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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02）01－0025－（07）
　　 一、问题提出
　　1979年至1991年间，我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为233.5亿美元， 而国际借贷则达527.4亿美元，后者大大超过前者。 与此不同， 1992 年至1999年间，外商直接投资高达2825.7亿美元，国际借贷只有846.0亿美元（注：杨圣明.《“十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走向》，《中国青年报》，2000／11／26。）。外资在进入我国时的方式选择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现象值得研究。
　　在我国，研究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大概来说，这些论述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为核心，考察外资在华行为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出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策略（例如：滕家国，2000；王丽英，2001）（注：滕家国.《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其主要特点》，《经济评论》2000（4）：36－43。王丽英.《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趋势分析与应对策略》，《当代财经》，2001（2）：52－54。）；另一类以研究国际借贷为核心，考察如何在吸引外资和国家债务安全方面进行权衡（例如：张海星、赵恒群，1999）（注：张海星、赵恒群.《刍议外债风险管理》，《财经问题研究》，1999（1）：56－59。）。 较少有把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这两种外资流入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尤其是几乎没有对这两种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原因上的探讨，大多只是从结果进行研究（例如：稻田实次，1995；吴立广，1999）（注：稻田实次［日］.《有关对外开放后的中国外资引进——直接投资的引进和对外借款》，《现代日本经济》，1995（2）：55－59。吴立广.《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及我国引进外资策略》，《世界经济》，1999（4）：34－39。）。
　　本文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析目标，研究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外资在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投资两种方式进行选择之间的关系，探讨这种行为选择的根源。以地区市场化进程为纽带，把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投资结合起来考察，探讨地区市场化进程在外资进入方式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
　　弄清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外资进入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弄清楚外资进入我国的方式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相比较而言，直接投资的本国化过程往往能附加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行直接投资的往往都是大型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用于出口，有助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增进就业；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比较更具有稳定性，而且我们国家自己不需要承担更大的投资失败风险，从经济发展的长远来考虑，我们更希望直接投资的进入。因而，我们必须关注外资进入的方式选择。其二、地区市场化进程在决定外资进入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方式选择时应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地区市场化进程可能同地区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公共配套设施等一样决定着外资进入的方式选择。第三，我们知道地区市场化进程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很难度量的变量，检验它对外资进入方式选择的哪怕是微小的影响都是有价值的，也可以增强我们使用流行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时的信心以及检验这些指数的实用性。
　　 二、理论分析
　　邓宁（Dunning）归纳和吸收直接投资领域的理论成果， 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在国际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三种优势：（1）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advantage）；（2）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3）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 只有这三个条件均得到满足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从理论上讲，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具备了这样三种优势，才能获得比本国高的回报率或者说获得比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更高的回报率，本文仅仅考察与国际借贷的关系。
　　表面上来看，直接投资通过雇佣当地管理人员和职工，外商直接投资似乎比国际借贷投资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l Asymmetry）使国际信贷投资承担了更大的投资风险。但是，由于各省（自治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带来的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把国际信贷投资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弱化了，甚至是超过了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各地由于市场化的原因使外商直接投资者并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往往在处理事务过程中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例如，为了获取地方某些许可，而必须给地方官员行贿）。
　　在地区市场化进程中有四种不完全市场的存在：（1 ）产品市场不完全，（2）要素市场不完全，（3）在企业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上的不完全竞争，（4）政府政策造成的市场扭曲。在实践中， 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获取这些资源时就要付出高额的交易成本，劳动力，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自由流通，各种管制、限制、分割、壁垒大量存在（比如：为了获得配额和许可证，常常要接受各种当权者的勒索）。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外商直接投资者在实际过程中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在权利而不是价格占据主导地位的准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里（或者是至少行政权利起到重要作用的市场经济），外资在和地方政府进行谈判时外商直接投资者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政府经常在谈判中增加价码，交易成本常常有自加重的趋势。这样，外商直接投资就要比国际信贷投资付出更多的沉没成本，也就相应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于是它自然要求得到更多的报酬。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看到国际借贷有以下几种形式：外国政府借款、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和一般商业借款，前面两种都是需要政府担保的，第三种方式一般也获得了政府显性或者隐性担保，在出现问题时由政府出面帮助解决，这就大大减少了国际信贷所要承担的风险，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理应得到更多的报酬。
　　另外，和外商直接投资比较，国际信贷投资带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1997年年末的直接投资仍有37.45亿美元，而同期的银行与贸易相关的贷款下降为－17.19亿美元。《世界银行1999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0：360。）。而且由于政府对借款的担保极易引发货币甚至金融危机。保罗·保鲁格曼（Krugman，Paul R.）在他的道德风险模型（注：Krugman, Paul R.(1998),What Happened to Asia? Mimeo, Cambridge, MA, MIT.）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廉价资金，再转手以更高的利率贷出，推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膨胀，但任何泡沫都是要崩溃的，当巨额的资本流入转化为恐慌性的流出时，就是汇市和股市崩盘之时，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我国各地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到国际借贷的这种潜在风险。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假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场化程度越低，直接投资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国际借贷的信息优势就越是微不足道，作为一个外国投资者来讲就越是愿意采用国际信贷这样的投资方式。以下我们对这一假说进行证明和检验。
　　 三、简单模型
　　微观经济学里有一个标准的关于消费和储蓄的二期微观经济模型（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上册 微观部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337。），魏尚今（Shang－Jin Wei）建立了一个二期模型分析了世界各国政府腐败同外资之间的关系（注：Shang-Jin Wei (2000),Corruption, Composition of Capital Flow, and Currency Crises, NBER Working Paper, August 2000.），在直接投资理论里也有以企业为基础进行微观研究的二阶段模型（注：吴彬、黄韬. 《二阶段理论：外商直接投资新的分析模型》，《经济研究》，1997（7）：25－31。）。在这里，借鉴这些模型并推广到分析外资进入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方式选择与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两期（Tow－Period）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模型，目的是想利用这一简单的模型，描述一省（自治区）如何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重新配置每一期政府支出的数量而达到更高的效用。
　　模型假定：
　　（1）经济活动和外资活动只是持续两期：期1和期2：
　　（2）外资进入只有两种方式：直接投资（DI）和国际借贷（IB）；
　　（3）税收设定为外生变量（T）；
　　（4）仅仅考虑政府支出（G），不考虑消费和投资。
　　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模型定义为
　　U（1）＝U［G（1）］＋βU［G（2）］ （1）
　　U＇［G（1，2）］＞0 ［］U″［G（1，2）］＜0 （边际生产率递减）
　　其中G（1），G（2）分别为地方政府某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支出；β为主观贴现因子，用来度量政府在支出时的时间选择偏好，这里设为常数。
　　从国民收入等式C＋I＋G＝C＋S＋T和前面的假设得到G＝T
　　考虑到时间价值，如果政府不引进外资，则地方政府生命周期预算约束线为
　　G（1）＋G（2）／（1＋i）＝T（1）＋T（2）／（1＋i） （2）
　　把（2）代入（1）并对G（1）求导数，得到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U＇［G（1）］＝（1＋i）βU＇［G（2）］ （3）
　　如果β＝1／（1＋i），即主观贴现因子等于市场贴现因子，则U＇［G（1）］＝U＇［G（2）］，结论：没有外资进入时， 在我们前面的假设条件下地方政府是期望一条水平的支出线。
　　下面把外资这一因素纳入模型分析中，也即是前面假设（2 ）中政府支出在出现缺口时靠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补足，在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不考虑时间因素。
　　G（1）＝T（1）＋IB（1）＋DI（1） （4）
　　G（2）＝T（2）－R［IB（1）］IB（1）－R［DI（1）］DI（1）（5）
　　其中R［IB（1）］，R［DI（1）］分别为国际借贷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回报率，从外资投资的目的来看都要获取利润，很显然这里都大于1。
　　R［IB（1）］＝R[*]＋δIB（1） （6）
　　R［DI（1）］＝R[*]＋δDI（1）＋θ（MI）DI（1） （7）
　　其中R[*]为无风险报酬率；根据等量资本获等量报酬的原则，δ为外资的资本平均收益率，θ（MI）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报酬率，θ（MI）是由各省（自治区）的市场化程度决定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所要求的风险报酬率越高。
　　此时地方政府生命周期预算约束线为
　　G（2）＝T（2）＋T（1）－G（1） （8）
　　把（4）、（5）、（6）、（7）、（8）带入（1），分别对IB（1）和DI（1）求偏导数，则此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U＇［G（1）］－βU＇［G（2）］［R[*]＋2δIB（1）］＝0（9）
　　U＇［G（1）］－βU＇［G（2）］［R[*]＋2δDI（1）＋2θ（MI）DI（1）］＝0 （10）
　　由（9）、（10）可得
　　DI（1）／IB（1）＝δ／［δ＋θ（MI）］ （11）
　　从这个简单的模型就可以得到结论：各省（自治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θ（MI）越低，国际借贷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DI（1）／IB（1）越高，这也就从数学的角度证明了前面的假说。
　　 四、数据检验
　　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见《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0年报告》，这是由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做出的一个研究成果（樊纲、王小鲁、张立文）。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评价各省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总共有19个指标和分指标构成，并最终转化为只用数字表示的从0到10 的市场化进程等级，数字越高，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
　　表1 各省区相关原始数据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经济年鉴》（1998、1999、2000）。
　　2、《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0年报告》，樊纲、 王小鲁、张立文。
　　http:／／www. google. com搜索所得。
　　本文样本和数据有以下几点说明：其一、样本中没有包括内蒙古、海南、西藏和青海，是因为这4 个省区没有对应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的数据；其二，福建1998、1999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9、2000）；其三，山东的数据在1999年的《中国经济年鉴》和2000年的《中国经济年鉴》中不一致，本文以后者的数据为准；其四、《中国经济年鉴》中云南的国际借贷只有1998年的数据，陕西没有1999年的国际借贷和直接投资数据，甘肃没有1997年的国际借贷数据。文中都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除此以外，为了减少随机因素的影响，所有别的数据都是1997－1999年三年的平均值。
　　下面对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同外资进入方式选择进行相关性和线形回归分析，首先定义几个变量：MI表示各省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GDP表示各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PGDP 表示各省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FI表示各省区基本建设投资，CCI 表示各省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IB表示国际借贷，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RFB表示外资中的FDI ／IB比率。因为外资进入时可能不仅仅是考虑市场化进程，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公共配套设施，工资水平等也会影响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所以这里添加了几个变量。工资水平本来应该用各省区的货币工资水平，但是年鉴上的数值各年的价格基础不统一，而且外资一般只是进入城镇，于是就选用了与之相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建立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注：这里分别以直接投资，对外借款以及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能更全面地反映外资进入方式选择和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之间的关系。）并进行测算：
　　logFDI＝a＋bMI＋cX＋e； ①
　　logIB＝a＋bMI＋cX＋e； ②
　　log（FDI／IB）＝a＋bMI＋cX＋e； ③
　　其中，｛X＝［logGDP，logPGDP，logFI，logCCI］；e为随机扰动项｝
　　表2 相关性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注：本文中的相关性和回归分析都是用的SPSS10.0应用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从表2知道，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分析和线形分析结果都还是不错的。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其一、一方面各省区的经济总量越大（以GDP表示），整体的居民生活越富裕（以人均GDP表示），所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另一方面直接投资进入以后对经济的正反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地区居民收入增多，生活水平改善，这样就加强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其二、各省区基本建设投资越多，对应的外商直接投资却是越少，这说明1997年到1999年3年里国家向中西部增加了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还没有向中西部倾斜；其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一种解释是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在乎工资成本，另外一种解释是外资进入以后雇佣的大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部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核算的大多是国有企业的，两者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也就没有了相关性（这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还有一种解释是不能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替城镇居民货币工资水平在这里分析问题（这种解释在我们看来有点勉强）。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各省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之间的正相关通过了95％水平的T检验， 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数字中的经济意义便是一个单位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的变动会引起0.444个单位的logFDI的变动，举个例子，市场化进程由广西的水平（指数5.9）提高到北京的水平（指数6.9），会带来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78倍（注：10[0.444*]（6.9－5.9）－1＝1.78。），这一点刚好与前面的论述和预想一致。
　　同样从表2中知道，国际借贷的相关性分析和线形分析结果很差，国际借贷与各省区的经济总量（以GDP表示）、 整体的居民生活水平（以人均GDP表示）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不过，还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国际借贷与各省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的正相关还是通过了85％水平的T检验，可见市场化水平越高同样也能吸引国际借贷投资；但是，和外商直接投资不同的是回归系数为0.222（而前者是0.444），显然， 市场化水平对国际借贷投资的影响远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其二、国际借贷与各省区的基本建设投资之间的正相关通过了85％水平的T检验， 说明了这几年国家在引进外资时注意了对外资（文中表现的是国际借贷）向基本建设投资的引导，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国际金融机构直接支持我国基本建设方面的国际投资借款。
　　本文的核心问题为考察各省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是否影响外资的流入方式选择。因此还要看FDI／IB 比率同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指数的相关性，但是从表2对方程③的检验来看，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相关性。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加入了一些不相干的变量， 因此我们把变量logGDP，logPGDP，logFI，logCCI剔除，单单考虑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同外资进入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看看有什么特别的结果。
　　表3 相关性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从表3中很容易看出，FDI、IB以及FDI／IB比率同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的相关性和线性回归的效果都是不错的（仅仅R[2]数字稍微显小了），方程①和方程②的说明在前面都有了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其中方程③的结果正如我们所意料地那样，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同FDI／IB比率正相关而且通过了99％水平的T检验，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FDI／IB比率较高。 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具有这样一种外资流入方式：在外资流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采用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和相对较低的国际借贷投资比例，以上的内容就是从数据检验的角度证明了前面的假说。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就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论证了市场化在各省区外资进入方式选择时的影响。本文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地方还有以下几点：其一，内生性的问题，即在测算各地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时，判断指数偏低可能考虑的是FDI／IB的比率比较低， 在这样的例子里，这种正相关关系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其二、全面性问题，从我所选择的变量来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可能有别的影响FDI和IB进入的因素没有考虑到，而这些因素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为什么选择这些因素也没有很好的理论依据；其三、稳定性问题，对于本文所运用的各地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本身也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性，由于没有别的机构或者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可以运用，也就缺少了可比性，因此关于检验结果的稳定性证据不够。
　　 五、结论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借贷，但是，对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比国际借贷大很多。这样，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使外资流入更多的倾向于直接投资而不是借款的形式，数据检验也支持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和理论的论述。这也就可以理解，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市场化程度是逐渐提高的，外资在进入我国进行方式选择时，从最初的国际借贷为主转为以直接投资为主；另一方面，从各省来看市场化进程不同步，在各省之间外资的流入方式还存在显着的差别，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直接投资的比例也就越大，国际借贷的比例越小。
　　对这种影响的解释可以有两种：其一、同国际借贷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时和平时的重复性交易中，同地方政府接触的机会要多，这样，在市场化不完善的地区，就要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其中很多是给当权者的行贿）；其二、通过国际借贷的方式进入时，都会得到政府显性或者隐性担保，而直接投资没有这样的待遇。
　　以国际借贷为表现的间接投资是带有较强的不稳定性的，随着当地经济形势、优惠政策、甚至官员的更替会发生大进大出的现象，而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对地方经济无疑会是极大的打击。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只有一个办法：加快地区市场化的进程。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石家庄25～31F10国民经济管理覃东海20022002本文以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析目标，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来分析外资进入各地区的行为特征。通过一个简单的二期微观经济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和论证了一个假说：在外资进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外资进入时会选择这样一种进入方式——高直接投资比例，低国际借贷投资比例。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借贷/地区市场化进程　　foreigh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indebtness/regional marketization processAimed a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essay analyzesthe behaviourial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entering different regions from the point of marketizationprocess. Using a simple two-stage microeconomic model, itillustrates and demonstrates a hypothesis theoretically andpositively: when the overall influx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held constant in highly marketized regions, foreign investmentinflow will take such a form as high direct investment ratioand low international credit investment ratio.覃东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0875　　覃东海，1977年出生，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石家庄25～31F10国民经济管理覃东海20022002本文以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析目标，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来分析外资进入各地区的行为特征。通过一个简单的二期微观经济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和论证了一个假说：在外资进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外资进入时会选择这样一种进入方式——高直接投资比例，低国际借贷投资比例。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借贷/地区市场化进程　　foreigh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indebtness/regional marketization process

网载 2013-09-10 2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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