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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２０世纪思想家们正从各个领域展开对理性主义传统深入批判的时候，经济学主流学派似乎还在为理性主义传统站好最后一班岗。这种理论的悲哀，其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哲学对经济学过于冷漠。
　　本文从经济哲学角度，对西方自古典时代延续至今的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范式进行批判与考察。笔者认为，理性经济人——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历史理性模型，它受１７、１８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并由亚当·斯密开创和加以使用的。毫无疑问，这种貌似简单的经济人模型不仅是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一把钥匙，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的重心和支点。但是，自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其主流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这种理性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辨因素，从而筑起了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对此方面的揭示，本文提出了三条思路：（１）单纯注重经济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２）仅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３）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的方法。
　　　　　　一、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近代理性主义传统
　　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对自然秩序作了历史必然性论证，同时也相当出色地对自然秩序中的经济人作了论述。由此可见，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内容及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１、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在于，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２、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互通有无，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３、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通常并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然而，在一切听其自然发展的社会里，这种自利的经济活动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丰裕，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职能。
　　尽管现代某些经济思想史家一般都把经济人思想的起源上溯到古希腊的居勒尼学派和享乐主义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但事实上，随着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兴起，这种哲学的观念便销声匿迹了。直到１７、１８世纪欧洲理性主义运动的开始，对神的论证让位于对人的思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了这种建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必需的抽象经济人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斯密的经济人公理与近代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传统之间的关系。
　　首先，斯密经济人的自利原则与社会丰裕原则主要受了霍布斯的道德理性原则的影响。霍布斯追求把个人主义哲学与社会利益和价值二者结合起来的理性传统。霍布斯认为，人性具有两项原则，即欲望和理性。他更推崇的是人性中的道德理性的作用，因为它既可以满足个人自利的欲望，又可以使社会达到平和的环境。受霍布斯的影响，斯密把人的本性也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只不过，在斯密那里，利己的欲望不表现为霍布斯的“争斗”的性状，而是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斯密认为，在物物交换过程中需要接受另一种人的本性禀赋——道德理性的指导。斯密把道德理性解释为“是非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人本性里生来就有的，是一切情操的总和，它的特殊的例子是同情、反感、良心和责任感这些感觉，并以“生动的想象”来影响每个人的行为。不言而喻，斯密的自利与互利的原则，正是通过合乎理性的力量加以沟通的：理性通过“理解和语言的能力”使人性中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成为可能；理性通过“是非的意识”又使得人的交换倾向不断具有历史进化和社会道德进步意义。
　　其次，斯密从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自然人）出发来分析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原则，并用范畴设定和逻辑演绎的方法来表达社会经济运行的“自然秩序”，恰恰是借用了１７—１８世纪自然哲学家们所提供的实证科学的理性方法。斯密生活的时代，科学进步主要依靠的是伽利略所倡导、笛卡尔给予充分发挥的逻辑抽象及演绎的理性方法。这一方法的哲学特征是：（１）对客体系统的理论抽象，把自在的客体变为自然内在秩序的客体；把杂多的客体群变为具有始基意义的单一原子的基本单位。（２）把研究的对象作为自然计划的设计，因而在五光十色变化多端的外部世界背后，去寻求无形的驱动力和内在因果性、必然性及其规律。（３）设定一个逻辑原点或假设一个前提并通过它演绎出对象世界的完整构架。应当说，上述实证科学逻辑理性的方法对当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认识论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斯密第一个把实证科学的逻辑理性方法完整地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首先，斯密效仿牛顿自然哲学的实证方法，建立了“原子”社会经济观。斯密试图把一切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人的行为。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他信奉如此观念：象物理世界那样，人类的经济活动也具有一种冥冥之中存在的“第一推动力”，他把它称为“看不见的手”。另外，斯密效仿自然哲学关于世界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机械体系的观点，他把社会经济现象视为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即可趋于平衡的因果关系链。还有，斯密把实证科学的抽象法变为经济理性的抽象分析法。他十分注重概念规定及其联系的主导作用，并把理性分析作为这一方法的主要内容。
　　注重理性的方法，其进步意义在于：（１）它使经济学理论研究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成为可能。（２）使理论家们第一次从经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解释说明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活动成为可能。然而，斯密之后的某些主流派理论家们，对这一理性逻辑方法加以无限泛化或曲解，只看到理性逻辑的穿透力和解释力，无视理性认知的局限性和界限；只看到经济人在“自然秩序”状态中所具有的受必然性支配的一面，无视他们偶发性、或然性行为的存在；只看到理性将无知世界变为已知世界的功能，无视理性判断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才有发言权这一事实。其结果，为经济理论的研究招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就经济人假设的公理式解释而言，他们只会夸大这种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从而上升为一种思辨因素，并无限夸大经济人理性行为的解释价值，把它看作是唯一的、根本的，诱使人们过于相信从抽象的经济人出发所作的论证，无视现实市场经济人非理性层面的存在。使“理性经济人”教条最终成为一种当代神话（罗宾斯语）。
　　　　　　二、经济理性的方法在当代的膨胀及其局限性
　　尽管作为工具意义上的理性方法和作为信念追求的理性观念在斯密那里没有达到极度膨胀的地步，但是自斯密以后近二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其主流学派始终没有超出唯理性的窠臼。那么如何理解主流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教条扩张为一种心理上值得崇拜的唯理性方法这一事实。我想可否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求解。
　　１、在李嘉图以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理性逻辑演绎法为主流，除约翰·穆勒和马歇尔兼采理性逻辑演绎法和历史描述法，德国历史学派主张历史描述法外，多数流派都十分偏重理性逻辑演绎法。最早把理性逻辑演绎法引向极端的是李嘉图。李嘉图关心的是如何把高度抽象的经济理性模型运用到复杂的现实世界，至于这种模型与实际事实的关系，对这种模型同其实际运用之间的区别则不予重视，换言之，他的唯理性方法表现在他不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过渡到思维中的具体，而是从纯粹假定的思想原则出发来演绎客观存在的具体。这种方法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怪癖”。继李嘉图之后，西尼尔把经济学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第一次作了表述：即经济学的基础是四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理论家们正是从这些理论前提演绎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西尼尔这一唯理性的方法可以与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唯理性认识论的比较中来考察其观点。笛卡尔最先指出人的一切认识都是从四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一构想。在他看来，认识的源泉在于人的理性本身中，人的理性生来就有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这些都是头脑固有的。理性通过演绎而获得知识。约翰·穆勒把西尼尔的不证自明的抽象前提进一步加以公理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人”概念。他认为，“经济人”概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他根据经济人概念，得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抽象科学的结论，而这门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应当是演绎法。演绎法常常用来建造富有哲理的模型，该模型往往不在经验中，而是源于人们的内省。１９世纪后期发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理性抽象演绎的方法导向了新的极端。以“心理原则”为基石的新古典学派以先验的理性假说为演绎的起点，并引入公理化手法为表述方法，完全放弃了历史与现实经验对于经济理论形成的能动作用。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逐渐衰微，又出现了向极端的理性逻辑演绎法回复的罗宾斯方法论和现代奥地利派方法论。罗宾斯对理性方法的崇拜表现在三个要点中：（１）他认为所有经济学原理都应从公理式的理性假设中演绎出来，这些假说不来自于客体，而是主体内省的产物。（２）他绝对坚持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３）他提出了理论的正确性和理论的适用性这两个概念。理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单纯理性逻辑推导是否适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该理论对特定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反应能力。而理论的最终检验手段是人们的观察和内省。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极力坚持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的理性逻辑演绎主义方法，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的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有目的的经济行为，因此，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不是基于证实法或证伪法，而是不附加任何经验成份的纯粹理性逻辑推理。
　　理性逻辑演绎法原本是逻辑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它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个必备的认识论工具，也是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否定演绎逻辑的功能，就会破坏思维的确定性、一惯性和深刻性。由逻辑推演得到的实证命题，它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具有普遍性。可是，理性逻辑演绎并不是绝对至上的，它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演绎的出发点即一般的原则或前提是否真实，是需要证明的，靠演绎本身无法解决自己前提是否真实的问题。近几年来，对经济学所谓不证自明的理性经济人前提的怀疑和批判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从哲学观点来反思，问题涉及到：（１）自在与他在、人性中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问题。我们能否将经济人自身利益极大化看作是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各种目标（如利他主义、公益精神、阶级意识、群体团结）就不是理性的？（２）市场的单一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合力论”问题。笔者以为：即使经济人个人目标明确给定时，把这些目标转化为行动仍然取决于在群体行为中假定的社会互相依赖模式，在这一群体中，成员具有部分不同的目标。而市场个人目标的最终实现，很可能是一个群体目标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合力论”的产物。（３）理论理性或理性模型其预见功能究竟有多大，它涉及到康德哲学关于认识能力的批判问题。经济学家把理性理解为可预期的，实际上，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市场行为观察和表述判断时，大量地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预期效用行为的反例。至少为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理性预期能力是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至上性的。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展讨论“失望”和“遗憾”模型的事实已从某种意义上含着对此问题的回答。
　　其二，即使逻辑演绎的前提是完全可靠的，再加上正确的推理形式，演绎的正确性有了保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演绎的范围之内，而对新的情况不做具体分析研究，由演绎所得的结论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换言之，前提与现实经济生活的拟合性如何决定了演绎结论的意义域空间大小。另外，把握现实的市场信号以及经济行为者活动的规则和特征，单靠理性逻辑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许多现实问题不可借助于逻辑的排列和演绎，而是需要非理性的认识工具。如，市场习俗、本能、欲望恰恰是理性逻辑不可言状、难以描述的对象。事实上，它们是市场赖以存在、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驱力。况且，就理性逻辑认识过程本身而言，也离不开非理性的作用，非理性有着连贯逻辑推理步骤，建立科学命题的功能，有时还起着创造性思维的诱发、启示、闪现和贯通等认识作用。
　　２、自斯密之后，“自然秩序”的经济人逐渐被数学晶体式的经济人所替代。理性的方法被一些经济学家置放在追求精美的形式化数学模型的基点上。对理性的崇拜鲜明地反映在不少经济学家的如此价值取舍中：经济学数学方法是唯一可取的理论工具。
　　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由来已久。可以说，经济学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数学的概念、公式、模型以及计算方法。可是，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方法始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其主要代表是法国经济学家古诺。他认为，在经济活动的空间里，应当存在着一种可供数学分析的市场函数。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古诺是数学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先驱者与奠基者。斯密的经济人是怎样演变成一个数学晶体式的理性经济人的呢？在边际革命之前，斯密的经济人假说逐渐失去了哲学伦理观的内容，尽管在边际主义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功利主义的价值尺度时隐时现，随着边际革命的出现，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人的伦理色彩几乎全部丧失，而经济人非人化倾向（反过来，也就是经济人日趋被抽象化为数学晶体）逐渐占主流地位。理性被膨胀为仅仅是一种数学计算，即追求边际效应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即目标函数的极大价值。这种方法实质上产生了如此导向：撇开交易契约中的个人行为，注重理性工具的纯逻辑选择，甚至于否定作为交换过程或制度环节的市场属性，而仅仅把市场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大量运用数学分析的，主要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其中以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最甚。１９５０年以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显着，特别是肯尼斯·阿罗和杰拉尔·德伯留极其出色地解决了瓦尔拉斯以来的均衡论存在的问题。它客观上带来了只要使用高深的数学就能完全解决理论经济学难题的自信与幻想。
　　关于数学理性方法的价值评判问题。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数学是人类认识对象世界的理性工具之一。其方法的优点主要有：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精确性和反随意性的逻辑一致性。但是，笔者对西方某些经济学家把数学理性方法抬高到“绝对至上”或心理上值得崇拜的地位是不敢苟同的。实际上，经济学家们接受真理并不应该总是穿着方程式的外套，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不少领域是很难用数学理性的方法完全加以解释说明的。清醒的大脑会使我们经常想到经济数学理性的方法有着如此局限性：其一，和其它各门学科一样，数学在经济学科中，无论它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它始终处于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方法的内容、形式、性质和效果完全取决于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其二，数学分析方法主要是量化分析，量是事物外在的规定性，定量分析主要是通过数和形的原型，揭示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在科学研究中，确定事物及其运动状态的性质，被称为定性分析，应当说，定性分析乃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数学理性方法是经济学定性分析方法的辅助工具，而不是第一性的工具，更不是唯一至上的工具。其三，数学理性方法主要属于形式逻辑范围，在人类认识的方法论系统中，形式逻辑的方法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它的推理的前提、运用范围和批判标准更受哲学一般方法论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离不开辩证逻辑的作用。
　　总之，在现实的市场行为中理性的可计算行为和某些非理性的不可计算行为都处处可见。我们不可只考虑一种消费者行为、一种企业动力和一种信息，从而转移了研究复杂和具体的市场结构、行为、动力和信息的不同类型及其原因的注意力。
　　３、斯密之后，经济人假说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被转化成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大化——选择逻辑——手段的范例。经济理性被赋予一种神一般的理性光环，以致达到如此程度：经济人知道自己可以选用的一切备选方案，能确定其中每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然后在比较和评价这些后果的基础上选择出能给他带来的最大利益的那个可行方案。理性经济人乃是最大化利益的追求者。对理性的崇拜鲜明地反映在如此价值取舍中：追求最大化原则乃是一切经济行为者唯一的心理坐标。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厂商的行为是追求利润（或其他目标）极大化，消费者的行为是追求效用极大化。
　　以最大化原则的理论观点，经济人已转化成为只不过是理性行为的假设，其中基本的公理是“完备性”和“可传递性”。那么，人的经济行为是否都是绝对的追求最大化原则？不可否认，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采取极大化形式的理性行为，使得对个人行为的分析比在结构性较小的假设下的相应情况要容易处理得多。正因为如此，这种分析认识方法的吸引力导致了传统和现代的经济理论中某些重要公理的出现。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现实市场行为的实证范例来证明，市场行为者的确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心理取向。可是，人类除了自利动因还有无其他的一些动因？实际上，自身利益只不过是个人行为想要追求的各种事物中的一个。驱动人的行为动因应是多方面的，其中利他性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从人的本性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有着追求社会性的一面；从人的行为目标实现过程来说，自利动因必然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从人的需要系统来说，人的行为除了自利需要驱使，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需要存在。如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的五大基本生存需要等。此外，任何个人的市场行为都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确定标准、注意计算、努力追求极大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具有不关心标准，不热衷于计算，不努力追求极大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在现实市场行为中表现的尤为复杂和难以测定。换言之，追求最大化原则只能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采取的特定的行为特征，而不是所有时候所有条件下采取的行为特征，通常情况下，个人只具有有限的理性，他们只把部分注意力投放在对市场信息作出理性决策所必需的计算上，而在多数情况下其决策行为采取依赖于习俗、直觉、惯例、意志、怠情、模仿等形式作出，它不具有极大化特征。
　　为什么人的实际行为往往更容易出现偏离最大化倾向呢？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决策及其行为后果往往取决于他自身的精神因素和外部环境条件的组合。这种选择不仅依据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函数，还要按照动机和认知系统的耦合来确定。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认识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自我封闭、自我决定的系统，因为每个人总是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在与社会各种历史的、当下的偶发因素和环境条件影响中形成个人的思维、认知及其决策依据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个人并不一定有足够的动机按照极大化行为模式来思考问题，即便他确实在按照偏好进行选择，习惯也会对这些偏好和选择作出调节。况且，个人的偏好取舍，也不一定有能力或意愿对所处环境的各种变化都作出区分，他们并不总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对什么样的两种不同状况作出理性选择，因为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可能是一个静观的、被动的、受决定的常量，而应该是一个难以测定的变量。通常情况下，人的内生变量的确定往往受外在变量的影响和制约。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理性方法的态度
　　在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之间横亘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待理性分析方法的态度又如何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及。
　　第一、马克思十分重视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理性分析方法。在他看来，经济理论的本质旨在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１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１页）经济学重要的方法乃是科学的理性抽象，即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又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０３页）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离不开理性逻辑演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借助于科学的价值规律原理，靠着演绎逻辑方法的帮助引伸出了一切具体的和个别种类的资本主义利润——企业收入、利息、商业利润、地租。至于经济数学模型的理性分析法，同样也得到运用和重视。
　　第二，在把握理性分析方法方面，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有着本质不同。
　　１，西方经济学家把理性方法推崇为绝对至上的工具，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正确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自觉地把理性分析方法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如对经济范畴的唯物主义理解和分析，使马克思打破了唯理性主义者持有的理性范畴始基论、理性范畴永恒论等谬论，从而把理性绝对至上性改变为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经济概念和范畴是理性分析的焦点和据点，在马克思那里，每一种经济范畴后面都有现实的生活及其客观规律，它们是现实本身的理论表现。因此，理性方法在现实客观经济活动的支配下，决不是一个永恒至上、完备无缺的认识工具，现实经济活动中必然发生新现象与旧范畴之间的矛盾，只有理性范畴的发展能适合于业已改变的情况，才使科学的理性认识具有客观意义。再如，对理性逻辑演绎方法的辩证法理解和分析，使马克思根除了唯理性主义者所犯有的单纯抽象的弊病，从而由“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改变为具有批判性、否定性，甚至经常受大量非理性因素驱动的“现实人”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所设定的理性经济人有关公理的方法不应当建立在“不证自明”单纯理性逻辑抽象原则基础上，国民经济学家只是单纯地从事逻辑概念的演绎，而从不关心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其错误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３页）这恰恰是哲学方法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事实上，经济学理性分析的方法应当体现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统一，形式逻辑能提供精确的、具有必然性的真实结论，辩证逻辑能鉴别形式逻辑推理大前提的真伪性。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专门对经济学所谓“不证自明”的教条进行了矛盾分析，并就国民经济学外在的、僵死的、静止的逻辑范畴的抽象前提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正因为失去矛盾分析的眼光，国民经济学不可能揭示理性经济人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矛盾本质；不可能揭示经济人在追求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过程中，由于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而发生种种偏离最大化的异化现象。现实的人，受各种欲望利益、需要的驱使，因此，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就不可能表现为单一的追求某种欲望最大化实现的生存目标；现实的人，受种种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的制约，因此，在现实的经济交换过程中理性最大化目标不可能事事如愿；建立在“现实人”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基础上的经济学理性范畴、公理和知识，就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教条。理性逻辑认知功能所具有的缺憾性，正来自于现实人对自身欲望和需要的不断满足、不断变更和不断创新。
　　２，马克思刻意追求理性分析方法的深刻性。在他看来，不少经济学家在运用理性抽象力方面显得软弱浅薄，突出表现在把抽象仅仅驻足于经济现象的外部联系，偶然关系以及数量之间的关系，用表象的范畴关系来替代本质的经济关系，常常把本质与其外部的表现形态混淆起来，或者则相反地把它们截然分开。其结果必然导致用理性逻辑的外在完美性去演绎现实社会的所谓和谐公正性。马克思追求理性现象方法深刻性在于：（１）理性抽象并不是采取任何共同的东西，而仅仅是那表现着具体现象的本质和原因的共同的东西。它有助于人们了解认识客体的决定性和主要的方法和属性。（２）理性抽象主要是在偶然的东西后面，寻找出决定着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进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即保持于和表现于无穷无尽的事物过程中的相对持久和稳定的东西。（３）理性抽象主要是舍弃非本质的、偶然的、局部的、具体的东西，保留大量个别现象所固有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４）理性抽象的任务，不仅在于把现象还原为它们的本质，而且在于解答：本质如何表现出来，为什么它表现为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外表的过程、经验的事实往往不同于内部过程等复杂问题。马克思运用如此科学的理性抽象方法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活动现象和规律，得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崇奉经济理性原则的一系列重要结论，有的甚至是与经济理性原则、理性范式直接颠倒的结论。如，经济学家们把市场完全理性化为：绝对自由的经济人，绝对公平的交易，绝对完备的市场信息等等。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最大化”是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资本家的最大化就不可能有工人的最大化。如果说斯密为代表的“经济人”分析导致经济和谐的话，那么，马克思对“经济人”的分析，则导致现实社会制度的灭亡。再如，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市场的资源配制通常解释为由合乎理性的竞争并通过价格手段实行自发调节的结果。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抽象，揭示出如此道理：在任何其它社会形态中，经济关系的本质与其外部表现形态间，都没有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如此尖锐的不一致和如此对立。在马克思看来，竞争之所以歪曲了事物的本质，是因为它隐蔽了这样的事实：生产价格受价值的驱动，价值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竞争把平均利润变成不依靠各个生产部门中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因而也不依赖于活的劳动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它暴露出工资的提高和降低具有改变生产价格的结果，即一种乍看起来与商品的价值关系完全矛盾的现象。逻辑的触角一旦深入到对象存在的本质关系中，神秘的经济现象“倒立”画面就看得很清楚了：不是价格杠杆通过合理调节雇佣劳动的关系来达到市场理性化存在，而是雇佣劳动关系通过价值规律生产出市场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种种行为和制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人格意义上的种种非理性现象作了深入地解剖和说明，进一步显示了以往经济学家研究现象本质的无能，以及贯穿到表面上发生的各过程的最深处的马克思理性分析的威力。
　　第三，马克思并不把经济理性分析方法视为经济学唯一可取的方法，在他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乃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因此，经济分析方法除了理性逻辑方法外，还应当有着多种方法论的补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把历史事变、阶级斗争和制度纳入经济分析领域，这种综合使经济理论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呼吸，无生息的定理成为活动、奔驰和呐喊，它却未必失去它的逻辑性，但不再仅仅是关于一个抽象体系的逻辑性质的命题，它是描述社会生活的激烈动乱的画笔。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也曾指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经济史和结构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８页）马克思早期转向经济学研究，正是从历史主义分析、制度分析、所有权分析着手的。在他看来，人的经济行为总是社会的行为，制度为人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框架”，实际上，人的市场行为一方面脱离不了作为制度市场的制约，另一方面，制度市场也正是通过人的生产、交换活动得到不断的延续和变迁。因此，经济学家除了要有价格分析的眼光，还应有制度分析的眼光。当然，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应当与逻辑方法保持辩证的统一。
　　　　　　　　　　　　　　　　　　（作者单位：上海空军政治学院）
　　＊　此处传统经济学主要指西方自古典时代延续至今的一种主流学派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范式，并由此范式所派生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和学说。＊
　　
　　
　　
哲学研究京34-41F11理论经济学张雄19961996 作者：哲学研究京34-41F11理论经济学张雄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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