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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从我这里夺走的，你又还给了我
　　林白
　　我知道，肯定有人认为我的作品不是真正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还有最近的《妇女闲聊录》，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吗？如果一个人指望看到一部长篇小说，结果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些文字，他会失望吗？如果它们不是长篇小说，那又是些什么呢？
　　我不关心这些。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是没有界限的。写得长的就叫长篇小说，它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情感、看法、记忆、呼喊、咒骂、绝望、微笑的总和，应该有十亿种，而不应只有一百种。
　　我承认自己有大局限，缺的东西太多，不是某一方面，而是所有的方面。我想，我几乎就是一个文学上的残疾人了。但文学的壮阔之处，就是它能容纳我这样的人，能容下我的长篇小说。
　　我对长篇小说有着深刻的依恋，在很多年里，如果没有长篇可写，我会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我在我的短篇小说集自序里写道：“长期以来，我内心空虚，精神焦躁，短篇小说根本无法浇灭我心中的弥天大火。这下终于好了，我在长篇小说里安顿下来，不用发愁了。当一部长篇小说开头，我就会安详自在地眺望一年的时光。就像一个村妇，面对一屋子的柴火，感到自己可以过一个踏实的冬天。我每天提醒自己，写慢一点，再写慢一点。生怕我的柴火过早烧完。”
　　写作长篇小说使我产生幸福感，内心饱满宁静。在我看来，一个精神寒冷的人找到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就如同一滴水在干涸之前及时找到了大河。今年八月，我回到了故乡广西北流，我看到，少年时代熟悉的房子、街道、树木几乎荡然无存，母校的礼堂也在两个月前刚刚拆掉，操场上的凤凰树早就没有了。我小时候住过的沙街，连名字都没能保存下来。很多年前，我赤脚走过的街道，已被时代所埋葬。我再一次意识到，我的故乡已经永远失去。对于我这样一个人，也许长篇小说就是我最后的故乡。而写作长篇小说的过程，就是我返回故乡的过程。
　　要有多少部长篇小说，才能带我返回无限遥远的家园呢？
　　我觉得，长篇小说不是写出来的，它就在那里，早就在了，在我出生之前，在前世。然后我出生，然后我找到它，与它相遇。或者说，我等待，等它来找我，它跟我前世有缘，所以最后总是能找着。
　　一滴水就这样找到了大河。它投入他者的怀抱，忘掉了自我。书中所有那些我就不再是我了，而是河中的水。而大河奔流，浩浩荡荡。至于前面是大海，还是沙漠，就不该我操心了。那是天命。谁能逃得过自己的命运呢？哪一部作品能逃得过自己的命运呢？我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那些字词、句子，像水泡一样，从世界的深处浮上来。时间的刻痕层层叠叠，它们挣脱了岁月，一路浮上来，向我奔跑。那就是时光从我这里夺走的，小说又还给了我。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如果有人说他要写一部伟大的作品，我会心存疑惑。要写一部伟大作品的想法是一种杂念，我认为。
　　所有杂念终将成为镣铐。
　　我仍会跟长篇小说保持一种明亮的关系，在正午的日光下，我会为所欲为，也让它为所欲为，因为人生短暂。人生比我想象的还要短暂，闪电般就到了凋谢之年。只要我对这个世界还有强烈的感情，我决不束缚它。
　　以我最深沉的生命的呼吸，以我的血肉，我的热情。
　　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东四十条
　　长篇小说创作的几种尴尬
　　阎连科
　　今天在谈长篇小说创作时，我谈的更多的是自己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所遇到的困惑和尴尬，与整个文坛长篇小说繁荣的景象关系不大。或者说，与别人的创作几乎没有关系。
　　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我所遇到的最尴尬无奈的写作景况之一是，面对现实时对把握现实无能为力的尴尬。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社会，变化急剧，繁复无序，就像被狗咬着不放的一团乱麻。简单的说法就是两个字：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生活着的人的人心的混乱。我以为，人心的混乱是因为社会发展秩序的混乱所导致的。反过来，人心的混乱，又加剧着社会秩序更加的混乱。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秩序中，混乱的各种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混乱的关系如同蛛网样缠绕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从而使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失去了生活的主题，都在欲望和盲从中毫无目的地流血和充血。因此，当我们在创作中去关注这些人的时候，就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深或浅地去触及人的背后的混乱的社会秩序，和各种各样混乱的关系。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混乱的背景时，我们的写作，会因为这个背景如狗咬的乱麻样的混乱而只可触及却无法真正地把握。就是说，面对当下现实的生活，我们的写作失去了“纲举目张”的能力。尤其是我自己的创作，在面对现实时，有了一种“蚂蚁咬象”的感觉——的尴尬。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无法去把握。它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的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城市、乡村和那些僻远的山区，都在这种混乱中阵痛和呻吟，可当我们去描述、描绘那阵痛的故事和呻吟的苦疼时，我们又无法弄明白人的呻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混乱的社会秩序，混乱的人际关系，混乱的经济状况和文化与道德环境，这些都使我们试图去把握这种混乱中的人和人心时，有了瞎子摸象和大海捞针的感觉，都使我们的创作在面对现实时，遇到了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的尴尬和无奈。
　　二是长篇小说创作面对历史的尴尬。写小说，首先要面对的是人生。但人生的舞台拉开帷幕时，它的背后必然是历史与现实，或者历史与现实中的自然。然而，当我们真的去泛桨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历史的河道中演绎人和人生的故事时，自己会忽然感到，历史在自己的头脑中几乎一片空白。缺少历史的常识，对历史没有自己的见解，历史在自己的笔下就是别人强加的书本史，就是他人的思想史。我素来对历史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不仅是对久远年代无知的恐惧，还是对那个年代无识的恐惧。远的不说，什么先秦、唐宋、西晋、东晋、南朝、北朝、五代十国、隋唐辽夏，这些听起来深远古奥，在我的头脑里差不多就是一些历史的字眼，几乎没有太多别的意义。就是长征抗日，就是建国年月，就是反右和“文革”，尤其是自己经过的“文革”十年，当今天那一段段岁月成为历史时，自己去重新面对它的时候，也同样理不出一条头绪来，同样弄不清它的来龙和去脉，同样对它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就是说，在自己的创作中，自己连对自己经过的历史都表达不出一个个人的看法来，表达不出一个历史的文学观，或文学的历史观。历史，永远是一部他人史。大家熟悉的李陀，私下里都称他“陀爷”，为什么称他陀爷？这里有玩笑，而更多的是对他扮演的当代文学义务质量监督员这个角色的尊敬吧。有几次他在谈到《受活》这部小说时，他都毫不吝惜地嘲弄了《受活》写到红军长征时的简单化、概念化和人云亦云的想法。可是他哪里知道，作者在涉及到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时，不是思考的偷懒，而是面对历史常识的无奈。连对自己经过的十年“文革”在写作中都提不出文学个性的看法，你如何指望他能对没有亲身经历的长征有不同寻常的描写？更不要去说什么民国、抗日、土地革命和什么唐宋元明清了。
　　历史在自己的笔下，永远是演绎、发展故事的背景，是为故事服务的条件，这是写作的尴尬，也是写作的无奈。正是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和无奈，我曾几次下过决心，这辈子坚决不写历史小说。碰不得历史就尽量躲开它，千万不要犯那种自己以为对历史作了半天思考，结果历史学家一句话就一言而蔽之的错。
　　尴尬之三是面对写作时出现新的重复。这种重复是明知重复又无可奈何的重复。早期的写作，最重要的重复表现为故事与人物的重复。可当这些重复在努力中还没有完全克服时，新的重复就又渐渐显现和突出了。即，认识生活方式的重复。或者说，是长篇小说表达的重复。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当下的生活时，去看待当下走过来的历史时，自己有限的那一点新的认识(也许本来就不新)在一部作品中表达之后，而在另一部长篇中，没有了更新的认识生活的方式，更新的洞察生活的第二双眼睛，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重复的产生。比如《日光流年》、《受活》和自己新近将要完稿的长篇《丁庄梦》，它们也许在故事、人物和语言、结构上都有差别，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在作者认识生活的方式上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新重复”可能是更内在、更本质的一种重复，是一种小说精神的重复，自己原来对故事、人物等创作中的重复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重复就已再次显现出来。当然也可以把《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看作“三部曲”来读，当我们把它当作“三部曲”来看时，也许可以从那些“共同”的东西中读出一种更复杂的意味来，读出一种更说不清的“小说精神”来，但你今后的创作怎么办？难道还要写“四部曲”、“五部曲”那样的倒人胃口的作品吗？
　　这种“新重复”将是我今后创作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尴尬和无奈，是最不能打倒和战胜的创作的敌人。实质上，它是前边说的面对现实难以把握的尴尬和面对历史没有个人的、文学的新识的尴尬的根源。当我们认识生活有了第二双眼睛、第三双眼睛时，有新的认识方式时，我想这种尴尬和无奈，也都会有缓解的方式和方法。
　　面对新的愚民之阵
　　王晓明
　　自从中国有了现代的文学，它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很重要。可最近十多年，社会巨变，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有一股新的势力出来，竭力将文学说成、进而真的要弄成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新势力很厉害，它和原有的支配力量结合，正越来越深刻地左右社会和我们大家的生活。有人把它叫做“市场经济”，也有人叫它“资本主义”、或者“垄断资本主义”，但我觉得都不够贴切，太一般了，不能表现它的特色。这也正说明它厉害，它都快要整个支配社会了，我们却还没有看清它，看不清楚，自然就叫不出名字了。
　　在中国，从第一代现代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起，文学就不是一件只和个人情感有关的事情。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至少是本能地意识到，那些最激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既是非常个人的，也是远远超出个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学作品，都不仅是个人的“审美”的表现，也同时是对人生诗意的探索，对社会黑暗的抗议，对灵魂矛盾的揭露，甚至是对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介入。可是，今天的这个叫不出名字的新势力，却以各种声音——电视、报纸、商业广告，甚至一些自以为前卫的糊涂学者和批评家——一齐叫喊：文学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写诗和闲聊没什么两样，小说家不就是码字吗？个性和风格是商品，写作就是生产，阅读就是消费……一片叫喊声中，这新势力与老体制联手，用各种结结实实的物质和行政手段：图书市场、对出版社的高额税收、影视剧稿费、审查制度、各种商业炒作……硬是将大批有才华的作家，一步步引诱和逼迫成可怜的“写手”：除了看时尚的风向标，他不知道该写什么，除了算印数和稿费，他不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不是写得好。
　　作家自己没了谱，那个新势力就来订标准了：“好看”。据说这是读者的要求，可是，读者除了要好看，也还要别的，为什么别的就不给了呢？说为读者，其实是为它自己罢了。它最好天下一切人都是小头小脑的经济动物，除了个人眼前那点可怜的利益，什么都不关心，除了跟着时尚瞎跑，哪儿都一抹黑。为了这个目的，它要把所有的社会文化都做成它的奴仆，都乖乖听它的号令去蒙人。怎么做成呢？第一步就是把你变成商品，要你自觉地把自己当商品。电影、音乐、文学……越是成了这样的商品，越能顺手地用来愚民：别的统统都不要你们干，你们把自己弄得“好看”就行了：凶杀、色情、惊险、刺激、离奇、搞怪，怎么抓人的眼球怎么来。读小说就好像吃快餐，逛商店就好像看电影，文化就是经济，消费就是投票。一旦真到了这一步，人民就彻底是掉进了愚民之阵的铁桶，无处可逃了。人都成了经济动物，文学也真的就可有可无了。没有什么商品是永远在货架上的，一定会有更“好看”的新产品把你挤下去。如今商品的更新换代是越来越快，文学成为旧唱机一类破烂的那一天，就在前面不远了。
　　但我要说，这只是那个新势力的梦想，它还来不及把这全部变成现实。毕竟有严峻的现实生活的经验在，也有对鲁迅那样的现代文学的丰富的记忆在。是有不少作家，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作家，盲人瞎马、找不着方向，甚至陷在名利场中退不出来，但更多的作家已经识破迷阵，开始挣脱和抗争。也确有大量的读者，被时尚熏得脑子越来越简单，被生计累得越来越没耐心，但可以相信，多数人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美丑和是非感觉的，你真写出了好作品，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以我有限的阅读来说，韩少功、陈应松、曹征路最近一两年的小说，这些小说从读者获得的热烈的反响，就是明显的例子。今日中国，文学绝不应该是可有可无之物，新的支配势力越是布下愚民之阵，文学还越有不可替代的反抗的价值。它能呈现人生的全部经验、想象和意义，让人因此明白，做一个小头小脑的经济动物是何等可怜；它更能以这呈现深切地打动读者，让人体会到，除了“好看”带来的一阵快感，人还能有更深广的感动。有文学这样坚持着呈现人生的丰富，激励人去追求自由、美和尊严，那新旧支配势力联手造就的“好世界”(借用鲁迅的话)，就免不了暴露一个大窟窿。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社会的支配势力和流行思想会那么异口同声：现在是电子时代、图像时代，什么什么时代，文学应该消亡了。大概是真知道了文学的讨厌，才特意这么说的吧？具体到这么说的个人，我相信是糊涂蛋居多，但社会能形成如此强大的时尚，必然有真实的利益冲突在起作用。所以，你要是不愿意站在那新的势力一边，就不该再继续跟着聒噪这一套了。
　　二○○五年十一月　上海

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9～3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林白/阎连科/王晓明20062006
作者：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9～3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林白/阎连科/王晓明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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