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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开放度的测度问题
　　考察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两条线索的制度变迁：一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二是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变迁。毋庸置疑，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必然是大大地提高了。
　　一国对外开放包括实物经济部门的开放和金融部门的开放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对外开放度包括了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两种。通常而言，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金融开放度低于贸易开放度，而在发达的开放经济国家，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对开放度的衡量一直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不少人认为对外开放度是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测度的。由于经济的开放与各国经济的相互关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确实使得开放度的测度具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对一国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联程度作出大体上的量化和国际比较还是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开放度还可分为两个方面：即一国经济在总量上的开放度（即对外开放的广度）和在价格上的开放度（即对外开放的深度）。所谓总量上的开放度是该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经济往来的总量占其经济规模的比重，例如广为人们接受的一些衡量经济开放度的指标：对外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本流动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货币供应量中来自国外的部分与来自国内的部分之比、来自国外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等等，都是属于从总量上把握一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的指标。而所谓价格上的开放度是一国经济活动与国外经济活动在价格上的关联程度，也即是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联动水平，表现在国内商品市场、国内金融市场价格水平和国际商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水平是否体现出趋同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是否能够有效地成立。事实证明，某些国家虽然在总量上的开放度并不高，但其经济与外部经济体在价格水平上的关联度却可能较高；而有些国家虽然在总量上的开放度水平看起来很高，但其与外部经济体之间在价格水平上的关联度却可能并不高。不过通常而言，两者之间存在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统一的。真正能够反映一国对外开放总体水平的指标应该是一个包括了总量开放度和价格开放度两个方面的一整套关于开放度的指标体系。
　　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开放度的研究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罗龙，1990），但主要研究的是一国实物经济部门的开放度即贸易开放度，比较深入地考虑了一国对国际分工的参与程度，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开放水平，而且仅仅考虑了总量上的开放度。因而不足以真正反映在当今条件下的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
　　　　　　二、我国总量对外开放度的演变与现状
　　对一国经济在总量上的对外开放度而言，测度的指标非常多，主要包括：贸易开放度——可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而且除了商品贸易外，还可以考虑无形贸易的情况。金融开放度——可用资本流动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本流动总额与对外贸易总额之比、货币供应量中来自国外的部分与来自国内的部分之比、国际投资额与全社会投资总额（包括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证券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之比，等等。总量上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综合起来才是一国经济的整体的总量开放度。
　　在此，我们制定衡量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总量开放度指标如下：
　　O[,总量]＝（AO[,贸易]＋AO[,金融]）／2
　　AO[,贸易]＝商品贸易总额／GDP＋服务贸易总额／GDP
　　AO[,金融]＝（AO[,资本]＋AO[,货币]）／2
　　AO[,资本]＝直接投资总额／GDP＋证券投资总额／GDP ＋其他投资总额／GDP
　　AO[,货币]＝央行国外净资产／央行总资产
　　上述指标比较全面地从总量的角度反映了一国经济国际化的水平。AO[,贸易]指标实际是一国有形商品市场和无形商品市场的开放程度，其中无形商品市场的开放程度常常受到人们的忽视，然而这一市场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是不能忽视的。AO[,金融] 反映的是一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由资本市场开放度（AO[,资本] ）和货币市场开放度（AO[,货币]）两个子指标组成。AO[,资本]表现了一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它由本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往来、证券投资往来、其他投资往来三大部分组成。AO[,货币] 表现了一国货币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这里选取了中央银行国外净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衡量的标准，以表现国内货币供给中来自国外部分所占的重要性。图1是作者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总量开放度所作的测算。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在这一时期有了非常显着的提高，按照我们的指标设置方法，1994年我国的总量开放水平约相当于1982年的5 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外开放度提高这么大的幅度是相当惊人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开放水平相比，我国的开放水平也处于比较高的层次。考虑到我国是从1978年后才开始推行对外开放这一事实，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速度就更为可观。图2 是我国与部分国家总量开放度的对比情况，从中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的总量开放性要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比韩国、泰国、新加坡要低得多，大体上与英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德国水平相当。但图2 并不能反映各国开放度的构成，有些国家贸易开放度较高，有些国家金融开放度较高。从图3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存在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水平不对称的情况，贸易开放水平较高，而金融开放度较低。为充分说明我国金融开放度较低的事实，我们再将金融开放度进行分解，即将金融开放度分解为直接投资开放度（直接投资总额／GDP）、 证券投资开放度（证券投资总额／GDP）、 其他投资开放度（其他投资总额／GDP ）和货币市场开放度（央行国外净资产／央行总资产）等几个子指标，反映在图4中。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数值构成中，直接投资开放度占据了压倒性的比重。这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主要表现在大量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上，而直接投资对一般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直接投资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一些非金融因素，如生产成本的考虑、打入东道国市场的考虑、市场的内部化等等因素。从国际比较来看，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构成中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地位都是相当重要的，通常都远远高于其直接投资开放度，泰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证券市场开放水平也远远高于我国，这也反衬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的真实水平远没有其总量规模显示的那么大。在金融开放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市场开放度方面，我国也显示了很高的水平，然而我国央行国外资产主要来源于多年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因此，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是较低的。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总量上看的金融开放度是不断提高的。而且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过程相比较而言，我国金融开放的提高幅度更为惊人。其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几乎是完全封闭的，而且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极其低下；改革开放后，随着利用外资成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之一和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金融市场的开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1994年我国实行了外汇市场的改革，以之为锲点，我国的金融开放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附图
　　图1：中国总量开放度的演变（1982—1995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IMF 《InternationalFinancial Statistics》有关各期。
　　附图
　　图2：部分国家总量开放度的比较
　　数据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有关各期。
　　附图
　　图3：部分国家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
　　数据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有关各期。
　　附图
　　图4：各国金融开放度的组成
　　数据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有关各期。
　　　　　　三、我国对外开放深度的演变
　　相对于对外开放在总量上的表现，衡量一国对外开放在国内外价格联系上的水平即对外开放的深度就要困难得多了。这种困难表现在指标选择比总量指标要困难，无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难以进行国际比较。但更大的困难在于价格性质的指标检验难度大大地高于总量指标的统计，结果的可靠性也较差。
　　简单地说，表现一国在价格水平上与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的标准主要是看各种价格平价机制能否成立，例如，购买力平价表现了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关联的程度，利率平价表现了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联程度。同时，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标准可以用于说明一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质，例如根据萨缪尔森－斯多帕定理（Samulson—Stople　Theroem），如果国际贸易充分地发展， 国内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联系程度的深化会反映到要素市场上，其结果是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除了各国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利率会出现趋同外，其他重要的在国际贸易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参予程度较高的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如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也会出现趋同趋势，因此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检验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有关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交换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商品，萨缪尔森－斯多帕定理的对劳动力价格影响的一个间接结果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劳工和低技术劳工的收入分配差距减小，而在发达国家两者的差距拉大，因此检验国际贸易对一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也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出该国贸易开放的水平。再例如，从金融市场上看，国内金融市场如果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高度的一体化，不仅仅金融资产的价格会满足平价机制，而且不同期限结构的金融资产价格也应该表现出趋同的趋势。这样，检验某国金融市场的收益曲线（Yield Curve ）是否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收益曲线相吻合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国金融开放度的水平。
　　除了以上这些方法外，80年代以来，伴随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一体化浪潮所引起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关注使得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测度资本流动度（也就是金融开放度）的新方法。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充分利用这些检验手段，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存的外汇管制和利率管制使得上述这些基于完全市场经济机制的检验方法不能有效地在我国运用；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与国际金融市场各种资产价格相比的资产价格指标；数据获得上的困难更阻碍了检验的可能，事实上，这方面的数据很多是根本无法收集到的。
　　在以上因素中，最主要的还是当前我国的制度性背景是非市场性的，特别是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利率管制。但即使如此，这并不能说明我国金融市场是完全封闭的，也不能断定我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是和国际金融市场完全脱节的。虽然我国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无法进行金融帐户下的自由兑换，但外汇管制的作用并不是绝对有效的，市场仍然会找到规避管制的渠道。
　　虽然利率平价检验对我国而言不是一种有效的金融开放度检验方法，我国金融市场也远不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市场，但在我国经济现有的发展水平下，我国企业已经大量地对海外投资，日益实行商业化原则经营的国有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外资金融机构越来越深地卷入国内金融业务，港、澳、台金融资本进入大陆内地也是一件事实。因此，国内资金市场通过某些非正规渠道和国际资金市场建立起某种程度的联系也是可能的。根据利率平价理论，两国之间存在不同利率水平时，国际套利资金的流动要么使得国际利率差消失，要么使得有关货币汇率发生变动，以维持利率平价。因此，即使我国利率管制限制了国内利率水平反映国内外资金的相对丰缺程度，但我国同国际市场的利率差异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部分地反映出来却是可能的。
　　　　　　 利率平价的检验又分为检验有抵补的利率平价（CoveredInterest　Rate　Parity,　　CIP ）和无抵补的利率平价（UncoveredInterest Rate Parity, UIP）。 由于我国尚不存在系统的远期外汇市场，无法获得人民币的远期汇率，只能检验无抵补的利率平价是否成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表示为：
　　（1＋i[,t]）＝E[,t]［（1＋i[,t][*]）e[,t＋1]／e[,t]］
　　其中i[,t]和i[,t][*]分别为本国和外国利率水平，E［. ］表示预期，e汇率水平（直接标价法）。采用合理预期假设， 我们可利用下式来检验利率平价是否成立：
　　（1＋i[,t]）＝α＋β［（1＋i[,t][*]）e[,t＋1]／e[,t]］＋ε
　　在利率平价条件下，须满足α＝0、β＝1，而且ε必须序列不相关。作者选用了1990—1997年初中国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和美国一年期CD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月度数据进行检验，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下：
　　（1＋i[,t]）＝1.07＋0.024［（1＋i[,t][*]）e[,t＋1]／e[,t]］
　　t：（31.44）（0.766）
　　R[2]＝0.022　F＝0.587　DW＝0.315
　　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水平和国外利率水平之间不存在利率平价关系。考虑到国内的利率管制，采用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国内外利率差关系的方法也许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采用下面的检验模型：
　　△e＝α＋βI＋ε，I＝1n（1＋i[,t]）－1n（1＋i[,t][*]），△e＝1n e[,t＋1]－1ne[,t]
　　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e＝（－0.01324）＋0.87305I
　　t　（－0.40）　（1.13）
　　R[2]＝0.047　F＝1.28　DW＝2.27
　　这一结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由于人民币汇率在1994年以前是固定的官方汇率，我们将样本期改为1994～1997年初，结果如下：
　　△e＝（0.00367）－0.1685I
　　t　（0.68）　（－1.51）
　　R[2]＝0.19　F＝2.28　DW＝2.02
　　与前面相比，这一结果有所改善，特别是α＝0 和ε序列不相关都能成立，只是总体检验的可靠性还是太差。这表明1994年后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在收益率上的联系还是有了一定的增强。
　　利率平价关系的检验几乎完全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开放性，而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储蓄—投资相关性的检验却包含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两方面的内容。由于我们只能得到储蓄和投资的年度数据，样本太少无法进行检验，我们主要考虑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检验。货币政策自主性检验主要是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一国货币供应可以分为来自国外的部分和国内部分，反映到中央银行资产中，前者表现为央行持有的国外净资产，后者表现为央行的国内资产，以A表示央行总资产，FA 表示央行国外净资产，DA表示央行国内资产，有下列关系：
　　A＝FA＋DA
　　△A＝△FA＋△DA
　　如果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较强，央行便可以通过改变DA来改变A；反之，央行改变DA，相应地引起FA的反向变动，A 就不会发生变化或变化较小。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开放度较高，DA的变动将会引致FA的变动，△DA和△FA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从1987～199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资产、国外净资产和国内资产的情况，它们在这一期间都表现出很强的上升趋势，考虑到我国经济在这期间的高速增长，这是可以理解的。央行货币政策的方向更多地是表现在资产规模变动率的波动上面，即较紧的货币政策反映为央行总资产增长速度放慢，较松的货币政策反映为央行总资产增长速度加快。根据这一情况，为了更好地反映央行国内外资产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央行国内资产和国外净资产变动率的波动，从图5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计算得出央行国内资产变动率的波动和国外净资产变动率的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7），查相关系数表证实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上两者存在明显的负线性相关。
　　附图
　　图5：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净资产和国内资产变动率的波动（1987 —1997年）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有关各期；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有关各期。
　　我们进一步用格朗哥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方法来检验央行国内资产和国外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理由是这样的：如果央行国内资产的变动引起国外净资产的变动，就可以说国内资产变动是国外净资产变动的格朗哥原因，表明央行通过改变国内资产来改变货币政策方向的努力难以实现；如果央行国外净资产的变动引起国内资产规模的变动，就可以说国外净资产的变动是国内资产变动的格朗哥原因，表明央行采取了“冲销”性政策，来自外部的冲击为央行国内资产的变动所抵销。
　　首先我们检验央行国内资产变动率波动是否为央行国外资产变动率波动的格朗哥原因。建立下面形式的检验模型：
　　△FA＝C＋α[,1]△DA[,-1]＋α[,2]△DA[,-2]＋β[,1]△FA[,-1]β[,2]△FA[,-2]
　　检验△DA是否为△FA的原因的零假设为：
　　H[,0]：　α[,1]＝α[,2]＝0
　　通过计算得出F统计值为5.58，查F分布表得F[,0.01]＝5.39，F ＞F[,0.01]，拒绝H[,0]，即在0.01的显着性水平下△DA[,-1]、△DA[,-2]对△FA的联合影响是显着的， 央行国内资产的波动情况对其国外净资产的持有额有显着影响。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央行国外资产的波动情况对其国内资产的持有没有显着影响。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受到国外因素较大程度的影响，央行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所削弱，而且央行的操作未能有效地冲销来自对外部门的对货币政策的冲击（这一结论似乎是反直觉的，但它更准确地反映了央行自1994年以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对外经济部门引起的反馈）。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结果并不能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相反它是我国商品市场开放度较高的证明。央行国内资产变动对国外资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商品市场的渠道得以实现的，因为1994年以来导致央行国外净资产规模变化的主要途径是我国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都是以设备代替现金投资的，而设备投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商品进口帐户中得到反映，所以实际上外国资本的流入对央行外汇储备的贡献并不高（易纲、范敏，1997）。导致央行资产变化的首要因素是我国贸易部门的经营状况。
　　从我国商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度来看，我们可以考虑的检验标准主要是购买力平价成立的情况。购买力平价分为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两大类。对绝对购买力平价的检验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果。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都曾对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作过大型的测算，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作过一些估计，结论差异较大。不过，在他们的结论中有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应该大大地高于现有的人民币市场汇率，即认为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了。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忽视了一国商品市场上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区别，购买力平价应该只是在各国的贸易商品之间成立。因此，不能根据前述的研究结果就认为购买力平价在我国不成立，并进而推断我国商品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是很低的。能够反映我国商品市场对外开放深度的应该是检验在我国的贸易商品上购买力平价是否成立以及贸易商品占国内商品市场的总比重。
　　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商品结构中非贸易商品的比重往往较大，根据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通常会价值高估，从而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从东亚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往往就是根据贸易部门购买力平价使本国货币对外贬值的过程。尽管根据贸易部门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水平普遍存在使本国货币汇率低估的问题，但这一策略一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发展绩效，另一方面使得相关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大幅度提高。这一指标在我国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换汇成本（包括出口换汇成本和进口换汇成本）。可以作出以下的判断：如果我国外贸易换汇成本等于人民币市场汇率，那么对我国的贸易部门而言，购买力平价就是成立的，我国商品市场的开放度就是较高的。即使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相等，但如果两者的差异是不断缩小的，我们也可以认为购买力平价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的贸易开放度是不断地深化的。从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换汇成本（包括了一般贸易和三资企业对外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的演变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1980～1994年间，我国贸易部门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差额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缩小趋势（理由非常明显，即在1994年以前我国人民币实行官方固定汇率，基本没有体现出市场供求因素），但两者确实都表现出同样的上升势头，而在1994年后两者明显趋于一致，差额越来越小。这表明我国在贸易部门即在可贸易商品上面与国际商品市场的联系程度有所提高。由于自改革开放以来可贸易商品在我国总体商品结构中的比例上升很快，我国整体的商品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在价格水平上的联系是变得密切了。
　　与绝对购买力平价的争论相比，对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检验要简单得多，而且争论也少得多。检验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计算实际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即根据下面的实际汇率计算公式计算出人民币的实际汇率：Er＝（p／p[*]）En。其中Er为实际汇率。P[*]为外国的物价水平，p这本国的物价水平（两者都用物价指数表示），En为名义汇率。如果实际汇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则可以认为购买力平价成立；如果某一时期的实际汇率高于前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则名义汇率偏离其购买力平价，表现为实际汇率贬值，即名义汇率低估（如果认定其基期的名义汇率为合理的话）；反之则反是。
　　图6表明我国自1994 年以来存在比较严重的实际汇率变动与名义汇率变动的不一致：以1992年初为基期，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贬值之中，而名义汇率自1994年第一季度后持续升值，在1995年上半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在这之后则是高估。当然，如果我们选择1994年为基期，计算出来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又会不同，但不管以什么时间为基期，人民币汇率走势与我国与国外的相对物价水平变化并不同步却是可以肯定的。这表明我国国内商品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在价格水平上的联系并不密切。当然人民币汇率的这一反常变化的产生可能与下面的事实有关：1994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并不是市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为的过度贬值之后市场力量促使汇率反弹，这类似于市场汇率超调后的反向调整过程；1994年后国际资金大量进入中国，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汇率受到了强大的升值压力，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升值。
　　综合以上检验的结果，我们无法用量化的方式来表现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深度。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肯定在价格的国际联系上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真实水平并不高，无法和在总量开放度上表现出来的高水平相比。而且结合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度的几个检验结果和对商品市场开放度的检验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水平和商品市场开放水平之间具有不对称性：对外贸易部门的盈亏直接和国内物价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相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在人民币汇率改之后更加突出。而金融市场受到资本管制和利率管制的双重制约，利率平价机制无法成立，央行资产组成的变化虽然表现出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所削弱，但导致这一结果的力量主要来自商品市场，即央行国外净资产的增减主要受制于贸易差额。总的来说，我国商品市场的开放深度要高于金融市场的开放深度。
　　附图
　　图6：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变化趋势（1992年—1997年）
　　　　　　四、关于我国对外开放度的几点结论
　　根据前面我们所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经过2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在总量开放度还是在价格开放度方面，我国的开放水平自1978年以来都表现出很强的上升趋势，特别是自1990年以来上升的势头更为明显。
　　2.我国对外开放度在总量和价格方面存在不相称，即用总量指标衡量的开放水平较高，而用价格指标衡量的开放水平较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这表明尽管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价格联系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我国国内市场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封闭经济的一些特征。
　　3.我国对外开放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两方面存在不对称性质：商品市场开放水平较高，金融市场开放水平较低。这一特征在宏观经济的运行上有其独特的影响的。例如由于这一不对称性质的影响，外部平衡的调整压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贸易部门身上，使得贸易部门往往处于扩张—困难的循环之中。此外，在我国的金融市场开放方面，还存在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资本流入较为容易而流出较为困难。
财贸经济京14～20，49F10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李心丹/路林/傅浩19991999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已经初步体现出开放经济的特征。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到底处于何种水平。本文采用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方法系统地研究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力求对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水平作一个清晰的评价。李心丹（东南大学金融系　210096）　　路林（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31）　　傅浩（复旦大学金融系　200433） 作者：财贸经济京14～20，49F10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李心丹/路林/傅浩19991999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已经初步体现出开放经济的特征。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到底处于何种水平。本文采用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方法系统地研究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力求对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水平作一个清晰的评价。

网载 2013-09-10 21: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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