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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时之久，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从秦统一到清末，长达两千余年；而且到了近代以后，专制主义等封建因素又未得到彻底的清算，这就注定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之深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甚至至今仍起着消极作用。因此，无论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真反思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
　　从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的视角，可以以秦统一为界标，把清代（含清）以前的文化分为两个时期，即专制主义统治以前的文化正常发展时期和专制主义统治的非正常发展时期。在前一个时期里，中国文化得以自由的发展，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与学术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趋向，体现了文化“天然”的多层多元的特质。不但像儒家等反映社会上层的思想颇有市场，而且像墨家等代表社会下层劳动者“农与工肆之人”的思想也与儒家等学派同登大雅之堂。儒墨并称“显学”〔1〕， 显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多维视野。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重民轻天、重民轻君的民本思想〔2〕，更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与古典文化的崇高境界。明乎此，有些论者便不会盲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人格，轻视人了。诚然，在我国古代确有不重人格、轻视人的现实，但那是封建专制主义做祟的结果。专制主义统治以前的中国文化，呈现着蓬勃发展的气象，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这是举世公认的。若依此基础正常发展下去，便不会出现落伍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的局面。
　　从秦统一到清末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文化非正常发展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尽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与春秋战国时期极高的文化起点是不相称的，这和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和扭曲是有直接关系的。
　　　　　　一、专制主义对儒学以外文化的扼杀与中国文化多元性的破坏
　　首先，专制主义是中国文化由多元性变为单一性的重要历史根源。封建专制君主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统一和独裁地位，而对文化实行专制，即用一种思想和理论来统治臣民，而绝不允许百家并存。至于哪家学说被定为“一尊”，则是看哪家学说更适合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以儒、墨、道、法等家影响较大。由于墨家学说反映的是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因此，墨家虽位列显学，但终不能为统治者所采用。法家与道家在专制时代都曾得到暂短的尝试性的应用。秦从商鞅变法以来一直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统一后秦始皇又把它作为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而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思想与学说尽行排斥，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专制主义对文化的第一次火与血的摧残——“焚书坑儒”。但后代统治者又从秦二世速亡的教训中认识到法家思想作为专制时代一统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合适的。于是汉初一反秦代严刑峻法的统治术，而采用道家思想，即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作为统治思想。这虽与动乱之后的“与民休息”的政策相适应，但与专制主义所要求的严密统治不相协调。至汉武帝时，便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确立了儒学在我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历代沿用，是因为儒学最适合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3〕与专制统治相吻合；儒家的仁、义、礼、 智、信及君臣、父子、夫妇等道德规范（汉代概括为“三纲五常”）为专制君主统治臣民，维护专制制度下的封建统治秩序、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儒学能“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4〕， 对专制统治大有裨益；而且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5〕， 有统一的信仰，并有共同学习和遵循的《五经》、《四书》等经典，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里须强调一点，专制主义利用儒学排斥和打击其他学说，并不应归咎于儒学本身，如不存在儒学，专制统治者也会另选一种学说作为统治思想来排斥和打击其他学派。这是专制主义自身的痼疾，而不是儒学本身的弊病。换句话说，专制主义是中国文化由多元性变为单一性的重要根源。
　　其次，专制主义使中国文化的多元性遭到严重破坏。在专制主义盛行的各代，迫害知识分子，控制思想文化发展的事例不绝于史，无须赘述。而需要申明的是专制主义越加强，则对文化的控制越严酷，文化的自由天地越狭小，思想文化越趋于单一化。而专制统治一旦有所松驰，文化则立刻显示出发展的生机，又向多元化迈进。下面我们仅以明清时期的有关历史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一跃而成为历史上着名的集权主义者，专制主义思想空前强化。与此相适应的是文化专制也大大加强。于是，洪武时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严格控制朝野非“正统”的思想言论。与此同时，朱元璋还特别注重对学校的控制，绝不允许学生接触“异端思想”。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朱元璋对监生控制尤严。监生不但不能发表政见，议论时政得失，就是议论学校规章，给学官提意见乃至议论“饮食美恶”都要受到重惩，许多学生和教官因之充军、坐牢，甚至被枭首监前，把传播文化的圣地办成了摧残士子身心的牢狱和奴化教育的场所。在科举方面，不仅规定了考试内容，而且在考试作文的体裁上也必须采用统一的制义文格式（后演化成八股文）。这使得知识分子只能读同一类书，写同一种文章，除皓首穷经、致力于八股外，一无所知。朱元璋还进行删书，并规定了一些禁书等等。这一切，使儒学以外的思想与学说难以生存和发展，文化天地已狭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
　　但到了明末清初时的情况就不同了，明朝专制统治的大厦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轰然倾塌，相对地失去了专制主义对文化的控制力，使文化再度出现生机。学术上十分活跃，仅史学一项就有极大的发展，“晚明野史，不下千家”。思想界也有了驰骋的空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是这一时期着名的代表，他们把战国以后长期以来未得到多大发展的“民本思想”推上了时代的顶峰。在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都十分活跃，文化又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但好景不长，随着清朝专制统治的强化，文化天地便又越来越狭小，重新回归到明代专制时期的境地。明清之际学术与思想上的“经世致用”，与现实斗争紧密联系的风气，也在专制主义的重压下，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走上了脱离实际的考据学道路，使当时文化多元发展的嫩芽再次被折断。
　　再次，专制主义阻碍了儒学以外的优秀文化的弘扬。专制主义者把儒学定为“一尊”，完全是从实用的角度来选择的，而绝不是说儒学能涵盖中国古典文化所有的优秀的东西。蔡尚思先生说：“在中国文化史上，除儒家一个系统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系统。例如，墨子的反宗法比儒家的重宗法优良，墨子的反宿命比儒家的信天命优良，墨子的‘作’重于‘述’，比孔子的‘述而不作’优良，墨侠的施自贫贱始比儒家的‘施自亲始’优良，墨子的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努力生产努力工作，比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优良，如此等等。不知古来的尊孔反墨者为什么硬要颠倒是非呢？自孔墨以后，如司马迁作人物地位平等的全面史书，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说，李贽的反旧传统思想，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袁枚的情感哲学之类，无一不比孔子儒家学说为优良。不知那么多的旧儒家新儒家为什么熟视无睹呢？”〔6 〕蔡先生对这些问题未做正面回答，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笔者认为儒学以外的优秀文化得不到承认，是专制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专制主义一方面以强权干预或诱导人们只能继承儒学，不得继承儒学以外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在长期专制统治下，限制了文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一谈文化便无法离开儒学，使得儒学以外的文化得不到社会承认与正常发展。
　　　　　　二、专制主义对儒学本身的摧残
　　专制主义不仅排斥和摧残了儒学以外的思想与文化，而且排斥和打击了儒学许多优秀的东西，扭曲了处于“一尊”地位的儒学。儒家以外的学派受到专制主义的摧残和抑制，无疑是一个悲剧。相比之下，儒学被定为“一尊”似乎是一种幸运。王朝更迭，宗姓转换，唯有儒家的宗祖孔圣人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推移，圣号、王号不断有加，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殊荣”。其实这正是孔圣人的可悲之处。从鲁迅先生的话中可见其本质：“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变成傀儡了。”〔7 〕孔夫子连同其创始的儒学一并成为专制主义者手中的傀儡，任君王们摆布。因此，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儒学的命运同样是一个悲剧。
　　原始的儒学确有精华可言，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主潮流是民本思想，而这种思想以儒家经典阐述得最为透彻，可见，儒学也曾领时代潮流之先。儒家的这种重民轻君的民本思想与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无疑是相对立的。因此，专制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的冲突就尖锐地暴露出来。例如，当朱元璋读《孟子》，见到重民轻君的语句时，便怒不可遏，甚至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神位。“亚圣”被逐出孔庙，势必引起了一些儒士的不满，着名儒士刑部尚书钱唐便冒死以谏，反对把孟子逐出孔庙，明太祖大概感到这样恐怕于其统治不利，于是方表示纳谏，“孟子配享亦旋复”〔8〕。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让步， 在编写《孟子节文》时，朱元璋还是命刘之吾等删去了《孟子》中“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9〕等部分。 这一事例鲜明地反映了专制主义对儒学精华所采取的态度和儒学遭到专制主义阉割的情景。
　　从朱元璋勒令把《孟子》删去的部分，还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反抗专制主义的精神。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说君怎样对待臣，臣就可以怎样对待君，肯定了君与臣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孟子亦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不听，则易位”；而且认为武王伐纣是除掉了一个独夫，不能算“弑君”。这些主张说明了民可以代表天意，可以把屡谏不改的国君废掉，另立新君，甚至可以杀掉残暴的君王。这与专制帝王唯我独尊，教导臣民“愚忠”是水火不相容的。儒家这种反抗思想在历代儒学大师的思想中也是有所反映的。这些儒学大师的思想与专制主义并行不悖之处就得到了专制统治者的承认和“弘扬”；而相悖之处则遭到专制统治者的打击。梁启超说：“东汉为儒学最盛时代，但《后汉书·党锢传》皆属儒家大师，最令当时帝王头痛。北宋工程，列在元ｙòｕ＠①党籍，南宋朱熹列在庆元党籍，当时有力的人，摧残得很厉害。又如明朝王阳明在事业上曾立下大功，在学问上到处受到摧残。由此看来，儒家哲学可以说是伸张民权的学问，不是奴辱人民的学问”〔10〕。由此亦可见儒学的反抗精神和专制主义对其采取的打击政策。对儒学本身来说，除了专制主义的直接束缚和摧残外，还因专制主义使其一家孑然独立，则使它失去了在与各家交流与竞争中自我完善的机会，从而失却了中国文化的原貌，偏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三、专制主义对文化深层结构思维模式的不良影响
　　“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因素，差不多都是与封建专制统治当时的需要相结合，文化很难与政治相分开。”〔11〕的确，专制主义统治渗透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思维模式也必然受到专制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是植根于为专制主义所浸透的文化土壤中。下面我们仅就思维模式中受专制主义影响最深，甚至今天仍起消极作用的几个方面作一扼要的概述。
　　第一，否定个人因素，强调群体意识。在西方，专制统治时间短暂，且经过了近代的彻底清算，因此，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几乎很少受专制主义的影响，而较为注重人的个性。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个人创造力的发挥，欧洲的科技勃兴与此不无关系。但中国则不同，长期的专制统治抹杀了人的个性，一切个人意志都应服从皇帝的旨意。专制主义抹杀了人的个性，代之而来的便是群体意识至上。其实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是相辅相成的，群体意识寓于个体意识之中。因此，抛开个体意识来强调群体意识，久而久之，只能使人们背负所谓的“群体意识”的沉重包袱，而不能发挥个性和个人创造力，并对“群体意识”形成依赖。而这种群体意识并不是国民个体意识的升华，而往往是少数当权者的偏见，这不能不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幸。
　　第二，思维方式具有单向性。专制主义把中国文化由多元变为一元，思想上不允许“异端”出现，学术上要人读同样的书，写同样的文章，这就使人们只能从一个视角一个向度去认识事物，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比如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在学术领域就有所反映，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吾国承数千年来学术专制之积习，常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即使是到今天仍未摆脱这种“持一孔之论”的专制积习。这样，终难形成欧洲学派林立、异彩纷呈的新气象。
　　第三，家长制作风和等级观念严重。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国和家是相通的，国是大家庭，家是小国家；君权和父权是相通的，君是国家长，父是家皇帝。推而广之，无论任何机构往往都是一个或少数人独裁，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不管上级对错，下级只得服从，往往因此只能按照少数人的偏执办事，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害。而且由此在社会上出现了有严格等级界限的大大小小的家长，从而形成严重的等级观念，使中国社会出现重权轻人的不正常现象。
　　第四，既缺少交流心理，又缺乏竞争意识，呈现出封闭状态。西方思想与学术都是开放型。思想上百端并发，学术上学派林立，在相互交流与竞争中使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不缺乏交流与竞争，但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学术与思想只限于一端，这就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交流与竞争的机会，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日趋僵化，造成了人们缺少交流心理和竞争意识，形成了自我封闭的体系，阻碍了文化发展的进程。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我们今天改革的障碍。
　　总之，中国文化之树为散发着毒素的封建专制主义阴霾所笼罩，无孔不入地侵蚀着文化机体的表层和深层，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成长。在反思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之余，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申明：首先，切望某些文化研究者不再把被专制主义扭曲的儒学当作儒学固有的东西来批判，造成文化研究中不应有的混乱，而应把原始的儒学与专制主义扭曲的儒学区别开来。其次，要充分认识专制主义对文化发展的极大的消极影响和沉痛的历史教训。专制主义今天虽不复存在，但其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仍在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依然是阻碍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必须予以彻底肃清。再次，倡扬民主已成为世界政治潮流，21世纪将是一个民主世纪，我们应该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民主政治。这正是肃清专制主义余毒的良药，只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才能彻底荡涤文化深层结构中专制主义的残污余垢。
　　注：
　　〔1〕《韩非子·显学篇》。
　　〔2〕《左传》桓公六年、僖公十九年均载：“民，神之主也”；《孟子·万章篇》载：“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孟子·尽心下》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孟轲在《孟子》一书中就引述并赞同孔子“天无二日， 民无二王”的主张，并希望天下“定于一”；董仲舒又将大一统思想理论化、系统化。
　　〔4〕〔5〕《汉书·艺文志》。
　　〔6〕蔡尚思：《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 《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
　　〔7〕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8〕《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
　　〔9〕洪武二十七年刊本《孟子节文·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
　　〔10〕梁启超：《为什么要研究儒学》，《饮水室合集·专集之一百零三》。
　　〔11〕孙长江：《经学与中国文化》，载于《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论中国传统文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礻右加右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临汾69～73G0文化研究战继发19981998本文认为，专制主义不仅无情地摧残了儒学以外的一切思想与学说，使中国文化的多元性遭到破坏，而且排斥和打击了儒学许多优秀的东西，扭曲了处于“一尊”地位的儒学。专制主义统治渗透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思维模式也受到专制主义的影响。专制主义今天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依然是阻碍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要振兴民族文化，必须予以彻底肃清。专制主义/中国文化/思维模式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副主编，副编审。哈尔滨市　150080 作者：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临汾69～73G0文化研究战继发19981998本文认为，专制主义不仅无情地摧残了儒学以外的一切思想与学说，使中国文化的多元性遭到破坏，而且排斥和打击了儒学许多优秀的东西，扭曲了处于“一尊”地位的儒学。专制主义统治渗透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思维模式也受到专制主义的影响。专制主义今天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依然是阻碍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要振兴民族文化，必须予以彻底肃清。专制主义/中国文化/思维模式

网载 2013-09-10 2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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