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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科学深入认知的基础上所构建的一套价值体系。它对国家政治生活和人生哲学的改造尤为关注，试图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重新构筑中国政治生活的基石，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困惑和迷惘，最终出现了分化和转向，融入到现实的政治运作进程中。科学主义政治哲学虽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体系提出了挑战，但并没有使其陷于断裂。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某些信条的合理性，它仍包融着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即要实现科学精神和道德关怀的统一，缔造成熟的、经得起现代社会冲击的新政治价值体系。
　　 引言
　　中国最初感受到科学观念的熏染，要得益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播。传教士在中国传经布道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介绍西方科学，以达到在宫廷立足和传教的目的。［①］但是，传教士输入的西方科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寄于深意的天主教神学。［②］特别是科学的传播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危机相关联，促成了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和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意识。如果说康熙时代接受科学观念还是出于一种猎奇，对新型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抱有观赏性的兴趣的话，那么近代士绅文人就开始把科学视为一种实现富国强兵的力量，使科学具有浓重的技术论和工具论色彩。但是，随着科学的进一步传播，科学与政治的嫁接也逐渐走向深入，在现代已经演化成为一套塑造新政治生活模式的哲学架构。大多数知识分子从工具论和技术论的解构框架中走了出来，在重新塑造政治生活的层面上来推广西方科学精神。所以，许多思维敏锐的知识分子脱离了以儒家“格致”学解读西方科学的轨道，他们认识到西方的科学并不象儒家的“格物致知”那样，是达到“内圣外王”的一个环节，是君子修身养性的根基；而是解决国计民生、培养人才、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机械化力量胜过了中国的数量优势，这使许多中国人意识到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更深刻的变革。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第一次感到中国的精神参照框架与现代取向似乎有些不合适、不和谐。与对过去精神权威信仰的减弱相随而来的是对掌握使西方物质强大的科学精神的渴望。［③］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就是沿着这一思维路线逐渐发韧出来。
　　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史上表现为对国家宏观政治架构和个体政治生活方式的双重关注。国家和个体的政治生活不仅要构筑在科学精神之上，而且还可凭藉科学方法对其加以认知和分析。这一价值信条把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基石进行了置换，以新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替代伦理道德体系。可以断言，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伦理体系第一次在价值上和方法上遭到怀疑和挑战。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科学是抱有浓烈的政治目的和文化使命的。虽然，这种政治目的和文化使命在以后的历史演变进程中逐渐被同化到日新月异的革命洪流之中，但它在新的理论框架中对中国政治生活基石的思考和重建，至今还是诸多学者难以破解的问题。科学主义政治哲学面对强固的道德传统，尽管处于明显的弱势，但其价值信条却揭示了政治文明进化过程中具有永恒性和终极性的问题。
　　 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改造人生观的贫弱
　　知识分子号召接受科学的世界观，抛弃传统的生活哲学，是从２０世纪的头２０年开始的。［④］吴稚晖、陈独秀、胡适是科学主义人生观的鼓吹者。其核心基调就是依靠科学的力量塑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青年人接受科学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推动社会的进化，为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体系的形成奠定最稳固的微观基础。科学主义政治哲学赋予了人生以积极的意识和向上的动力。把人生观的变革视为社会改造和政治革命的前奏。在１９２３年科学与玄学之战中，大多数出色的中国科学家都用一种科学的哲学来扞卫自己的地位。尤其是象陈独秀等非科学家的参与，更赋予了科学主义以更充足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当然，信奉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精英大致只是对西方科学探究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方面予以关注，例如陈独秀，他感兴趣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尊崇科学。他的科学概念决超不过对牛顿物理学的模糊理解和对进化论的肤浅研究［⑤］。但是，陈独秀就是凭他对西方科学的有限认识，提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对概念，他认为自然科学解释的是自然问题，社会科学解释的是社会问题。人生是社会问题的重要成份，自然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他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⑥］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相信社会与人生是按照一种固定而永恒的自然法则而运转的。唯有科学才能把这个法则提炼出来，中国人接受科学精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感受到这个自然法则的有效性，以彻底改变对人生的看法。但恰恰是这一点，注定了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迷惘。
　　我们知道，政治哲学的任务是探讨政治社会的本原和本质。西方政治哲学在近代以新的面目出现，虽然是在科学和理性的笼罩之下，但实际上是为新的政治体系提供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并进一步规定了个人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人生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并不是科学发达的必然结果，相反，科学的发达往往会侵蚀人生的原本价值。中国本世纪初科学主义的人生观之所以得到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士的大力倡导，除了是为了追求一种时尚以外，更重要的是服从于他们改造社会的需要。当社会进化的理念已成为主导他们政治思维的中轴时，就必须提出一套新的人生观念体系，以向传统的人生观进行挑战。这是在国家危机深重、社会变动剧烈、维新意识浓厚的时期必然产生的现象。因为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国家建构伦理性的政治体系，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在男女、上下、长幼、贵贱组合而成的伦理体系中寻求到自己恰当的人生定位。所以伦理化的政治哲学关注的是道德生活是否有序，如何使个人认同于既定的政治化的伦理规范：而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则是要求个人的生活观念应遵从科学进化的理念，不断丰盈自己参与社会的能量。也就是说个人凭借科学这一武器，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完全可以创造出不同于他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力是投向道德秩序的塑造以及政治体系对生活方式的伦理化控制；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则把精力投向生活动力的开发和生活方向的主体性把握。
　　事实上，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并没有动摇中国社会的根基，更没有塑造出它所设想的人生。相反，仅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内游荡。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到的最致命的困惑。其次，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对人生和社会的断定，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的假设和美丽的设定。胡适在他提出的新人生观的轮廓中，就倡导根据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可以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生物界生存竞争的浪费和残酷，可以叫人明白“有好生之德”的主宰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这样一种以科学方法解读人生的办法，带有极大的机械论色彩。科学与人生的关联，实为一种精神关联，梁漱溟认为，科学主于有所认识；认识必依从于客观。……资产阶级学者较能摆脱宗教影响矣，故又袭用生物学观念，对于人生道德以功利思想强为生解，非能分析事实，出之以科学精神也。秉持科学精神，一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之事实出发，以论究夫社会理想、人生归趣者，其唯马恩学派乎。马克思、恩格斯资藉于科学论据以阐发其理想主张，不高谈道德而道德自在其中，虽曰“从头到尾没有伦理学味”，要不失为较好的一种伦理学也。［⑦］所以，“以为天下事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⑧］，往往是一种先验的假想，和人生并无合乎逻辑的相互印合。当代政治科学的困顿和软弱，也就是在于个人在逻辑化的科学体系中根本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定位，更无从塑造一种科学化的政治人生。看来，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迷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鼓吹者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切欲望引起的。尤其是在思维和方法上的机械论色彩，显然是为其新人生哲学的树立服务的。因为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崇尚科学主义的激进学者好象还不甚明了如何以科学探讨人生的本原，因为用牛顿的话来说，这种探讨“肯定不是机械的”［⑨］。最后，科学要成为改造人生的力量，必须依赖于制度文明的转嫁和物质文明的推广。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是经过工业革命带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以后，才逐渐成为塑造新的人生哲学的强大力量。１９世纪的生活方式靠的是工业革命。［⑩］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迷惘不在于象丁文江所言的科学方法本身对人生观的益处，而在于缺乏物质文明的更新这一中介系统。
　　虽然在１９２３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科学主义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随着文化革新被救亡运动所取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对人生的关注也就淹没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了。但客观环境的变化并没有否定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某些信条，因为科学会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报有合理的希望，会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要取决于科学应成为我们物质和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科学不仅可以向我们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且还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在社会领域里能够相互理解和协调。［①①］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虽然没有因现代科学主义的冲击而陷于彻底断裂，但也暴露出了它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在应对现代社会的冲击时，要进行政治目的上的修正。社会发展越来越印证了这样一条真谛：真正成熟且能经受现代挑战的人生哲学应当是科学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统一体。
　　 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改造中国社会的迷途与转向
　　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是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风潮紧密相关的。吴稚晖和李石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其第１期就显示了这样的信条：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湃，实１９、２０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可见，中国现代的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是相当深重的。进化论在西方产生以后，也从科学和哲学发展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普遍法则。［①②］严复在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以后，也就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特别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成为中国近现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普遍法则。五四运动初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把达尔文主义的变迁观念视为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定律。这种风糜一时的观念，在《新青年》、《新潮》以及其他一些流行的杂志中特别引人注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几乎每篇文章都毫无例外地要援引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等等当时流行的口号。［①③］对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应作双重理解。首先，信奉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知识分子，轻率地在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和被认为是描述了有秩序的，可分析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natural law）之间化上了等号。［①④］这是针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本身的方法和内容而言的。其次，从纯粹的认识论观点来讲，达尔文主义的变化观点倒可以用作一种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说明由西方入侵带来的屈辱和震惊这一空前的经历。它提供的思想构架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克服因不理解中国危机而产生的极度忧虑。［①⑤］因而，科学精神特别是达尔文主义的精神渗透到革新运动中，实际上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的一大表征。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应以科学和民主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所以要通过吸收科学的世界观进行文化改革，通过实行民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中国必将被淘汰出世界文明体系之外。可见，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一出现，就是以挽救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危机为己任的。
　　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在知识界的流行，开创了继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盛况。许多知识分子一下子感到找到了改造国人政治思维和政治观念的良方。但是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所信奉的科学方法，在分析中国社会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如胡适极力推崇的实用主义，就要求人们养成实验的习惯，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会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①⑥］但是，胡适用一大堆杜威的“科学方法”和“创造智能”的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思维，并没有取得成功。他对中国人的冷漠、衰败和愚昧深感沮丧。所以他也逐渐游离了他所倡导的“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宗旨，暂时摒弃了“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的观念，［①⑦］踏进了现实的政治运作进程中。胡适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行为之间的背离，则证明了纯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无奈。但这并没有注定胡适彻底抛弃科学主义的政治信仰，这可以从他入台后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中得到印证。
　　与胡适的政治活动线路不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信徒，当看到纯粹的科学思想不足以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和思维，更无助于挽救中国的政治危机时，便转向与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唯物论。对唯物论的信奉实际上是科学主义政治哲学革命化的变种。它们都相信存在着支配和推动社会进化的普遍法则，只不过在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看来是自然法则，在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看来是物质的运动和经济的变动。唯物论根据科学的研究，可以证明我们的观念是否合乎真理。从表面上来看，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好象是在塑造一种新型的政治思维，实质上是为中国的革命提供一种论证，一种更贴合中国现实的论证。所以，毛泽东倡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①⑧］至此，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演化成了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唯物主义政治哲学。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迷惘得到了破解，改造中国社会和挽救国家危机的现实依托终于被找到了。
　　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迷惘是因对新型政治体系的构建缺乏一整套的理论指导而产生的，它所信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只是一种悬置在中国社会之上的抽象设定，很难为政治文明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建探寻到坚实的动力，所以它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就显得不是很强大。科学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令人瞩目的政治效应，是因迎合了自近代以来的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倾向，但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力度上却与其效应不相匹配。由此可见，科学主义政治哲学最终融入到现实政治的运作中，无论是从其价值关怀来讲，还是从中国现代的社会变动来看，都是历史的必然。
　　 结语
　　就象火药时代的开始，使西方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的时代陷于终结一样，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宣告了纯粹的科学主义政治哲学陷于破产。但这并没有否定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某些合理性。它留给后人的是这样一个永恒的话题：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科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如何？特别是科学精神与人生观、政治观、宇宙观的关联又是如何？不可否认，科学精神向中国的输入，使中国人发现了依靠道德精神所难以发现的自然世界，随着对科学认知的再深入，中国人又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物质文明世界和政治文明世界。因而对科学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兴趣论到工具论再到价值论的演化。在当今科学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科学的社会意义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①⑨］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越来越超越地缘、血缘和业缘的限制，逐渐成为社会化的、统一的、科学的世界体系。目前科学所孕育的巨大能量，注定社会在将来的变化会远远超出今天的意识之外。“一种新的文明找到了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新途径——它越来越少地凭藉教义和信仰、凭藉传统或地域，而越来越多地凭藉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经验、凭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组织，凭藉人们认识自身的方式”。［②⑩］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道德属性，将随着科学力量的社会化逐渐趋于衰弱，以道德同构人生和国家的传统手法也将丧失原有的魅力，个人安身立命、国家能量的丰足也会从诉诸于伦理手段的模式中走出来，踏上以科学精神和道德关怀开发政治发展动力的轨道，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社会的进步对中国提出的政治要求。如果说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还仅仅是对以科学精神同构政治生活进行的一种初步探索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关注科学如何向新型治国观念和人生哲学的渗透和贯通。因为经济体制的变革和政治体系的统一为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强壮的中介系统和制度保证。“科学必须成为争取社会正义、和平和自由的同盟军。”［②①］“人们必将认识到科学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②②］这是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乐观估价。事实也必将证明，科学主义的政治哲学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是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成熟的政治哲学，脱离了科学精神注定是要衰亡的。
　　注：
　　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页。
　　②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７页。
　　③ ④ ⑤ ①③ ①④［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８、６８、４、１０页。
　　⑥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转引自《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⑦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３０—５３１页。
　　⑧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转引自忻剑飞、方松华编《中国现代哲学原着选》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３页。
　　⑨ ⑩ ①②［英］Ｗ·Ｃ·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年版，第６４３、１６０—１６１、５９１页。
　　①① ①⑨ ②① ②②［英］Ｊ·Ｄ·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４２、５４４、５３９、５５１页。
　　①③ ①⑤ ①⑦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２、９３、１３８页。
　　①⑥忻剑飞、方松华：《中国现代哲学原着选》，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９页。
　　①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１９６４年版。
　　②⑩［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第１页。
　　 作者：２００４３３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责任编辑：刘京希＊
　　
　　
　　
文史哲济南55-59B1哲学原理刘剑君19971997 作者：文史哲济南55-59B1哲学原理刘剑君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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