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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费耶阿本德的师承谈起，简略地介绍了他对科学哲学中基本问题的看法，他对经验传统和理性传统的历史分析，以及他批判那种超越时代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一种具体内容不断变化的历史传统的主旨。
　　关键词：历史传统 经验传统 理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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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T.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样，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1970)已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权威性着作。它在当时的传统或主流哲学中投下一颗炸弹，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或则批评、谴责，或则同情、支持。影响所及，转移了当代科学哲学的方向：实用主义、历史主义的新潮流取代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旧传统。当今关于真理与意义、工具主义、实在论和相对主义的争论被赫西(Marry Hesse)称为库恩之后和费耶阿本德之后的(post-Kuhnand post-Feyerabend)大辩论。[1]
　　我在拙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一书第六章中对费耶阿本德的这本权威性着作已经作出详细的阐述，现在趁这本名着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的机会，把当今受人注目的、被一些人谴责和嘲笑，却被另一些人拥护和同情的这位反传统哲学家的基本观点描画一个大体的、全面的轮廓，使读者对这本名着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
　　费耶阿本德年青时研究戏剧，接着在维也纳大学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研究历史，辅助科学，还有物理学和天文学。他当时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以维也纳学派哲学家克拉夫特(Victor Kraft)教授为主席的哲学俱乐部，定名为“克拉夫特小组”。其成员大部分是学生。冯·赖特(vonWright)、安丝康(Anscombe)和维特根斯坦等着名哲学家曾经参加小组的会议和讨论。小组讨论断断续续，从1949年开始直到1952年或1953年结束。费耶阿本德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小组会议上宣读和讨论的。1951年他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维特根斯坦当时准备接受他在剑桥大学研究哲学，但在他抵达英国之前，这位哲学家已不幸去世。于是，他到了伦敦，在波普门下研究哲学。1953年，波普邀请他担任助手，他未接受。两年后经波普和薛定谔的推荐，担任布里斯托大学讲师。1958年到美国，任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副教授，1967年升任教授。以后曾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其他大学任教，后来又回到伯克利。同时兼任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院科学哲学教授。主要着作有《反对方法》(1970,1975)、《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哲学论文集第一卷《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1981)、第二卷《经验主义问题》(1981)、《告别理性》(1987)。
　　在哲学思想上，费耶阿本德最初受逻辑实证主义者克拉夫特影响，后来又受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影响。但在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时，他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也反对波普，却受益于另一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弗兰克(Philipp Frank)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1960年起他同库恩的广泛讨论对他的思想的成熟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他认为基本问题是理性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传统科学哲学家的错误在于强调理性，满足于公式和简单规则的讨论，而忘记科学实践。维特根斯坦的功绩就在于批评这个方法，揭露它所含的错误，强调科学不仅包括公式及其应用规则，而且包括整个传统。库恩进一步把这种批评展开，使之更加具体。他指出，库恩的范式就是一个传统，它既含有容易识别的特点，也含有以隐蔽的方式指导研究的倾向和方法，这些是不为人所知的，只当和其他传统相对比时才会被发现。库恩用这个可以称为“行动中的理论”(a theory in action)的复杂和精巧得多的概念，来代替向来支配科学哲学中讨论的没精打彩的“理论”概念，这是很大的进步。
　　按照费耶阿本德的看法，一切传统都是历史传统，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已经弄得很明确。但我们能够把经验的传统(empirical traditions)和理论传统(theoretical traditions)加以区别。理论传统企图用带有抽象概念和概念之间的抽象关系的抽象模型来代替它们的成员所使用的似直觉的和仅仅部分地标准化的方法。人们相信人心的发明最终将取代我们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明显和隐藏的适应能力，包括情绪和常识，所以整个的创造工作能够仅仅在人类理性基础上重新建立。较有批判眼光的理性之友则承认这样一种全部取代是决不可能的；他们认识到理性顶多能够改造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小部分，而且这样一种改造将仅仅部分地符合它的要求。但他们仍然敦促我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应用抽象思维。经验传统的维护者则否认这样一种方法的普遍适用，他们断定为了道德的及经验的理由有些领域能够但不应当引进理论传统。在这些领域中，理性顶多能够作为生活的工具起作用，不能用它来决定人生的基本轮廓，赞成理论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传统维护者之间的争论贯串着自古至今的整个思想史。
　　费耶阿本德还指出关于历史传统的以下简单的基本事实。
　　(1)经验传统和理论传统两者都有自己的规律、对象、研究方法和有关的哲学，本身都是一个传统。理性主义者并非在混乱和无知的地方引进秩序，却是引进了和历史传统的秩序和方法不同的一种由特殊方法来确立的特殊秩序。
　　(2)理论传统的方法在天文学和数学这样的领域中很有成果。希腊天文学家遵从柏拉图关于构造抽象模型的建议获得超乎意料的成功。但成功是不能够预见的，而且它并不立即导致较之建立于不同的和更富经验性的原则上的巴比伦天文学家的观测更准确的预测数值。
　　(3)理论方法在其自身内部以及在其克服象医学这样的经验传统时都遇到严重的困难。内在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巴曼尼德和芝诺的悖论、无理数的发现、语义悖论、感性－理性问题、心－身问题等等。因此有些哲学家和数学家建议甚至在数学的中心部分也回到较富经验性的传统（布劳威［Brower］、维特根斯坦、波利亚［Polya］等）。
　　(4)理论方法的外部困难表现在：科学医学和象美洲印第安人医学、草药学、针灸等等之间的争论并未解决。在这些传统之间作不出令人满意的评价。我们知道科学医学在特殊领域内取得的治疗效果是其他系统所不易达到的。但是，怎么样进行全面估量是不清楚的。例如，并没有证据表明传统医学的非科学方法的使用不能够结束科学的癌症研究的停滞不前。
　　(5)科学史给我们提供一个明显的悖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数学是理论学科。它们是当希腊理论传统取代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经验传统时兴起的。但有趣的是：在起初的抽象步骤之后，这些学科成为经验的（历史的）传统。尽管使用抽象概念和方法，却是以常常和它们的抽象定义相冲突的直觉方式来使用的。这是最近在给予科学变化以“合理的”说明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之后才认识到的。只有把学科中所包含的抽象概念转变为不是由规则（除局部地以外）而是由一个历史传统授予其实践者的机智和直觉来指导的概念，这些学科才能变成复杂的和成功的：“严格地说，一切科学都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2]
　　费耶阿本德以其广博的知识、从思想史的整个发展轮廓来论证科学并不优于非科学，理论传统并不优于经验传统。特别是在科学哲学和研究的哲学(philosophy of research)中，他把理论传统及其相应的方法和经验传统加以比较，试图表明在这个领域内经验传统之转变为理论传统标志着“科学哲学的衰败”。
　　费耶阿本德指出，14世纪兴起了新的历史传统：手艺人、美术家和水手的经验传统，航海家的地理发现和手艺人的各种发明及其后果导致人们对知识的新看法，相信可以不依靠传统的知识保护人和不理会学校的标准而获得真理。一个手艺人说：“我通过实践证明许多哲学家（甚至最古的和最着名的）的理论在许多点上都是错误的。任何人只要不怕麻烦到我们的作坊来看看，在两小时内就能够证实这一点。”（〔2〕，第16页）这些发现家和发明家并没有明显地表述出来的标准方法，他们的观点部分地是直觉的，部分地决定于他们的职业。他们并不排斥权威，更重视经验。所谓经验就是内行应付环境的发展着的能力；它使用航海家、手艺人、美术家的受训练的眼睛和熟练的手，并随他的技巧的发展而发展。他们对权威、经验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以下述方式看待并受下列规则指导的。
　　(1)阅读别人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但不要太相信他们。尊重前人，但不要做他们的奴隶。
　　(2)适当重视你的行业的经验，使用这个行业所积累的知识和你掌握的技能去解决问题。但不要满足于这种知识和这些技能，要试图改进。
　　(3)作出根据(1)和(2)似乎可靠的判断，因为只有它们包含关于事物的知识。
　　注意这些规则的不严格的非形式的性质。例如规则(3)并不假定归纳逻辑或“知识”和“经验”之间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或可形式化的关系。它倒假定有已经学会掌握某一历史传统、知道怎样在具体情况下作出似乎可靠的假说的人们，并劝告他们用这个能力去构造知识。这种规则是正在兴起的新历史传统的反映。它们甚至也符合后代的更精致得多的方法。这种实用的和高度成功的科学研究的哲学不久便被修改而几乎完全为理论传统及其相应的方法论所取代。结果出现了伴随科学直到今天的“科学方法的理论”或“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这些理论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产生混乱，有时还干扰科学本身的业务。下列规则就是这些方法论观点的一个例子（还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主张的许多其他规则）：
　　(1')消除成见。
　　(2')注意经验，并且
　　(3')使你的思想同经验一致，或者由经验导出这些思想。这些规则表面上和上述实用规则类似，实则大有差别。例如规则(1)劝告我们不要太相信权威，而规则(1')则要求把权威去掉。规则(2)利用一个人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和技能，而规则(2')的“经验”则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哲学幼想、消除掉一切技能、一切资料、一切原有知识而炮制的。规则(3)劝告研究者使他的猜测适应于观念、假设、甚至于无意识的反应的整个背景，所要求的那种适应决定于特定传统中固有的“机智”所掌握的周围情况，规则(3')则引进一些抽象的关系、“逻辑”，并且准备按照这些关系所规定的方式仅仅接受能够同规则(2')的抽象证据相联系的那些思想。
　　费耶阿本德指出，此后的发展就是对规则(1')到(3')进行抽象的批评。人们试图寻找不再面临休谟的反对、却符合于逻辑规律的新规则和标准，知识论变成越来越脱离科学实践，但它的方法的不断增加的技术性和准科学的专门术语造成一种进步和精益求精的印象。费耶阿本德认为从古典经验论的牛顿科学哲学开始直到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学派就是这样一种发展过程。19世纪穆勒在他的《论自由》中引进理论增殖（这是牛顿所禁止的），黑格尔发展了概念变化的理论，并且批评牛顿由事实“导出”引力定律的着名主张。穆勒和黑格尔都使合理性标准和方法论规则受研究的前进过程所支配，并且恢复了构成规则(1)到(3)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努力使自己摆脱一种哲学方法的束缚。麦克斯韦、赫尔姆霍兹、赫兹、玻尔兹曼、马赫和迪昂都赞成由过去研究的范例所指导的方法论多元主义，而反对超越研究的标准。费耶阿本德强调方法论多元主义同关于物理实在的思想的多元主义相符合。但当科学哲学在逻辑经验主义者手里终于变成有特殊的标准和它自己的形式逻辑的专门学科，辉煌灿烂的思想增殖便告结束了。波普同逻辑经验主义者同出一辙，根源在于波普的这个观点：认识论必须提供使我们能够把经验科学陈述同形而上学陈述区分开的一个严格的普遍的标准。于是理论传统和经验传统之间的旧争论再度出现：但现在科学是被曲解的经验传统，而科学哲学则是进行曲解的理论传统。
　　费耶阿本德认为正是普兰尼(Polanyi)和库恩恢复了科学的本来面目，使科学哲学起死回生。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是一个历史传统（即上文说的经验传统），它不屈服于外部的规则。指导科学的规则并不总是被人明确知道的，并且随时代而变化。理解一个时代的科学好比理解艺术风格不同的时代，每一时代有明显的统一性，但不能够用几个简单的规则来概括，指导它的规则必须通过周密详细的历史研究去寻找。因此这种统一性或“范式”的一般观念是很贫乏的，它只提出一个问题而非提供解答：以不断变化的具体历史内容来填充一个灵活的但不明确的构架。这个概念也不是精确的，不象一个理论传统的各部分有共同的某些基本概念，历史传统的各部分却只由模糊的相似性联系起来。所以关于范式不可能有普遍的准确的陈述。普兰尼和库恩都作出这个惊人的断定：即使最抽象的科学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传统，这是费耶阿本德完全赞同的。依他看，科学决不服从、也决不能强使它服从固定的脱离研究实践的标准。科学标准受研究过程的支配，正如科学理论受其支配一样；它们并不从外面来指导这个研究过程。因此试图借助于超越研究的标准和方法论来理解科学并使科学驯服的科学哲学家失败了：我们现时代最重要的和最有势力的制度之一，即科学，远远超出大多数当代理性主义者所解释的“理性”的狭隘范围，它并不受这个“理性”的束缚和限制。应当指出：费耶阿本德所反对的是理性主义及其对理性的狭隘解释，却并不反对人的理性本身，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以科学的名义来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 Mary Hesse,"Science and Objectivity",in Habermas:Cri-tical Debates,Macnillan,1982,p.98
　　[2] 费耶阿本德：哲学论文集第二卷，《经验主义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第12页。
　　 （收稿日期：1996年11月26日）
　　 （本文责任编辑 胡新和）
　　［＊］此文是我在1988年为王建华先生的《反对方法》的译稿写的序。译稿连同我的序文以及费耶阿本德特为中文译稿写作的短论——科学：压力集团抑或研究工具？——的中文译稿不久便一起被××出版社遗失了。王译稿现在是否已被兰州大学出版社付梓，我不清楚。最近我翻阅以前许多手稿，检出这篇序和这篇短论，十分高兴。我觉得这篇序比我以前关于费耶阿本德思想所写的几篇东西都较新颖详细，而短论对《反对方法》这本名着的主旨、论题以及可由之得出的推断都作出明确的论述，对我国一般读者或和科学哲学研究者理解这本名着的内容以及它为何产生如此巨大影响，定有很大帮助。因此，请《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我的旧稿，以饷读者。
　　
　　
　　
自然辩证法通讯京1-5B2科学技术哲学江天骥19971997 作者：自然辩证法通讯京1-5B2科学技术哲学江天骥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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