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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金吾伦）
　　上一个世纪之交，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天然放射性； 1897年J·J·汤姆逊发现电子；1900年普朗克提出光量子假设；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这些划时代的发现，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的伟大革命，导致了科学哲学的兴起、繁荣和发展。赖欣巴哈在其名着《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说：“这种新哲学，在它存在的较短时期中已经过了一个迅速的、紧跟着同时期的科学进步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中产生的结论完全产生在二十世纪里，因此二十世纪所提供的哲学面貌就完全与十九世纪的不同。”不同点就是，“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1〕。 从此，以逻辑经验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在西方哲学舞台上整整占据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主导角色。
　　现在，时代的巨轮又转到了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科学技术已经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原子能、计算机、宇宙飞船、DNA 的双螺旋模型、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等一系列的新科学和新技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由此彻底动摇了传统机械论所赖以建立的根基，也不断削弱逻辑经验论在哲学领域内的主导地位。
　　科学的巨浪荡涤并冲刷着一切哲学的理论和观点。后者终将在科学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理、裁决，最终决定其取舍。
　　科学哲学将顺应科学的新发展。科学的成果体现出时代精神，而哲学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科学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在科学系统整体发展过程中，各门类科学、各层次分支学科将不断地交叉，同时又加速地综合，使科学朝着一个领域内不断深入和多个领域综合交叉的整体化方向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将进一步结合并得到量化，科学理论将高度数学化；科学与技术将形成共生关系，协同发展；科学与社会之间将发生强相互作用，即社会发展将越来越以科学为基础，而社会的需求将决定科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科学共同体将进一步国际化，以至形成一个国际科学群体；科学研究将由国家规模向全球规模发展。”〔1〕
　　第二，生命科学将可能成为新一波科学革命的中心。生命科学因其研究客体的极端精巧和复杂性，以及社会多种需求（人类生存环境、食物、健康、福利等）所产生的紧迫性，又有了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提供了强大的研究手段，使它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以至成为新的科学革命的中心，它的新概念、理论和方法将对其他学科产生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生命是有机体的最高存在方式，它最具有整体性。研究生命就需要用整体的方法，那种机械论的无限分割方法在这里已无能为力。
　　第三，科学已从研究存在（Being）转向研究演化（Evolution）和生成（Becoming, Generation），时间和历史进入基础学科研究的视野。复杂性探索和自组织系统的研究成为科学的主要课题。普里高津强调了在复杂性研究中两门学科的重要意义，“首行是非平衡态物理学，在这里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物质在远离平衡条件下新的基本性质的发现（耗散结构——金吾伦注）。第二方面是动力体系的现代理论，在这个方面最核心的发现是不稳定性的普遍性（混沌——金吾伦注），简言之，这意味着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引起惊人的放大作用（随机涨落的意义——金吾伦注）”〔2〕。
　　由“存在到生成”研究主题的转变表明了作为西方科学思想基础的“构成论”已经过时，而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核心观念——生成论将得到复兴，并将在未来新科学的成长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四，人类道德规范将成为科学的最崇高目标。以往，人们常常认为，科学是对事实的认识，因而是价值中立的。新科学的成长表明，科学是价值负荷的。这是说，科学受文化背景污染、渗透，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产生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在新世纪里，必然按照合乎人类道德规范为其最高目标，高度地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门类科学而生成在科学系统自身发展的逻辑和社会需要的交汇点上”〔3〕。 在这方面，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价值要求尤为明显。
　　科学的新进步已向传统的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首先是科学的本质。传统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对自然的科学解释中摒弃了目的、自由、个人原因以及一切非唯物论的相互作用”，同时还“消除了暂时性”，即科学所揭示的自然是永恒的，“流逝的时间属于我们的心，而不属于自然”〔4〕。罗素说：“人是原因的产物， 这些原因不能够预知其所产生的结果；人的起源、希冀、爱和信仰，都不过是分子偶然排列的结果；……所有年龄的劳动者、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感以及所有人类天才如日中天般的辉煌，都注定将随着太阳系的消亡而灰飞烟灭……所有这一切，即便是有争议的，仍几乎是十分明确的，任何反对这一说法的哲学都不能指望站得住脚。”〔5〕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科学所揭示的事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纯客观的。而科学的这种纯客观性由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主张的可重复检验性等等一系列的标准加以保证。凡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陈述就被认为是不科学的、非科学的或伪科学的。因而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科学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新近的研究表明，科学的这种纯客观性是成问题的。这是因为，第一，科学不是一种超价值的事业，科学是价值负荷的。如我们前已指出的，科学是受文化背景影响的。第二，科学是人进行的，它不可能不受到人的主观观念的影响；“科学不仅消极‘写境’——描述和说明自然，同时也积极‘造境’，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1〕。第三， 关于“可重复检验”等等一系列标准都随着新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而有所改变，也许需要制订一套新的标准来确定科学与伪科学、非科学的界限。
　　新科学向传统科学哲学挑战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真理问题。科学的目标是寻求真理，但真理并不是明白无误的。中国物理学家吴大猷谈过这样一个例子：例如，苹果落地，按物理学，是由于地心引力；如说这是“真理”，意指其他许多的说法（如是由神使它落地）不是真理。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也不能说是最后的“真理”，因为爱因斯坦于1915年创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理论，不仅包含了牛顿的理论为一极限情况，而且更准确地解释了另一些现象，因此后者显然是更进一步的真理。“所以，在物理学和科学中，‘绝对真理’之说并不总是有意义的”〔2〕。 英国着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强调说：“我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真理：我们所寻求的是人们关心的真理——难以达到的真理。”〔3〕
　　对于传统的科学寻求真理的观点，更为严重的挑战是，认为“科学不是真理的不偏不倚的裁判，它不能无视相互争斗的社会力量，科学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也有人认为，“我们的解释和我们的感知取决于语言，取决于整体文化，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世界观，取决于个人的（包括无意识的）利益，取决于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利益”。由此他们认为，“真理的真正意义以及决定真理的标准，有时被认为是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4〕。
　　在科学哲学讨论中，自80年代以来，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一浪高过一浪，至今还看不出有穷期。这里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是对客观世界的看法，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非实体主义转向”的潮流中。中国国内哲学界提出的“场有论”、“关系实在论”等正是对真理问题探索的新尝试。但是，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较为满意的理论，需要在新世纪里作更深入的探索。
　　科学的发展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大量有待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体论和还原论，生成论和构成论，以及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等等一系列有待探索和深化认识的问题。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已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并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中国这样大国建设现代化，达到国富民强的当务之急。而要使科学技术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观念创新尤其重要和迫切。单从这一点出发，发展作为对科学技术进行哲学反思的科学哲学，其重要性和意义就自不待言了。
　　我们相信，在认识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之后，在未来世纪里，科学哲学必将会有极大的繁荣。
　　〔1〕 纪树立：《了却一桩心事》，载《读书》1997年第1期。
　　〔2〕 金吾伦、董光璧：《吴大猷生平及其对科学与哲学的贡献》，载《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 页。
　　〔3〕 [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页。
　　〔4〕 《后现代科学》，第11页。
　　注释：
　　〔1〕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8、3页。
　　〔2〕 周光召：《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序言》， 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尼科里斯、普里高津：《探索复杂性》， 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vi页。
　　〔4〕 《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序言》。
　　〔5〕 [美] 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6〕 转引自《后现代科学》，第8—9页。＊
　　
　　
　　
天津社会科学12-14B2科学技术哲学金吾伦19971997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12-14B2科学技术哲学金吾伦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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