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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异的文学现象。它始于“五四”，终于“五卅”，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发端，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涌现大量作家，他们以巨大的社会热情与自觉的理性精神去拥抱、透视与剖析当时社会各种问题，呈现出强烈的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有人在描述当时“问题小说”繁荣状况时说，出现于1918至1921年之间（即“问题小说”高潮期间）的新小说家几乎都是“问题小说”家。可见，探讨问题成为当时创作界的一种时代风气。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问题小说”在这一特定时期如此兴盛，其主要内容、特征、意义及局限何在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选择了在“问题小说”上有卓越贡献的女作家冰心为例来进行探讨。
　　尽管从后来的创作看来，冰心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散文而不在小说，但是，冰心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出现却是和问题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从时间看，她创作这类小说为期最长，从1919年《两个家庭》的发表到1925年的《往事》集的出版，几乎贯穿了“问题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其次，从数量上看，包括《去国》、《超人》、《往事》三集，共计三十多篇，数量较多；第三，从内容上看，她的“问题小说”包括国难问题、青年问题、人才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下层劳动人民问题，虽然具备“问题小说”泛而不精的普遍缺点，但是几乎囊括了“问题小说”所涉及的大部分问题；第四，从影响上看，《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悟》等作品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影响较大。从这里可以看出，冰心曾以极大的热情专注于“问题小说”的创作，为“问题小说”的兴盛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因此有人称她为“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由于她的“问题小说”的优点代表了当时“问题小说”的一般优点，其缺点也代表了当时同类小说的普遍不足，这样，考察她的“问题小说”便具有了既有个别性又有普遍性的意义。
　　冰心的“问题小说”习惯上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问题小说，时间从1919年至1921年。主要包括《去国》集以及集外的七八篇小说。这一阶段的“问题小说”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如关于青年问题，有《斯人独憔悴》、《去国》，着力于对封建家长制和腐败的政治制度的批判；关于国难问题，有《一个军官的笔记》、《一篇小说的结局》等，控诉战争罪恶，宣扬反战思想；关于妇女问题，有《最后的安息》、《是谁断送了你》、《秋风秋雨愁煞人》、《撞鸿的妹妹》等等，宣扬男女教育平等和女性婚姻自主的思想；关于家庭问题，有《两个家庭》、《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探讨合理的现代家庭制度。其它的还有一些反映下层人民困苦生活的如《三儿》，反映农村愚昧落后的如《还乡》，反映人们迷信陋习的如《骰子》，反映青年内心苦闷的如《一个忧郁的青年》、《烦闷》、《一个奇异的梦》等。可以看出，冰心是广泛地切入了社会的，她与“五四”第一代大多作家一样，具备了强烈时代责任感与历史忧患意识，自觉将改造社会的重任置于自己的肩上，真诚地、大胆地看取人生，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一点，她与稍后由创作心理问题小说起家而后转入自述传抒情小说写作的庐隐、始终专情于浪漫抒情小说创作的冯沅君、石评梅以及描写“温饱而微愁”的家庭生活的凌叔华、苏雪林是有鲜明差别的。而跟陈衡哲的小说比较相近，故有人称她们的小说为启蒙主义的“问题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有些评论家把二十年代出现的这批女性作家统称为“闺秀派作家”实际上是过于笼统的。实际上，在“五四”狂飙突进的岁月里，冰心不仅走出了闺阁之门，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她这样描述了当初的创作情形：那时“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注：冰心：《从“五四”到“四五”》。）可见，她的创作源泉来自社会，她的笔是作为“服务社会”的工具，而不是宣泄闺怨的手段，因而其意义也不仅是“闺秀派”所能涵括的。
　　在回顾冰心这一阶段的“问题小说”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一下她的妇女家庭题材的“问题小说”，因为这是一个最大众最敏感的话题。茅盾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对1921年第二季度的一百多篇“问题小说”进行了整体考察和归纳，得出的结论是：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需从“五四”特殊的时代氛围来寻找答案。从国际背景上看，十九世纪初正是欧美诸国女性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我国“五四”运动产生于这一国际背景之中，不能不受到影响；从当时中国妇女的社会情形来看，由于伦理传统的根深蒂固，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异常深重；从历史传统来看，旧民主主义时代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启蒙主义思想已促进了一批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青年的觉醒。这样，妇女自身解放的迫切要求加上历史上的进步传统，在国际女权运动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在中国涌起了一股妇女解放的思潮。我们翻看当年的史料便可发现，从1919年至1921年各地出版的专门妇女刊物多达十余种，许多当时很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如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均辟出专栏讨论妇女问题，而当时散见于各报刊的讨论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这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妇女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妇女问题研究和探索的热烈程度。妇女解放运动既成为“五四”时期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紧密联系的男女恋爱、婚姻家庭问题成为人们热心探讨的话题自然很容易理解了。其次，从当时从事“问题小说”创作的主体看，他们大都是刚走出校门或仍在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正憧憬着爱情的美好，有些正体验着恋爱的苦恼，也还有些或许已饱尝了不幸婚姻的痛苦，这样，他们的处境、经历使这类题材的小说不仅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且成为了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切实需要，所以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喋喋不休地叙说他们自己的或就他们生活圈子内所见所闻的恋爱的苦恼、不幸的婚姻。作为一个敏感的青年女性作家，冰心当然不能避开这样的题材。在她1919年至1925年发表的三十来篇问题小说中，妇女家庭小说共八篇，约占三分之一。比起当时汹涌如潮的同类小说来，在数量上不算多。但是作为一个关注妇女解放的启蒙主义作家与作为一个同样是被解放对象的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女性来说，她的作品就不仅具备了此类小说的普遍特点，而且具有一般男性作家所不具备的独特性。
　　在探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她一方面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对女性不幸命运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悲悯，同时指出妇女要得到解放，必须争取受教育与婚姻自由的权利。例如《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的英云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中断她心爱的学业，去过她所厌恶的少奶奶生活，一腔改革社会的宏伟抱负化作轻烟一缕。《庄鸿的姊姊》中由于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剥夺了继续求学权利的“姊姊”最终郁郁而死。《最后的安息》中的童养媳翠儿在愚昧的婆婆折磨下悲惨地消失了她青春的生命。这些小说具备了当时“问题小说”共通的毛病，一是偏重描述现象，缺乏对其社会根源的揭示，因而找不到救治社会的良方。例如《最后的安息》中把翠儿悲惨命运的根源归结为“乡下人没有受过教育，自然就会生出翠儿她婆婆那种顽固残忍的妇人，也就有像翠儿那样可怜无告的女子。”而对造成乡下人无法接受比较正规教育的社会根源——经济上的贫困，作者并未指出。又如《是谁断送了你》以一“须发半百”的老人的“弹泪”凭吊“可怜的怡萱侄女呵，到底是谁断送了你？”作结，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了读者。二是主人公极端的软弱性，他们在社会的压迫下没有一丝挣扎或仅在轻微的挣扎下就迅速走向了悲剧结局。茅盾曾经尖锐地指出过她的这一毛病，说“她的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这样软脊骨的好人”，说她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而在孱弱的好好人中“典型”的一个（注：茅盾：《冰心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这固然体现了她的改良主义思想，不喜欢极端与斗争的手段，诚如茅盾所言就是“中庸思想”（注：茅盾：《冰心论》。）。由于这一思想的存在，妨碍了她作为一个思想性的“问题小说”作家所必备的观察生活的深度与看待问题的高度，所以，她超不出当时社会所提倡的仅浮于现象表层的“平等教育权与婚姻自由权”两个口号，这是冰心的遗憾；但另一方面，她之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家庭的不良现状，描写悲剧的主人公，也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注意，“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很难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可见，这也是在客观上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注：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在冰心的妇女题材小说中，比较体现了她的独特性的是她的家庭问题小说。如上文指出的，由于她具有一定的“中庸思想”，所以在探讨现代家庭的合理范式时，她体现出了比较浓厚的封建伦理思想。代表作是《两个家庭》。这是冰心发表的第一篇问题小说，连载于1919年9月18日—22日《晨报》。尽管这篇小说的发表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是这篇小说却透露了此后很长时间都很少改变的她对于女性与婚姻家庭的看法。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对不理家政、未受新式教育的陈太太的否定，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她对现代女性职责与现代家庭理想范式的看法。她认为相夫教子仍是现代女性的责任，“红袖添香对译书”是她理想中幸福家庭的图景。茅盾称她这一观点为“新贤妻良母主义（注：茅盾：《冰心论》。）。”范伯群、曾华鹏进一步对这一“新”字做出解释：指镀上一层薄薄的西方文明的金液的中国封建式的贤妻良母主义者（注：范伯群、曾华鹏：《五四惊雷“震”上文坛的新星》，见《冰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3页。）。作品通过对封建官僚家庭教育出来的陈太太的否定和对新式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亚茜的肯定，表明了她对封建官僚家庭教育制度的否定和对新兴资产阶级教育的肯定，这是文章的积极方面。但另一方面，尽管亚茜受过比较完备的教育，但她仍只是丈夫的陪衬，家庭的附属，没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宣扬的是如何改造女性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与变化了的男人的思想。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篇《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讲叙的是一对老夫妇含辛茹苦养大儿子，期冀儿子赡养天年，不料儿子羽翼丰满之后，却以一纸“脱离封建家庭关系”的宣言残酷地打破了他们的美好愿望。小说末尾以乌鸦尚知反哺，暗示人岂不若禽兽。这已是站在旧家庭一面，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新式青年的公开谴责了。由于她的家庭、所受的教育及她的个性的影响，她常常不自觉地站在传统一方，企图维护她认为不应舍弃的传统中合理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阿英在《〈谢冰心小品〉序》中有比较中肯的论述。她说：“反映在作品中的冰心的思想，显然是反封建的，但是同时也多少带一些封建性；这就是说，她的倾向是反封建的，但她的观念形态中，依然有封建意识的残余。”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她的女性意识的价值。相反，这正向我们昭示出几千年的封建因袭重负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里，一个思想型的作家要克服这一点是多么艰难；另一方面，传统道德中究竟有没有合理的因素？我们应不应该对它们全盘抛弃？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是?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如何融合二者的差距？在当时一片反封建的强烈呼声中，冰心能有这样的意识——尽管带着某些不自觉，但仍是十分可贵的。在“五四”“问题小说”（注：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店，1934年版。）作家中，冰心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她的“自己”性。
　　第二阶段是人生探索小说，即有人所说的心理问题小说。习惯上以1921年《超人》为界，到1925年为止。这一时期的“问题小说”由着重“反映社会现象”转入“表现并讨论人生一般的问题”（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由对社会问题泛泛的捕捉转向对人生观、世界观的专注探讨。这一题材的转变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受过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一部分青年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将目光投注于巨大的落后的中国社会时，他们发现了那么多的不合理性：“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于是，他们热衷于提出问题，并竭其所能力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注：冰心：《一个忧郁的青年》。）加之“五四”退潮的影响，对社会的失望，加上对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的失望，这双重的失望使许多青年由“五四”初期的意气风发转变为悲观抑郁，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由于“青年的烦闷”成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复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注：茅盾：《创作的前途》。）。”自然成为此时文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问题小说与心理问题小说的区别：在描写对象上，前者面向的是广阔的社会人生。青年知识分子往往是以一种启蒙主义者或引路人、民族精英的形象出现的，而后者则将描写对象缩小到了这些精英们自身，探讨他们内心的苦闷，他们由众生的拯救者变成了前途的迷悯者。这并不是对自身的否定，相反，这正是“问题小说”的深化。
　　可以说心理问题小说是冰心小说创作中用力最勤反响最大也是后人对她评价最为复杂的部分，不仅包括《超人》集中的绝大部分篇章，还包括《去国》与《往事》以及未收入集中的一些篇章，如《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一个忧郁的青年》、《悟》等等。这不但因为这一题材成为了时代题材，而且还因为她自身也挣扎于这种苦闷中，便变得异常切实和容易引起共鸣。在这些小说中，她竭力寻找一种救治时代苦闷也是解救自己苦闷的药方，这一药方便是“爱”。“爱的哲学”在她这段时期的创作中逐渐成熟并体系化。代表作是她的“爱的三部曲”：《超人》、《烦闷》、《悟》。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题是：人类是相连相爱的。《悟》则更进一步，指出人类不仅是相爱的，爱还是万能的，救世的，只有“肩起爱的旗帜”，就能“在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出开天辟地的第一步来！”《悟》是冰心“爱的哲学”真正成熟的标志，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一篇如此系统而理性的探讨“恼苎А敝髁恕９视腥怂怠段颉贰鞍寻恼苎葡蚣拢簿褪前阉葡蛄司贰！保ㄗⅲ貉钜澹骸吨泄执∷凳贰罚?40页。）
　　要正确认识冰心心理问题小说的价值，我们不能回避其“爱的哲学”这一话题。对冰心“爱的哲学”历来持批判态度者多。普遍的看法是她虽然出于良好的动机，想拯救“五四”运动退潮期的青年“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的精神危机，但是她所贡献的却是一个幻美的影子。对真正解决青年的烦闷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成熟。所以有人说：“冰心女士不是位医院的大夫，只是一位看护妇”（注：草川未雨：《〈繁星〉和〈春水〉》。），给予病人只是一些暂时缓解痛苦却不能救人于根本的慰安。而且，由于她专注于心灵世界的探索，主人公思想的转变并非由于现实社会的影响，而是借一点点现实的契因，主要是在主人公自己思索中完成的。例如“超人”何彬即是“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便顿悟了人生；《悟》中星如卧病七日，便打通了“思想的难关”。所以有评论家认为她的心理问题小说比她的社会问题小说离现实主义更远一些，社会批判的力量也削弱了一些。上述观点都是比较切中实际的，但是我们若能多注意一点当时的实际便会对她多一点宽容。我们上文已经说过，当时的社会状况是随着“五四”逐渐退潮，“青年的危机”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作家们依着自己受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与尚还浅薄的社会人生经验企图解答这个对社会来说迫在眉睫而对他们来说又有些力难胜任的问题。应该说选择“爱的哲学”不仅仅是冰心，还包括当时一大批男性作家，如叶绍钧、王统照等，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后来很快投入了现实斗争自然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哲学，而冰心则由于缺乏这一客观条件，因而变化缓慢得多罢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在尚未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社会对这一观念的暂时接受，这一点从《超人》发表后强烈的反响就可以看出。所以，就当时“唤醒民众”并给他们“力量”的时代要求来说，冰心至少是部分完成了这一历史责任的。正因为如此，这类小说有别于她社会问题小说的“悲观”，极力想做出一种“乐观”来。在当时的主流艺术观——即社会功利性的艺术观的影响下，她“视艺术是慰藉人们”的手段、工具便是“爱”和“希望”。关于这一思想，她在《最后的使者》中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她认为智慧与理智不足以使人勇猛精进，反而因“泄尽了宇宙的神秘，写尽了人类的深思”，使意志薄弱者忧愁、烦闷、悲伤、绝望。冰心希望以爱使人忘其“分内的悲伤”，“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欢乐沉醉地向前走——向着渺茫无际的尽头走。”在当时有此思想者不独冰心，就连一向“忧愤深广”、“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鲁迅不也“听将令”，因而在《药》的结尾平添了花环，在《故乡》的结尾加上了一段关于“路”的议论吗？可见冰心的心理问题小说仍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只不过带了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
　　纵览冰心的“问题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思辩性。“借小说发表自己的思想”这是冰心“问题小说”的重要追求，也是当时“问题小说”最普遍的特色。这首先是与“五四”反封建进行思想启蒙的革命任务有关。当时历史要求于文学革命者的是呼吁“人性的解放”，扫除“旧式的成法”，顺应这一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作家们从思想、伦理、道德等角度进行契入，通过展示各种人生的悲剧与不合理，来达到反封建和觉悟民众的目的。这一观念不仅突出表现在“问题小说”创作方面，而且贯穿到当时几乎一切文学样式中，例如诗歌、散文、戏剧。重说理的载道派文学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
　　二是问题单调、清浅。前者指广度后者指深度。虽然“问题小说”家们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涉猎，但是他们的注意力仍是有所侧重的，对某些敏感问题注意得多些，对某些问题则注意得少些。这一情况从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的统计中可以见出。他将21年第二季度的百来篇小说分为六类：描写男女恋爱的、描写农民生活的、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描写家庭生活的、描写学校生活的、描写一般社会生活的，它们所属的篇数分别是：七十篇以上、八篇、三篇、九篇、五篇、二十篇左右。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描写男女恋爱的最多，占了半数以上，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最少，只有三篇。这一方面说明青年作家们对劳动者生活的隔膜，另一方面则是个性解放滑入个人主义轨道所致。尽管描写男女恋爱和家庭问题的小说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并不说明这类小说达到了怎样的深度。相反，由于不注意社会根源的剖析和时代背景的展示，这些小说普遍表现出清浅弊病。例如《庄鸿的姊姊》中，作者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这三个问题都触及到了当时敏感的社会现象，但作者仅对这些社会不合理现象起了一些“感慨”，对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作者并未作出任何剖析甚至暗示。这是她这些小说往往止于“印象式的感悟”，缺乏必要深度的主要原因。
　　三是与过分注重思想观念的宣泄相随而来的对小说技巧的某些忽视。在处理人物与事件时，她习惯于采用叙述式的手法，虽然题材是现实的，但一经她处理，就变成了一种主观性的东西。她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加在笔下的人物上，不是让人物自然流露自己的思想，这使人物失去了自己，仅仅是作者笔下一个傀儡，既扁又平。正如成仿吾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所指出的：她的作品一个共通的大缺点，就是“都有几分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了模样”，作者认为这是她“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的结果。”这也是当时许多“问题小说”家共有的毛病。当然冰心的文学语言是非常出色的，她善于融文言入白话，形成一种非常典雅流丽的文风，阿英称之为“冰心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问题小说”能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流光溢彩的文笔。所以阿英说：“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影响的，那是很少。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超过冰心。”（注：阿英：《〈谢冰心小品〉序》。）
　　“问题小说”的高峰期在1919年—1921年，当大半个世纪过去后我们重新来审视这一文学现象时，我们忍不住要对这群启蒙主义家表示深深的敬意，为他们解救社会的热情，为他们探索人生的执着，为他们对待文学与人生的严正的态度。我们并不讳饰他们的幼稚与不足，但是，他们曾经努力从事的一切，及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对今天很大程度上缺乏责任感、严肃性及忧患意识的当代文坛来说，确实是不无意义的。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96～10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稂诗曳19981998“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异的文学现象。冰心以她创作“问题小说”的时间、数量以及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性成为“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她的“问题小说”创作既体现了她鲜明的个人性，也体现出了当时同类小说的时代特色及其普遍优缺点：即注重思辩而不彻底，面向社会而有所偏爱，注重观念而忽视技巧等等。因此，本文以她的“问题小说”作为全面考察、综合评价“问题小说”的立足点，试图以此解释“问题小说”在这一特定时期如此兴盛的原因，其主要内容、特征、意义及其局限何在。问题小说/首席作家/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稂诗曳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 作者：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96～10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稂诗曳19981998“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异的文学现象。冰心以她创作“问题小说”的时间、数量以及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性成为“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她的“问题小说”创作既体现了她鲜明的个人性，也体现出了当时同类小说的时代特色及其普遍优缺点：即注重思辩而不彻底，面向社会而有所偏爱，注重观念而忽视技巧等等。因此，本文以她的“问题小说”作为全面考察、综合评价“问题小说”的立足点，试图以此解释“问题小说”在这一特定时期如此兴盛的原因，其主要内容、特征、意义及其局限何在。问题小说/首席作家/社会问题/心理问题

网载 2013-09-10 2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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