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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在现时代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意义，甚至成为一些人嘲讽和讥笑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很有必要揭示信仰在整个人生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首先需要我们自身具有坚实的信仰。
　　多少年来，宗教神学所揭示的信仰愈加理性化，离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愈来愈远；同时世俗性信仰也暴露出其摇摇欲坠的本质。真实地关切人生并引导人走向神性世界的信仰在哪里，这是人人面临的迫切问题。
　　信仰给生活提供了根基，这一点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应当信什么，怎样信，不是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认识。很多人虽然认识到信仰的必要性，却依恋世俗的享乐，迟迟不走向皈依之路。这种人当这样形容：既想拉着上帝的手，又想紧紧抓着撒旦的手。对他们来说，信仰只有能够获利才是正确的。
　　在信仰问题上争辩的结果往往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这在教会发展史和世俗历史进程中有数不胜数的例子。信仰如果导致这样的结局，恰恰证明了这信仰有虚无的成分。有些信仰就是虚无本身，是假信仰，虚无主义者所崇尚的信仰就是如此。20世纪人类痛苦的经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正展示了这一切吗？
　　　　　　一、信仰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已经使我们失去生存下去的支撑，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自杀和玩世不恭。如果没有了根基，我们怎能忍受这苦难而沉重的生活呢？路在哪里，光明又在哪里？如何有意义地生活下去？信仰，只有信仰才是我们的路和光，才能为我们的生存提供支撑和意义。这条路并不是轻松的，它是非常艰难的，是一条窄而又窄的路。这需要我们的勇气。有人把这叫做“灵魂转向”（注：拉纳尔：《论今日信仰的可能性》，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6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从生存的现象事实和氛围出发，只能得出生活的无意义和荒谬，看到的是“生命的魔域”。必须清楚的是，事实本身不会提供意义，有的只是石头般的规律，令人不可抗拒。处于事实的包围中而不能自拔，这正是我们现时代人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摆脱事实的窒息，人往往产生一种疯狂，即荒谬的疯狂。在这种疯狂中，一切都无所谓了，一切都是可干的了。审美主义者甚至可从这种疯狂中看到“美的闪现”。对这种疯狂的赞赏和沉入，成为一种时尚。荒谬的疯狂的结果往往要走向其另一方面，走向高度机构化的强权的疯狂。
　　要摆脱无意义的生存和疯狂，只能超越事实性观照，走向另一种意义性的思维。在事实性的观照中，我们就物本身来思索其是什么，自然不能发现有何生存的意义了。意义性的思索乃是存在对人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就是询问整个生存对人有什么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我们必须区分存在物与存在本身（注：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卷）第930-9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事实性的思索是从存在物出发的，它用概念、理论界定存在物自身的规律——理性的法则，并没有对存在本身有何探究。存在是存在物之所以在那里的那个东西，已不能由存在物出发来思考。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往往局限于事实性——存在物的境域内，脱不开身，从而陷入荒谬的泥潭。对意义的##示存在的基本真理。存在的真理通过与事实性的抗争引导我们面向意义的真理。事实性真理具体地说，就是通常所称的理性的真理。我们常常处于理性的统辖下，“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管是否有人在思想上实现或没有实现过”（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这种真理“对于人、天使、天神都只是一个”（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它“依赖于自明”（即事实性）（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在真理的面前，人或超人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面对理性真理，人是无助的。理性真理使人处于其绝对统治下，即使意识其荒谬，也必须服从。如何弃绝这种境地，正是每个人要严肃考虑的问题。从服从走向抗争，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的力量源泉正是信仰。信仰为整个人生提供了根基，正是在对意义的询问中产生了信仰。信仰实际就是对存在意义的信奉，即对与存在的真理的关系的信奉。意义问题其实也就是信仰问题。只有存在的真理透射来，信仰才是可能的。这里我们经过了一个思维的轮回。可以看出信仰是反理性的，是对理性的真理的抗争。
　　意义性询问，就其对“我们是否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性真理？事实性真理不可超越吗？”这两个问题的追询而言，只引导我们实现了从事实性思维到意义性思维的转变，只是走向信仰的第一步。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可能的道路也多种多样。我们很可能偏离意义性追询的初衷，滑回理性真理的界域。在这种状况下，阐明信仰的具体含义及其实质内涵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离开了信仰的实质内容，意义性追询只会落空。
　　信仰最初的含义指对某种东西的信奉，随着宗教（谈论信仰不能不谈论宗教）的发展，信仰变为对绝对的信赖。通俗地讲，信仰就是指有信念。绝对如果从理性思维的观念来看，只是一种哲学范畴，并无信赖与不信赖的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那个绝对恰恰为生存提供了真正的支撑和意义。在那里，绝对没有概念或逻辑的意味，也不是一个对象，它是作为对生活的最终极的解释而体现的。对生活有无意义的回答并未产生对生活的真实的解释，自然也不能自动地引向信仰。信仰产生在哪里？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与对生活意义的追询一同才能导向确切的信仰。所以说，认识到那个绝对在信仰之先，而不是在信仰之后。甚至对生活有无意义的追询也依赖于那个绝对，真正的生活意义之有正是对那个绝对的肯定和信赖。追询是与绝对的展现融合为一体的。这个融合体唤醒了信仰。那个绝对我们就称为上帝。至此，信仰的内容依然是空洞的，具体的内容还需要建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上帝面前人是低微和无力的，我们对上帝要怀着敬畏。那生活的意义是上帝带来的，并非人单方面求索的产物。其次，我们要赞美上帝，并且这赞美还在信仰以先，如赫舍尔所说：“精神生活的秘密在于赞美的能力。称赞是爱的结果。它产生于信仰以前。我们先是歌颂然后才信仰。基本的问题不是信仰，而是感受与赞扬，是为信仰作好准备。”（注：赫舍尔：《人是谁？》，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1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在对生活的意义的追询中认识上帝再到自认卑微和赞美的基础上，我们才迈进信仰的领域。前面讲到生活的最终极的解释和信仰的建构，指的是人的自觉性的努力。在上帝面前自认卑微、服从和赞美，对上帝的归顺，只是信仰来自上帝的一个层面。要看到，上帝并不会替人做事，上帝只提供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和能量，杠杆的撬动只能由每个具体的人自己来完成。上帝——意义的真理不能为具体的行动提供具体的指导。虽然说人的自由是上帝赋予的，但对自由的运用还在人自身，信仰的内容还是需要人自身去建构的。从事实性真理所显示出的生活的无意义，也能看出建构之必要：既然生活无意义，不能忍受无意义的人们不可能对生活强求意义，只能从对意义的追索中去建构意义。
　　　　　　二、信仰的具体内容
　　对生活的意义的询问是人的“终极关怀”，信仰作为对终极关怀的实质性回答，为生活提供了终极的基础。信仰与相信不同，它是无对象的。上帝并不作为一个信奉的对象出现在人的面前。信仰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Deo credere,Deum credere,in Deum credere.（相信上帝、信任上帝、信赖上帝）。Deo credere意指：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为真……，譬如我们可以相信某一个人（是好人），然而不一定要信任他。Deum credere意指信任他是上帝。In Deum credere的意思则是：全心信赖地爱他、奔向他、紧紧依靠他，并与他结合在一起”（注：皮柏：《相信与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528-52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所谓对上帝的信仰实际上所指的是在上帝中的有信念，是与上帝同在而皈依上帝。对象化的上帝往往成为一个崇拜的偶像，对这样一个上帝的信仰就滑回了无信仰，因为这只成为人的愿望的投射。信仰首先是爱，对上帝的信仰占第一位的是爱上帝。正如《圣经》上所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主上帝。”（注：《圣经·马太福音》22.37。）对上帝的爱是归顺性的、无条件的，人并不能企望从这爱中获得上帝的给予。爱生出了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承受现世的艰辛和苦难。我们不能说这种爱没有心理的因素，对这种爱我们也确确实实有一种心理体验，但它决不只是一种心理效应，不是所谓心理学所能包容的。爱与信仰是不能分出个先后的，它们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信仰即爱，爱即信仰。爱是上帝的恩典，是神性的闪光。爱上帝也就是相信上帝。
　　我们前面讲过，从现实的事实性出发，只会看到荒谬和无意义，生发出对整个宇宙的绝望，认识到处于深渊中。从深渊中如何走出？如何超越深渊？这均是单方面的人的力量所不及的，我们需要求救。舍斯托夫经常引用一句话，正体现了这一切：“De profundis ad te,Domine,clamavi.（主啊，我从深渊向你呼求！）”（注：舍斯托夫：《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第13-14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译文有改动。）信仰中正包含有这种求救意识。由爱上帝生发出求救意识，正是因为我们信任上帝。
　　信仰还在于承爱苦难和认可泪水的至上意义。对上帝的爱和向上帝的求救，使我们不重于世俗之利益的满足或所谓事业的成功，我们的眼光正好落在事实性思维所轻视的方面，落在苦难和千百年流之不尽的眼泪上，我们用“约伯的天平”（注：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称量一切。“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注：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翻开一部人类史，看到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别无他物。那些成就和事业，只是理性所证明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是轻之又轻的。千百年来，人们的眼泪流成了河，而理性却赞颂着“成功的辉煌”。为了理性法则的统治，泪水只成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成为工具。流多少泪和血对理性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在信仰面前，眼泪才是真正珍贵的东西，显示出超越一切的意义。
　　信仰是绝望中的希望。在对苦难和泪水的意义的肯定中，我们摆脱了事实性的梦魇，有一丝光在我们心中闪现，这就是希望。在对现世的绝望中，在深渊中，通过对上帝的呼救，我们产生了对另一世界——神性世界的希望，产生了上帝拯救我们的希望。这希望是通过我们呼救而自上降临的，是上帝的恩典。希望不仅仅为我们指明通向神性世界之路，也为现世生活提供了保证。在希望中我们具有了活着的勇气，勇于抗争理性真理的法则，勇于承受苦难。希望使我们看到了那只“神秘的手”，它会擦干我们双颊上的泪珠，也使我们勇敢地伸出自己的手，相互擦干这苦涩的泪水。希望保证了我们不是站在流沙上，而是站在坚实的基座上。理性自认为杀死了上帝，在我们的希望中，上帝永远是活的。
　　信仰意味真正的人性之复归，真正的人的自由的发挥，真正的人的自我实现，也即真正的人道主义。那种不以信赖上帝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只会成为一种疯狂。成为“魔道主义”。人的一切：存在、人性和自由，从本原意义讲都是上帝的恩赐，也即上帝创造了人（注：《圣经·创世纪》1.26-1.27,2.7。），但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并赋予人以他的灵，因此人与上帝是相似的。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人成为上帝的合作者，而非奴隶。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乃是爱的联系，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信赖上帝——爱上帝，是人自觉的归顺，在归顺中人也获得了自由。上帝赐予的自由乃爱上帝的自由，而非滥用自由之自由。在信仰中，我们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自由，并不需为自由而去抗争。在这一点来讲，这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在这种真正的自由中，人性、自我实现才被给予了源泉，才不会落空。正如弗兰克所说：“人在呼吁上帝、献身和服事于上帝时，自我第一次全面地实现了；只有与上帝结合在一起，人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本质，奥吉斯丁主教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上帝是人的灵魂的故乡故土……”（注：弗兰克：《上帝与人》，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19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信仰关涉人的整个一生。人不可能此时信仰，彼时不信仰。巴特说得好：“信仰关涉一种永远有效的决心。信仰并不是一种可以用其他意见来代替的意见。一个暂时的信仰者，根本不知道信仰为何物。信仰是一种始终不变的关系。信仰是关系上帝，关乎他曾为我们做过一次而永远有效的事。”（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信仰为人的整个一生提供了坚实的根基，从这方面看，人在信仰中灵魂是安宁的。当然这并不排除不信或不安之扰动，但这并不能动摇根基，而且这不信或不安也是为了信的探询导致的，并不指向对信仰的背叛，而是指向信仰的巩固。“只有信是应被看重的，如果我们有一点像芥子大的信，这足够使魔鬼遭受其失败”（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依赖神恩，信仰终生伴随我们。信仰者以信仰评判世界，而不是以世界评判信仰。信仰者使信仰深入、渗透生活的各个方面，信仰在生活中闪耀着其光彩。一个信仰者不可能过双重的生活：一时从信仰出发皈依神性世界，一时又以世俗利益背弃信仰。诱惑、世俗利益在信仰者眼中是不足为害的，它们在信仰面前均不攻自破。在信仰中不以世俗的成败为评价人的标准，而以对上帝的归顺为一切评价的出发点，所以从世俗利益的观点来看，信仰者似乎可以被称为失败者。但是，正因为在现世的失败，才获得了永恒的成功，永恒的荣光。信仰意味着关涉整个生活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针对一种人根本上改变了的意识，一种新的基本态度、一种另外的价值尺度，一种整个人类彻底的思维转向、整个个人的转向”（注：汉斯·昆：《做人与做基督徒》，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22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人充满信任地理解它并按它去生活”（注：汉斯·昆：《做人与做基督徒》，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22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信仰是一种决心，它意味着一种责任，也更是一种承认。我们皈向上帝的同时，就做出了一种抉择，采取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信仰就是宁采取信，而不采取不信；宁采取信赖，而不采取不信赖；宁采取知识，而不采取无知；信仰的意思是在信与不信、误信、迷信之间，作适当的抉择”（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我们从以我们的利益出发的生活中退出，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样我们也就承担了义务和责任。我们不是逃避生活本身，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建构新的生活，也是从根本意义上去改造生活。所以说信仰者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隐士般的生活。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的承担，也说明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隐秘的和局限于私人小圈子，它是公开的，是公开的承认和担当。“信仰就是人类使自己与上帝发生关系，是一种应当有的关系。这种工作发生于退出对上帝的徘徊中立，在我们的生活和态度中退出，对于他规避的义务，退出私人的小圈子，而进入决定、负责和公开的生活。信仰如缺乏这种公开生活的倾向，信仰如规避这些困难，它本身便已成为不信、误信及迷信”（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既然有了信的决心，也便有宣称：“我信上帝！”的胆魂，必要时也毫不忧虑地迎向迫害，甚至为信仰受难而死。但是，信仰者决不应当用暴力强迫不信者去信，像官方机构化教会之所做所为。暴力败坏了信仰。那些用暴力强迫不信者的自称信仰者，他们的所谓信仰只能导向不信、误信和迷信。信仰之公开，不仅仅是公开的宣认，同时要从信仰出发对现世作出评价。在现世的不公和黑暗面前，不只是承受它所加诸自身的苦难，还要对其表示我信仰者之“不”，不同意、不服从。信仰者不是沉默者。
　　信仰从理性来看是任性的举动，它不以证明了的真理为借口。理性认为丢脸、愚蠢、不可能的东西，正是信仰真正依托之所在。德尔图良说出了问题的关键：“Crucifixus est Dei filius,non pudet quiapudendun est,et mortuus est Dei filius,prorsus credibile estquia ineptum est,et sepultus resurrexit,certum est quia impos-sibile est.（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因此耻辱而感羞愧；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可信。埋葬后又复活，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注：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第3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信仰者不信赖理性，与理性做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如此，信仰者或可称为“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注：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中译序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的人们。在信仰者眼中，上界与地上绝不相同，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处于绝然对立的角度。不否弃世俗之城，便不能入上帝之城。常有人也表现了任性的勇气，但并没有抛弃对自己“事业”的期望，依然期待人们赞赏，这样他们就退回“必然状态”，还处于理性的奴役下。他们还没有伸出头来去撞横在眼前的“理性之墙”。
　　自贬是跨入信仰的一条必由之路。只有对自我能力、对现世的彻底绝望才能生出对上帝的希望。抛弃一切成就、一切赞扬，这就是自贬的举动。自贬就是自认无力救助，自认失败。
　　信仰是沉重的，在信仰中你要把整个世界的苦难都背在自己的身上。
　　这里探讨的只涉及信仰的“表层”，深入的讨论需要从罪出发，只有留待以后了。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宁51～55B9宗教惠松骐19991999作者：惠松骐，西北师大学报编辑部编辑，兰州　730070 作者：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宁51～55B9宗教惠松骐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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