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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已经到来，当此新世纪之初，人类不能不站在一个新时代、新理论、新思维的起点上，反省、总结20世纪两次震撼人类心灵的世界大战以及世纪末冷战向后冷战转化时期的风云变幻，以寻求21世纪人类及人类文化的命运。世界上不少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也因之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21世纪的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合理，更美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之间，应以什么样的新原理、新原则来建构新的关系、新的秩序，使人类得以更加合理地生活和安身立命？
　　　　　　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历史开新运，为人类致太平，始终是哲学的宗旨，也是哲学家和每一个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天地是自然的存在，它有规律而没有精神。人作为天地间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具有精神。人生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人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宇宙的精神。人通过学习和修养，使道德理性日渐通明灵应，使认知能力日见尖利锐敏，这种精神意志的扩充过程，就是在自觉地为天地立心。西哲康德有言，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中国先哲亦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讲的是人为天地立心。世界有了人，才有了精神；有了精神，天地万物才有了“意义”；天地万物有了“意义”，自然史才发展为文明史。
　　有了“意义”的追问，人道才有了高于天道的内涵。天道是自然的法则，它没有正确与错误，没有真假善恶之分。人道是当然的法则，而所谓“当然”指的是“理所当然”。人类按照自然之性、必然之理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谓之合理；合理的即是理所当然的。相反，人类违背自然之性、必然之理去妄行苟作，谓之背理，背理的即是理所不当然的。我们常言，人是有理性的存在。何谓“理性”？理性就是化理成性，因道立德的自觉性。化理成性，指的是因天道之必然立人道之当然；因道立德，指的是顺天命之常则尽人类之义务。以我之见，人之所以为人者，就在于人有“理性”，能够洞明万物之理而行“理之所当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理”呢？“理”有形上形下之分。形下之理，指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与规律，它是科学研究之对象，为工具理性所认知；形上之理，指宇宙万物所本所体的普遍法则，它是哲学求解之对象，为价值理性所依托。人类的理性固然要求解形下之理，以满足工具理性“辨异”之要求；人类的理性更要求证形上之理，以满足价值理性“会通”之圣义。工具理性是人类谋生致用之手段，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据。哲学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立命之学，其根本宗旨在于穷神知化，明体会通，为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寻求一终极价值归属。所以，哲学当以证解（体证玄解谓之证解）形上之理为根本要义。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上之理即万物所本所体的“生生之道”。一部《易传》，千条万绪，无非究明此理。此“生生”二字，极平常而又极深刻。万物存在发展，无不是天地生生之德的呈现，故曰极平常；而生生之道，至健无息，恒转如流，其变万殊，其几至赜，含摄隐显，为万化真源，不深味玄悟，难穷其玄奥，故曰极深刻。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宇宙是一个有秩序、大和谐、生生不息的大生命。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荀子曰“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宇宙和谐生生的大生命即是“道”。道不是一个静态的、抽象的、超绝于万物之上或冥藏于万物之后的原则，而是贯通天人、涵摄万有、体用不二、动静无端的生命本体。它既存有又能动，既是实体又是法则。就其客观绝对，无声无臭，为吾人与万物所同具之本体，则谓之“天”；就其于穆不已、流行不息则谓之“命”；就其为万物同体而共由则谓之“道”；就其内在于万物则谓之“性”；就其为吾人生活与实践之主宰，则谓之“心”；就其为万化之真源，则谓之“仁”；就其不可至诘，为万物存在之第一因则谓之“极”。一句话，智不能周洽万物，穷神知化，深解玄悟万物之生命真源则不配言玄学或哲学，因为哲学不彻悟本体，证解绝对，则不能成为立命之学。对此中奥义，一代奇哲“漆园老人”熊十力已言之在先。他一生创论，以穷究“玄学的本体论”为要诣，甚至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指出：“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而此一本，不是在万殊方面，用支离破碎工夫，可以会通一本也。科学成功，却是要致力于支离破碎。……所以于科学外，必有建本立极之形而上学，才是哲学之极诣。哲学若不足语于建本立极，纵能依据一种或几种科学知识出发，以组成一套理论，一个系统，要其所为，等于科学之附庸，不足当哲学也。”（注：《印行十力丛书记》第2页，见1947 年湖北十力丛书本《新唯识伦》卷上。）在熊先生看来，科学的真理与玄学或哲学的真理根本不同。不懂得人的生命本体和道德主体，仅仅依据一种或数种科学去解释宇宙万化之本，生命之源，则未免是以管窥天。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哲学作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学，不彻悟本体，见体求通，就不能为天地万物的存在、为人生的意义安立一绝对的价值依托。也就是说，哲学如不能“见体”，宇宙论只能认识现象，流于浮表，而不识万化之源；人生论无有归宿，不能参究生命本性，从有限的生活内容中体证无限；道德论无内在根源，只能成为一种外在的法规，而不能成为激发人生向上的内在的精神动源。
　　　　　　二
　　哲学之极诣在于透悟本体，而本体即生生之道。所以哲学所穷究之理不外是贯一多，通天人的生命之理。既然“生命”是宇宙之本然，天地之自然，万物存在之必然，那么，具有精神的人类，其存在、其生存所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理应是珍惜生命，热爱和谐。此处所谓“理应”二字，宜深玩味。明乎此二字，便明白或觉解了人道的最高的价值原则（至善），即“珍惜生命，热爱和谐”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某一个人主观妄加的，而是根据天道本然之体，自然之性，必然之势而推导出来的。因其是绝对真理（至真）的要求，所以是绝对的义务（至善）。这种义务内在于人而又上本于天，所以是一种内在而神圣的义务。此种义务之所以绝对和不可推卸，就是因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够洞明事理，按照“理”去生存和发展。反之，如果我们人类生在宇宙中，禀赋着宇宙“生生之理”而有了性灵（生命），仰赖天地之资源而生活，呼吸着空气，沐浴着阳光，滋润着大自然的风花雪月，而不去珍惜生命，热爱和谐，回报天地万物之恩惠，这样岂不成了受父母养育而不报父母之恩的不肖子孙吗？我们还配称“理性的存在”吗？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又灵在哪里？
　　人类具有理性，能够按照“理”去生存和生活，这是我们人类高于物界的本质特征之一。既然宇宙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生命系统，我们也在这个生命系统中，而且居于核心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理应热爱和谐，珍惜生命。宋代哲学家张载有言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第十七》）这种以天地为父母，以民物为同胞朋友的胸怀，即孟子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就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心悲愿，就有了热爱和谐，珍惜生命的大情感，就有了古圣先贤一贯倡导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明通公溥，成已成物，中和位育的生存大智慧。这种境界和生存智慧，一言以蔽之，即孔子所说的“仁”。程明道言仁曰：“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明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主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二程遗书》卷二上）生生之谓仁。此“仁体”主观地说便是心体，客观地说便是性体，超绝地说谓之天道，内在地说便是德性，浑括地说便是本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之德目。识得此仁，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久之心体明彻朗润，顿觉宇宙内事便是吾人性分中事，吾人性分中事也即宇宙中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吾心与天道冥合无间，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识仁见道之言。
　　对于宇宙的生生之理，或曰宇宙的生命本体（仁），宋明新儒家多能言之以口，体之以心。他们有时以本体言仁，有时以心体言仁，有时以性体言仁，随境立言，各有方便，但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是他们的共识。明道《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直演《易》“元者善之长”之宏深义理。《易》以“生生”为天地之本，万化之源，并以乾坤健顺中和之德阐大化之道，开中国生命宇宙论哲学之先河。宋明之儒复将《易传》之生机宇宙论哲学与心性论上下打通，直将心体与性天在义理上接合为一。横渠言以己心合天心，“大其心”以体天地万物；明道言“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逮至王阳明作《大学问》，直令人反诸其内在的渊然而寂、恻然而感之良知仁体，而天地万物一体之实，灼然可见。阳明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味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大学问》）阳明子之言“明德”亦即良知本心。它是天地生生之本体在人心中的禀赋，就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言谓之仁。仁在天即宇宙生生之理，在人即昭灵不昧、泛爱万物之心。此心即道德本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阳明之后，承续师门的钱绪山、王龙溪、王泰州无不直指本心之仁证会圣学入德之津。
　　宇宙生生之理是中国哲学家致力探究的一贯之道，也是中国古代哲人对宇宙万物存在本质的一种根本性见解。这种生机论宇宙观和人生哲学长期以来滋养了中国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悲天悯人的意识，教会了中国人懂得热爱宇宙中的和谐和珍惜大自然的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代中国人不以敌对态度加以贪婪的掠夺和宰制，而是怀着某种泛神论的情调交友游乐于大自然的怀抱中，甚至达到忘我的境界。中国文学史上那么多不胜数的山水田园诗，正是在这种境界中诗人对宇宙生命的和谐与大自然生命之美的赞叹与歌吟。陶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这里不存在天人的对立，只有心物的交融。诗人的心灵与菊、山、飞鸟达到了真正的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诗人从他的庭园悠然窥见天地大宇宙的生气与节奏而悟入忘言之境，此中欲辨忘言的“真意”即大自然所表现的天地生生之道。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使中国人习惯于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中感悟生命的意义，从心灵的深处直觉天地万物的和谐与宇宙生命的律动。天与人的和谐滋养了中国人对艺术的敏感和对哲学的崇尚。在中国古典主义人文传统中，诗歌、绘画、哲学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赞美生命，追求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东方生命哲学和仁爱精神教会了中国人理解、同情和关心他人。以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原则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其实，东方圣人与西方教主心有同揆，入世哲人与出世哲人情同理同。大凡一切哲学家、宗教家和关心人类命运的政治家都有对人类的至爱与悲悯。孔子倡明仁教，墨子实践“兼爱”，释加叮咛“慈悲”，基督昭示“视人如己”，都是在劝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仅要爱己，而且要爱人，推而广之，还要把爱的情感普及于天地万物。王阳明在诠释《大学》“明德”、“亲民”的理念时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是之谓尽性。”（《大学问》）“明德”即是天命之性，是天地生生之道在人心灵中的存有。有了这种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情感，人类才有伦理秩序和社会责任，人的生活才能超越动物本能而具有善的意义。
　　从生理本能而论，人类的生命比植物、动物要脆弱得多。就体力或体能而论，人类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灵活不若猿，凶猛不若狮，而何以人类能够延续其生命而经久不衰，且益演益强呢？原因在于人能够“合群”，即结成社会以维持种的繁衍和生命的延续。而合群之道来自于人的智与情。人的智慧能够洞明宇宙生生之道，懂得在“和谐”中与万物共存共荣对于维持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人的情感能够将人与人、家与家、族与族胶沾在一起，使孤独者得到体恤，柔弱者得到关怀，贫寒者得到赈济，危难者得到扶助。情感对于人类生命的繁延，其力量远远大于知识。无私的情感使人类变得坚定、沉着、富有生活的韧性和战胜困难的意力；无私的情感使人类聪慧、善良、富于对同类乃至异类的理解、同情、宽容和关怀。人类之所以伟大，人道之所以庄严，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希望进达于至善至美之境，究其本原就在于人类生命中那一丝永不熄灭、永不枯竭的情。
　　生命在于和谐。当我们人类迈入21世纪的时候，要时刻记住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真理。忘记了这一点，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本性的迷失。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追求幸福。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按照理性去生活。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循天地必然之理，遵人道当然之则，按照“理所当然”的原则去生活。“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是宇宙的本体，人之生命是天地大生命的发端处。让万物各因其自然之性而达其生，也就是使万物各得其育万物之使命。我们人类的生命与天地之生命息息相通，人之性即天之命。参天地之化育是根于人性的义务，我们这样做，就是扩充或实现我们人类的本性；反之，如果我们不尽自己的义务，那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就是人性的迷失。人类一旦失道而不德，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而不知返，岂得为人乎？
　　　　　　三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物质不足的问题已不再是危及人类存在的根本大患，人类的根本大患已经并将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精神方面。心灵的危机将成为危及人类自下而上的根本忧患。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面貌和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时这样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驰，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18、19世纪崛起于欧美的这场工业化浪潮，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一百年间的创造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众所周知，工业化浪潮根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肇始于16、17世纪欧洲理性主义哲学对人的精神解放。在西方，当人类理性刚刚从中世纪寒夜的迷雾中初露晨曦的时候，英国经验论哲学的鼻祖——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一个极大胆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谁能料到，这一口号在一百年后，不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对人性乃至人类命运的理解。
　　然而，如实地说，“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知识是有限的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类终极目的是寻求幸福。尽管不同境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认为，最高的幸福应当理解为一种“至善”，它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有了终极关怀，人类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绝对的精神依托。终极之所以谓之终极，至善之所以谓之至善，乃是因为它具有自身圆满的价值。自身圆满的价值，即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只有把握了绝对，才能超越经验世界的有限性而获得精神自由。而把握绝对的能力是哲学的智慧，而不是“知识”。知识是一种认识，而认识无非是主观对客观、心灵对物质的一种反映。没有主观与客观、心与物的区分就谈不上认识。也就是说，在通常所说的认识论范围内，人类理智所把握的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世界。哲学作为安身立命之学，它是一种最高的智慧，绝对的智慧。它不是那种我对外物的认识，而是我的生命与万物的生命，人类精神与宇宙精神的感通。既谓之感通，则排除了心与物的二元对峙，进入了生命（万物本体）的直觉体悟，在心灵的默识中冥契独证绝对与大全。心灵一旦冥契独证了绝对与大全，便获得了终极关怀与绝对幸福。此时像程颢的一句诗所形容的那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是一种同天之境，这是对宇宙生命和谐的最亲切透彻的观照。有了这种观照，才能真正理解“人是目的”，生命和谐是最高的善这一绝对真理的深厚蕴含。
　　当三百多年前培根响亮地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真理：明智才是幸福。培根用他的“新工具”在西方世界创造了一个科技进步，物质繁荣，社会历史突飞猛进的新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曾为这一新时代欢呼雀跃，误将工具理性当作价值理性，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生全部问题。工具理性崇拜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与狂妄。在知识的诱惑下，人类过于自信，过于相信知识的力量，认为凭借工具理性的力量，人类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野心勃勃地要控制一切，宰制一切。结果竟是这样，知识本来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结果成为人类互相争斗的手段；人类本来是知识的占有者、创造者，反而成为知识的奴仆。在工具理性的误导下，人类心灵不断地向外追逐，而且愈走愈远，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家园。
　　因为有了知识，我们人类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掠夺，移山填海，上天入地，无所不用其极。殆至今日，我们甚至已经把知识的巨手伸向了地球之外。大气层正在被我们人类制造出的工业废气、核物质残余所玷污，地下资源迟早要被我们人类这一大自然的不肖子孙挖空殆尽。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森林变成了荒川，绿洲变成了沙漠，生态出现断裂，气候出现异常。倘若我们人类再不知收敛自己的欲望，大自然将以它无声的愤怒和报复惩罚人类自身，那时人类终将用自己的手掐死自己，而且死无葬身之地。
　　老子曾言，智慧出，有大伪。他所说的“智慧”是指工具理性和知识。由于我们人类有了知识，有了发达的科学技术，于是拼命竞争在世界上的主权和地位。一国之内，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争斗，闹得你死我活，鸡犬不宁。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互相仇恨，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为了自己种族的延续，不惜一切地去伤害另一民族的利益，甚至以极残忍的手段必致另一种族灭种而后快。在国际舞台上，更是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近一百多年来世界风云的变幻，充分显示了人类只重视工具理性，不关怀价值理性，只强调局部利益，不关心人类命运的劣根性。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几乎灭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曾给人类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惊。人道主义、和平意识、共存性思维曾在世界文坛上盛行一时，成为中西文化对话的主题之一。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类过于看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热衷于眼前利益而对终极关怀漠不关心，所以对人道、和平、共存性价值观的认识并不深刻。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的战略对峙，后冷战时期也即世纪末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民族战争、大国对小国的制裁等，一再表明，迈入21世纪的我们人类生存智慧的贫乏和生命价值观的淡漠。
　　工具理性的发达固然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的长足发展和社会的日趋进步，但是，须知这种“向外追求”的态度一方面给人类造了福，也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生机盎然的自然界本来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此时反成了人类无情的对立物，或任人伤残的一片死寂的天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融合游乐”的原始情感被扼杀一空。对待自然界固然是掠夺、利用、征服的态度，而对待自己的同类差不多也是如此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真切美善的情感日渐淡漠。人生活在这样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将生命情趣斩伐殆尽，真是难过的要死！一味地向前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外表生活富丽热烈，内在的精神世界却贫乏得像沙漠一样。这能说是一种合理的生活吗？
　　　　　　四
　　早在本世纪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清末民初的着名学者梁启超作为一个非官方代表团的成员来到欧洲，考察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人的心灵造成沉重的创伤，而且几乎把整个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带到崩溃的边沿。这一切在梁启超及其同行人员的文化意识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使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感知既不深刻也难以全面，但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一个真实的现实：欧洲文明并非完美无缺，维多利亚时代欧洲人提出的理想，被矛盾重重的现实宣告了破产。在欧游期间，梁启超记下了种种观感，回国后稍加整理以《欧游心影录》为名成书，于1922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梁启超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描述了战后欧洲人生活的狼狈尴尬，经济凋弊，精神颓靡以及人们对代议政治的怀疑和“科学万能之梦”的幻灭。这一切改变了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这位曾热心倡导西学的文化宿将转而唱起了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和科学万能论的挽歌。他说：“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了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几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那黑影突然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梁认为，对于穷途末路的西洋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调剂西方的物质文明。梁启超居高一呼，对中国当时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对西方近代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枯萎的反省，并非梁启超一人。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反思近代科学主义局限性的思潮，这一思潮通常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除了梁启超之外，张君劢、梁漱溟的观点大体都是如此。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注：该讲演最初载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认为科学只能解决人生和社会中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无论科学如何发达，如何进步，也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因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这均不是遵循形式逻辑以揭示机械性因果律为能事的科学所能解决的。基于此种认识，张氏对当时盛行的唯科学主义文明观提出了质疑。梁漱溟则在他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宣称自己的文化立场“归宗儒家”。面对“五四”时期盛行的疑古反孔的西化浪潮，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中、西、印三系文化的价值作了系统阐述和比较。他提出“意欲”与“直觉”两大观念，据此解释了中西文化不同的哲学、心理学基础，阐扬了孔子的仁学精义。梁站在文化多元论和相对价值论立场上，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批评了西方一味“向前追求”的人生路向和科学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有限性，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将由追求物质满足转向追求“心的和同”，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亦即儒家所代表的“持中调和”的人生路向的复兴。
　　回省20世纪人类走过的百年历程，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悲剧及冷战、后冷战时期发生的种种冲突、矛盾、纷争，我们决不应该将上述诸人对工具理性的批评和对人类命运的殷忧以“文化保守主义”一笔加以否定。他们倡导的人文精神恰恰可以弥补或矫正科学主义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偏颇。或许21世纪的文明冲突比20世纪还要尖锐剧烈，或许人类未来的路会随着世界的多极化而更加崎岖不平、荆棘丛生，但是，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献身于哲学事业，只要人类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就决不应放弃“为历史开新运，为万世致太平”的终极价值关怀。长期以来，由于哲学成为政治权利的附庸，大大减弱了哲学总结历史，批判现实，导引未来，为人类解决终极关怀的功能。这样一来，哲学由“道”而下降为“器”，由立命之学（价值理性）变成应世之学（工具理性）。这是人类理性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悲哀。哲学的降格是造成一个民族文化生命枯萎、理想目标模糊、心灵浮躁、价值紊乱、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人格平庸、人性扭曲的重要原因。我想，要使21世纪的社会更美好，更人道，更和谐，更合理，哲学就不应该再沉默，再退缩，再麻痹，而是要真正成为人类的良知，历史的理性，生命的智慧。用价值理性（人类之爱）导引工具理性，使21世纪的人类生活更合理，使21世纪的社会历史更符合人性。为此，21世纪的人类都应恪守一个基本价值原则：热爱和谐，珍惜生命。哲学说至究极处，只恨有口道不出。我愿以宗白华先生《流云小诗》中的那首《感谢》小诗表达我对21世纪的心曲：
　　可爱的地球，
　　可爱的人生，
　　感谢你给我许多深厚的快乐！
　　我将怎样报答你？
　　我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颗心；
　　心里深藏着一个世界！
　　1999年12月12日收到。
　　
　　
　　
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秦皇岛1～6,17B1哲学原理李振纲20002000哲学的宗旨在于为人之为人寻求一终极价值归属。把追求最高的幸福确立为“至善”体现了价值理性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新的世纪里，人类不能不站在新的起点上，反省过去，展望未来，用价值理性导引工具理性，使社会历史的发展更符合人性。为此，热爱和谐，珍惜生命，理应成为人类恪守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哲学/和谐/生命/价值/理性(Li Zhen'gang)　　(Library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李振纲，河北大学，保定　071002。 作者：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秦皇岛1～6,17B1哲学原理李振纲20002000哲学的宗旨在于为人之为人寻求一终极价值归属。把追求最高的幸福确立为“至善”体现了价值理性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新的世纪里，人类不能不站在新的起点上，反省过去，展望未来，用价值理性导引工具理性，使社会历史的发展更符合人性。为此，热爱和谐，珍惜生命，理应成为人类恪守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哲学/和谐/生命/价值/理性

网载 2013-09-10 21: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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