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余先生,我曾听过您做的题为《中文·英文》的演讲,其中有一个提法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就是您说的“中文的体质”问题。您长期以来“白天教英文,晚上写中文”,却没有损害中文的韵味,正得力于您中文体质的强壮。那么,您是如何把中文练得这样棒的?
余:这跟我们那一代人有关系。我读中学的时代是在抗战的时期,从1937年到194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电影,课外的娱乐就是看旧小说、新文学及中文译文小说,其中旧小说尤其多。旧小说情节很有趣,语言又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这样看多了,语文就通了。当然这种通并不是那种大通,那种色彩斑斓的通。可是,至少语文的基本表达不成问题了。这就给我以很大的帮助。今天的学生升学压力很大,课外又有各种娱乐选择,比如电视、电影、网络,课外阅读就相对较少,尤其不会看古典小说。那些古典小说如果被拍成电影他也许会去看,但如果要他透过文字来看,他还未必能够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再加上那个时候没有复印的,那就得手抄,就得仔细看看文字,笔画不能摘错,所以笔误、别字就相对较少,而且还有利于书法。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中文就要好一些,当然我们又不如五四那一代。所谓中文的体质好,一方面是读书人的中文的体制好,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对中文比较重视。相比之下,现在有好些学者写的论文都纠缠不清。
曾:那么,就您看来,什么样的中文才算是地道的中文?或者说,什么才叫“通”呢?
余:对于一般场合的中文表达来说,句子不能太长,语法不能太复杂。长而不乱、且有层次,那当然是另一种境界,这里只是讲一般的运用。
曾:现代汉语所受到的最大的威胁应该是来自外语的冲击。您如何看待中文的西化现象?
余:西化扭曲过后的中文,离中文的本位越来越远。句法是英文的句法,想法也是英式的想法,这就是中文的一个危机。比如说“你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在汉口”。其实老张也没有死,这事实上与英文表达中的"last"有关,因为"last"既可以指最后的一次,也可以指上一次(最近的一次),可是他学英文也没有学得很通,所以就变成了“最后一次见到老张”。这个区别表面上不太明显,其实是个问题。诸如此类,西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很大的。
曾:但是从您身上我却发现,您在中文和英文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您就没有感觉到过西化的威胁?
余:当时我们读英文是从初一开始的。教师的英文很好,中文也蛮好,所以他在翻译和讲解英文的时候不会用生硬的中文来迁就英文,然后我自己也是在课外看了很多中文方面的书。所以,就能够保持中文的畅通,这样就能够保持中文和英文间的平衡了。
曾:我记得您在一篇谈自己的中文启蒙的文章中写道:“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底,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大学才来补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不过是虚设。”(见余光中《自豪与自幸——我的国文启蒙》)您是不是很看重中学时代对强健中文体质的重要性?
余:我的意思是说,中学老师把关把得好,到了大一,你的中文就自然会好了,如果中学时代没有打好基础,到了大一,中文是不能补救的。
曾:您现在经常到中学去演讲,您感觉自己与中学生之间能够非常容易地沟通吗?存不存在所谓的“代沟”问题?
余:不会。因为中学生还比较纯,对大人讲的话还能比较认真的听,大学生的想法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们为了迎接我的演讲,还出壁报。每个人把我的作品找来读,每个人还写一篇读后感,然后就贴出来,拉得有二三十公尺那么长,这使我很感动。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练习。所以对15岁到18岁那个阶段的学生,我是很喜欢与他们交流的。
一般我是应邀到学校的周会或者是高二高三年级去演讲,我有时候会把演讲的内容转到诗的朗诵上。我有两首诗被选入中学的课本,一首较阴柔,一首较阳刚,我就读给他们听,让他们有一种感性的认识,唤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一听,就会觉得这样动听、传神、有表情,感情一打动,他们就能接受了。
曾:对于很多中学老师来说,诗歌教学可以说是最难的了……
余:那就得把教学的方式改变一下,教师不能用平面的教学,而是用感性的方式激发他们的兴趣,学生就会受到感染。老师照本宣科,自己也感到无可奈何,那么学生就不会听你的了。
曾:现在我就想让您做一个示范。假设您就是中学老师,由您来讲一下您的那首《乡愁》,您会怎么讲?
余:我会首先讲作者写这首诗的内心的想法,把创作的背景、两岸的形势讲一下,然后会来朗诵。为了加强戏剧性,我会采用分组朗诵,比如说,当一组的同学读到“我在这头”的时候,另一组就回答说“母亲在那头”。接着,我会讲这首诗的格律。这首诗绝非自由诗,它有韵律,就拿第一节来讲,“小时候”“乡愁”“这头”“那头”共有四个呼应。最后再讲思想情感方面的东西。老师也可以说,乡愁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情感,那就得用具体的东西来落实,将抽象变成具象,那就是“邮票”、“船票”等意象。
曾:与您这么强健的中文的体质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的中文体质要差多了,而且,现在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对我们学中文、加强中文体质非常不利。比如说英文的冲击、网络的兴起等等。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您学中文的那个时候所处的时代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字中心”时代,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以图像、色彩为中心的“视觉中心”时代。
余:因为英文已经变成世界语,至少是准世界语了。学生看电视、看电影、看广告、读说明书,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接触到英文,英文就在它的周围,那么,他就会对英文产生一种崇拜。还有,他会认为中文我本来就会,没有什么了不起,更不会对自己中文不够好而感到不舒服。既崇拜英文,又忽略中文,这就导致中文的根较差。像我呢,我会去分析中文跟英文有些什么不同,就是把它看透了,我就不怕它了。像我上次上的,“学生应该爱国”本来是个很好的句子,但你硬要说“一个学生应该爱他的祖国”,这就是英文的说法。可是呢,有的人就是不注意这种区别,不知好歹,就照着英文的说法来说。
中文的生态破坏了,英文侵略进来了,但是英文本身并没有罪,问题在使用英文的人。
曾:中文的式微从深层次来说是我们的文化在20世纪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余:现在的中文文化处于弱势,而外来文化则是强势,对中文的信心不够,所以也就不重视中文。在魏晋,在唐朝,中国的文化是强势,中文一直到西域都是没有敌手的,一直到了印度,才有一个跟它抗衡的语言。那时我们翻译了不少的佛经,对中文有一些影响,但是当时梵文并没有进入中国的教育制度,科举制考的只是中文。所以影响不算大。唐朝那个时候,长安街上也有很多的和尚,中文里面也有印度语,比如“伽蓝”“夜叉”之类,可以说是充满外来语,但是中文属于强势,可以抵抗得住。钱钟书就曾讲过一个笑话,说儒家对佛教有很强大的压力,比如说,为什么那时将“尼姑”叫“尼丘”?就是因为孔子名“丘”,就是冲着儒家来的。现在不同了,英文进入了考试制度,进入我们中学生的生活之中,美国的势力就在我们的四周。我们没办法不面对。
曾:如果要增强国人的中文体质,出路只有复兴我们的中华文化。
余:对。要恢复我们对文化的信心,尊重我们的文化,加强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要像我一样的人来指出中文与英文的来龙去脉、差异。我这次来,在南京大学也举行过一个演讲,叫《创作与翻译》。我其中讲过一段,就是我对王尔德的戏剧的翻译。王尔德的戏剧里面充满了语言游戏,翻译他的戏剧对中文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般来讲,当然译文会比原文差一点点。可是呢,王尔德有时想要对对子。英文也可以对仗,但与中文相比,它就差多了,因为中文是方块字,天造地设可以对仗,而英文的对仗即使是意义对仗了,在音节也会长短不齐。所以,我有一次在国际报告会上讲,我翻译王尔德的戏剧中对仗部分的时候,我的翻译要比原文好。那些专家一听,你这家伙口气倒大了。我的意思其实是在这一修辞格上,中文是强势,英文是弱势。举个例子来说,在王尔德的一出戏剧里,一个老女人想要那个男人来娶她,她就对他说,你为什么抱独身主义。原文的直译是“一个厌世主义者我可以了解,一个恨女人者我决不了解”,我就译成“一个人恨人类而要独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个人恨女人而要独抱其身我决不了解”,这样译文就比原文要好得多了。这样原原本本地讲,中文就有它的特长之处。如果有学者将这些讲给中学老师,老师再讲给学生。像这样进行分析,就不一样了。
曾:的确如此,消极的防御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只有我们把中文和英文都学通了,才能更好的增强中文的体质,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立于不败之地。您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好的教益和启示。
《语文教学与研究》武汉G31中学语文教与学余光中/曾军20012001 作者:《语文教学与研究》武汉G31中学语文教与学余光中/曾军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2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