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認為其實是有兩個文革

簡體傳統

在钱理群心中，实际存在着“两个文革”――1966年10月至12月，是一个“有限思想解放”的民主（造反）文革，“一月夺权风暴”后则是“反奴役的革命异化成新奴役”的专制文革。文革至少有两个月的“有限思想解放”。

钱理群靠着书房的沙发，凝望着一排新书柜，缓缓说道――

　　“文革一开始，一看报纸上毛主席支持聂元梓，当时我就非常兴奋，觉得这正是多年来我要说的话。那时我在住医院。我下乡劳动的时候，住农民家，被蚊子咬了，生了病，学生送我住了医院。于是在医院里我连夜赶写大字报，检举校长。但是我的大字报还没贴出去，就被校长抢先了一步，把我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当时支部书记也在乡下，只有校长在校里主持工作。把我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很荒唐，当时我才二十多岁，怎么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可能因为那一带，还只有我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后来支部书记回来，又把校长打成牛鬼蛇神，把他打成反革命，我俩竟然关在一个牛棚里。这样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动派，当时把我们软禁在我的寝室里，派两个学生跟我住在一起，日夜临视着我的行动。因为我反对那个学毛着积极分子，他们就说我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结果有个女同学就站出来为我辩护，她就说这话好像不通，钱理群反对这个老师，怎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是他们班主任，她也对他的假话不满。结果后来就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不久就去跳楼自杀了。

　　“我就被软禁关着差不多三、四个月吧。一直到66年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才解放出来。学校里也一直没给过什么职务给我，根本不可能，我曾经申请过，连班主任也不让当啊。我申请当班主任，因为我和学生关系实在是太好了，后来我又有一条罪名就是'和党争夺青年’，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罪名，因为我走到哪里，我的周围都有青年圈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我害了那个女青年。文革一开始，打倒'三家村’，我害了很多人，因为我和学生接触太密切，又是运动，又是演戏，又是黑板报，每一件事都是由我带领他们。当然我和很多学生都有联系，以我为首，打了很多的小'三家村’。后来所有的学生都对我反戈一击，甚至捏造、编造很多没有的事，这些东西都够厉害的，令我很难堪。

　　“当时我们在底层的感受和上面是不一样的，上面所涉及的人物，是陷入了一场文革路线斗争中的毛、周、刘、邓，似乎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其实在我们下面看来，当时我们的感觉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文革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对受压了的人来讲，它当时批判一切，就是要打破各种迷信，各级党组都瘫痪了嘛，都搞掉了嘛，然后它理论上提出是批判赫鲁晓夫，怀疑一切。他提出的口号是马克思的话，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怀疑一切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怀疑，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一场思想大解放，尤其像我这样受压抑的人。所以我觉得对文革的态度跟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这种受压抑的人，当时的感觉是一个大解放，根本不见得是什么灾难。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我说是非常复杂的。文革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有限制’，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崇拜毛泽东，就是在他一人的控制下，进行一种他批准的思想解放，是有限解放，但是毕竟是一个解放。当时所有的党支部组织都瘫痪了，只有百姓的造反组织在活动。当时群众在毛的控制下这是肯定的，这种解放是有限制的，但是确实是有不少思想解放。当时我们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而且整个社会秩序非常之好，根本没有小偷，连小偷都革命了。但是时间不长，大概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到一月份就不行了，一到夺权闹革命、'一月风暴’搞武斗，那性质就转移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十月到十二月之间，那确实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思想解放，特别对下层，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在卫校里边挨整，就完全属于校领导的报仇思想，他就不肯给我平反。曾给我平反几天，后来又收回了平反。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他们抄我家抄出来很多诗。比如有一首诗，就是我刚上大学时写的，当时我意识到中央领袖的仕途不见得平坦，就发了一下'诗小二’的幻想，诗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没有人能一马平川。有一首诗我又以踢球来比喻，说球可以踢到地球的另一面去。那地球的另一面就是美国啊，当时我为了押韵，说我要一跟斗翻到西雅图去，因为西雅图的“图”字比较押韵。这可不得了，当时解释不清楚的。因为当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而我的哥哥又在美国，我们家庭是那么复杂，那么你一跟斗要翻到美国去，你不是想叛国是什么？你解释不清楚，就凭这一首诗，就你甭说别的。我也解释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好戴着一顶'三反’帽子走路。

　　“文革后来社会上分两派，你想，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我父亲在台湾，是一个高级官员，在贵州那小地方，一听就吓坏了，认为接触我这类人，是很危险的，包括那些毫无理由怕我的人。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越要参加造反派，我非常积极，所以整个造反、革命过程我都参加，我没有消极过一天。后来我自己组织了一个组织，后来又参加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又给红卫兵开除，开除又参加，反正乱七八糟，但是他们总用得着我，因为我是写大字报的好手。

　　“我这种性格就是反叛性格，先前的校领导我反，革委会成立我又反对革委会，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确实是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不过，在我看来，文革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专制体制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反叛这种专制的毛泽东，毛泽东也是现行体制的反叛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肯定出现了特权阶层。这点我们在基层是体会很深的，特别赞同，所以他提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得人心啊。当时人们都有把特权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文革中我们为什么反对'新生的革委会’，因为革委会一诞生就又建立了一种新的压迫，新的特权。所以我这人一辈子都是坏家伙。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啊，我就要反对新特权。而毛主席他支持你反对除他之外的新特权啊。毛泽东他实际上有两面，他有反派的，所以当时我们忠于你的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关系，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而我也绝对跟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一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很不定的灵魂一样极有反抗性，不断探索，不断地灵验，就凭这一点，我们当时就非常敬佩他，他能有这样的胆量把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摧毁了，而且居然做到了，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崇拜他。但是我们以后对他的另一方面，对他的文化等方面，当时我们的感受就更大，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处在一种被压迫的状况，所以一直对他是很崇拜的。那后来就是，我这篇文章也谈到了，林彪事件以后就开始有些变化了，考虑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回到他身上。林彪死了以后，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紧跟着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在我周围就出现了一批青年人，就是文革的中后期，因为我文革这个时候是和青年人在一起的，和红卫兵在一起，尤其到中后期，我当时的影响就逐渐地扩大。在文革中我的遭遇很多了，有被抓了回来，逃到北京，从北京再抓回去。那么我就团结了一批年青人，这批年青年人基本都是我本校，也有的在卫校教书嘛，后来到师范学院去教书，但是我的影响就超过了，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地区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还能不断地反抗他们，也是够厉害的了，而且我曾在全城万人游斗，挂着牌子在大街小巷游斗，所以我在那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人家都知道我，一直到现在，贵州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我的神话。这个你可别写，因为我后来又考上北大研究生，就已经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