各个时期各种各类的生产者的身份地位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列入研究对象的有十几种之多，既考证了有关术语的含义，又分析了有关生产者的来源以及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把有关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研究古埃及社会经济问题时，持审慎的态度，指出，“目前只能提出比较合理的看法”，“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四、关于古埃及的生态环境问题。所谓生态环境包括气候、土壤、植被、水力资源等因素，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过“文化形态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沃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着作中也提出历史研究确实需要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环境史应该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环境史就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沃斯特还具体论述了环境史应该包括的三项内容②(注：详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看来，国际学术界对环境史的研究正在兴起，《古代埃及史》一书注意到了制约古代埃及历史的生态环境，关于生态环境书中有专节详加评述，这是本书又一突出的优点。作者还特别指出在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没有土地盐碱化的现象。对此，在国内有关埃及史的读物中很少提到，应该说没有土地盐碱化现象是尼罗河流域得天独厚的又一重要表现，它与古代两河流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那里存在有严重的土地盐碱化的现象。《古代埃及史》认为，尼罗河干涸缺水是第一中间时期大饥馑流行的重要原因，这是本书重视生态环境研究的又一体现。
　　五、关于古代埃及的宗教信仰。宗教在古代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古代埃及人的宗教意识尤为强烈。《古代埃及史》根据这一基本情况，对古代埃及人的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仪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评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信仰的发展与演变，分析了宗教的功能。使读者了解到在古埃及，宗教不仅干预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而且影响文化的形态，甚至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新王国时期埃及发生的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学术界对这次宗教改革的性质看法不一。《古代埃及史》有专段评价了埃赫那吞改革，对学术界研究进展作了详尽的评析，并指出不同看法的分歧所在。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次宗教改革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在主观上坚持推行一神教，在客观上却未能完全排除其他神的信仰，因而又有单一神教的性质。
世界历史京107～110K5世界史李长林20022002本文作者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世界历史京107～110K5世界史李长林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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