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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8-0066-04
　　历史，既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也是人类对自己过去活动的认识。历史认识，始终伴随着人类有系统认识活动以来的文明史的演进，自古而今，绵延不绝。如果我们姑且把历史认识看作一种有别于个人、群体等其他主体认识的社会认识评价活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客体，往往在各个时代的认识主体视野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① 历史，为什么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重写？这种重写，是无谓的文字重复，是随意的主观发挥，还是有意识的认识创造？如果是有意识的，重写历史的客观依据、原则和基础又是什么？这些追问，实质上已经涉及历史认识的目的与意义，即历史认识活动之必要性的问题。归根结底，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历史学也终究是人类自己的创制。探究和回答本文所提出的这些设问，就需要探究历史认识者的主体动机选择与其所处的变动着的客观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
　　一
　　重写历史的目的与意义，首先要从“历史”的含义说起。如前所述，一般公认的“历史”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点：其一为人类过去所发生事件的总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其二为后人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即认识者对过去所发生的客观事实的主观反映。重写的历史，只能是后者意义上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学，其内容也可以相应地分成两部分：一是历史认识者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考证与重构，它要求历史认识主体尽可能的接近并揭示认识对象的真相与本质；二是历史认识者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总是从个人的处境和需要出发去看待认识对象。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前者可看作在认识活动中以客体为中心的主体对客体的“求真”，后者则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客体对主体的“致用”。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交互运动，“求真”与“致用”的二维对立统一，构成历史认识过程的核心矛盾与本质特征。
　　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以上述哲学认识论分析为认识起点。历史不断被重写，首先是基于人们欲全面而清楚地了解自身往昔的真实经历。获得包括自身历史知识在内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真理，是人类一种特有的需要，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随着时代的更迭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需要会愈加强烈。众所周知，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显着区别就是，它的认识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这种事实会随着时间的流转而消逝，尽管这种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要想正确认识这些客观事实，就只能依靠认识者发挥主体意识，通过过去存留下来的与这种事实有关的各种遗迹和线索来推测并“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历史学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获得关于过去事实的所有知识，同时，他们对于某些特定历史事实之准确与全面的认识，也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趋向便是，认识者的主观意识对于认识对象客体的无限接近。新的历史文献和考古遗迹等实物证据的发现，认识视野的不断拓展和历史资料搜集、整理、考订工作的深入，都将在不同程度上校正以往历史事实认识的错误、填补那些尚未被认识的历史事实空白。而这些局部的历史事实认识的进展，往往会改变人们对于历史全局的认识。随着自身认识水平和条件的不断提高和改善，人类会书写出越来越清晰完整的、贴近客观真实的历史篇章。
　　从历史认识客体的角度考虑，历史之所以不断被重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们意识到历史写作对象的内容保持着实时更新，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是现在时态的人类活动必然会转化为过去时态的存在，从而也就进入了历史和历史认识的视野，以供来者去探索、考查和品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在当下每一时段的经历，都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它们与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类在此前更早的不同时段所先后从事的种种活动，共同构成了历史认识的对象。只要人类历史仍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只要人类还认为对这种历史运动的认识仍对现实具有意义，历史认识的源泉便不会枯竭，历史认识者便会自觉地以主观意识反映客观现实的方式来追踪社会的动态发展，历史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书写也就成为必要和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通过以重建历史事实认识的方式来重写历史的主张，某些相对主义者持明确否定态度。其基本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从理论分析上讲，任何客观的历史事实都要经过认识者主观化的处理。在缺少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史学家完全可能以主观推测与想像来覆盖认识视野中的盲点，以重构所谓完整的历史画面。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学批评家，甚至把历史编撰活动等同于文学创作中的虚构。② 二是以实践结果来看，历史事实的记载常常出现彼此矛盾之处，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历史认识者们，对相同历史事实重建的结果也往往不能完全相互吻合，因此，所谓对曾经发生的具有唯一形态的历史事实的再现，只能是“一个高贵的梦想”。③ 相对主义者直接怀疑以追求客观真理为基本宗旨的历史学的科学本质，但这两条批评意见的逻辑问题则在于，它们是以历史认识活动过程的特殊复杂性而否定了认识结果的科学性，以认识结果中真理表现形态的多元性否定了真理本质存在的一元性。相对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恰恰不够“相对”，他们实质上要求历史认识者一劳永逸地获得全部历史事实知识，而当这个梦想无法实现时，他们便转向了消极的不可知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主义者以只破不立的批评方式，指出了历史认识活动中确实可能存在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反映。他们的批评只能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己的认识活动，以更积极谨慎的态度对待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从而让重新写出的历史能够建立在更坚实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
　　二
　　重建历史事实对于丰富和深入历史认识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以此种方式重写历史的限度。人类绝不是为了求知而求知，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真理为人所用。④ 作为马克思主义体系元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给予历史学科的一个有益启示是：历史研究者应自觉地反省自身认识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以便从一个更一般的层面上来把握其研究实践的性质、准则与方向。如果只是一味地对历史事实进行机械清理与简单堆砌，重新书写历史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历史认识不单纯是一种事实认识，也是一种价值认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价值认识与判断的问题，包括新康德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曾给以精彩论述。但总体上看，各派学说要么倾向于将价值视为认识客体的自身属性而具有绝对的超验的意义，要么就是将价值当作认识主体的主观判断和意识而赋予其以彻底的相对性。⑤ 而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则是从认识和实践主体与其客观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中去揭示价值问题的秘密。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一个事实就是：认识者在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揭示历史真相的同时，也是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历史的。在这里，“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实际上表明了历史认识活动中存在于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对象化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构成了“价值”问题的核心，即什么对谁来说是有用的。离开价值关系主体来谈某物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以此来分析历史认识活动，则首先要问，重写的历史是为谁而重写的历史？答案很清楚，那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实际上都在为自己和自己的时代而重写历史。作为处在一个特定生存时空情境中的人类群体，他们有着区别于其他时代人类群体的价值观念，从而构成了自身史学认识活动的价值主体。他们之所以那样别具一格地书写历史，就是因为这样的历史以他们那个时代的方式回答了他们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对他们的那个时代和社会有益。
　　这种“经世致用”的史学认识目的论，在诸多近代西方史学流派和史家个人的历史编撰实践中有鲜明体现。比如，法国年鉴学派所领导的“新史学”运动在二战以后异军突起，备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新史学比任何其他的史学都能给人民带来信息和回答”，“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实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⑥ 与恪守“不动声色、埋头考证、如实直书、让史料自己说话”之治史理念的传统史学相比，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理论与实践在开发史学的认识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再比如，1999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推出全新的第7版《全球通史》时感言：“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新世界需要新史学。”⑦ 看来，正是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史家，新一代史家又在思考新的时代。历史之所以被不断重写，就是持有相异价值观念的各认识主体，根据变动着的情势而对历史事实进行各自的主体化社会阐释与评价的结果。
　　三
　　既然科学的历史学并不否认主体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作品都会渗透有它那个时代的价值意识，那么，历史岂不是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偶？重写历史也岂不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天马行空、信口开河而不必遵循任何原则并负有任何责任？有一些唯心主义者，正是由强调历史认识中所不可避免地含有的主观性因素，而走向了否认历史本身的客观真实性、否认历史认识的科学性。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西方思想界的新黑格尔学派和美国相对主义史家即持这种看法。对于其思想中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应该给以清醒的认识。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是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实证主义者把历史写成只是“记录抽象字句”的编年史。在他看来，“真历史”是“精神”的历史，其重要特征便是这种历史是指向现在的，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克罗齐就意识到了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之间的一种关系，正如他所说，“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⑧ 由于主张内含于历史作品中的“兴趣”或“精神”应该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克罗齐就合乎逻辑地得出“历史总要被重写”的认识，而且相信“历史是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的”⑨。克罗齐所倡导的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价值意识，即其“精神”，具有十分复杂的哲学内涵，但是在克罗齐的理论世界中，至少还有一样东西，恰恰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样东西，与这种“精神”缺少任何关联，那便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克罗齐称：“精神无需那些被称为叙述和凭证的外在事物而重温它自己的历史。”所以，他便强调“历史……永远应当力求主观”。⑩ 而如果没有客观事实作为历史认识的根据，包括理解和评价在内的任何主体认识活动，都将陷入在形而上学的玄念或主观随想的虚幻之中，“价值”、“意义”问题也都无从谈起。克罗齐的理论提示我们，以时代的价值观念为指针来重新调整历史认识本来无可厚非，但重写历史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本身。价值认识活动必须以承认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属性为一个基本原则。以漠视甚至主观篡改认识对象的客观真实为代价而换取的主体自我满足，是一种虚假的自我欺骗，依此而重新写成的历史，虽说不上是无谓的文字重复，却绝对可称为背离历史科学认识本质的随意主观发挥。“虚构”的历史不但无用，甚至有害，因为它有可能将人类的实践活动导向歧途。
　　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言论出自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他在一篇题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文章中写道：“历史是一种想像的产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从他个人的经验里塑成，以适应他实际的或情绪上的需要，并且把它尽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11) 作为一种典型的相对主义认识论，这段话经常遭到各种批判。但仔细分析起来，贝克尔的观点实际并非全无道理，起码他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历史认识与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认识过程和结果中不可避免地渗透有认识者的主观“审美口味”，正是这些千差万别的“审美口味”，使历史写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贝克尔上述言论对我们的有益启发就在于，历史之所以被不断重写，在一定程度上便源于表现为“审美口味”的历史认识者的主观价值观念的相应变动。
　　既然“审美口味”对于知道历史写作是如此重要，需要继续追问下去的就是，诸如道德尺度、情感倾向以及审美口味等历史认识者所主观持有的价值评价标准，究竟又源自哪里呢？贝克尔的“历史相对论”的探究就此止步了。而另一位身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则给出了见解深刻的回答，他认为，“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所以，“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12)
　　卡尔所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价值评价标准在内的历史认识者的主观认识倾向，其根本来源与存在基础皆与认识者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便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蕴涵于历史写作之中的“审美口味”尽管花样翻新，却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时代的价值倾向与利益需要在历史认识者的主观认识视野中的直接或间接的映射。从根本上讲，正是长时段的历史运动本身和复杂的社会变迁，才促成了历史认识者主观认识观念的与时俱进，进而促成了历史认识活动及其结果的不断飞跃。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对历史认识者的主体立场的关注和理解，实际上也就是对决定这种立场的客观时代背景的关注和理解，因为人的价值立场毕竟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社会意识终归是社会存在的具体反映。
　　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作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和评判者，历史学家也应该深切地关注时世动态并以之为参照来自觉地冷静调置、反思自己的主体价值立场。对于一个肩负着“重写历史”之严肃使命的历史认识者而言，要想创作出(而不是虚构出)真正无愧于时代、有益于读者的有价值的历史作品，不仅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来更为逼真完整地勾画出历史运动的原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捕捉和回答时代性的现实问题。惟有如此，才能写出越来越真实可信又对人有用的历史。
　　注释：
　　①历史学是一门高度主体化的阐释性学科，每一个历史认识者都会依照自己的价值立场、知识背景和审美情趣等主观因素而得出不同的历史认识。但相对而言，受特定的宏观社会背景的影响，处在同一个历史时段的同一社会历史空间中的历史认识者，往往会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大体趋同的历史认识习惯。为了能够说明时代性价值观念变迁对历史书写的总体影响，本文在理论上将处在同一时空情境中的史家群体简化抽象为一个持有相对趋同而稳定的价值立场的认识主体。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认识者的学术个性是十分鲜明的，重写历史不仅是时代性的集体文化生产行为，而且也是地方性的、个性化的认识创造。但是，无论史家的个性如何张扬，史学的社会性与公益性，都要求他们以高度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道德自律去严肃地对待“历史书写”。关于史学的阐释性，参见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参见于沛：《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关于史学的公益性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参见张耕华：《论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读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有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②海登·怀特着，陈永国、张万娟译：《历史的诗学》，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11页。
　　⑤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440页。
　　⑥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3页。
　　⑦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⑧⑨⑩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1，13、65页。
　　(11)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着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3页。
　　(12)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44页。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66～69K1历史学王邵励20062006
历史认识/价值学/主体性/求真/致用
历史篇章之所以被不断重写，历史认识之所以会与时俱进，不仅在于人们始终追求着在最大限度上重构相对细致与完整的历史事实图景，更是由于不同时代的历史认识者会基于时代性的主体价值尺度而对客观史实提出个性化的理解和评价。重写历史不等于滥写历史，科学而有意义的历史认识不仅要承认和尊重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也应当敏锐地捕捉时代变迁所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并给之以科学的回答。
作者：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66～69K1历史学王邵励20062006
历史认识/价值学/主体性/求真/致用

网载 2013-09-10 2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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