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中国人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建设一个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若干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时需要思考和回答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走共同富裕之路,实现发展的可持续,达到经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始自1978年度的第一阶段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受益权,开始尝到了温饱的甜头;1984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则基本解决了城市居民生活在短缺经济阴影下的状况;邓小平南巡发起的第三阶段改革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新一轮和谐社会的建设,目的则在于落实、实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让人们最终共同富裕的设想。这一阶段的改革应该可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大力推行共同富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使中国逐步走向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新时代。
中国经济起飞、发展的历程,有着许多令世人瞩目的东西,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应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还是生产目的、发展的经济和政策运行模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特色。只有遵照邓小平理论和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深怀民本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办实事、求实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之路。可以说,中国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在努力实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有为政府为核心,以完善诚信市场体系为手段,以促成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目标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正在形成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办民享的政策导向,最终将经济的活力、实力、动力、潜力体现为利国富民和社会文明。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体现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社会的共同福利水平、维系可持续发展、社会文明呈现不断提高的本质性特征,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会出现人们所盼望的“经济活、社会稳,生活好、民风淳、干群和、面貌新”的和谐社会大局。
常识告诉我们,当人们面临没有饭吃的情况时,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当人们吃饱饭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便多了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渐进深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但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继续经济发展和深入改革的成本明显上升。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做到平滑转轨,低成本、平稳、顺利地实现跨越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实现了从普遍短缺向相对过剩的历史性转变之后,面临着经济转轨、资源紧张、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竞争更加激烈的局面时,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向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过渡,为实现经济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如何顺应经济发展,调整所有制结构,积极鼓励多元所有制,如国有、股份、三资、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如何解决大多数企业融资困难,规模狭小,运营艰难等问题,使它们能够较好地顺应潮流,蜕变自新,突破资金、规模局限,登上自我发展的新台阶;如何使国有企业改制平稳起步,无震荡地完成股份制改造,职工得以平稳转换身份,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再次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如何在国内银行呆账、坏账存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时,处理好银行业的呆账、坏账,使之处于低水平,形成很好的良性循环;如何在就业压力逐步加大,新的工作岗位急需增加的时候,通过制度建设、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开创基本充分就业的好局面;如何在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时,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的双向流动,发展中国经贸事业的更好局面;如何将政府职能转换的任务逐步规划落实,使“小政府、大服务”蔚然成风,政府服务定位准确,实施到位,收到明显的效果;如何实实在在地打造诚信,使之作为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环节,通过教育和制度将诚信作为人人需要恪守的基本信条;如何在一些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某些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现象时,使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这些都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小康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若干矛盾化解的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出现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在转轨中也从未产生过的现象。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若干重要矛盾与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经济政策和手段。
1.创造相对过剩基础上的发展新模式
首先,中国出现了较大面积社会产品的相对过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出发,社会主义不会出现过剩,因为只有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去适应、满足动态前进的需要。又由于人们在各个方面的进步,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是没有尽头的,生产便只能努力去适应而不可能超过需要的发展。而且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涌出时,人类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大多处于短缺困境,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生产与需要的关系。但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却出现了双元经济结构下较大范围的“相对过剩”,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一次。由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充分解放生产力,满足社会需要,相对过剩并未被认为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也极少在过去的理论探讨视野之中出现。这一现象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这种基于双元经济的过剩现象有过深入论述,就更需要从理论上对于新现象给予有说服力的分析,并以科学分析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
其次,我国历史上以短缺状态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思路受到了挑战。摆脱短缺,告别不足,争取丰衣足食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初衷。因此,1978年、1984年和1992年进行的不同阶段的改革开放,目标并不复杂:通过制度改革,解放生产力,达到产出数量扩张,解决物质短缺供给不足,即实现数量目的型改革。政策上无论是让利放权、引进市场、明晰产权、科学管理还是鼓励人口流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三步走的思想,在克服短缺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也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基本摆脱了短缺,出现了几代人日思夜想的物质财富,经济从短缺转化为结构性相对过剩,这说明我们最初制定的改革与发展目标已经达到,这种物质丰富的情况也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对于中国长期存在的短缺,各种票证、配给有效政策工具的使用,体现着人们对缓和短缺带来的影响有着相对成熟的应对之策。但由于中国社会未曾出现过大面积的相对过剩,人们政策思路、政策工具从未在这方面有过准备,且由于惯性,以增加供给为出发点的改革措施和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在执行,以需求和供给双拉动促进发展的新思路尚未形成,因而出现了来自需求方面的瓶颈,在政策制定上缺乏成熟的做法,这就需要我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社会经济矛盾出现时,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
最后,今天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社会质量的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人民生活、社会教育等),即质量目的型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的全新阶段。1978年的改革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1984年的改革开始触动城市经济体制,1992年的改革开始了市场化的取向,使得一些人先富了起来;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重要意义在于建立“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这样的思想由邓小平提出(一些人先富起来,继而共同富裕),将由新的领导人带领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为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就必须有继承有发展。在现实条件下,中国出现了恩格尔系数下降,基尼系数却在上升的情况,这似乎与改革的初衷产生了背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理论内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要对社会主义的这类新现象给予说明,并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方向指导的尝试。中国只有逐步向全面小康即民众的共同富裕迈进,才可能创造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民为本,创造民有民营民享的和谐社会的富裕文明,创造出在较长期相对过剩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
2.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单元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民为本。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如何完成转制,社会又保持相应的稳定,同时将新制度建设的成果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应有内容。
中国传统企业一般都具有至少两个职能:一方面企业是生产单位,另一方面它也是全体员工的“单位”,负担着向“单位人”提供社会福利和服务的功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转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这些社会功能进行剥离,交给独立的社会职能部门去做。然而经验表明,这种剥离一旦有失误,便容易造成相应的社会震荡:过去企业在面对政府时是下级经营单位,但面对员工则具有提供相应的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如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幼儿园、子弟学校、食堂、医院、娱乐、养老、保险提供等,企业改制实际是全面摆脱非生产性的社会功能,但这些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来承接,即应逐渐转移给社会去承担,但过去因社会上实际没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承接这些必不可少的功能,形成了下岗工人被“抛向”社会但无人承接或承接不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
遵循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新文明社区建设,其重要性在于构建新的社会单元,社区应该被建设成新的社会基本单元,承接原本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由企业剥离出来的分流人员,剥离出来的社会服务,均在新社区的范围内得到安置和落实,这样做稳定了社会,提高了社会生活质量。员工从自然人变为经济人是由企业改制完成,而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功能则由社区承担,彻底地将老式的“单位人”转变为新式的“社会人”,在减轻企业负担、企业得以有效经营的同时,企业原有的社会功能由新的社会单元很好地承接,在改革中“企业管生产、社区管生活”,可以避免震荡,维护社会稳定,理顺改革中政府、企业、员工、社会的关系,建立员工的新“归属感”。有了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可以解决广大群众在企业转制中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积极地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形成和谐社会。在实践中构建新的基层社会单位,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支撑点;在理论上寻找分析的出发点和经济细胞(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商品作为经济细胞,作为研究出发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建设诚信市场体系与和谐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往往要求“身体交给市场,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不成熟的中国经济运行却出现了“身体交给市场,灵魂也交给市场”的情况。这造成了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社会诚信之间的矛盾。建设一个有诚信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指令与服从,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中的参与者(包括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活动的基础是契约,而契约的基础是信用。中国市场缺乏的是信用基础,很难想像没有个人信用,却能产生很好的社会信用和市场信用体系;而没有信用的市场对经济发展很难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社会信用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人使用信用卡,因此也不存在个人信用记录,也无法考察每个人的诚信情况。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没有个人信用就很难建立社会信用,而没有社会信用的建立,也就没有市场中的诚信。逻辑关系是:具有个人信用的社会,市场的中介和企业才可能讲信用,有序、有诚信的市场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在构建个人、社会、市场信用的全过程中,政府讲信用、办事有诚信,则是一切社会诚信现象的集中表现。因为只有政府“言而有信”,以诚信为本,上行下效,诚实守信才可能蔚为社会风气。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下,政府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引导民众走共同富裕的和谐之路,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因此,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以民为本的政府的任何行为具有必然的诚信基础,否则便失去了为民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从市场经济角度探讨过诚信的作用,但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形成却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从理论上讲,任何有效劳动,即形成价值的劳动都具有二重性——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当二者高度统一时,诚信才是必然的。只有员工的个人身份摆脱了单一生产要素身份的束缚,员工主人翁的责任感才具有了新的基础。他们在为社会生产的同时,也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利益有机地融合到这种生产中,也是在为自己生产,人们才可能从社会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角度明白诚信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只有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建设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融合,产生社会的诚信。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42~45F1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黄卫平20062006
经刘发展/和谐社会/路径
Economic Development/Harmonious Society/Path
Conflicts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tal Developement and Solutions
During its building of overall well-off and pursui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China encounters a series of conflicts and problems.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should be applied to sum up and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ind out a way to solve the conflicts.
中国在建设全面小康、追求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总结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探讨化解矛盾的路径。
作者: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42~45F1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黄卫平20062006
经刘发展/和谐社会/路径
Economic Development/Harmonious Society/Path
网载 2013-09-10 21:2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