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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８０年代初“民工潮”冲击珠江三角洲，至今１０多年，它仍迅猛发展着。波及的范围，除东南沿海地区和京、津、沪外几乎遍及各大城市。据报道：北京市外来人口已达３３０万，其中大部分是民工！据估算，目前全国“民工潮”中的人数约有８０００万，并以每年数百万人的速度递增。各种惊人的数字表明：“民工潮”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之一。
　　 一、“民工潮”的起因
　　“民工潮”的兴起，是有着多方面的复杂而又深刻的原因的。
　　 （一）大势所趋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到一定时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一种普遍规律。１８世纪，英、法、德等国家在开始产业革命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６０％多，之后逐年减少。２０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更快。６０年代初，联合国曾作出估计：每年约有１０００万农民流向城市，即每天近３万人；１０年后是１４００万人，即每天近４万人。目前英、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仅占２～３％，而我国１２亿人口中竟有９亿多农村人口，４．５亿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达１．５亿。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确属必然。
　　 （二）政策所致
　　１９７９年以前，中国农民主要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个以户籍为中心的社会身份概念。农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自主权来调整劳动要素配置。１９７９年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政策，赋予了农民支配自己劳动时间和优化劳动要素配置的权力。从此，劳动效率明显提高；同时，又促使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在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民“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干闲”的情景。与此同时，国家又逐渐放弃了限制农民向农外转移的一些政策措施；城市食品供应制度，也随之完全货币化、市场化；再加上其他公益条件的改善，致使长期森严壁垒的城门开始向农民敝开。于是民工们利用这一机遇，结帮拉伙，闯进了世世代代陌生的新世界。
　　 （三）现状所迫
　　据有关部门测算，１９５２～１９８９年，农业为城市工业共聚集了１０７７８亿元的巨额资金。１９８９年后，政府虽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但实际上国家仍通过“剪刀差”等途径每年从农业收益中拿走８００亿元。国家主要用这笔钱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又占用了大批耕地。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在逐年增加。这便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形势更加严峻。据统计，１９５２～１９８７年农村劳动力增加了１１３．８％，而耕地减少了２２．６％。１９５２年全国劳动力人均耕地９．３亩，１９７８年为５．５亩，１９９１年仅仅１．２５亩，还不及美、俄等国家的１／８。由于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又趋严重，不少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东进南下，到沿海开发区和城市工业区找出路。
　　 （四）观念所促
　　中国的农民，本来乡土观念很重，一向把在外闯荡视为不务正业，而乐于唱那“红米饭，木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或者是“腌咸菜，薯干酒，卷着烟叶乐悠悠”。改革开放后，他们从广播、电视、亲朋邻居那儿了解了外面的大千世界。渐渐地，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由不自觉到自觉地运用起价值规律，开始学着“什么赚钱干什么。”他们在家种田，一年只得几百元；而外出打工，一般能赚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反差如此之大，哪能不动心！除改变经济地位的强烈愿望外，他们还有提高社会地位的追求。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城务工经商，则正是实现上述理想的最佳方案。于是，他们告别了传统的农村宗法家族组织及其生活方式，利用改革开放给他们的自主权，怀揣一张身份证，一个个加入到“淘金”者的队伍中。
　　 （五）个案所诱
　　对农民，尤其是对一些穷乡僻壤的人们来说，当率先外出人员空手出门、抱财归家，谈及城市的许多新鲜事，无不啧啧赞羡。农民夸他们“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盖新房”。见他们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信息，学到了技术，心里热乎乎的。随即一传十、十传百，争先效仿着往外走。而那些尝到甜头的，自然舍不得半途而废，稍加休整，又离家重来。
　　 二、“民工潮”的特点
　　在现有８０００万人的“民工潮”中，论及特点，可归纳如下：
　　 （一）致富欲望大
　　他们看到城市和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看到率先外出打工者衣锦还乡的场面，一个个“赚钱致富”的强烈心理油然而生。无论干什么、怎么干、只要能挣钱、挣大钱，他们都会在所不辞、全力以赴。
　　 （二）吃苦精神强
　　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都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又由于他们久经低下的劳动手段，又大都炼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所以，只要能多挣钱，他们就会豁出去，不管风餐露宿，不顾千难万险。
　　 （三）年轻文化低
　　据有关方面统计，“民工潮”中有老有小，但绝大部分为２０～３０的青年人。这些人中，受过初中教育的约占６８％，文盲、半文盲占８％以上。即使上过高中的，也由于长期忙于活计而所学荒废，文化水平大幅度下降。
　　 （四）组织纪律差
　　“民工潮”中，有些人是当地劳动部门组织的；但绝大部分是民工们自发形成的。据劳动力流动较大的苏北、苏中农村的抽样调查，他们中由政府组织的占２７．５％；无政府组织的占７２．５％，其中，随“人流”而盲流的占１０．９％。这些人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没有组织系统，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合法的居住场所，被称之为“体制外部落”。他们每到一地，找到活就干，找不到就散，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五）生活“两栖化”
　　因为他们在家乡都拥有小块土地的使用权，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农业收入仍是其经济来源的重要部分，“入城打工”只不过是副业而已。鉴此，夏收秋种季节，便纷纷忙着回家干农活。逢年过节，更是不约而同地汇集成人流往返的“大集团军”。但毕竟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因而“城里挣了钱，家里荒了田”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民工潮”的利弊
　　 （一）利
　　１．增加了农民收入。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如果没有农民的小康，也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也便没有全国的稳定。若农民一如既往地聚集在日益狭小的耕地上单搞种植业，农业投入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农民将依旧收入下降、长期贫困。据苏北农村的典型调查，１９９３年一个农村劳动力务农年收入仅９１５元；而外出打工，少数人月收入竟达１０００元左右，大部分也在２００～６００元之间。由此可见，“民工潮”有利于民工家庭脱贫致富。如果再合理安排长期在外人员舍弃或半舍弃的土地，让那些种田能手大展雄风，还能逐步提高土地集约经营水平和产出水平，从而又增加了务农劳动力的收入。
　　２．繁荣了民工家乡。据四川省２５个县１０００农户抽样调查推算，１９９３年上半年四川全省农村外出民工达５２０万，他们仅仅通过邮局汇回的现金收入就达２５．８亿元。其中，从省外汇回的占９１％。对民工家乡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这些“闯天下”的民工在经济发达地区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价值观念、工作技能、社交能力、生活方式、生存状况等等也都不断变化、进步、改善。他们在外，已成为当地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在家乡，也被誉为一个个“能人”。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影响，也促进了家乡多方面的变革。
　　３．加快了城市建设。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工业化历史表明：在进入钱纳里时区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劳动力做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民工潮”的发生和发展，改善了流入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活跃了劳动力市场，增强了竞争机制，创造了社会财富。对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对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４．改善了从业结构
　　从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均低于１０％，而我国却高达８０％！“民工潮”不但能降低我国务农劳动者的实际人数，还可较快地改变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组合，并有力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据统计，１９９１年中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７０００万人，１９９２年为８０００万人，１９９３年为１亿人，１９９５年达到１．２亿人。中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已占国民产值的３２．７％，且以９％的速度每年增长着。这与“民工潮”不无关系。
　　５．促进了社会变革。“民工潮”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农民工是我国最先出现的与最主要的市场化劳动力。在一定意义上，“民工潮”可称为“第三次浪潮”，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冲击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冲击旧的把农民排除在工业化之外的方式之后，对中国传统体制的第三次冲击。它冲击着旧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由于它的存在，促使政府对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务市场法规制度，以及户籍管理、住房改革、信息服务等多方面革新。这对加快我国的“四化”建设，显然是有益处的。
　　 （二）弊
　　１．降低了务农人员素质。劳动力素质是指劳动者具有的文化素质、技能素质和管理素质的总和，其中文化素质又占主导地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本来就不高，这几年国家在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又缺乏强有力的举措，加上年轻而有文化或有一定技能的人随“潮”而出，另有一部分人转入当地二、三产业，实际务农的只剩下“３８６１９９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且不说“民工潮”导致了一些耕地的抛荒，即使正在耕种的，也很难维持现状，更谈不上科学种田了！何况农业基本建设几近无人问津，现已酿成了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
　　２．影响了城市发展格局。从“民工潮”１０多年历史看，它对我国城市化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长计议，却与我国城市发展总体方向有悖。政府提出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民工潮”的流向，主要还是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这自然给城市发展带来一些新问题。以北京为例：由于“人满为患”，“过街难”、“入厕难”，环境污染，市容杂乱，早已使北京居民怨声四起，也使得有关方面大伤脑筋！何况，我国城镇劳动力就业历来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近几年有关部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刚刚把失业率压下来，又遭受“民工潮”的猛冲，给城镇就业带来了新的压力。
　　３．冲击了计划生育国策
　　近２０年来，各地计划生育部分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控制人口增长率。但进城的农民工“手牵小二抱小三”的却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城里没人管、农村管不了。这些人只要不回家，连超生款也都不用交。所以，“民工潮”中的“超生游击队”越来越多。由于诸多因素，农民工超生的孩子大都不打预防针，这又造成了城市流行一些传染病；农民工的孩子一般无户口、无学上、无土地，事实上成了得不到社会承认的一代“黑人”。论及未来，令人忧心！
　　４．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民工潮”不受时间限制，没有人员流量规律，经常使本来就很紧张的水陆运输更趋紧张。由于信息不灵，目标不准，又缺少统一指挥，“民工潮”每冲一地，就给当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借债进城以求发财的。进城后，免不了受苦、受罪、受气。为了发财，多数人逆来顺受。但如果找不到活或忍耐不下，他们便进退两难。眼巴巴看着气象万千的大好世界，再低头瞧瞧自己狼狈的处境，就会感到生活对自己的不公。据心理学家分析：过于低下的社会地位，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若缺乏正确引导，就会发展到对社会的不满；若再遇到坏人煽动，某些人也可能铤而走险，给社会安定构成威胁。透视近几年大盗的劫道撬锁，小盗的掏包偷车，不难证实这一论断。另一方面，有些民工辛辛苦苦在外挣些钱，却又诱发了家乡某些务农者的“红眼病”，从而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
　　５．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农民工进城后，为了挣钱，托关系，找门路，请客送礼。一旦有了点“家底”，又企盼着发大财，甚至做白领、当老板。为此，他们更是变着法儿去迎合各层次、各类型的掌权人，严重地助长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此外，还有一些人发财后，不用于正常消费，而是花天酒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四、“民工潮”的疏导
　　综上，对“民工潮”是堵还是疏？显然，堵，不是办法；疏，才是出路。如何疏导？建议从以下几方面重点考虑。
　　 （一）积极保护农民利益
　　“民工潮”的泛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政策上对农民的倾斜，致使务农收益甚微。近几年，农村经济确有较快的发展，农业产值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减掉农业生产物资的投入和各种税费，农户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多大的增加。扣除物价上涨指数，有的收入甚至下降。再加上各种“乱收费”、“乱摊派”、“打白条”，农民的负担实在太重。从农民的比较利益来看，１９８０～８４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１５．１％，１９８５～８８年为５％，１９８９～９２年２％；农民与城市居民比较利益为１９９０年１∶２．２，１９９１年１∶２．３３，１９９３年为１∶２．５３。为此，政府应千方百计确保农民利益。
　　 （二）加强农业内部挖潜
　　人多地少，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决不能着眼于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的流动，而应在大农业的发展上下功夫。首先，应尽快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农产品总量增长的传统增长方式，优化农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以提高农民效益。其次，大力开发国土资源。据资料，我国尚未开发利用的成片宜农荒地则达５亿亩；荒坡１１．７亿亩，零星荒地４０００万亩，宜牧荒山６．７亿亩；淡水养殖面４０００亩，可挖塘养鱼的低涝盐碱地４５００万亩。如果这些资源被开发利用，即可吸纳３～４亿劳动力。第三，迅速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以便使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朝着有利于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向发展。
　　 （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石，是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也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１９９１年，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高达农村社会总产值的６１％，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９６１３万人；１９９５年，乡镇企业虽然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就业人数比１９９４年增加了４．８５％。目前，全国乡镇企业就业者已达１．２８亿人。由于“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分散转移的模式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有其合理性，但就地发展工业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为此，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乡镇企业的布局。以小城镇为依托，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信息融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吸纳劳动力的功能。
　　 （四）搞好城乡劳务协作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善城乡就业体制，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首要措施。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虽已开始发育，但却处于一种半开半闭的二元市场状态。一是城镇劳动力市场，其劳动力的供给来源于城镇居民；一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其劳动力供给来源于农民。这两个市场各有各的高招，就是彼此绝缘，以致于城镇劳动力需求排斥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需求也缺乏吸引城镇劳动力的动力机制。为扩大城乡劳动力择业、就业的空间，实现其双向流动和公平竞争，应打破这种二元隔离市场，搞好城乡劳动力协作。
　　 （五）加强农村青年教育
　　针对“民工潮”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地方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强对青年农民的教育工作。尤其要教育他们热爱家乡、立足家乡、献身家乡。在实际工作中，还要使他们真正得到实惠，使他们切身体会到外出打工不是挣钱的唯一途径，在家乡发展多种经营，才是治穷致富、振兴家园的根本出路。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舆论工具，提高务农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多总结表彰那些在农业生产中的先进典型，重奖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突出贡献的模范户，增加务农的光荣感，让务农者干起来有奔头。
　　 （六）扩大对外劳务输出
　　国际上的对外劳务输出，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各地走出国境以外的劳务近年剧增，全球约达１亿人。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全国人口１．２亿，向国外输出劳务２００万；泰国人口０．６亿，输出劳务６０万；菲律宾０．５亿，输出劳务３０万。这些国家都从劳务输出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我们１２亿人口的大国，在外劳务总数仅１３万左右，而且输出结构单一，地域狭窄，这实在是一大遗憾！面对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努力扩大对外劳务输出是极有意义的。当然，鉴于“民工潮”的人员状况，还需积极振兴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科技等诸方面的素质。
　　 （责任编辑 杨国民）
　　本文作者为国家劳动部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改革与理论2京9-13F102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李春光19971997 作者：改革与理论2京9-13F102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李春光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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