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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在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时一直以为，本世纪以来，海外华人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心理、生活历程，这不仅指他们已几代安然定居于居住国，生活习俗等开始融入于居住国文化环境，而且指他们在身份上已自然视自己为居住国国民，以一种较为纯然的国民心态参与着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已从20世纪上半叶的华侨文学演变成了今日的华族文学、华人文学，尤其对于已加入了居住国国籍的华人作家群体来说，“华侨文学”这一文化身份已不复存在。国内学术界许多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正是依照上述思路展开的。
　　然而。当1998年，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和中国沈阳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美国华侨文艺丛书》后，我们发现前述研究思路并不能覆盖全部海外华文文学，因为丛书的作者都是美籍华人，早已失去了“华侨”身份，但他们却坚持称自己的创作为“华侨文艺”而非“华人文艺”。丛书主编黄运基（他在美国已生活了五十余年，早已加入了美国籍）在《总序》中特地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就国籍法而言，真正称得上‘华侨’的，实在已为数不多。但这里之定名‘华侨’，则是广义的、历史的、感情的”，“美国华侨文化有两个特定的内涵：一是它在美洲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它又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二是在这块土地土生土长的华裔，他们受了美国的文化教育的熏陶，可没有也不可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们也在觅祖寻根。”显然，这里的“华侨文学”并非仅是侨民身份者的创作，它更是特定的文化思维、文化情感的载体，其中明显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陈贤茂在《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华文学的组成部分》（注：载《世界华文文学》1999年4期）中曾言及这样一件事：1992 年他同几位海外华文作家对话时问道：当你们教育子女时，是要他们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蓉子（新加坡籍）当即回答：“新加坡人。”而赵淑侠（瑞士籍，现居美国）、赵淑庄（美国籍）则异口同声答道：“中国人。”这种身份确认上的差异，我们接触东南亚和欧美的华文文学创作时是经常会强烈感受到的。东南亚华人作家的创作从50年代后越来越多地充溢着对居住国国家意识的认同，乃至不时表白着自己的忠诚。而欧美华人文学却常使人感到，创作者在物质生活层面上可以“落地生根”，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却始终执着于“落叶归根”，这在美华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上述差异怎么会发生的呢？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东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在东南亚各国，华族传统文化的久远深厚，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功，构成了华人社会跟处于执政优势的当地民族的复杂纠结的关系。不同程度被排斥于国家政权和主流文化之外的现实困窘，跟文化、经济上的优势形成的失衡，使处于东方文化环境中的东南亚各国华人把族群的集体生存、发展放在首位，而华族和当地民族过去遭受殖民掠夺的共同遭遇使华族有可能跟其他民族在兼容互补中平等相处，反映在文学上，自然时时强调其并非中国文学、华侨文学的居住国文学身份。而在美国，华人一方面面对着现代层面上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也经历过殖民主义文化的歧视，另一方面，则不断受到欧美自由主义思想这一体现了人类文明最高价值的思潮影响。反映在文学上，作家们自然把创作自由度的拓展、文学的个人抉择看得至关重要。而不管是遭受种族、政治歧视的个人记忆，还是置身西方的文化恐惧，加上路途遥远的地域距离，都强化着华人作家对精神故园的依恋。而美国移民社会的文化机制，也足以容纳华人“为自己的根感到骄傲”的民族心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会催使一部分作家以华人的身份张扬起“华侨文学”的旗号。
　　在“华侨文学”问题上的不同观念，反映出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运行机制的差异。如果讲，东南亚华文文学侧重于外部抵抗力的构筑，那么，美华文学似乎侧重于内部调整力的蓄积。东南亚华文文学一直强调居住国教育、文化政策上的歧见而给华文文学造成的“困境”，因而也一直非常注重借助于华人社团，包括各种宗亲同乡团体的力量，通过保存、发展华文教育，华文报刊书籍的出版，来构筑一个华文文学自足生存的体系。所以，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华人社团性显得统一，群体性也显得鲜明。相比较之下，美华文学显然无心也无力跟各种华人社团结合在一起，构筑一个足以抗衡于主流社会的华族文化教育系统。美华文学的组织相对多而散乱，各种文学力量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中各自寻找着自身的调适力量。美华文学中会出现“草根文群”和“中产阶级”的分流，正是作家个体选择的结果。
　　美华文学的内在调适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其较为自觉的文化交流意识。跟东南亚各国文化多少相近于中华文化的情况不同，美华作家面临的是一个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占据中心但又逐步容纳外来移民文化的美国，一方面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美华作家心存种种疑惧，激化着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另一方面，大部分美华作家较为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们能以较为从容平和的探寻去深入思考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对峙、互补中定位自身。如果将“个人身份”视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120页，北大出版社1996年6月版），那么，当我们读到众多美华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美国华人社会成规和作品本身遵守的成规（语言、文体、技巧等），我们会感觉到充溢其中的文化交流意识。
　　价值观念是文化成规构成的首要因素，自然也是作家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首要抉择。跟东南亚华文作品中常见的固守华族传统，看重华社生存利益的文学形象不同，美华文学形象体现的价值走向处于激烈变动之中，既有由“代沟”、“寻梦觅魂”等表现出来的中西价值观念的巨大冲突，也有因增强了文化适应能力而拥有“多价多规”的自信和理念。从60年代白先勇笔下的吴汉魂（《芝加哥之死》）以死相抗在异域的异质化命运，依萍（《安乐乡之一日》）在跟女儿屡起冲突中备尝异域“安乐乡”生活的苦果等形象起，美华文学最直接真切地传达了美国华人在文化“移植”中的种种刻骨铭心的痛楚。跟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提供的回母土寻根的牟天磊们不同，美华文学表现的侧重点是力图在美国这片“新土”上寻回母土的梦。这使得美华文学形象的价值取向显得多元，既有甘心情愿于“边缘”状态中保存传统，维系华侨文化血脉的，如黄运基主编的《美国华侨文艺丛书》；也有认同美国主流文化，努力沟通其跟华裔文化的联系的，如木令耆、黄文湘等人的小说创作，在异域他族的人物形象塑造中来寻梦觅“根”。这中间自然也包含一些人生抉择的悖论，例如固守住东方传统，却可能恐惧于“既排斥西方文明，又排斥东方进化，成了母体文化之外的边缘人”；力图进入主流文化，却失落于美国文化多元格局的变动中，反倒始终流离于“主流”之外。然而，正是这些困惑，使美华文学形象的价值成规斑杂而变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其形象的内涵，并能引发许多思考。
　　就海外作家的文化身份而言，美华作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作为“中间物”的现实存在。美华作家自身多为第一代移民，绝少土生华人（土生华人习于英语创作，构成美国本土上的“华裔文学”），他们创作生命的前景（他们的“后代”是仍然在美国坚持用华文创作还是被“同化”为“华裔文学”）尚处于不明朗的前景（香港着名作家梁锡华就曾断言欧美华文文学会消亡）。因此，美华作家更加执着于“现在”，他们只有在“此在”的创作中才能把握未来，实现未来，这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视自己为历史的、文化的“中间物”，既拒斥同化，又有所同化，从而提供一种不同于纯然的华族思维方式的艺术思维世界。例如，就作品语言而言，东南亚华文作家注重南洋色彩，所以其作品语言会较多地掺入闽粤方言、南洋土语；而美华作家，即使祖籍闽粤桂，其作品也是较纯正较规范的“国语”，表达的句式句法则更细密并时而呈现出新变化，就如杨振宁当年称赞於梨华的作品语言，既有传统的清新灵动，又融入了西方句法修辞的丰富多变。这里，我们明显感受到了，美华作家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母语的纯净，又相当开放地汲取着外来语言现代演化的成果。仅就语言而言，美华作家的贡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果在20世纪后半叶世界哲学和语言学关系演变的背景上来看待美华作品提供的语言形式，我们甚至感受得到，美华文学在构筑一种新的人生观、哲学观。“一个人所说的语言，是他生存和活动的世界，深深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称之为国家和土地的物产更重要。”（注：引自《魁北克语言前途十二论》第107页，加拿大魁北克省官方出版社1984 年版）美华作品努力保持“国语”层面的正宗、纯粹，既没有毗邻的加拿大魁北克法语文化运动的政治独立色彩，也较少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中多元的文化认同和统一的国家忠诚间协调一致的倾向，而较多的是在一个文化差异巨大而文化交流空间又较自由的国家中能不断相遇族群和自我的“过去”，克服文化恐惧，从而实实在在拥有异域的“现在”所作的选择。
　　文化成规的其他方面，如家庭制度、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等，都构成着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在这些方面，东西方华文文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美华文学中有一类“香蕉人”形象，失落了东方文化而又无法完全被西方文化接受。而东南亚华文文学却常会写到人物的一种“马铃薯”悲哀。例如菲华作家佩琼的小说《油纸伞》中的中菲混血少女李珍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好的中国文学、文化修养，却只是因为从母亲那里遗传的肤色而被恋人文斌的华族家庭拒之门外，甚至不被整个菲华社会理解。她由此悲叹：“我的悲哀是——自己的是马铃薯，不管内里怎样黄了，外表仍是褐色的。”这种情况在着名马华小说家商晚筠、梁园等笔下也被描写到。上述差异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华文文学在观念上都倾向固守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和模式（自然，华人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恐惧和在褐色，乃至黑色人种社会表现出来的文化拒斥，是可以让人体味到更多东西的），但由于面对不同的异国文化，因而在家庭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精神状态也很不同。东南亚地区所处的东方文化区域，不同程度受到中华文化辐射影响，中华文化相对于当地的土着文化，甚至呈现强势之态，当地的华人社会在跟他族社会平等相处中也不乏“同化”他族的心态。所以，华文作品所描写的华人家庭总带有浓郁的传统孝悌色彩，即便写到华人跟他族成员结合而成的家庭，侧重点也在他族对华族家庭关系、习俗的认同和迁就。尽管东南亚华文创作的历史、数量都远甚于美华作品，但作品极少写到他族形象，这种情况恰恰是东南亚华人家庭、社会自足封闭性的表现。而美华作家身处西方强势文化包围之中，艺术上被西方当代文学深深吸引，现实生活中又处处有“异乡客旅”之感，其心灵危机重重，作品所描写的家庭生活、行为方式都以心理冲突为主。有人比较过菲华作家陈琼华的小说《龙子》和美华作家庄因的小说《夜奔》，两篇小说都描写华人父子间的冲突，而冲突都集中在语言认同上：父亲认为“中国人永远要说中国话”，而儿子却认为既然已归化了外国，应该说“外国话”。语言的不同选择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两篇小说的不同在于，《龙子》以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尊重结尾，而《夜奔》则以父亲终与儿子隔阂重重，落寂中，只能饮酒独吟《林冲夜奔》收场。两篇小说的差异正揭示了西方文化世界中，华人家庭传统模式面临分崩离析，而由此引起的文化身份失落形成了美华作品中的历史沉重。
　　美华作家作为个体而言，几乎全是第一代移民作家（绝少在美国出生的华文作家），这就跟东南亚中青年作家以第二、三代移民为主不同。这种出身使美华作家的创作往往是中国故土经验和美国本土经验叠合交融的结晶。其故土经验既有对遥远而又亲切的祖先、母体的集体记忆，也有单纯、温馨的童年“原乡”构成的个体回忆，还有其亲朋好友的现实境遇所引发的故乡想象。这些故土体验交相纠结，互动撞击，往往以文化还乡的旨意填补着美国本土经验中的空白，也时而拯救着孕于其中的精神危机。这两种经验或冲突、或弥合、或包容的种种复杂状态，使得美华作品中的心理色彩比东南亚华文作品所呈现的要纷繁斑杂。美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游子归客形象、“香蕉人”形象、“中餐馆”形象等，几乎都经历过很大的转折变化，积淀着迥然有异的文化心理，这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中是较少见到的。自然，由于美华作家多限于第一代移民，他们对归属国的艺术体悟也许不如东南亚第二、三代移民出身的华文作家那样如鱼得水，多少影响了美华文学本土性艺术层次的提升。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一种落地生根的文学，而美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华文文学还只是一种移植中的文学。然而，这种移植中的文学也显得枝繁叶茂，其盎然生机丝毫不逊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其中的缘由是很有意味的。例如，脱离了华文主流社会机制的“距离观照”使美华文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显得清醒有效，而西方文化“张扬个性”的机制又使置身其中的美华作家对传统的汲取、抉择突破了单一的群体使命，而富有个性价值色彩。这两者的结合，使美华文学在开放机制中对中华文化的思考、诠释在某些方面比自足调适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乃至中国大陆、台港地区等华文主流社会要广泛，甚至深刻。从整体上讲，美国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历史短于东南亚华人社会，但其成功程度远甚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这意味着美国华人开始找到“根”“魂”并存的路径。这种较短时间中完成或进行的巨大转折，其造成的心理冲突是十分激烈的，这是孕育美华文学的丰厚土壤……这些都使得美华文学的移植之树常绿长青。
　　相对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美华文学尚未成大气候；而跟中国大陆、台港地区文学，美华文学在其本土性生命体系的构筑上，既具备厚实的基础，又有漫长的路要走。其中，华文文学如何跟华裔文学互补互动，是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的华裔文学虽以英语写作，但跟华文文学同属美国的非主流文学，又同宗同根。而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社会被接受的程度远甚于华文文学。80年代，起码有近20部华裔文学作品或获美国重要奖项（包括美国图书奖、美国书籍评论界作品奖、美国诗人学会奖、百老汇剧本奖等），或居美国畅销书榜，受美国评论界好评。这些作品有不少被译为中文，“重返”华文世界，延续了当年林语堂作品在英、华文世界都产生广泛影响的路子。华裔文学在表现东西方文化互补的主题上，在探寻华人在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及其最终归宿上，在把华族历史幽默地表现为独特的语言风格从而为美国主流文化界所理解和接受上，都可以为华文文学提供良好的借鉴。华文文学若能跟华裔文学构成互补互动，自然能大大扩展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视域和格局。
　　悠久丰厚的中华文化直接置身于强势西方文化的美国本土中，既经受考验，也增强活力，这种格局也许正是跨文化的21世纪最愿意看到的，也预示着美华文学勃勃不竭的生命前景。
　　
　　
　　
文艺理论研究沪75～7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万华20002000黄万华，山东大学中文系 作者：文艺理论研究沪75～7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万华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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