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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豪，他一生着作颇丰，散文、评论、历史、社会批评，无不涉足。他的作品与时代丝丝相连，或针砭时弊，或借古讽今，或细细记述精神的再生之路，或谆谆训导大英臣民。晚年的卡莱尔沉溺于英雄崇拜，渐渐步入拥护独裁，反对民主的行列，后世的评论家为此对他诟病不已，尤其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进步的文人更是将他视为民主的对头，有意地冷落他；但50年代以后，人们以冷静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位“切尔西的贤哲”时，不得不承认：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建树之功，他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占据了舵手的位置。卡莱尔还是一位文体大家，“卡莱尔式文风”(Carlylese)在维多利亚时代独树一帜：气势磅礴，用词造句别具一格，大胆借用德语词法，说理论证环环相扣，节节紧逼，令人应接不暇，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依然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一
　　1795年12月4日，卡莱尔出生在苏格兰的小村伊克利斐珊，父亲是一位石匠，个性倔犟，母亲娴静慈蔼，但也很有主见。两人都是虔信加尔文教义的基督教徒。父母的勤俭淳朴和充溢家中的宗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小卡莱尔。他是长子，双亲对他期许甚重，家境虽不富裕，仍尽力供他读书，殷盼有朝一日他能担任神职。卡莱尔14岁时进了爱丁堡大学。在那里，他感受到自由开放的文化气氛，涉猎数学、文学和怀疑论哲学书籍，逐渐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经过痛苦的思索犹疑，他毅然决定放弃做教士的打算。为了谋生，他教过书，学过法律，最后选定写作为终生职业。他早年倾心于德国的文学和哲学，早期作品多是对德国作家的翻译和评介。他曾译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824)，写过《席勒生平》(1825)，潜心研读过康德的着作，还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这些不但使他小有名气，还开扩了他的视野，令已不再信奉基督的他在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先验论中寻回了宗教的种子，培植出一套独特的哲学信仰。
　　1821年，他得遇美丽聪颖的简·贝丽·韦尔什小姐，此后借鱼雁传情，终使这位家境殷富的医生之女于1826年以身相许。婚后两年，由于经济拮据，二人只得隐居一处荒凉山庄——克雷根普托克，一住便是6年。卡莱尔在孤独寂寞中笔耕不辍，许多精彩的短文接连问世；他以文会友，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过往甚密。1833年至1834年，卡莱尔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发表了第一部奇书《旧衣新裁》。1836年，在爱默生的大力推举下此书的单行本首发于美国，两年后才在英国出版。卡莱尔的文名渐渐大起来。
　　《旧衣新裁》是一部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的哲理小说。卡莱尔假托记录德国教授图非斯德娄克的生平和论述，将自己35年的人生经历、感受和哲学思辨巧妙地注入了书中。此书共分3卷。第一卷描写一位英国编辑如何整理教授的文稿并将其中阐述“衣服哲学”的精彩文字介绍给英国读者；第二卷说的是从德国寄来的6包邮件，描述了教授的身世及其“衣服哲学”的形成；第三卷则将“衣服哲学”运用于其时其世，做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论述。这部书是卡莱尔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也是他独特的哲学思想的小结之作，其中既可看出他早年所受的加尔文教义的熏染，又可觅到他后来所受的德国文学及哲学的影响。
　　书中的主人公名叫图非斯德娄克（意即“魔鬼之粪”），是德国魏斯尼赫图（意即“不知何处”）大学的教授。他自幼被弃，为一对纯朴的农人夫妇收养，在养父母的慈爱呵护中长大，后来入大学读书时失去了对基督的信仰，便改学法律，做了律师。他爱上一位上流社会的小姐布鲁米妮，却遭拒绝（这也是根据卡莱尔本人的经历写成）。伤情之下，他四处漂泊，在精神和社会的黑暗中苦苦探寻真理的存在，终于演绎出这番“衣服哲学”。图非斯德娄克和卡莱尔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他从自我怀疑到精神的觉醒，从“永远的否定”到“永远的肯定”，此间痛苦的挣扎恰恰是卡莱尔本人在20年代艰难摸索的真实写照。书中所宣解的“衣服哲学”貌似荒谬，却蕴含着严肃而深刻的内涵；实际上，它与康德的先验论一脉相承，还包括了卡莱尔本人对病态的维多利亚时代所下的诊断和劝诫。
　　在卡莱尔的代言人图非斯德娄克看来，衣服与人类文明并存，是社会和政治地位高低不同的象征、人类社会的基础，但终究只是表象而已。而物化的社会混淆了表象与本质的区别，使人们渐渐失去了洞察力，看清匿于衣后的人类灵魂，不再信仰宇宙中那股神秘的力量。于是图非斯德娄克大声疾呼：
　　“能透过人的衣服看到人的本体；能窥透这样那样的霸主威仪，看出那不过就是个消化不太好的人而已；还能在最不起眼却目光敏锐的补锅匠身上看到不可解的神秘而肃然起敬，有这样能力的人才幸福呢！”（注：托马斯·卡莱尔：《旧衣新裁》（东京：研究社英文丛书，1928），第60页。本文关于此书的引文皆出自这个版本。）
　　图非斯德娄克还以痛苦的亲身感受来训喻正沉溺于“科学万能”幻想的同时代人，指出失去精神信仰，以机械的眼光看待世界，给宇宙万物以“永远的否定”，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在这样绝望的夜色中紧抓住“尽职尽责”这最后的稻草，上下求索，终于走出“冷漠的中心”，喊出了“永远的肯定”，在大自然中找到了“上帝瑰丽活泼的外衣”，并在踏实的苦干中找到了新的生活寄托。他又将“衣服哲学”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问道：

深思一下，所有的象征都是合体的衣服；所有灵魂借之传于感官的形式，外在的也罢，想象而生的也罢，都是衣服，到了此时，难道你竟还不曾明白这一点吗？　　　　　　　　　　　　　　　（第247页）据此，他认为基督教已成为一件过时旧衣，而鼓吹机械化、科学崇拜和实用主义泛滥的当今社会也已腐朽，但宗教的精神和社会的发展却是不灭的，就象风凰涅ｐáｎ＠①，它们经过“火的洗礼”，必将获得新生。而他所谓的新宗教则与康德的先验论不谋而合：“时空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造物；在上帝那里，这是无所不在的此处，这是永不逝去的此时。”

　　卡莱尔独特的文风在此书中也渐已成形。他受德国文学潜移默化，在文中呼吁：“合上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他模仿德文别出心裁地使用大写；还大量借用德语词，有时还任意组合新词。排比句式一个接着一个，排山倒海般地扑向读者，趁其未及细细品味个中逻辑，就先以雷霆万钧的声势赢得了读者身不由己的情感赞词。卡莱尔不擅抽象说理，而好以具体形象或意象来描摹抽象的观点，这样，一来为文章添上了瑰丽壮观的色彩，二来也减轻了因借用德语词和遣词造句不合常规而引起的晦涩之感。此书虽是他孤处书斋中写出的，却独具一种谈话风格——他就象一个布道的牧师一样呼吁着他的读者；用宏量的声音、夸张的辞句、丰富的典故、具体的描摹和激情昂扬的语气来与读者交流。他还好用反问句和对比结构。这些特点在下面这段引文中几乎皆可寻到痕迹：
　　就这样，象一支上帝所造的、呼焰吐火的灵魂大军，我们从虚无中显现，声势浩大地飞掠过那大惊失色的大地，然后再次扑入虚无之中。我们所过之处，平山填海：大地死气沉沉，是一个幻象，而灵魂生机勃勃，是一个现实，大地岂能抗拒灵魂？在最坚最硬的地方也有我们踏下的脚印，而殿后的最后一名士兵将会看到冲在最前面的先锋所留下的痕迹。但是从何处来？——哦天啊，又去往何方？无从感知，也无从信起；只是知道，这是从神秘走向神秘，从上帝那儿来，又往上帝那儿去。
　　　　　　　　　　　　　　　　　　　　　　　（第224页）。

这种虽欠修饰却粗朴有力的文风使卡莱尔在那个盛行繁文缛节的时代成为一个振聋发聩的时代先声。

　　书的结尾，卡莱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弊病。他认为，政府对社会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劳资之间的关系变成越来越纯粹的货币关系，这些都会阻碍社会的更生，使统治者愈发腐朽无能，而被统治者则会积怨日深，最终必将引发破坏性的社会动乱。这种对现状的忧虑也成为他第二部重要作品《法国大革命》的主题之一。
　　　　　　二
　　《旧衣新裁》并没有给卡莱尔夫妇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收入，但却为卡莱尔走向文坛宝座开通了一条道路。1834年，为了让卡莱尔能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夫妇俩决定迁往伦敦以接触更多的文化气氛和着书素材。他们在文人名士聚居的切尔西区的切恩街上住了下来，3年后，《法国大革命》问世，卡莱尔终于一举成名，稳稳地坐上了文坛领袖的宝座，崇拜者越来越多，他们聚在卡莱尔家中聆听他侃侃而谈——他成了“切尔西的贤哲”。穆勒曾撰文盛赞《法国大革命》，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倒不如说这更是一部史诗，但尽管如此，它却总归是……所有史书中最逼真的一部”。在今天看来，这部书作为史书中有欠客观、真实；其观点也未免偏颇；但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却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法国大革命》的叙述者是一个亲身经历这次革命的普通人。全书分为3部，分别冠以不同的小标题。第一部名为“巴士底狱”，记述从1774年路易十五驾崩到1789年10月路易十六被迫移居巴黎之间的历史。第二部名为“宪法”，记叙王室与革命政府关系的恶化，路易十六的逃亡和幽禁。第三部名为“断头台”，记叙处死王室成员和贵族的屠杀，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统治时期，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吉隆特党的胜利，一直写到1795年10月拿破仑平息叛乱和政变，登上权力顶峰为止。
　　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史学界历来是众说不一的话题，而卡莱尔利用独特的写史方法，使自己的说法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王权的衰落、王室的腐败、大臣的无能、贵族的残暴、自由思想的传播、民众水深火热的苦难，终于酿成人间的大悲剧。他认为，统治者必须审时度势、克尽职责，否则就将导致社会的动乱，而一个建立在腐朽观念和崩溃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是注定要走向毁灭的。法国大革命正是多年统治不力的苦果，是“得到释放的无政府混乱对腐败老朽的当权者所做的公开的、狂暴的反叛和战胜。”
　　卡莱尔在写作这部史书时，为了强调其典型意义，引起读者对今天的反思，匠心独具地使用了现在时态。着书前他阅读了大量素材，掌握了详尽的史料，写作时他却择而用之，使这些浩翰如海的素材既能体现细节的生动逼真，又能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夹叙夹议，往往平白直接地插入一段感慨议论，以他雄辩的文风说服读者赞同他的分析；他写历史，犹如在写眼前发生的事，赋于已成为过去的人和事栩栩如生的感觉，令读者为之哭、为之笑、为之欢呼雀跃、为之扼腕叹息，不能自己。而他大段直接引用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的手法又给这部史书增加了强烈的可信性。
　　卡莱尔分析法国大革命时依然没有脱出加尔文主义和先验论的窠臼。他强调实干反对空谈，对路易十五的骄奢淫逸、路易十六的懒惰无能和革命前诸大臣一无成就的政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谴责；他一方面认为革命是暴政的结果，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历史精神的体现，而冥冥中始终有个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在左右局势：尽管出现了血腥的暴乱、处决、滥杀和种种不可收拾的残酷局面，但一切终究还是会重归秩序。对他而言，“无政府混乱是毁灭，烧毁了装模作样、站不住脚的一切；但却在身后留下了一片虚空”。这种时候，秩序是必需的，即使是用士兵的剑维持的秩序。因此，当拿破仑用“一串霰弹”平息混乱之后，卡莱尔并没有对其使用的暴力手段横加指责，而是如释重负地将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比喻成一条入港的船，称为“历史的奇迹”，对这付出惨重代价的秩序赞颂不已。
　　《法国大革命》是一部激情之作。卡莱尔那生动的文笔使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场景凝成了英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章节。攻克巴士底狱、刀尖之宴、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临刑等章节都写得字字传神，句句动情。在描写这些事件的时候，卡莱尔与经典历史学家不同，并不冷静枯燥地记流水帐，而是将重点移向事件中的人，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极富想象力。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呆板被动的棋子式人物，而是活生生的、情感复杂、性格鲜明的男男女女。换句话说，与其说他是在记述历史事件，倒不如说他是在描摹人们在戏剧化的情景下所做出的反应。例如他写攻克巴士底狱，并不在打了几枪、放了几炮上做文章，而是用众多的短句式来表达当时那种急迫紧张的氛围，又以亲眼目睹的口气来描写双方的对峙和举动，偶尔会插入一两句命令句，仿佛一切仍在进行中：他还不断变换角度，一会儿以攻打者的口气问，“该怎么办呢？”一会儿又转入城堡中，细写守堡军官的言行举止；而那些就事论事的感叹句则更是加得巧妙——读者好似在看一场戏，他们被卡莱尔的笔施了巫术，完全忘我了。实际上卡莱尔真正用在描写攻堡上的笔墨连一页都不到，但那种形势急转直下的感觉他却是一丝不差地传给了读者。
　　卡莱尔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另一大成就就是他塑造的那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他善于使用贴切的绰号，往往能一语中的，将人物的特点体现出来。例如，罗伯斯庇尔被称为“碧绿如海的拒腐者”，米拉伯则是“黑黝黝、倔头硬脑的米拉伯”。他所推崇的人物，如米拉伯、拉斐特、拿破仑，他都尽力以渲染笔法去写，这正是他英雄崇拜思想的体现。例如，他写米拉伯，就将重点置于米拉伯真诚的天性、雄辩的口才、对王室的忠心耿耿和力挽狂澜的不世之才。他既以工笔手法细描米拉伯的外貌言行，也以陪衬手法勾勒其他角色的犹疑、虚伪，还时时引用米拉伯的同时代人发出的赞语。米拉伯在法国大革命前期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是最受卡莱尔称道的，他正是一个乱世英雄。卡莱尔写米拉伯的逝世及民众的哀悼竟整整用了一章的篇幅，极力表现他的诚实、勇敢和伟大以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在卡莱尔的心里，米拉伯若能多活几年，历史必然会因之而有另一番局面：
　　（他）只要一息尚存，纵然不胜，也要不屈，心无所惧，脑尽所计。……那劳作于颓势之中，勇往直前，依稀可见的，正是不折不挠进行奋斗、欲成就驱云大事的米拉伯！——人们甚至可以说，若米拉伯能活着，那么法国和世界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了。（注：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第一卷，第444页。）
　　显然，卡莱尔描写米拉伯主要还是出于一种英雄崇拜的思想，他认为民众对英雄的崇拜和忠诚是“动人的”。这一思想在他1840年5月所做的一系列讲演中得到更为明白的阐述。1841年，这些讲演被集编成书，这就是《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全书分为6个方面：一、神灵英雄：沃丁、异教、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二、先知英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三、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四、教士英雄：路德、宗教改革；诺克斯、清教；五、文人英雄：约翰逊、卢梭、彭斯；六、君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现代革命主义。
　　卡莱尔的历史观在一开题时便表达得十分清楚：
　　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传奇式的人物、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这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注：托马斯·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张峰、吕霞译，第1—2页。关于此书的引文皆出自这个版本。）
　　而他所列举的英雄，都是以一种先验的目光看待世界：“如果我们敞开我们的头脑，睁开我们的眼睛，上帝不也是通过每一颗星星、每一片树叶而为我们所见吗？”他们还具有类似加尔文主义者的责任心和真诚感：“一个伟人不可须臾没有真诚”，他们沉默缄口，只用自身启示人类、带领人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建立起秩序，而普通大众所需做的，只是辨清真假英雄，然后一心一意地信奉和跟随真正的英雄：“崇拜英雄就是我们的职能。”他将莎士比亚推为“诗人的领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他还认为克伦威尔虽然解散了国会、实行独裁，却是混乱中“一根固定的石柱”，使英国免于重陷血腥战乱之中，因此仍旧应该受到崇拜。
　　卡莱尔好用比喻的文风在这里也可见一斑。他将英雄的到来比喻成“象北极星一样照耀我们穿过烟云、尘土和各种激流、大火”；又将没有英雄的国家比喻成“一片无根基的树林，很快就会枯萎”。象这样的妙语在书中简直俯拾皆是。
　　　　　　三
　　卡莱尔如此崇拜旧日的英雄，是因为他深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状况危机四伏，急需英雄人物来匡扶救治。1838年，英国暴发了贫苦工人要求权利平等的宪章运动。卡莱尔是个极为关切社会现实的作家，他一方面对工人的悲惨生活深感痛心，另一方面又为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甚至革命而忧心忡忡；他一边警告当权者要重视民情、体察民怨，一边又宣扬踏实苦干，试图通过将工作神圣化的方式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动荡不安的局势。1839年，他写了《宪章运动》一书，奉劝政府接受工人的正当要求、改变对经济的不干涉政策，以免发生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悲剧。
　　1834年，他又用短短7个星期的时间写成《过去与现在》。正如书名所示，卡莱尔将今昔加以对比，指出了今日的危机，并呼吁民众和统治者效仿古人，齐心协力扭转乾坤。在第一部“序曲”中，卡莱尔将英国貌似繁荣的经济生动地比喻成迈达斯国王的金手指——中看不中吃；他以饱醮同情的笔墨描写了英国工人的惨状，又以犀利的言辞指责当今统治者的愚蠢无能：一方面是供过于求、产品大量积压，富人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则是辛勤工作的工人劳无所得，饥寒交迫。卡莱尔对工人的处境是很关心的，他认为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的起义是出于不得已，是对无能的统治者的惩罚：
　　起义本就是最令人沮丧的必要之举，而今却再有必要不过；而那些束手等待受此教导的统治者们，确实是正在走向最致命的险途——这才见得他们并非是富于远见卓识的勇者，不过是夜与混沌的后裔，瞎眼的怯懦的子孙罢了！（注：托马斯·卡莱尔：《过去与现在》（伦敦：登特父子公司，1947），第15页。本文与此书有关的引文皆出自这个版本。）

在第二部“古代修士”中，卡莱尔为读者描绘了12世纪圣爱德蒙伯雷修道院的情景。这个修道院在昏聩老耄的雨果院长的统治下，欠债累累、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其形势之危急、状况之混乱，酷似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雨果院长死后，百废待兴，众修士推选了公正贤明、言简意赅的参孙做新院长。参孙励精图治、整顿秩序，终于使修道院复兴起来。卡莱尔的用意正如他在书中所说。

　　当一个民族所选定的人确定之时，这个民族的可贵与否也就确定了。英雄的民族选择英雄，这样的民族是幸福的；而奴才或仆从的民族则选择假英雄，也就是那些江湖骗子，将他们想象成英雄，这样的民族是不幸的。　　　　　　　　　　　　　　（第73页）
　　带着这样的观点，他把分析的焦点拉到现在，在第三部“现代工人”中对社会种种丑恶的现象加以批判。他对不干涉的经济政策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尤为反感，认为那是政府的失职；他也不赞成劳资之间那种纯粹的金钱关系，提出应该以人道的目光看待劳工，给他们以应得的报酬和尊重；他反对拜金主义，对统治者纸醉金迷、贪图享受的腐朽极为愤慨，指责他们背离了“高贵”的原则，以别人的苦难做了自己安逸的代价。他高歌工作的神圣，认为只有工作中的人才能获得完善和解脱：“工作之中自有其永恒的高贵性，甚至神圣性。”但他对自由和民主的态度是保守的，说它们会象法国大革命一样，给社会带来破坏和毁灭，称它们为“我们这满目疮痍的时代里一连串可悲的副产品”。在他看来，工人们反抗那些不尽职的统治者们无可厚非，甚至颇为正义，但更重要的是找到真正的强者来做新的统治者。强调英雄崇拜、推崇秩序、敌视民主——后期那个保守的卡莱尔渐渐在这些文字中露出脸来。他固然对劳资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深恶痛绝，但他宣扬的“兄弟之情”实际上只是中世纪主仆关系的翻版罢了——“以高贵的忠诚还报高贵的领导”。他要求资本家减轻剥削、尽职尽责，也要求工人对资本家俯首听命、埋头苦干。在第四部“星象”中，他对社会各阶层发出呼吁，要求治人者与被治者携起手来，建立一种新型的领导与服从的关系，要求那些开明的资本家、“工业的船长们”从迷梦中觉醒，以新贵族的身份引导英国重新驶上秩序的正途。
　　卡莱尔于《过去与现在》中所提的改革方案虽不可取也不太现实，但他所揭露的现象却是有目共睹的。读者只需翻翻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和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便可了解到卡莱尔对这些现象的揭露是何等的淋漓尽致，而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诸多文学家的影响有何等深远。正如乔治·艾略特1855年所说的：“这一代几乎没有一颗高贵而活跃的心灵不曾受过卡莱尔的陶冶；而最近10年或12年里所写就的英国书籍，如果没有卡莱尔的存在，几乎都要换一付模样。”
　　　　　　四
　　1845年，卡莱尔的《克伦威尔信函及讲演集》问世。1858至1865年，《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传》出版，这是一部倾注了卡莱尔全部心血的巨着，标志着卡莱尔文学创作的顶峰。为了写好这部历史，卡莱尔曾亲自寻访昔日战场，将许多图片挂在书房中，使自己能够惟妙惟肖地想象出当年的景状。但卡莱尔写史的目的并不是精确地再现历史，而是试图在历史事件的表层下挖掘出意义更为深刻的现实，找出一条凌驾于混乱无序的史实之上的规律——他写历史只是为了提醒现在。在他的史书中，英雄压过了历史事件而成为历史的主角。卡莱尔将腓特烈写成救世济民的大英雄，不惜笔墨地大肆渲染其力排众议，竭力推进伟业之痛苦艰难；偶尔也会写些轶闻趣事，调节气氛，使主人公因为有了人情味而愈发可敬。但腓特烈到底是个践踏人权、崇尚专政的君主，卡莱尔往往以大量的篇幅为这些独裁之举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认为独裁是必需的，是兴国强盛的唯一可行之道。这种宣扬强者执政的独裁论调与渐渐兴盛的民主之风极不协调，竟使他失去了许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的支持，连穆勒这样的老友也慢慢疏远了他。再加上他写史演义笔法颇多，因此，评论家们多对其文笔赞不绝口，而对书中的内容和观点则颇有微词。
　　卡莱尔的保守在其关于黑人问题所写的文章中表现得更为露骨。《当今短论》(1850)、《偶谈黑鬼问题》(1853)、《猎捕尼亚加拉：然后呢？》(1867)等作品中的卡莱尔活脱脱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的形象。他认为黑人懒惰成性，而牙买加是上帝赐给英国人的采邑，白人没有必要给黑人自由，而应该用各种手段强迫他们工作。读过这些文章，卡莱尔死后声名陡降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卡莱尔成名之后，一心忙于着书，竟忽视了一直助他写作、给他灵感的简的情感和身体。1866年他受命前往爱丁堡大学接受校长一职，并发表了着名的就职演说，但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简在伦敦突然病逝。卡莱尔追悔莫及，重创之下几乎再没有什么佳作问世。象《挪威早期国王列传》及《论约翰·诺克斯肖像集》(1875)这样的书只不过是强弩之末，早年之劲力已丧失大半。为了缓解丧妻之痛，他着手续写自1832年就已动笔的《回忆录》，又怀着一腔哀婉整理亡妻的信件，这些都成为后世研究卡莱尔思想和创作的重要史料。
　　1874年，卡莱尔接受了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发的普鲁士荣誉勋章，但却婉拒了英国首相狄斯雷利所建议的男爵称号。1881年，他在切恩街的寓所中溘然长逝，临终留下遗言，不葬西斯敏斯特大教堂，而是尸骨还乡，长眠于伊克利斐珊的家族墓地之中。
　　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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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京86～91,94J4外国文学研究徐晓雯19981998徐晓雯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作者：外国文学京86～91,94J4外国文学研究徐晓雯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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